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织造

  南北朝。
  唐。
  五代。
  北宋。
  南宋

    ——概况。
    ——印金织金技艺。
    ——黄昇墓随葬织品。

  元。
  明

    ——织染局与“清玉泉井”。
    ——保证桑、麻、木棉等的种植。
    ——织造业(纺织传统。产品品种。产品去向。)

  清
    ——清初(民间 妇女从事纺织非常普遍。纺织品品种。)
    ——清中叶。
    ——清末到民国。

  附:安溪蓝印花布(药斑布,浇花布。)
    ——沿革(唐—元。明。清。民国。现代。)
    ——特色(原料。图案。)
    ——制法。

南北朝

  《南史·钊彦之传·附钊溉传》载,在梁时(503—557年),曾任建安太守的钊溉有诗云:“余衣本百结,闽中徒八蚕。假令金如粟,讵使廉夫贪。”“八蚕”,指养蚕年可达8次,可见当时闽中养蚕和丝织已相当发达。

  《紫云黄东石乡金墘户长房贰家谱》载:“始祖讳守恭公……以孝廉出身于唐,莅官于泉,生四子,,而籍焉。创业兴家,人咸称为长者。置西洞州桑园七里(此地常生紫云),田三万六十庄。”(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黄守恭》)

  黄守恭唐高宗武则天时人,曾捐地建开元寺,仅其一家就有桑园七里,所生4子又以为名,另有妾生的五子,可见泉州当时种桑养蚕、缫丝织绢业十分兴盛。“经”是织机上的直线;“纶”为粗于丝者,青丝绶也;“纲”为网之大绳;“纪”谓别理丝缕使不乱也;“纬”是织机上的横线。说明氏不但大规模种桑养蚕,而且很重视、熟悉甚至直接经营丝绢的织造。

  《唐六典》载:“泉、建、闽之绢”,被列为全国第八等。《新唐书·志31·地理5· 泉州清源郡》“景云二年(711年)更名(泉州)。土贡:绵、丝、蕉、葛。”《闽书·上供》云:“贡丝二百两。”说明唐代泉州的丝织品,虽然质量等级不高,上贡份额也不大,但也有一定生产规模和技术成就,已列为上供品。如桃林场(今永春县)土布也被列为贡品。

  从唐代开始,泉州人民就知道用栀子、黄檗、茜草、红花、蓝靛等天然植物染料染色织品,以及使用明矾、石灰、食盐、草木灰等作助染剂。

五代

  唐末至五代,王审知家族、留从效陈洪进先后治泉,都注重发展手工业,泉州的织造业继续得到发展(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王审知留从效陈洪进》)。

  颜仁郁晚年仕王审知,接任归德场(今德化县)场长,治理德化。他劝农桑,重视发展纺织业。颜仁郁“有诗百篇,传于民间”,人称长官诗”,分10门类,第一门类即《农桑》(又名《谕农》)。(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颜仁郁》)

  在泉州刺史王审邽治泉时,在韩偓眼中,泉州乡间景色,触目是:“桑梢出舍蚕初老”、“枳篱茅屋共桑麻”(《全唐诗·卷681·韩偓《卜隐桃林场》,《南安寓止》》)(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王审邽韩偓》)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3·物产志·货之属·麻》:“麻,青、白二种,俗呼苦麻。”

  留从效时代,泉州也是蚕桑大盛,绸缎丰登。《清源留氏族谱·鄂公留从效传》云:“妇营蚕织,绔繻之颂兴。”詹敦仁(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詹敦仁》)《余迁泉山城,留从效招游圃作此》(《全唐诗·卷761》)诗中,有刺桐城中“千家绮罗管弦鸣”之句。

北宋

  泉州至北宋时,孔庙与各大寺庙开始大量种植木棉。木棉亦称攀枝花、吉贝(泉音“ga be”),东南亚一带的落叶乔木,传说汉·马援征交趾时传入我国。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3·物产志·货之属·吉贝》:“吉贝,即木棉花,本地所出者,谓土吉贝。”清·康熙《安溪县志·卷4·风俗人物之一·贡俗·土产(附)·货品·绵花》:“绵花,俗曰‘吉贝’,近时山坡平旷,多有种之者。 ”

  木棉传入泉州的时间,一说可能是在唐末王审知(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王审知》)治闽时,积极经营海上交通,从越南传入泉州。

  北宋前期,木棉载种渐广,成为纺织手工业的新原料资源。林凤《泉南风俗》云:“玉腕竹弓弹吉贝,石灰蓉叶送槟榔。”彭乘《续墨客挥犀·卷1·吉贝布》云:“土夫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

  政府十分重视并鼓励种桑养蚕。乾隆《泉州府志·卷21》载,州县长吏“劝农广植农桑,有伐以为薪者,罪之。”乾隆《泉州府志·卷20》载,北宋王十朋知泉州时,要求“依山者,以桑麻为业”

