| 典
故
5划：白水郎（游艇子、白水人、白水仙、白水郎、白水婆、庚定子、卢亭子、泊水、胥民） 五划 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包括泉州，住着一种以船为家的水上居民，古称游艇子、白水人、白水仙、白水郎、白水婆、庚定子、卢亭子、泊水，现称胥民。（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沿革》、《泉州民系》） 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今福建全省包括泉州均属越国地，其土著居民统称百越族。百越族擅长造舟航海，“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去则难从”（《越绝书》），过着渔猎农耕的生活。 秦汉时期，泉州境居住着百越之一的闽越族（无诸国）。闽越族善于驾舟和水上船行，生活居住以船为家。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道·泉州风俗》载：“泉郎（白水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日游艇子……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船式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破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乌船。” 《太平寰宇记·卷98·江南东道·明州·县》云：“东海上有野人，名曰庚定子”；“脂泽悉用鱼膏，衣服兼资绢布，音讹谓之卢亭子。”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28·福州山川》载：“旧记云：闽之先，居于海岛者七种，白水郎其一也。”所谓“闽之先”，即闽越国人之先。 《汉书·严助传》曰：“(闽)越方外之地，断发文身之民也，以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 魏晋时代，福建的水上白水郎，被抓去充当官府的造船工匠并代替军士耕种屯田。没有被抓去服役的，仍旧在海上过着逃亡的生活。晋末孙恩、卢循起义，他们成为起义的主力军。起义失败后，他们留在广东沿海的岛屿上，不向统治阶级屈服、投降。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道·泉州风俗》载：“泉郎（白水郎），即此州之夷户……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 宋·方信孺《南海百咏·卢循河南故城》云：“卢亭夷户，皆卢循之遗种也。” 宋·梁克家《三山志·卷6·地理》载：“白水江，旧记（侯官）县东北百七十里。《寰宇记》：白水郎，夷户也，亦曰游艇子，或曰卢循余种，散居海上。……乾符间，有陈篷者，驾舟从海来，家于后崎，号白水仙。……蔡学士（蔡襄）杂记，福唐水居船，举家仰止于一舟，寒暑食饮疾病婚娅末始去所，谓白水人之徒欤。”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蜒蛮》载：“广州有蜒一种，名曰卢亭，善水战。” 唐初，在福建的白水郎接受招抚，成为福建沿海水居的“夷户”。 宋朝以后，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在福建的白水郎除近海捕鱼外，大多从事海上运输业，也有从事海上贸易成为海商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白水郎以船为家，“往往走异域，称海商。……盖孙恩、卢循之余习然也。” 明清时期，闽南一带将白水郎讹称泊水。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101·漳州府风俗》云：“南北溪有水居之民焉，维舟而岸住，为人通往来，输货物，俗呼之曰泊水。”清·光绪《龙溪县志·卷10·杂俗》载：“南北之溪，有水居之民焉，终岁舟居，俗呼之曰泊水。” 白水郎之妇曰白水婆。 清·道光《厦门志·卷15·俗尚》载：“港之内，或维舟而水处，为人通往来，输货物，浮家泛宅，俗呼曰五帆，五帆之妇，曰白水婆。” 清·施鸿保《闽杂记·卷9·五帆船》云：“兴、泉、漳等处海汊中，有一种船，专运客货与渡人来往者，名五帆船。其中妇人，名曰白水婆。” 据韩振华先生研究，五帆船即魏晋时代温麻五会船，是一种船底合五板而成的大船。闽南语读航如帆，五航船讹为五帆船，叫白水郎为五帆。
据《使星坊南市苏氏族谱》载：南宋·绍兴二十五年，德化苏氏族人迁居台湾。为泉州人迁台的最早记载。 安溪惠民药局与和剂局 安溪惠民药局，又称惠民局，原在安溪县署左旁，宋时为救济贫病者建。 南宋·嘉定三年庚午（1210年），安溪知县陈宓在县署中门之内设和剂局，设医1人负责诊病和制药、吏1人佐出入之籍、工1人供役，本钱500缗，每年取赡安养院之余者入焉。又在县署大门外创惠民局，一吏掌之，月一易，县主簿兼督之。一直到理宗朝（1225—1264年），惠民局与和剂局均作官药局管理。宝祐（1253—1258年）间，安溪知县赵汝改每岁于秋日令两庵道人循行遍施。（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陈宓》） 元·大德（1297—1307年）间，立官保良医主之。 入明，仍设局，设医学训科1员主之；久废。至嘉靖六年（1527年），知县黄怿才在县署东将1所淫祠改为“济生堂”，承接惠民药局和和和剂局的救济功能。（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黄怿》） 明·嘉靖《安溪县志·卷2规制类·公署·铺·惠民药局附》： “宋置药局。元·大德（1297—1307年）间，立官保良医主之。 安溪惠民药局原在县左，宋时建。 嘉定庚午（嘉定三年，1210年），始为‘和剂局’于中门内，招明医一人修制，吏一人佐之，掌出入籍。 宝祐（1253—1258年）间，知县赵汝改每岁于秋日，令两庵道人循行遍施。 国朝设局，立医学训科一员主之。久废。 嘉靖六年（1527年），知县黄怿改淫祠一所，匾曰‘济生堂’，在县治东。” 明·嘉靖《安溪县志·卷7文章类·士翰·记》收录南宋·陈宓《惠民药局记》曰： “安溪视诸邑为最僻，深山穷谷，距县有阅五六日至者。又气候多燠，春夏之交，雨淖则河鱼腹疾，旱则瘴痞作焉。俗信巫尚鬼，市绝无药，有则低价以贸州之滞腐不售者。贫人利其廉，间服不瘳，则淫巫之说益信。于是有病不药，不夭阏幸矣！诗曰：‘蓝水秋来八九月，芒花山瘴一齐发。时人信巫纸多烧，病不求医命自活。’呜呼！兽且有医，而忍吾赤子诞于巫、愚于贾哉！ 嘉定庚午（嘉定三年，1210年）冬，为和剂局于中门之内。招明医一人，躬诊视、修制之事；吏一人佐焉，掌凡出入之籍；工一人，供凡役。创惠民局于大门外，一吏掌之，月一易，所以佚其劳、革其奸也；主簿兼督之，所以重其事也。 夫长民使民有疾无医，有而不备，何以为心乎！后之君子，孰无是心！惟以是为民命所系，敬而无忽，务广本朝仁民之德，而不屑屑于计利，则不独人享其福也。天地鬼神，不可欺也。 本钱五百缗，岁取赡安养院之余者入焉。” 育婴堂 清·雍正二年各地奉旨设置育婴堂 清·雍正二年（1724年），朝廷下旨在各地设置育婴堂以收容弃婴，时如晋江县、德化县、南安县等均奉旨建。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3·公署志仓厫附·养济院育婴堂附·育婴堂》：“育婴堂：在城内溪亭铺。房屋一座，周围八间。雍正二年，知县叶祖烈奉□□文建。” 清·乾隆《德化县志·卷5·建置志·院堂义冢[附]·育婴堂》：“育婴堂：在下市东南水门内，一厅二房。雍正二年奉旨建。” 民国《南安县志·卷4·营建志1·普济堂、婴育堂》：“普济堂、婴育堂，俱在南门外（指古南安县城丰州南门外）鹏溪乡。” 未久，因经费不继，泉州各地官办的育婴堂便陆续停办了。 安海育婴堂 安海育婴堂，清·道光廿四年（1844年）创立，始称“养生堂”，位于晋江市安海镇大埕头；民国卅年（1941年）改名“安海儿童保育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更名“晋江县红婴院”、“晋江县育婴院”，1992年更名“晋江市育婴院” 。2007年依照国家级福利院标准，在安海镇兴安路（成功西路）新建，是“美国爱心无国界基金会‘相信自己 '学校”、晋江市慈善教育基地 ”、“晋江市关工委励志教育基地 ”。 清•道光廿四年倪人俊创办安海育婴堂 安海育婴堂是泉州古代由私人创设的收容弃儿场所，也是闽南最早的侨办慈善机构。 清·道光廿四年（1844年），闽南一带民不聊生，弃婴狼藉，当年仅晋江安海一带的弃婴有据可稽者就达453人；且由于重男轻女，主要是遗弃女婴。 晋江县安海生员倪人俊，字子范，号慎守，嘉庆十九年（1814年）生于殷实之家。时正准备参加科考，目睹野井山沟弃婴狼籍，放弃功名前途，恻然以救难婴为己任，邀集乡贤好友各自先行出资，倡办堂所以收养弃婴。安海众多慈善家踊跃捐款，典当商陈益升当即捐资3.6万文和厝宅1所作为堂址，命名“养生堂”。仅数月，养生堂收养弃婴就达近40名。 是年，由于收养的弃婴日增，经费开支巨大，倪人俊渡洋南下，奔走印尼、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向华侨筹募经费。安海在外侨胞纷纷解囊，倪人俊回国后，用该善款购置街店六七间，收取租金供应“养生堂”日常开支。 “养生堂””初创时，即设立董事会，诸乡贤耆绅推举倪人俊为首届总董，并共议此慈善机构既要收养弃婴，还当兼具培育之责，“养生堂”旋更名“育婴堂”，址设朝真境（今安海大埕头），是当时闽南仅有的拯婴慈善机构。 郡人、御史陈庆镛特为该堂题匾“广厦万间”，并撰联：“小子何辜，忍令呱呱而泣；众人有母，何妨煦煦为仁。”（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陈庆镛》） 晋江知县、广陵人高鸿飞亦为该堂赠联两副：“仁恩被及宛童木，功德普于天女花。”“生女忽悲酸，隘巷寒冰，忍见呱呱遭短折；吾民同胞与，解衣推食，须从呦呦积阴功。” 侨捐为主 “安海育婴堂”创办后，凡晋南一带有抱女婴到堂者，一概收留，聘奶母哺养；如有索讨作女媳养者，不取分文，但须本街店保。 育婴堂收养的孩子日益增多，日常开支加剧，经费短缺，倪人俊只好变卖家产用以维持“育婴堂”的支出。倪夫人十分不舍，但倪人俊却坚持要把育婴堂办下去，只得四出募捐。 道光廿九年（1849年），陈庆镛为作《育婴堂序》和《安海育婴堂募启》。 《育婴堂序》有云：“于民为便，于法为良，是安海之有育婴堂，即泉州之有育婴堂者。”“好施者众，蚊力可以负山。” 《安海育婴堂募启》收录于陈庆镛《籀经堂类藁·卷24》[光绪九年癸末（1883年）木刻本] ，文曰： “安海育婴堂，其创始难于泉，而其善后宜易于泉。泉以五邑通都，人文辐辏，好施者众，蟊力可以负山。安海则地氐一聚，其井灶户板不及泉百之一，纵有大木，难为广厦之支。然地狭则居少，居少则淹溺之风亦少，其经费度支亦不过泉百之一，故曰：‘安海之育婴堂，其创始难于泉，而其善后易于泉也。' 乃泉未建，而安海建之，众志成城，一鼓作气，己为好善倡。而泉越数年始建，计今三载，经费每年得支三之一；安海之建年倍之，计经费每年转不得支十之二。则又似‘安海之育婴堂创始易于泉，而善后较难于泉。'此何故哉？ 泉集缙绅之伦，辘轳稽查，随时筹画，缺者补之，城市通衙，耳易闻，目易见，有呱呱而泣者，未尝不傅之翼之，相与拯救之，所谓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安海去城远，耳不及闻，目不及见，即有大声疾呼，而应之者廖寥。且泉之建日月少，故力犹强；安海之建日月多，故力少顿，是以难易殊欤。 然好德之士，所在皆有。《春秋》传曰：‘人之欲善，谁不如我。'矧安海为泉南一都会也，古号安平！载在《周礼》与《保息》，为一书慈幼之经。又其所夙讲，其中聚族比闾，匪无究心恤政，可以共襄盛举；苟或远方闻知向义，体天地好生之心，当亦勤闵鬻斯其上者，无难解曩以助；即下而儋石之家，需之一丝一粒，亦不为无补。愿力行不倦，斟酌尽善，行之经远，毋于所难者锐而为进、而于所易者小而不为。《书》曰：‘为山九仞，二功亏一箦。'是在有以善其后者。 且安海育婴堂之设，可以分泉之所收，亦可以纾泉之所缺；滨海附近乡村，以及南邑（南安）毗连，皆可赴而投之，以资乳养，于民为便，于法为良。