  丝绸织造也得到发展。历任仁宗神宗哲宗三朝重臣的泉州府南安葫芦山(今属同安)人苏颂(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苏颂》)《魏公集·卷7·从政宰晋江》诗云:“泉山南望海之滨,家乐文儒里富仁。弦歌多于邹鲁俗,绮罗不减蜀吴春。”称赞泉州生产的丝绸质量,堪与盛产丝绸历史更悠久的四川、江浙相媲美。

南宋

  概况

  泉州何时开始使用脚踏板织机和转轮缫丝机,目前尚无明确记载和结论。从全国看,脚踏板织机在东汉(25—220年)已广泛应用,转轮缫丝机在北宋初(11世纪)已出现。《闽书·风俗》称:“泉州人民对于百工技艺敏而善仿,北土缇缣、西夷毳罽,莫不能成。”可以推断至迟在南宋,泉州的丝织业已吸收江浙的先进技术,并不断改进,使“所出犹多”

  南宋时,木棉产量渐丰,成品渐繁,极为畅销。朱松《韦斋集·卷三·吉贝》“南北走百价”(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朱松》)。

  据南宋季年的一个估算,“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古今图书集成·卷303·草木典·木棉部》引谢枋得《谢刘纯父惠木棉》),经济效益很高,是一门大有可为的专业园艺,广受八闽百姓的垂青。

  南宋时,为适应泉州海外贸易的需要,蚕桑丝织受到政府的重视和鼓励。

  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绍定五年(1232年)两知泉州的真德秀(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真德秀》),在他的《劝农文》真德秀西山先生文忠公全集》)中强调“有妇女,当课之以蚕织”,并对破坏者绳之以法,促进了古泉州各县纺织业的发展。自此,男耕女织成为泉州广大农村的习俗。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南外宗正司从江苏镇江迁到泉州肃清门外忠厚场,把吴地先进蚕桑纺织技术带到泉州,有力地促进泉州丝绸织造技术的提高。(参见泉州历史网《南外宗正司》)

  淳祐年间(1241—1252年),南安翁山的蚕种就已闻名。用该蚕的生丝纺织成的绢,因而称为“翁绢”。一直到清·道光(1821—1874)年间,翁山的蚕种还是泉州的主要品种。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3·物产志·虫之属》:“蚕,本地种皆出翁山,亦有自苏来者。”

  印金织金技艺

  1972年,在福州出土的南宋墓葬衣物中,有泉州民间织户生产的“印金彩绘花边,褐色牡丹花镶花边夹衣”10余件。其中的对襟夹衣上镶着贴金印花加彩绘的图案,图案上有花边牡丹、芙蓉、山茶、芍药等4种。

  印金织金技艺是泉州古老的特种技艺。印金织金产品极少,专供宫廷和达贵享用,民间禁用。早在北宋时,泉州就将印金铺七户迁往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专为宫廷服务。由于宋时泉州海外交通发达,潜留下来的少数匠人,为满足少数巨商富户的需要,偷着加工,并有出口,因此屡代不绝。

  印金技艺是在丝织物上用金银粉末、金箔、银箔黏覆印制出金银闪光花纹的技术。印金技艺有四种:一是泥金印花。用金银粉与粘合剂调合为金泥,涂刷在纹版上敷彩,绘制成花卉纹饰。二是洒金印花。用金箔碎屑撒在经胶黏剂刷印的版纹上,压实,敲去金屑,花纹上呈现出时有间断、块线点缀的闪色效果。三是描金印花。用色胶版印出枝干花叶,再用金色描纹勾边,图案纹样的枝干印彩,花上敷金,叶中填色。四是贴金印花。在花版上先涂刷胶黏剂印制纹样,干后将金箔复贴在花纹处,再砑光压实使金箔紧贴于花纹上,干后去除无纹处的金箔,留下贴金的块面花纹。

  织金技艺是将丝线作芯,在线上蘸上粘合剂,将金抽成线,螺旋形包覆于芯线上,然后上织机织成布。织金技艺对工匠的素质要求极高。首先要根据织金纹样的要求,由挑花匠按花纹的尺寸规格和经纬丝密度的比例,用经(脚子线)纬(过线或耳子线)将设计的纹样,运用“挑花结本”工艺,巧妙地编结为“花本”;然后用花本上机,与机上牵线、经线的作用关联,提起经丝,织通纬和挖花回纬来完成织金花纹图案。

  黄昇墓随葬织品

  1975年10月,福州北郊浮仓山发掘一座南宋·宗妇墓葬。这座墓从未遭到破坏,随葬物品完整保留下来。(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州南宋黄昇墓》,1982年)

  墓主黄昇(1227—1243年),卒于淳祐三年(1243年)。她和她的丈夫将仕郎赵与骏(1223年生)都出身于显赫的家族。黄昇的父亲是侯官人黄朴赵与骏的祖父是皇族赵师恕黄朴赵师恕都是朱熹高弟黄斡(1152—1221年)的学生,两家因此结亲。

  这两个家族都出自福州,但却都与泉州有着重要关系。黄朴是绍定二年(1229年)己丑科状元,端平元年至三年(1234—1236年)任泉州知州兼提举市舶司使,主管外贸大权。赵师恕曾任泉州南外宗正司宗正,淳祐三年(1243年)辞职。

  黄昇墓出土随葬品中,有一批品种多样、花纹绚丽、质地轻柔的丝织品。这些高品质的丝织品正是供出口用的。傅金星《略谈南外宗对泉州的影响》指出,其中二匹丝料两端均有墨书题记,一作“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加盖长方朱印;另一作“□□□司”和篆体记”朱印。这批随葬丝织物,应该是赵师恕黄朴在泉州任上选取的泉州产的优质丝织品。

  这批丝织物,反映出当时泉州的丝绸织造技术和装饰技艺,已达相当高超的水平。

  黄昇墓出土的丝织物品种,有纱、绉纱、绢、绫、罗、缎六大类。绢是生丝织品,厚而疏;纱也是生丝织品,轻而细;缎厚而密;罗轻而软,有疏孔;绫似缎而薄,纹理看起来如冰凌;绉是一种有皱纹的丝织品。

  黄昇墓出土的334件丝织品中,罗占198件,大概是因为泉州气候比较温热,所以质地轻软有疏孔的罗较为流行;其次是绢和绫,纱、绉、缎占少数。

  数量较多的罗又有不同织法的产品:有二经(纱)相纠的素罗,三经(纱)相纠的花罗,四经(纱)相纠的素罗。二经罗和三经罗又有经纬线加拈,或经线加拈、纬线不加拈的不同织造法。以经线显花,有平纹起花和斜纹起花,纱孔经向排列。罗的织造法据说源于周朝,唐代增加了提花技术,到宋代已十分成熟。四经罗是所有经线都互相环结,这和汉代似鸟网一样的织法相同。还有经纬线不相交的浮花,是第一次发现。

  绢是平纹无加拈,和汉代的绢无拈法结构相同,和现代的纺织法也很相似。

  绫为斜纹组织,经浮长四枚,有经线显花和纬线显花二种。

  纱平纹组织,素地,都为经线弱拈,纬线无拈;也有经纬线都加弱拈的。

  绉平纹组织,素地,经纬线是S向的强拈纱。

  缎斜纹地,纬六枚提花,经线弱加拈,纬线不加拈。宋代以前未见记载有此织法,可能是泉州先开创的,并且成为元代誉满全球的“刺桐缎”的织造技术的基础。

  装饰花纹则有提花、刺绣、印染、勾彩四种。

  从出土的提花织物中,有平纹显花、斜纹显花、经纬显花。纹式有暗花、小提花、大提花等。可见当时已使用比较复杂的提花装置,技艺已很精巧。

  刺绣方法有锁绣、平绣、匡绣、贴绣、打籽绣、扣绣、叠绣等。

  勾彩的服饰,花样绚丽多姿,有花卉、人物、鱼藻、动物、植物、图案等数十种。不少服饰采用笔着彩色,勾勒花纹,或印框填彩,使景物形象十分鲜明生动。

  从黄昇墓出土的丝织物颜色考察,可辨认出红、白、灰、金、绿、黄、褐、黑和烟色等。所用染料,植物性的有红花、茜素、苏木(从爪哇传入)等,矿物性的有娟云母、硫化汞(朱砂)、硫化铅等。其中较为独特的是装饰花边的金粉。印染工艺有镂空版、凸版、筛网等,采用丝线染色和成品染色方法。

  元初,福建成为江南专设木棉提举司的五大地区之一,能承受朝廷“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的沉重负担(《元史·卷15·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四月》)

  元·世祖(1271—1295年)诏修《农桑辑要》,提倡栽桑种棉,发展农副业生产。泉州的桑蚕丝织业也继续得到发展,一派“桑柘千村曙色新”(南安县《榜头吴氏族谱》载元·陈大规唱和诗)“蚕眠曲箔女红齐”洪希文《续轩渠集·卷6·鸡豚社》),桑茂蚕肥的田园气象。

  泉州所产的“刺桐缎”,亦随海丝之路知名于海内外。“刺桐缎”亦称“泉缎”,盛产于泉州腹地,以质以精良,花色丰富,轻清耐久见称,从宋时起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出口产品

  元·至正二年(1342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伊本·巴都他)来到泉州。他在伊本·巴都他游记》说:“彼大洋所至第一城,即刺桐也……刺桐城极扼要,生产绸缎,较汗沙(杭州)、汗八里(北京)二城所产者为优。”还特别提到,当时在印度时,曾看到元朝使臣赠送 印度苏丹的礼品500匹锦缎,其中100匹就是“刺桐城”织造的刺桐缎。说明 “刺桐缎” 的织造技术,已达全国先进水平。