是安海之有育婴堂，即泉之有育婴堂也；安海育婴堂之当善其后，即泉育婴堂之当善其后也。唯留心风化，见善必为，奖之劝之，继之续之，是则余之所厚望也夫，是则泉人之所厚望也夫！ 道光二十有九年六月初吉，郡人陈庆镛篡于玉屏书院。” 虽然安海育婴堂一直得到安海当地慈善人士的支持，但毕竟其所需经费仍以晋江籍旅外侨胞资助为主，因此倪人俊曾数度远涉重洋往南洋各国筹募经费，期间饱受海盗和狂风巨浪的艰险。 在掌管17年的育婴堂后，倪人俊积劳成疾，咸丰十一年（1861年）卒，享年四十八岁。临终，对两个儿子遗言：“济世利人，办好育婴堂。” 延续 倪人俊卒后，岁月流转，他的后代子孙恪守家训，先后又有3人继任育婴堂总董，较著者如其子倪孙廉、孙倪一农。 倪孙廉继承父志，光绪十七年（1891年）接任第三届董事长，深得侨界信任。 抗日战争期间侨汇中断，加上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办堂经费十分缺乏，育婴堂大有停业之虞，幸得旅菲、旅港乡亲及时募集巨款，于民国卅七年（1948年）6月由倪一农（倪孙廉之侄）回乡主持扩建堂址、革新堂务、改组董事会等事宜，才得以扭转困难局面。 民国卅年（1941年），“安海育婴堂”改名“安海儿童保育所”，但一般仍习惯以前者称之。 据该堂统计，从1844年创办至1949年的105年间，该堂共收养女婴21504人，平均每年204人。 影响 安海“育婴堂”举民间和旅外华侨之力收养救助弃婴之举，影响涉及周边地区，相继效仿。 首先是寺庙。位于晋江市龙湖镇南庄村的天竺庵开始收养弃婴。 其次是乡村。南安县内厝、岭兜和晋江县东石、陈埭等乡都建立了“育婴堂”，主要是救助女婴，一定程度上也分担了安海育婴堂的压力。但到清末民初，因各种原因，各乡的“育婴堂”先后停办。 再次城区。 清和民国时代，晋江县治处泉州城内。咸丰（1851—1861年）间，御史陈庆镛已告老返乡，亦在泉州倡办“育婴堂”。 1925年，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圆瑛法师、开元寺转道、转物法师以及叶青眼等人，在泉州开元寺创办晋江县“开元慈儿院”，叶青眼还向“虎”标万金油的创办者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募资，在开元寺西塔边建成“虎豹楼”。 解放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安海育婴堂”归属晋江县民政科管辖，先后更名“晋江县红婴院”、“晋江县育婴院”，用以收养孤儿和残障儿童。人民政府全力支持该院经费，并派员加强领导。 1957年，“晋江县育婴院”由政府接管。 1963年，随着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思想认识提高，弃婴锐减，收容日稀，“晋江县育婴院”只得改变功能，改为养老院，兼收孤儿残童。孤儿残童长大后，由政府安排到民政部门的福利厂工作。 1992年，随晋江县改制为晋江市（县级市），更名“晋江市育婴院”。 1996年，在原育婴堂旧址重建900平方米的5层大楼，可收养弃婴残童100多人，配备有专职的医护人员，设施齐全，管理有序。 2007年12月，晋江市投资800万元，加上民间和华侨的捐款，总计1000多万元，在安海镇兴安路（成功西路）依照国家级福利院标准新建“晋江市育婴院”，占地面积15亩，建筑面积6930平方米，3座城堡式的建筑自西向东分布，形成温馨、阳光的庭院空间序列。有育婴院大楼，可同时容纳300名弃婴、孤儿，院内设有育婴室、幼儿室、少年宿舍、教学课堂、康复室、娱乐室、医务室、露天娱乐场、洗衣房等；育婴院史馆，面积100平方米，分3个展区，主要介绍育婴院的创始、承继、发展以及当代建设的主要情况，并展出了100多件与育婴院相关的珍贵实物史料。 从清·道光廿四年（1844年）的“养生堂”、“育婴堂”至今“晋江市育婴院”，该院共收养弃婴、残童23230多名。 金门育婴堂 金门育婴堂，位于金门后浦，创办于清·道光廿八年（1821年）。今存。 清·道光林焜熿纂辑，林豪续修《金门志·卷4·规制志·育婴堂》有记。 清·道光廿八年金门县丞李湘洲、金门镇右营游击钟宝三等倡建 金门育婴堂，清·道光廿八年（1821年）由金门县丞李湘洲、金门镇右营游击钟宝三与乡绅倡建，同治元年（1862年）落成。 清·道光林焜熿纂辑，林豪续修《金门志·卷4·规制志·育婴堂》： “金门育婴堂，在后浦县丞署西 道光二十八年八月，金门县丞李湘洲、金门镇右营游击钟宝三与绅士林焜熿、蔡师弼、蔡涟清等倡建；至同治元年落成。 前后两进，堂中祀子孙娘娘（附祀李公禄位）。 所有章程，皆效泉州规条而损益之。 官绅各捐项置业，以充经费。后以婴多费少，几乎不继；幸有布政衔叶文澜肩其事，筹项接济。又将女婴陆续拨入厦门育婴堂乳养以分其力，皆绅士薛师弼经办。” 规条 清·道光林焜熿纂辑，林豪续修《金门志·卷4·规制志·育婴堂·附录·规条》： “兹将堂中规条、经费，开列于左： 金门育婴堂规条 一、凡抱来婴女，须报姓氏里居，登簿存查。如不欲著名置婴路旁者，当书明姓氏、八字系于婴侧，俾路人并字抬交。其旁人救来送局，在十里内者赏钱六十文、二十里外赏钱一百文，本街抱来者赏钱二十文。本生父母抱来，自无受钱之理；冒领者，查出究惩。 一、女婴寄养乳妇之家，不雇入堂内，以杜弊端而省费。 一、乳妇工资另给钱一千文，分作初一、十五二期按号发给；不得借支。领钱时，将婴抱验。如不用心乳哺致面黄肌瘦者，罚扣工资百文；下月如能复原，赏还。 一、堂右有转斗一个，若奸生子女畏人知者，由此抱送。 一、婴孩有疾，乳妇家当速报明局中，请医调治。不幸殀亡，亦即到局报知，以便董事亲验收埋扣账。如有违延不报而擅收埋、冒领月资者，禀官拘夫男究惩。 一、远近居家，愿领为义女、苗媳者，准具领字，托端正有家身之人及殷实店铺取保，亲到育婴堂报明里居姓氏。若欲为媳，声名配合伊男其名、年几岁，登账存查；堂中给公照付执，以当婚帖。不取身价，并给随身衣裙。领去后，如有转卖及作婢者，查出禀究。 一、领去女婴养为苗媳者，配合诸事有本堂分照为凭；本生父母不得干预争执，以杜串诈诸弊。惟婴女长成，本生母子要相认者，许其到局查明姓氏里居。 一、生女之家，苟不能割爱仍愿领回自养者，听之。若已被人领作义女、童媳，不允给还。 一、媒婆人等能将局养女孩说合与人领作女、媳者，每一口赏钱一百文。 一、乳妇一人准育一婴，不得兼收并育，以致抚养不周。 一、婴孩初收时，给予布帽一顶、布衫二件、布裙二件，寒天加棉袄一件；四个月后加裤二条，周岁后加鞋、袜各一双。由堂制买发给，不准乳母领买。 一、婴女如有未经领去者，限至八岁，即为央媒择配。 一、仿‘泉州育婴堂’募捐之法，分作总捐、日积、抽厘各款。 如有力之家，可以成数交明，则用总捐之法。 其大小铺户，本街计有二百余间。其中亦有殷实，听其量力总捐外，每间生理各给竹筒一个，权作按日施舍，或定每日积贮一二文、三五文不等。每至月底，由堂中发单该堂工人持单走取：此用日积之法也。 其典商，除总捐外，每月仍如各铺户先题定月捐若干，亦于每月底提单走取。 又厦门、同安二处渡船，亦先题定月捐若干，亦由堂工于月底持单走取：此用月捐之法也。 其客商行郊，就货出入酌抽丝毫，应由该行郊劝收，交局中董事随时给予收单，发账拨用。 又南门出入口岸挂验商、渔船只，于铺保持牌挂验时，南北船只每只劝捐钱二百文，台、澎船只每只捐钱三百文，由铺保随牌缴局，给予收单：则用抽厘之法也。 一、文武衙门，除各总捐外，各于本署立案，每月月捐钱若干，预于捐簿题定数目；每月底，由董事送单请发。 一、总捐如有存贮，应将银行利一分寄典商生息，立借字手摺，逐月董事賫摺收利；或置买店屋园地收租。 一、堂中银钱，除成数另行生息置产外，其月收、日支现存银钱，应做木柜一个存贮封锁，寄放当店，以便随时开发取用。每月底，由董事交接时核账盘查。 一、捐助不拘何人何物，不论银钱些少，听其到局投柜。或一布一棉、故衣旧被、五谷药材，有可为婴儿之用，均可施济；以及妇人发心乳哺、医生疗病、裁缝成衣不受工资，均系阴德，听从其便。 一、局中账目，月终用原、收、出、存，日查月结，由董事核对明白，即责成专管账目之人，照造匹柱清摺，呈送分县衙门通报上宪察核；房书不准花用笔费。 一、堂中事务，由董事公请老成、明白、字算清楚之人，日夜在局中专管诸事并书笔墨登记账目，月结工食二千二百文、纸札八百文。 又雇诚实可靠佣工一人，日夜在局专司看堂洒扫、神前香烛、差取捐资及一切杂差，月给工钱二千四百文。 又雇诚实老妇一人，司验乳汁、抱婴付养、领婴付人，月给工食一千文。 又神前油烛香火，董事到局稽核账目；又茶水柴炭，准管账人开销钱一百文。 以上各人，务必常川在堂；尚有疏懒作弊，查出公辞另请，以专责成。 一、公选医生一人，专医女婴。每年三节送礼，共银三圆。 一、嗣后若生女故意扼溺，定按‘故杀子孙律’，查出闻官究办。如系初生自死者，应投局报明，免地保诈索。 一、应救女婴，以初生为准；如生养多日始抱者，不受。 一、尼姑、娼优一切杂流，不许混冒领养。其生疏难凭者，须有引进中引。倘数年后鬻入娼者，查出送官究治。 一、如有人求名、求寿、求嗣，发愿买救命若干，听其到神前贴白愿救几命，将所费陆续交缴；愿满之日，将白勾完存局，榜示闻众。可两人共行、可一人独举，可量力而止、可计时而为；较之刻文印送，其行事尤为着实，获福更靡涯矣。 一、查‘福州育婴堂’废疾拨入‘普济堂’，给与孤贫日粮。现金门并无此堂，俟临时由董事酌议，不得令其失所。 一、每月朔、望两日，董事赴堂核查，分任其事；俱系自己发心行善，不取堂中分毫之利，以杜旁挠谤毁之端。倘有应议事务，须会同斟酌，不得专擅。 一、在堂家司什物，充置后登明底册；日久损坏，注销另备。不得任意作践，私自借用。倘有遗失，管堂者赔偿。” 林焜熿《劝建金门育婴堂疏》 清·道光林焜熿纂辑，林豪续修《金门志·卷4·规制志·育婴堂·附录》收录林焜熿《劝建金门育婴堂疏》曰： “昔子舆夫子有云：‘禹思天下有溺者，中己溺之也。’又曰：‘天下溺，援之以道。’盖值战国时，人心陷溺，故为危言悚论以拯救之；而岂料后世竟实有是境耶？又以呱呱者而遭是境，挤之者即在所生之人耶！噫！世风不可问矣！而闽以南为尤炽。 迩来列宪劝捐育婴之费、募建育婴之堂，各处乡先生以及富而好礼、勇于为义者，莫不实心实事以共成兹善举。自省城至泉、漳诸府，下及厦门、安海等处皆有之，而金门独缺如实绅士家之羞，抑亦官斯土者之责也！夫金俗昔称醇朴，家诵户弦；近虽渐习刁悍，而一经官绅化导，莫不烝烝然革薄从忠。独溺女之风犹存而救婴之事未举，窃心焉戚之！适二尹李公与右佐戎钟公皆仁心为质者，以此事商焜熿，随集诸绅耆廪生许朝英、许瑞瑛、生员许春奎、许察、吴漪澜、黄道衡、许国华、职员蔡镇邦、林韶华、薛师弼议劝捐募建事。 初，或疑其费浩大、其地褊小，恐难以告成；既而思之，不然也。夫地既不广，则婴必不多；既不多，则费亦有限。但令以实心行善事，或总捐、或岁捐、或日积月捐、或抽厘之捐、或许愿之捐，能得数百金以盖造房屋，能每日得一千制钱出息以佣乳妇、以给稳婆、以赏媒人、以酬管局之劳及局中应用之费，依上年‘泉郡育婴堂’规条斟酌而损益之，便可不日成而久远行焉。其条规附填于左，俾捐题者览之，知善心易遂、善事易举而无难以喜舍乐施。 且夫施舍者，大抵出其余赀，向冥冥中买些福泽而已；如令相率捐题以襄兹盛举，其视畀丐乞、给优伶所买福泽何如也？其视塑神像、修庙宇所买福泽又何如也？所望随分而施、勉力而舍，勿错过此善缘，以自丧其福泽。至于埋溺之可怜、遗弃之可悯，士君子目击其状，未有不心知其惨；而若报应之速，载在往籍，可无烦以言赘也。 是为之《序》。 （林焜熿《劝建金门育婴堂疏》）。” 金门县丞李湘洲、绅董林焜熿“育婴堂碑记” 清·道光林焜熿纂辑，林豪续修《金门志·卷4·规制志·育婴堂·附录》收录金门县丞李湘洲、绅董林焜熿共勒“育婴堂碑记”，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机盎满磅礡，不可以有窒也。溺女，盖窒之甚！闽南风气，生女溺者多；金门尤伙。余下车，心恻焉！思有以拯之。 会游戎新迁参戎监堂钟公得《泉州育婴堂条规》，持谓曰：‘君得毋意乎？’阅之，法良善，喜剧；亟捐廉，议建置。白镇帅施公，亦捐廉倡。牒大府，集绅士，择署西隙地，规刱基址，召匠选材。经始于道光二十九年春，中间以赀费不继，旋辍。迄咸丰纪元春日落成。中辟厅事，上下房四，东西夹室二；中为露庭，入外门一小厅。东偏耳房之外，有窄壤可作爨所。厅之后，旷地宽广，仍可架室，力未暇也。糜金钱若干贯，首尾三年始成，可不谓难哉！ 虽然堂成矣，经费告绌将奈何？余又捐制钱百二十贯，贡生蔡涟精、监生林可远、周茂川亦各捐百贯，诸生又散捐若干，市山园、购瓦屋、配生息，月收税供用；仿泉州规条少变通之，自文武官暨商家、船户，月捐有差。