  汪大渊顺帝年中二度搭乘刺桐港海舶的远航,至正九年(1349)整理航海日记,撰写《岛夷志略》一书。书中记载泉州出口的纺织品,有木棉布、印花布、五色布、红绢、花色布、青缎、龙缎、五色缎、诸色绫罗等。

  织染局与“清玉泉井”

  明·宣德二年(1428年),因内使稳礼督造至泉州郡,设染局于今南俊巷。

  正统三年(1438年),泉州守尹罗宏建织染局,址在府治左忠厚坊内原清源驿地。

  嘉靖卅二年(1554年),泉州守童汉臣又将织染局移建于府治后东畔。内有“清玉泉井”,染色天下最。万历卅六年(1608年)立“清白源”题刻,因而又称“清白源井”。旧有2碑记其事。现在东街门楼巷内尚存“清玉泉”水井及石碑1方,以及当年染坊工具石碇1块。“清白源井”,1983年1月列为泉州市(县级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明·黄仲昭 《八闽通志·卷之七·地理·泉州府·晋江县》:“清玉泉井,在(府治南)织染局内。其水用以染练,胜于他井。”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8·水利志·清玉泉井》:“清玉泉井,在南俊巷旧染局内,其泉清冽。”

  现代·陈泗东《幸园笔耕录》(鹭江出版社,2003年出版)收录民国·曾遒《桐阴旧迹诗纪》并加按时,撰“清玉泉”附编末,曰:

  “《晋江县志》卷一载:‘清玉泉井,在南俊巷旧染局内,其泉清冽。’有明之时,泉州盛产兰靛,为天下最,官置织染局以司之。今‘清玉泉井’尚在东街门楼巷内,有明·万历间石刻‘清白源’三字。此为泉州生产发达之史迹也。

  青出于兰信不诬,(《县志》载:“兰有二种,叶大高者,为马兰,小者为槐兰。”)

  海山运载集群趋。(《闽部疏》云:“凡福之缁丝、漳之纱绢、泉之兰……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

  绮罗染就苍天色,

  园圃栽成翠羽图。

  衣被几曾怜织匠?

  金钱昔付纳田租。

  甘泉清玉今犹在,

  饮水当思帜易朱!”

  保证桑、麻、木棉等的种植

  明初以行政命令推动民间发展织造业,首先就要保证桑、麻、木棉等原材料的种植和商贩。

  《泉州府志》载:“洪武(1368—1398年)初,令民有不种桑、麻、木棉者,罚之布帛。后又令民于官旷地种桑,每亩四十株。”

  特别是木棉尤其得到重视,有明一代泉南种植木棉更加普遍。

  明末·泉州人何乔远(1558~1631年)有诗云:“灵源山下万人家,古塔双双日影斜。发女能织苧麻布,土商时贩木棉花。”(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何乔远》)

  明《安平志》载:(木棉)“本地附近村落园地多种之,晋(晋江)、南(南安)二县山村家家皆种。”

  明·王世懋《闽部疏》[万历十三年(1585年)十一月书]:

  “昔闻长老言,广人种绵花高六七尺,有四五年不易者,余初未之信。过泉州至同安、龙溪间,扶摇道旁,状若榛荆,迫而视之,即绵花也。时方清龢,老干已着瘦黄花矣,然不可呼为木棉。

  木棉花者,高树,丹花若茶,吐实蓬蓬,吴中所谓攀枝花也。杨用修具载《丹铅》以为异,曰:‘云南霑益州有之。’闻岭广尤多,不知《惠安志》已载。此树名为‘攀桂花 ’,乃曰‘班枝花’,与吴中攀枝花盖三名一物也。花品不当绵花,仅堪絮褥耳。”

  织造业

  纺织传统

  明代,除官府设立织染局进行织造外,泉州山区、农村许多妇女都有纺织传统。

  如清·德化尤床(今属春美乡)《惇穆氏族谱》记载,生于明·隆庆(1567—1572年)间的柯拔七妻子邓六“治家俭素,而纺织尤勤”,生于明·天启(1621—1627年)间的柯干二的妻子杨永“勤劳纺织,机杼连声彻夜”,可见一斑。

  产品品种

  明代中、后期,翁绢更加成熟。但这种蚕出的丝较粗而色黄,为改变地产蚕的缺陷,引进苏、吴一带良种,并学习江浙的“繰为丝,也屡易清水”的技术,即把蚕茧浸在滚水里抽丝的缫丝技术。

  明·王世懋《闽部疏》还记泉州有1种蕉布,曰:“美人蕉,福州为多,而无蕉实。泉、漳间始家树大蕉。小曰芽蕉,皆能实。实后研而丝之,是为蕉布。其实大都如吴中所生甘露,苐彼作瓣有露无实,此囊生累累可乾食耳,然味甜无韵,故不如美人蕉花可供玩。 ”