以四月二十一日迓神入祀，雇乳母，始收婴，诸供役人及一切器皿俱备。向使畏难中止，谁相诘责，顾心不自安。屈指三年中，韶光荏苒，余之苦心区处者，盖梦寐以之矣。暇时尝谓诸生曰：‘使堂未克成，余或有迁调，亦必驻蒇事然后行；乃幸以同志诸生力，相与有成。’成不数日，适大府奏迁知同安县事。或虑其竟去，余又语之曰：‘老夫宦迹苟不离闽疆，即远亦得顾及，况同、金隔衣带水，朝发夕至，忍令功败垂成哉？’此又余眷注诚心，庶几共相监谅耳。夫知为之难，则所以力保而善其后者，宜何如其衿重垦至。余不敏，其必有什倍余者拓而充焉、经而久焉。 继继绳绳，生生不已。无窒天地生机，是在董其事之善为经理，而又深致望于后之君子云。爰记其颠末如此。捐题姓名，别刊诸石。 （李湘洲任金门县丞时与绅董林焜熿共勒“育婴堂碑记”） 九划 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随杨载入朝贡方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泉州自洪武初设置市舶司至成化八年（1472年）司迁福州的100来年间，作为琉球朝贡的正道，在中琉交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琉球国航海造船业落后，明初时还只能“缚竹为筏，不驾舟楫”。为确保朝贡贸易的顺利进行，明朝政府赐海船给琉球，到永乐时已赐给琉球国“海船三十多艘”。其中有崇武所经百户所掌勇字五十九号，四百料官船一只。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赐给琉球国“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三十六姓均为福建沿海人，“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宁有桐山……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 闽人三十六姓来到琉球后，国王“即令三十六姓择土以居之，号其地曰唐营（俗称久米村），亦称营中”。其“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以为贡谢之司；习海者授通事、总管，为指南之备”。 闽人三十六姓多有“老而返国，或留而无嗣”，有的在航海中罹难而亡，所以明朝政府又多次再赐一些闽人以补充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 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带去先进的中华文化，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对琉球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何乔远说：琉球“大夫官、长史官、通事官、司贡者也，文臣也，以通中国书及闽三十六姓之后人为之”，有的还担任长史、国相等高级官职，在治理国家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随着闽人移居琉球，中国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优秀的科学、文学、音乐、医学、宗教、建筑等传入琉球，使原来比较落后的琉球变成“风俗淳美”、“易而为衣冠礼仪之乡”。 元代，泉州港四海商贾云集，泉州商人也因地制宜迁徙各地。 浙江海盐人陈思恭来泉州经商，娶庄氏为妻。生子陈宝生刚满四个月，陈思恭便往海外经商，一去5年。有人诈称思恭已死，引诱庄氏改嫁。庄氏不从。后思恭回乡，“悲喜交集，久之竟入海死”。庄氏含辛茹苦抚育陈宝生长大成人，继承父业。人称庄氏为“陈节妇”，《泉州府志》有传。 陈宝生后来建“春草堂”奉养庄氏，名士宋濂、高启均为之作《春草堂记》 清·钱熙彦《元诗选补遗》中，收录元代诗人阮孝思《陈节妇行》，对了解庄氏的生平及元代泉州海商的活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诗为： “忆妾年始笄，妆成羞出帷。嬉游憎女伴，那解弄花枝。 陈宝生，字彦谦，与泉州孙天富结为异姓兄弟，共同合资从事海外贸易。他们以孝友、信义为重，轮流出洋，远至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地。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互相信任，不存私欲，被海外商贾称为“泉州两义士”。晚年，两人移居江苏太仓，“以周穷援难为务”，《太仓周志》有传。 清·钱熙彦《元诗选补遗》中，还收录王彝撰《泉州两义士行》： “温陵向南通海舶，贩宝诸番共为客。 阮孝思，字维则，自号东海生，元代平江嘉定州人。工古诗文，至正末（1341－1368年）与王彝、金文徽、张翰宸等人齐名，“俱擅时誉”。王彝曾为孙天富、陈宝生撰《泉州两义士传》，因阮孝思与王彝有酬唱之好，故作有《泉南义士行》、《陈节妇行》以记其事。虽是诗歌作品，却可补史阙。 十划 桐荫诗社，又称“桐荫吟社”。 清·同治初成立 清 ·同治初， 约在 同治 元年至二年（ 1862 — 1863年 ），陈棨仁、龚显曾、黄梧阳、许祖淓等与一些泉州兴趣诗歌的同仁，在泉州城西组织“桐荫诗社”，并先后刊印 《桐荫吟社》甲编、乙编两本诗集。（参见泉州历史网 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陈棨仁、龚显曾、黄梧阳、许祖淓》） 同治三年甲子 (18 6 4年)花朝 ，龚显曾为《桐荫吟社·甲编》作序云： “已未（咸丰九年，1859年）秋杪，诸同志约为联吟元会。花初月半，折纸相招，燃香催诗，共成绝句。一会或得三四题，一题或得十许首。尔汝推敲，互相甲乙，脱栗一计，哄然归去，枕边犹作苦吟声也。间或作辍相仍，聚散不一。迄今虽久，所存无多，相与略加删校，用畀乎民。 我泉自‘温陵五子’、‘泉山’、‘云洲’诸社以后，坛坫久寂，其风流遗书蔑如。是编之刻，非敢追踪古作者流，亦聊以志一时翰墨因缘云尔。” 同治十年辛未 (1871年) 苏东坡生日，龚显曾为《桐荫吟社·乙编》作序云： “《桐荫吟社·乙编》，同人所为，亟谋续椠也。 今岁秋杪，荫廷、戟门（陈棨仁）诸同志怂恿成稔，招邀后，胜事重举。诗俦愈多，既扬笠屐之风，无假韦弦之贽，虽未必阳春白雪，唱曲弥高，亦足见斗角钩心。命意尚巧，齐云亦笑著此几个闲人来日无难，勉成万首绝句，游戏三昧，◇悦千秋。谁谓兰亭之踪，不闻其继轨？松陵之集，仅传于当年耶？ 特此鄙言，以质吾友。” 据何世铭、迟衡编《温陵近代诗钞》载，“桐荫吟社” 社员计41名。据1本《桐荫吟社诗集》翻印本，可以查到当时参加桐荫吟社的除陈棨仁、龚显曾、黄梧阳、许祖淓外，还有陈世清、黄谋熙、陈棨仪、陈棨伦、王玉书、庄为瑶、蒋观海、蔡大成、许钟燕、李孝然、吴鸿祥、王昀、吕焕英等泉州清末诗坛名流。 咏题内容 根据该社咏题，内容大约如下： ①敬仰缅怀先贤：如宋·苏东坡生日，社中绘象，诗以寿之；不二祠谒欧阳行周（欧阳詹）先生象，读杨椒山先生集，题王遵岩(王慎中)集，题蔡君谟（蔡襄）茶录、蒙引楼、小山丛竹等。（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欧阳詹、王慎中、蔡襄》） ②年节世事杂咏：如刺桐城新年词、鲤城竹枝词、春联、冬至搓丸、上元灯。（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岁时记》） ③田家即事：如观刈稻、插秧词、渔父词、田园杂兴。 ④游乐感怀：登清源山望海、笋江泛月、赐恩岩、城北看梅、踏青词、镇雅宫观铜鼓、万安桥碑。（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山川·清源山、赐恩岩》、《泉州水利·笋江》、《泉州寺庙·镇雅宫》、《泉州桥梁·万安桥》） ⑤怀古即事：汉高祖还乡、明妃出猎、韩潮州驱鳄、虬髯客观奕、易水吟、圆圆曲、曼倩偷桃、二乔观兵书。 ⑥咏物：腊梅、新笋、古剑、爆竹、驿柳、水仙花、金鱼、春草、浮石、虞美人花。 ⑦咏景：春雨、蕉雨、夕阳、雨雪，还有一些出外旅游观感等。 养济院 养济院，或称居养院、安济坊、安乐舍、存恤院、安养院等，是官府设置的收留老弱病残及贫孤无依之人的社会福利场所。 到明·洪武（1368—1398年）初，成为制度。民国《南安县志·卷4·营建志1·养济院》：“明·洪武初，令下置养济院以处孤贫、残疾无告者。” 泉州府与晋江县养济院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3·公署志仓厫附·养济院育婴堂附·养济院》： “养济院： 宋有居养院，在府城左北厢。（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年），守真德秀建。 安济坊，在临漳门外，石笋桥（即浮桥）南，（南宋）庆元二年 (1196年），守邓驿建。嘉定十一年（1218年），守真德秀修。 安乐舍，在府城南左厢。绍定二年（1229年），守真德秀建（？真德秀再任泉州知州的时间，是在绍定五年[1232年]八月，故“安乐舍”不可能建于绍定二年）。后圮，移右北厢西濠之旁。 明·洪武七年（1374年），知县张灏建养济院于郡治西北隅，后改为存恤院，以居癞疾者。而徙养济院于县后，后没官屋。今县后院废。 国朝（清）仍移建养济院于城北隅盛贤铺内，共房屋一百二十间，收养孤贫，岁给银布。乾隆三年（1738年）加增口粮，五年（1740年）收养额外孤贫。” 南安县养济院 民国《南安县志·卷4·营建志1·养济院》： “养济院，在城东（按：古南安县城在丰州）三都鹏溪乡山川坛侧。 清·康熙（1662—1722年）间，知县成永健建。旧有东、西院二座，皆坐北向南。东院共六间，外墙垣一围，石坊一座。西院共十间，系承买张姓地连盖。配米一升五合，年应完三都另甲养济院粮银二分七厘。与东院毗连，又圹地一所，水井一口。二院皆久圮。 清·光绪（1875—1908年）初，邑人傅奇楠、叶乃皓倡捐重建一座。 又麻疯院六间，在二十一都月娘埔，坐西向东。久坏。 按：养济院额设贫独、麻疯、双瞽（“瞽”：盲人。）、残疾等孤贫八十九名，每名日给口粮银一分。乾隆十七年（1752年），奉文酌设额外一十一名，共一百名。十九年（1754年），奉文就额内八十九名，每名给衣布银五钱四分五厘六毫。” 后来南安养济院废，额养孤贫90名即寄晋江养济院，每年支付额银。民国《南安县志·卷4·营建志1·养济院》：“按……南安则额养孤贫九十名，即寄晋江养济院，岁行支付而已。” 安溪县养济院 南宋·嘉定陈宓建居养院 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安溪知县陈宓在县治凤池桥西南建房屋14间为“居养院”，亦称“安养院”，收养往来山谷间贫病无依的穷人。（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陈宓》） 明·嘉靖《安溪县志·卷2规制类·公署·铺·养济院附》： “古为‘居养院’。” “旧在凤池桥西南，立屋十四房，择县之谨厚者二人掌之。每岁取废寺粟若干石以养之。病给之药，死惠之棺。” 清·康熙《安溪县志·卷2·山川形势2·奠方·养济院》：“养济院，旧在凤池桥西南……宋时则为安养院，令陈宓为记。” 清·康熙《安溪县志·卷6·风俗人物之三·叙官·宋·知县·陈宓》：“作安养院，以待僦力执事往来山谷间病而无所栖止者，取废寺粟岁若干粥之。”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29·龙图陈复斋先生宓》：“立安养院以处穷民，取废寺粟若干粥之，病则医药之，死则棺葬之。” 明·嘉靖《安溪县志·卷7文章类·士翰·记》、清·康熙《安溪县志·卷10·风俗人物之7·征文·记》均收录有陈宓《安养院记》，曰： “古者鳏寡、孤独、疲癃、残疾，皆上所养也。明诏州、县立安济坊、居养院，实三代遗意，州、县奉承，职所当举。 安溪距城百里，计绝一隅，地无重货，商旅不至，惟贫困无聊之民，亻就力执事，往来山谷间。地势幽阻，秋冬之交，病作相望，伥伥无所栖。其或得托庐以息，而居人恐其或死累己，驱去之唯恐不速。以故羸困颠顿，往往不免，官无由知。 宓来兹一年，日所伤恻，乃相地于近县西南，立屋十四间，庖氵畐粗备，名曰安养院以待之；择忠厚者二人谨视之；取废寺之粟，岁若干石以粥之；为惠民局于邑东以药之；病愈则裹粮以送之；不幸有故，则棺殓以葬之。尽心所及，尽力所为，庶无负圣天子仁民之意。 呜呼！民，吾同胞；令，又其司命者也。使至于此，罪将安归！宓始不足为，其罪固已多，第勉勉以补过于后；后之君子，至于广其所不及，岂若宓之不勇以致悔哉！ 改名养济院 元代改名“孤老院”，明·洪武二年（1369年）始改名“养济院”。 明·嘉靖《安溪县志·卷2规制类·公署·铺·养济院附》：“元为‘孤老院’，洪武二年始改今名。” 明·嘉靖黄怿重建 后“养济院”废。明·嘉靖六年（1527年），安溪知县黄怿易址永安里重建。 明·嘉靖《安溪县志·卷2规制类·公署·铺·养济院附》：“院废。嘉靖六年，知县黄怿建在永安里。” 清·康熙《安溪县志·卷2·山川形势2·奠方·养济院》：“明·嘉靖中，令黄怿建于永安里。”