  万历四十年(1612年)撰的《泉州府志 ·物产》称,泉州的纺织品,有棉布、苧布、北镇布、葛布、青麻布、黄麻布、蕉布、绢、纱、丝布、罗、土紬(绸)等12大类。泉州的染术,诸色皆有。

  清·康熙《安溪县志·卷4·风俗人物之一·贡俗》“郡人何乔远撰于万历年”的明·万历《安溪县志》曰:“若夫货则葛、蕉之布,而葛为尤精。”

  产品去向

  明代泉州纺织品的去向有五:

  一自用。

  二完税。如弘 治十五年( 1502 年)夏税, 史载:“丝棉折绢二百八十匹一丈九尺五寸五分三厘”,“农桑丝折绢三百一十九疋一丈二尺七寸八分零,丝棉一百九十四两五钱九分。”也说明明代泉州丝织业仍然是全国重点产区。

  三贡品。明·嘉靖《德化县志》载,德化古代纺织品也曾作为进奉朝廷的“贡物”,并记载了明代德化纺织品上贡朝廷的具体材料。

  三内销。如明《安平志》载:“苧蔴自永春、德化而来,织缕成布,富家收买千、万匹,北上临清贩卖,叫‘家机布’。”

  四外贸。虽然,成化十年(1474年)福建市舶司自泉州迁往福州,海禁政策不许私人进行海外贸易,但泉州私商却大大活跃起来。泉州纺织品分随泉州商人出洋,远销日本、南洋群岛,以及当时是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宾等,并转贩于墨西哥及南美洲。明《安平志》载,至冬季,安海商人就到德化、安溪、永春山区经商,向山区购买米、曲、葛布、水沙等物,每年买数千匹往高州、海南、交趾(今越南)和吕宋(今菲律宾)等地贩卖。然而,丝绸作为外贸主要产品的销路毕竟受到极大影响,泉州的丝织业虽没有明显衰落,但失去向前发展的动力。(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海丝之路·明》)。

  清初

  民间妇女从事纺织非常普遍

  清初,为阻止郑成功“反清复明”运动,在东南沿海一带实施严酷的“海禁”、“迁界”等经济封锁(参见泉州历史网《海丝之路·迁界》、《清初迁界》),泉、漳、厦又为军事斗争前线,海外交通和工农业生产,包括丝织业在内(特别是外销产品),受到严重破坏 ;但基于自用,泉州民间妇女从事纺织仍非常普遍。康熙廿二年(1683年)施琅统一台湾后,采取一些措施恢复生产。

  德化尤床(今属春美乡)《惇穆氏族谱》留下了一些事例:生于清·顺治(1644—1661年)间柯振东的妻子杨桃“机杼连夜,姑媳纺织,织布贸易纳粮得桄”。顺治年间柯绵有十岁丧父,其母“机杼连声,夜半不息”,后来他的妻子王姬“妇道顺从,同姑机杼连声不辍”

  一些书香门第的闺女,自幼就闭门学习纺织。德化双翰清·诗女苏如兰14岁就开始纺织,在诗中详细描述了她的纺织生活和内心感情。

  《自咏》:“二七侍慈帏,殷勤学织组。年来机上忙,尺寸不胜数。”

  《织罗》:“一自抛书学织罗,丝丝都向手边过。始知尺寸艰难得,莫谓衣裳便易多。母愿有时希断杼,儿怀无日敢停梭。倘逢天上偷闲女,转惜秋来未渡河。”

  《纺棉》:“冬至怯衣单,纺棉到夜阑。声依风树响,光傍雨灯寒。催赴机中织.忙收席上弹。一丝凭积累,十指未偷安。东邻休取笑,相对觉承欢。”

  纺织品品种

  约在顺治七年(1650年)至康熙元年(1650—1662年),郑成功(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成功》)经营海上贸易,从泉州输往日本的丝绸类就有绫子、纱绫、绉绫、绫纟几、罗、纱、纟巴、闪缎、云绢、里绢、金缎、五丝柳条、袜褐、绸面织、绢绸、金丝布、天鹅绒、丝线、白丝、天蚕丝、黄丝、五丝、六丝等数十种。

  清·康熙《安溪县志·卷4·风俗人物之一·贡俗·土产(附)·货品·绵花》记录当时安溪的纺织品有:

  “葛布,织葛藤为之。诗云‘为絺为綌’是也。多以纺缕者为上。

  蕉布,取蕉以灰埋之,织成布,为暑服。

  青麻布,织青麻为之,视黄麻稍细。

  苎布,织苎为之。有白纱布,为上。有白糊布、生头苎布。

  黄麻布,安溪多织黄麻,丧服中用之。”

  清·康熙《安溪县志·卷4·风俗人物之一·贡俗·土产(附)·谷类·麻》还载 :“麻:有黄麻,有青麻,其皮皆可织布。有苎麻,一株数十茎,宿根至春复生,每岁三收或四收。”

  乾隆廿八年(1763年)《泉州府志·物产》记载的泉州的纺织品十四大类,和明·万历《泉州府志》大体相当,说明这一时期泉州的纺织技术没有明显进步。

  乾隆年间出任德化教谕的出梦鲤,在他写的《绣屏织翠》一诗中,提到当时德化丝织品销售郸莫阝州(今河北省任丘县)的事实。

  当时的织料染术,仅蓝靛一项,七邑俱有。清·康熙《安溪县志·卷4·风俗人物之一·贡俗·土产(附)·谷类·蓝靛》:“蓝靛:蓝有二种。马蓝叶大,俗云‘大青靛’;槐蓝叶细,俗云‘小青’,皆可为靛。安溪所产不多。”山乡人民掘地作坑,把蓝靛用石灰水在坑中浸渍,滤去渣梗,其浸渍液经搅抖使之凝成淀,俗称“青靛”。 青靛在微碱性溶液中,对丝、棉都可染色,且暴露于大气中,经氧化色愈显,经久不褪,山区普遍喜用。沿海一带商人也到德化等山区购买染蓝色的蓝靛和染黄色的槐花,供染布之需。

  清·中叶

  清·中叶,提倡蚕桑,丝绸生产在一段时期有所恢复。

  至道光(1821—1850年)年间,泉州的织造品种繁多。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3·物产志·布帛之属》载:

  “棉布,即木棉布,吉贝为之。

  苎布,夏布也。苎麻所成,其法用糯糊,烈日中抽过织之曰糊布,澼之则白。

  葛布,野产,取藤折而绩之,山内间出不多。 

  麻布,有青、自、黄三种。山内有织,城中亦少。  

  绢,用湖州头蚕丝为上,柘蚕次之。有素织、花织、云织、金线织。 

  纱,亦用湖丝。好者有素纱、花纱、金绿纱。  

  丝布,丝经布纬。  

  罗,有二样:一为硬罗,一为软罗,但不如苏杭佳。亦有织天鹅绒者,不如漳州佳。

  土绸,土蚕茧薄丝多类,但可为粗绸耳。

  合苎,苎经棉纬。  

  假罗,双梭织者,一苎一棉,间织而成。 

  斜文布,名土斜,不及苏州斜、上海斜。 

  素纱,用以筛物。  

  缎,用湖丝织,如江南法,名本机缎。”

  其中或掺用苎混纺者,如“合苎”、“假罗”,但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3·物产志·货之属·苎》曰:“苎,本地少出,亦资于建宁府。”

  清末到民国

  清末到民国,内政腐败,民生凋敝,价格低贱的土织棉布、麻布更能适应人民需求。加上西风东渐,“价廉物美”的洋纱、洋布输入,市场上外货充斥,从而历史悠久、享有盛誉的泉州民间蚕桑丝绸纺织业日趋衰落,走向沉寂。

附:安溪蓝印花布

   蓝印花布,又称“药斑布”、“浇花布”,是安溪县古、近代最为普及的纺织品和地方特产,普遍用于制成被面、衣服、手巾、小孩围兜、包袱皮、蚊帐、门帘、窗帘等日常生活用品。

  “安溪蓝印花布(安溪县)”,2005年10月列为第一批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沿革

  蓝印花布,是安溪县传统的民间印染工艺品,始于宋,盛于明、清。作为棉布的一种加工工艺,其形成、发展,与植棉、织布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由于古代安溪交通闭塞,往来不便,构成了安溪蓝印花布传统手工技艺发展和传承的特殊地理环境。

  唐—元

  泉州原产麻,俗呼苦麻。唐·开元(713—741年)间,泉州港海外交通活跃,木棉又自印度传入,安溪一带先得其利。

  五代·闽国时,泉州外贸活跃,丝、棉纺织和印染业十分发达。

  北宋前期,泉州木棉载种渐广,成为纺织手工业的新原料资源。宋朝,闽南人就使用蓝靛染色来制作蓝印花布。

  宋、元之际,泉州种植的棉花已传到浙、赣,甚至往长江以北传播;棉布也以质地优良而饮誉江南。

  明

  明代,棉花已成安溪主要经济作物之一,安溪妇女善织布,所织棉布品质优良,品种繁多,有红边布、皱布、斜纹布等。1984年考古时,在安溪县湖头镇李光龙[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墓中,发现其夫人的裹尸布,宽2尺许,长丈余,平整无疵,可与现代的机织布相媲美。(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光龙》)