德化县养济院 沿革 清·乾隆《德化县志·卷5·建置志·院堂义冢[附]·养济院》： “养济院，在西关市头。 明·洪武（1368—1398年）初，知县王贞创于龙浔山麓。久废。 嘉靖九年（1530年），知县许仁斥县东真君淫祠改建。仁和刑部员外郎邵经邦记…… 四十年（1561年），寇燬，移建今所，大小八间。 国初毁。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知县傅以履仍旧址始建三间，后屡增建。今一连八间，小厅一间，外有门墙。” 明·嘉靖九年邵经邦《记》 明·嘉靖九年（1530年），德化知县许仁斥县东真君祠改建为养济院，“仁和刑部员外郎邵经邦《记》”，清·乾隆《德化县志·卷5·建置志·院堂义冢[附]·养济院》收录《记》文曰： “惠政确成者，竹厓 许公令德化，而民书之也。 见任则不书，此何以书？以见济院则书也。 济院者何？存恤孤老，国之宪纲，公之有事也。 夫存恤孤老，著于令甲，月饩岁稽，寒有帛，燠有絺，此常格也。常何以书？他邑其常也，德化其创始也。 邑处邃谷间，制属裁减，前令以其减也，而行之太简，微公百年亦旷典耳。乌得而无书！ 且夫减者，限银谷，省力役，寡里甲，薄征艺，如何其能改作也？ 当县郭门之东，故属龙浔山趾，曰‘慈济庙’，非祀典也，公得而正之。所谓仍旧贯也，而又何改作焉？ 然则公之作者亦多矣。里之塾，射之圃，肄武之场，浐溪之开，与夫乡贤名宦之祠，百度殆皆兴也。他则何不书? 闻诸唐、虞为政，史臣赞之曰：‘困穷无告不废’。文王治岐，孟子称之曰：‘鳏、寡、孤、独必先。’则小民之情犹然也。于是以其言告于庠，陈子名伯容、周子名瑚，因学博黄君名舆以告于仁和邵子。 邵子曰：‘夫仁者，其存之，靡其底也；其施之，靡其迤也。由博施济众以至匹夫匹妇之所不能尽，而必视如已者，岂有他哉!天之化物也，本以并育并行，而蠕走蠢动，一或息焉，天无极功矣。地之变形也，本以生长收藏，而摧残夭折，芥或遗焉，地非究德矣。司牧者，亦犹是也。既已求牧与刍而得之，而必视其疥癣，察其肥瘠，俾痒疴疾痛，切于吾身，然后政事有成，而正祥可致，诸福可臻，丰年可介，庶育可敏，教化可成。登人材，厚风俗，明礼义，行王政，以上企唐、虞，有周，如斯而已矣。若是，乃吾儒分内事，而公何取，必于书之哉！’ 公名仁，字元夫。故同里闬，且联姻娅，其闻道视余为先。兹任也，细而穷闾，大而通显，明而台察，亲而僚属，合声同词，可无嫌也。乃若学博而行正，守绳而执义，生平无负颜之心，而通贯有契道之旨，则乡评右之，所在归之，而兹邑之名宦，当不可缺，吾胡可逊也? 遂为记。” 十一划 深沪湾自1986年发现我国惟一、世界少有的浅海域大面积海底古森林遗迹，及未次盛冰期大片古牡蛎礁石后，中科院地质及地球物理专家及学者多次对深沪湾进行频密的考察。2002年5月、8月、12月，中科院专家小组续在深沪湾发现古人类加工的石制品。在北京的专家评审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晋江深沪不仅是远古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而且极有可能是东南沿海旧石器的遗址。它的发现，将我国沿海人类活动的历史至少提前了50万年。” 深沪湾方圆几十里，近海沿岸的村庄及乡镇聚居着诸多姓氏族群。这些姓氏族群大都保留着他们各自的谱牒，但这些谱牒大多只能追溯到宋元之后。而且这些谱牒同闽省其他地区的姓氏谱牒一样，把他们的祖先冠于来自中原某地，或河南光州固始县，而他们的祖先都是来闽做官的权贵，这些都是值得榷商的。当然权贵有他们的后裔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同一时期，跟权贵或在权贵周围的诸多同姓氏者也有他们的传代的子孙，他们的谱牒资料呢？他们的子孙大都攀附挂靠了权贵。谱牒源自中国古代氏族社会，凿木刻石、结绳记事以及甲骨文戳记等，这都是社会低层庶民创造的谱牒资料，与权贵的谱牒不一样。 深沪湾历史悠久，史前就有人类结庐聚居，繁衍生息，蕴含着丰富宝贵的氏族文化资料。深沪湾的土著族群及原住民的历史资料，正如海底古森林及旧石器一样，需要发掘、探讨及研究。 深沪湾古为闽越、蛋家族人的农牧鱼耕、狩猎之地。中原族群入晋之前，为七闽地，春秋战国时为越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注：“闽是东南越，蛇种。”也就是说闽是蛇图腾的氏族社会。《邝露赤雅》云：“蛋人神宫，画蛇以祭，白云龙种，浮家泛宅，或住水浒，或住水澜，捕鱼为食，不与土人通婚。”《路史》谓：“闽乃蛇种，黄、林是其土著。”《选堂集林·史林》说：“蛋多以雷、苏、陈、吴为姓。” 中原土民徙居泉州深沪湾一带时，在各个朝代的争斗更迭中，移徙来的姓氏族人早与土著杂处错居，甚而重新整合，成为泉州深沪湾的土著。宋·《太平寰宇记·泉州风俗》云：“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未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随徙，不常厥所。船式头尾尖高当中平宽，冲破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鸟船。”清·赫玉麟编修的《福建通志》中有元·贡师泰的闽《海歌》诗云：“黑面小郎棹三舨，看取官人来大船。日正中时先转舵，一时举手拜神天。碇手在船功最多，一人唱声百人和。何事浅深偏得记，惯曾海上看风波。”