  随着种棉、织布的兴起,染布的作坊也应运而生。早先安溪农村中,蓝田乡、长坑乡、感德镇、桃舟乡、尚卿乡、湖头镇,以及凤城、城厢等地,大都设有染坊“布房”,尤以号称“小泉州”的湖头镇最盛。这些“布房”能加工染制乌黑、大青、水青、桃红、雪紫等色,“木棉花布甲诸郡”,产品远销江南、台湾和南洋群岛。至今安溪境内还留存不少的三合土结构的“打菁坑”及木制纺车、织布机等遗存。

  清·乾隆丁丑版《安溪县志》“蓝靛,即《诗》所谓‘采蓝’。有‘大蓝’、‘小蓝’,俗名‘菁’。以蓝草淹水数日,去稿。投灰以收其色,用于染练。”说明明代至清初,安溪人已有相当成熟的染印经验。

  安溪的蓝印花布,坯布不局限于棉布,《县志》记载便有:葛布(以葛藤编织,主产于大坪乡)、蕉布(用芭蕉干所织)、苎布(用苎麻编织)、罗布(苎麻缕杂纬)、麻布(用青麻或黄麻所织)等。

  印染所用的花版,是请民间艺匠设计刻制的,也有直接从泉州购买的。

  据考证,明、清时期,浙江瑞安县高楼村夹颌蓝印花布艺人施式程及其徒弟苏祖垅的祖籍,均系安溪。

  清

  入清,蓝印花布随植棉织布开始走下坡路。其原因,一是外销受阻,市场萎缩;二是税收重成本高;三是内销日蹙;四是技术落后,难以和机织布抗衡;五是气候限制,棉花生长期虫害多,收藏期又风雨多。

  到清末,终于“布商失败,土布日渐式微”,安溪的种棉、印染也随之每况愈下,一蹶不振。

  民国

  辛亥革命后,闽南一带的棉花只散见地头田间,陈旧的染织也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

  抗日战争时期,海路断绝,为解决“衣”的问题,泉州手工纺织业又略有复苏。就安溪而言,各乡镇拥有木制纺织机数百部,但因棉花已无处可寻,只好收拆旧棉絮纺纱织布,质如麻袋,俗称“棉绩纱”

  民国时,安溪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台织布机,印染布坯的作坊也有不少。当时女孩出嫁的嫁妆中,必有1床蓝印花布被面作为“压箱底”

  现代

  廿世纪50年代后,安溪的蓝印花布产地甚为普遍,各乡镇的蓝印花布都有自己的特色。

  由于现代化纺织印染技术的冲击,蓝印花布作坊均已荒弃,从前流传下来的蓝印花布也随之日益少见。如今,蓝印花布已经悄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即使是在农村也难得一觅了。

  数年前,安溪虽然还有尚卿乡翰苑村、湖头镇登贤村2个染印作坊仍继续从事印染工作,但不同的是,它采用“白西洋”、“白甲仔”“官布”,纹饰也较单一,大多用“凤朝牡丹”等现代图案,蓝印花布也局限于作被面、背篼。后来,也关门停产了。

  目前,蓝印花布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已极为罕见,但仍然被用来制作当地特色的工艺品、旅游纪念品等。濒临灭绝的安溪蓝印花布制作工艺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知道了解蓝印花布,学习它的制作技艺,让这门传统手艺保留和传承下去,现安溪县文庙内建立1个蓝印花布小作坊,有1家专营特色手工艺品的小店铺,墙上挂着“小花鹿”、“百寿图”、“百子图”、“双凤朝牡丹”等图案的蓝印花布及其制品。

  从现在收集的蓝印花布而言,以明、清时期的为佳,民国到现代,布质及印染均大为逊色,甚至夹杂大量硫化染印。现在好的蓝印花布已属凤毛麟角,往往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见到了。

  特色

  安溪蓝印花布,采用纯棉布料或麻布,用纯天然染料,纯手工制作而成。它以蓝、白为基调,蓝白相间,或白地蓝花,或蓝地白花,彼此烘托,组成素丽、落落大方的各种装饰图纹,实用性与审美性统一,具淳朴之美。

  原料

  【布料】

  用以染制蓝印花布的布料,采用纯棉布、麻布。化纤布因染不上颜色,不可用。

  【染料】

  蓝印花布采用安溪当地天然蓝草为主,杂以本地产石灰和黄豆或绿豆染色,资源丰富。

  蓝草,俗称“蓝靛草”,在安溪县内有一半乡镇均可生长,有长在河边的,也有人工种植的。其中,又以蓝田乡最为著名,因“广植蓝草”而得名。

  蓝草的生长是有季节性的,春天发芽,长得最好时是夏天,过了秋天就枯萎了。因此,对于蓝印花布来说,一年中适合生产的时间只有大约2个月。

  图案

  蓝印花布图案遵循传统审美法则,经意象、象征和变形处理,力求体现对称、虚实、韵律和夸张等艺术特色。其以质朴素净为美,色调单纯,清新典雅,题材广泛,保持民间艺术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朴实无华的艺术形式,以传统的几何图案表达人们对吉祥的向往,具鲜明的艺术美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展现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

  蓝印花布常见纹样图案分为以下几类:

  ①以形寓意。如松树和仙鹤组成“松鹤延年”图案,寓意长寿;用石榴、佛手、桃子组成“三多”图案,寓意多子多福多寿;“凤穿牡丹”?,将凤凰和牡丹交合一起,有春风独占的爱情喻意;“狮子抱绣球”,表示吉庆欢乐;“鲤鱼跃龙门”,暗喻高升;“鹿鹤长春”,喻春天常在、青春永存。

  ②以音寓意。如蝙蝠和“寿”字组成“五福捧寿”,喜鹊登梅组成“喜上眉梢”,金鱼戏水寓意“金玉满堂”,戟、磐、金鱼组成“吉庆有余”图案等。

  ③借用民间传说故事表达思想情感,如刘海戏金蟾”、“麒麟送子”、“和合二仙” 、“麻姑献寿”等。

  ④以传统的几何图案来象征吉祥。如“万字不断头”等纹样象征兴旺发达;“百吉图”、“百子图”、“百寿图”、“百福图”、“八宝” 、“ 九如” 、“八吉祥”等。

  纵观之,蓝印花布虽仅为蓝、白二色,但图案艺术处理上,既注重大的色块对比,又讲究细部刻画,尤其在形象刻画上突破自然形象的束缚,大胆使用夸张手法。如:牡丹纹样,为表现它的肥硕艳丽、雍容华贵的美感,采用团实的外部造型,又以饱满的弧线刻画花瓣,显示其圆润;兰草修长的叶片,由于工艺条件的限制,处理为短拙肥胖,但加大的花头及叶片的参差使之并不失秀丽;自然形态的蝴蝶触须比发丝还细,蓝印花布蝴蝶纹触须比之粗壮几十倍,夸张其卷曲的弹性,增加飞舞动势。

  蓝印花布图案构图简洁大方,采用2种构图方法:

  一是格律体构成方法。近似九宫格,米字格的骨格架构成四方对称纹样,是“剖方为圆”、“依圆成曲”的构图,以曲直方圆几何形作为基地,创造出千差万别而又格律严谨的图案,如被面、包袱巾、门帘上的图案组织,多为方中见圆,方圆成角,即由边花、角花、团花组成。

  二是平衡式的散点排列。如“松竹梅”组成岁寒三友图,把3种植物变为单独纹样,作四方连续排列。散点排列的蓝印花布常作儿童衣料、妇女裙料。

  由于制作工艺的需要在装饰技艺上必然采取变通手法,蓝印花布的图案构成中经常运用大小圆点进行排列组合,将大小一致的小圆点作疏密排列,形成点线与块面的蓝白对比,来隐现出具体花纹,近看“珠落玉盘”,远看似“花雨满池”,星星点点,疏密有序。

  制法

  蓝印花布的制法并不复杂,“以布抹灰药而青,候干,去灰药,则蓝白相间”。其主要工艺是: 

  1.割取蓝草入缸或灰坑,每50斤蓝草加石灰1斤,淹水泡浸数日,待蓝草腐烂后,去梗,以木把打菁千遍,沉淀后去清水,即成蓝靛(学名“青黛”),俗称“土靛”。 蓝靛制作好坏,直接关系布质。

  2.以纸版按所需镌刻成镂空图案,刻好后以桐油喷透3遍后待用。印花的型纸版就是1幅精美的剪纸,与当地流行的民间剪纸有着密切的关系,以阴刻或阳刻的方法用剪影造型突出形象。在剪影块面上用断线和点进行刻画,这与剪纸采用锯齿纹和月牙纹刻画相一致,使单纯的块面有了细部的表现。由于纸版是以刀刻雕接而成,因而使蓝印花布具有金石艺术的美和力度的美,如形象轮廓的圆弧线流畅圆润,与刻画形象的直线粗壮有力形成对比,圆中见方、曲中见直、方圆对比正是力的所在。

  3.取豆粉(绿豆或黄豆)、石灰浆,按1:1比例拌为粉浆。

  4.将镂好图案的油纸版平铺在欲漂染的白布上,将粉浆漏印其上,放阴凉处约7天风干。

  5.在留有蓝靛的缸(或灰坑)内加水、酒或香糖等配料后,一次次放下布料浸泡染色,又一次次取出跟空气接触氧化,如此反复数遍以取色,直到染上预期的色位止。

  6.将浸泡过蓝靛的布料捞出晒干或自然风干,刮去灰浆,置溪流中漂洗。一定要把残留的防染色灰浆冲洗干净,否则成品后仍会跑色。【安溪西支流又称“蓝溪”,流经尚卿、虎邱、西坪、官桥、城关,注入晋江,“以水色如蓝名”,与在溪中漂洗蓝印花布有一定的联系。】

  7.将漂洗后的布料放在阳光下一次性晒干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