清·詹肯构的《深沪即事五言排》就有：“蛋户锹蛰蛤，村童拾草芜”之句。 从种种历史资料略举几例便可说明深沪湾一带土著族群活动的基本概况。 虽然深沪湾诸多姓氏族群对于本族族源的攀附，原有的土著族群对中原移民的认同与相互融合，给谱牒的真实性研究带来迷雾，但是深沪湾的各姓氏族群在各种民俗礼仪、风土文化、村庄名称、性格语言中仍保留着大量的土著习俗。《黑子·节葬下》就有“楚之南，有啖人国者，其亲戚死，圬其骨而弃之，然后埋其骨”的记载。楚之南古时称诸越，二次葬，也称迁葬，洗骨葬，这是古越族特有的葬俗。这种棺葬后又拾墓洗骨再葬的风俗，一直保留到现在。还有正月的掷土团、船头褒歌、清明走山、梭丸英沙、补网溜窗梆、拖大网抛手网等，这些原住民的习俗也一直保留到近代。 深沪湾有村庄九十九寮，如土地寮、海尾寮、鸡阉寮、龙寮、下寮等，传说是清·施琅将军的牧马场，士兵放牧用草木搭建，后来逐渐成为村庄，因而这些村庄现在大都是施姓族群聚居。按照深沪的历史，唐宋之前深湾一带已有多个村庄开埠，名诗人罗隐已游埠而来。明朝前叶深沪为“风土鱼虾薮，邱园粟麦乡”，十分繁盛。历代朝迁官吏住深沪视事，或鱼商贩运，除了有舟楫之便外，“潮落即成途”。深沪湾沿岸沙滩就是主要的通途，古赤渡头就在深沪湾畔。这些村庄的存在应该追溯到更远的历史朝代，而不可能全是施将军的士兵所开拓，而且施琅的士兵姓氏繁多，也不是单一姓施。 传说中土地寮是因为前人建有土地公宫在此因而得名，并有顶土地寮及下土地寮村庄之分，这种传说并没有真正的历史记载。大家不难发现“土著”与“土地”闽南语是同音的，“土地寮”也可叫为“土著寮”吧。明·中叶林大春在《潮阳志》上说蛋民“近或苦于诛求，逼于盗贼，辄稍稍散去，或有弃舟楫入民间为拥护者矣”。汕头大学黄赞发教授对此说：“可证蛋民所事，早已非只水上作业了，陆居之后，多称永恒为寮，潮属各处的田寮、园寮，草寮，以至寮命名者比比皆是，当为蛋语之遗存。”学者曾访问过位于台湾南部的村庄“头前寮”及“番仔寮”，番仔寮该村老者告知，番伍寮原为台湾平埔族原住民聚居，后来闽人来台才叫开的村名，一般土著居住的村庄在台湾不是叫寨就是叫寮，由此可证在施将军士兵尚未开拓之前这些寮应为蛋族所建。 十二划 明·万历《泉州府志·卷24·杂志·都税务》载：“都税务，在镇雅坊街东，（南宋）熙宁八年（1075年）建，税之目有七，曰门税、市税、舶货税、丝帛税、猪羊税、浮桥税、外务税。” 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四月，朝廷蠲福建沿海诸州贫民纳盐。 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宋廷准知建宁兼福建运判袁甫所奏，蠲免漳州、泉州及兴化军岁纳丁米钱。 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 七月，诏免福建岁输皮货及泉州织作苎丝。 元·元贞二年（1296年）福建夏税折钞，泉州路粮1石折钞2贯。 早在明代，泉州便已出现类似现代老人协会的老人组织——逸乐会。当时的逸乐会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由少数名门望族中的老年人组成 这种形式最著名者是明·弘治年间蔡观慧（大儒蔡清之父）、顾美（司徒顾珀之父）等17人组成的（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蔡观慧、蔡清、顾珀》）。 该会的成员：“前此之仕而归休，与夫不仕而既老者。”“在会凡十七人。”蔡清记录下当时的会员是：“张公名苗，黄公名齐，黄先生名绩，贺先生名腾，三陈先生名政、名袭、名淮，史先生名隲，吴先生名瑶，包先生名哲，翁先生名裕，留先生名昆，顾先生名美，董先生名凤仪，林先生名泽，杨先生名溥，家君名某（指蔡观慧）。” 倡会目的：“今日逸乐之所以有会，以逸而乐耳。”“倡为是会以同于众也”，“自取乐于分内”。 该会的宗旨：“朋友者五伦之一，道义者百行之根。凡我在会之人，有善相劝，有过相规，有疑事则相质，其有忧患亦相与为力也，岂徒逸乐云乎哉！” 会员活动：“会之位，惟尚齿；会之仪，不尚丰。月必再会，不疏不数也。或于所居，或于所游之地，惟其所宜也。”活动形式多种多样，“登高眺远，赏花玩月，酌酒赋诗。”清闲悠然，风雅一时。 二、由各县的老年人组成 这种形式最普遍，泉州、晋江、石狮、南安、安溪都有会员活动的记载。 如泉州唐童，“家故善酿，储至数十瓮，会者至，出饮之，觞咏笑谈，至忘朝夕。”（清·乾隆《泉州府志·笃行传》） 安平（晋江安海）陈士钦，“晚年与里间旧好为真率会，叱嗟肴簌，拍浮酩酊。”（清·乾隆《泉州府志·笃行传》） 晋江萧铭，“于后花圃筑轩凿池，培植花卉，招知友为逸乐会。”（清·乾隆《泉州府志·乐善传》） 三、由同一宗族中的老年人组成 这类组织带有较强的宗法观念，具有互助性质。 如南安黄迈，“日与族戚为逸乐会，唱酬不倦。”黄迈“旷达好施……亲朋相过辄酌酒留宾。至贫下者更倒屣迎之。困急相告，撤囊以应。”（清·乾隆《泉州府志·笃行传》） 参加“逸乐会”的老人们，除参加集体活动外，还留心社会事务，热心家乡公益事业，致力移风易俗。 晋江萧铭“遇匮乏者周之……丙申、丁酉岁大饥，发粟赈之，郡太守深褒嘉焉。”（清·乾隆《泉州府志·乐善传》） 石狮吴怀荆，于宏治乙卯（1495年）、乙丑（1505年）两次主持修复“海岸长桥”，造福桑梓。（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桥梁·海岸长桥》） 晋江黄继宗，“慨里中投托恶习，严扃固拒，门可罗雀。”（清·乾隆《泉州府志·笃行传》）
欹器 “史景臣《温陵事考》云:‘宋以欹器赐傅伯寿。’ 天地盈虚本至理，阴阳消长各循轨，满而不溢高不倾，造化无权万事弛。 【泗东按】 十五划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4·祥异志》：“（康熙三年，1664年）十月初旬，彗星躔翼宿，长丈余，西北直抵娄宿，历十有三舍，积月余乃消。”这是泉州历史上首次记载彗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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