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

　　五代，泉州佛教大兴，寺院众多，印刷各种佛经典籍，但当时泉州的刻书坊肆尚少，且多没有 堂号见诸记载。

　　造纸业也随着发展。闽国时，泉州的造纸技术居全国上流。

　　闽王·王审知令泉州刺史王审邽、王延彬设招贤院礼待流寓泉州的诗人文士,王延彬常与他们吟咏唱和。为适应题咏需要,王延彬还特命匠人设计制造新式精美的花笺，这便是当时驰名全国的“刺桐笺”。泉州 所生产之纸 还 曾被制成“纸帐”、“纸被”。据考证，当年泉州制造这种笺纸的遗址，就在今日泉州城东草邦水库边，旧名纸坊。（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王审知、王审邽、王延彬》）

　　寓居招贤院的徐夤（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徐夤》）有《尚书新造花笺》、《纸被》、《纸帐》诗各1首，都写出纸的优质和花笺的精美。

　　《尚书新造花笺》云：“浓染红桃二月花，只宜神笔走龙蛇。笺擅秋水看云母，碎擘轻苔间粉霞。写赋好追陈后宠，题诗堪送窦滔家。使君即入金銮殿，夜值无非草白麻。”此诗将“刺桐笺”纸的花样、质地、纹理、色彩以及用途，都描摹得十分清楚，又将它比作陈后主写《玉树后庭花》的华笺、汉代苏蕙织回文诗寄致丈夫窦滔之五彩秀锦，甚至夸耀地说，就连皇宫中也没有此物，以至在金銮殿值班，夜草诏诰，用的也只不过是粗劣的白麻纸，比不上 “刺桐笺”的精美了。

　　《纸被》有句：“文采鸳鸯罢合欢，细柔轻缀好鱼笺。”

　　《纸帐》有句：“疑是谢守澄江练，自宿嫦娥白兔宫。”

　　从刺桐笺的印制和纸被、纸帐,可证泉州的造纸刻版印刷业早在唐末五代初便已成熟，能印制技艺繁杂的花笺，那么，刻印书籍当不在话下。

宋

　　宋代(960-1279年)，雕版印刷已发展到全盛时代。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成都刻印全部5048卷的《大藏经》，雕版13万块，花费12年。至今中国仍保存着大约700本宋代的吊版印刷的古籍，清晰精巧的字迹使之被认为是稀有的书中典范。

　　概说

　　宋代，随着海上丝路的开辟, 泉州上升为东方第一大港、世界最大的海港城市之一，文化教育也随着发展，“极至十室之间,必有书舍，读书之声相闻。”宗教寺院数以百计，朱熹谓“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 。

　　随着文化教育和宗教信仰的需要，泉州印刷业也大放异彩，印刷技术已颇为发达，成为仅次于福州、建阳的又一个重要刻书地区。现可见最早的泉州宋版书籍，是北宋·靖康年间（1126— 1127年）《大藏经》木刻刊本数百本，至今收藏在泉州开元寺藏经阁；虽然刻工是否泉州人还难确定。到南宋·乾道（1165—1173 年）、淳熙（1174—1189年）、嘉定（1208—1224年）间，泉州地方官府、书坊、私人都在大量刻书，所印书籍且通过泉州港运往海外，连建阳刊刻的图书也从泉州运往高丽等地。

　　泉版书籍，多为科举应试所需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学说，以及唐诗、《楚辞》等，也有民间应用的《春牛图》、《通书》、农桑医方著作，亦有地方人士的专著、名著。

　　当时的建阳麻沙印书，为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谢肇氵制《五杂俎》说：“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版纸俱最滥恶。盖徒为身利计，非以传世也。” 而泉州版却颇多受到赞扬。有的学者认为，泉州印刷的书籍，并不亚于建阳麻沙版，世称“闽中刻书盛行天下”。

　　建阳麻沙版大多有堂号，如勤有堂、一经堂、万卷堂、群玉堂等；但泉州版大多没有堂号。因此在闽印书盛行的情况下，很难认定哪些是泉州版。但也不是完全无所查考，载于各类志乘的，仍保留一些印刷书目和印刷处，虽一鳞半爪，足窥全豹。

　　据清·乾隆《泉州府志》、 乾隆《晋江县志》的记载和辛亥革命前由泉州书坊刊印的部分书藉统计,泉州古代刻书印刷业的刻工主要出于市郊涂门外的田庵 、淮口及后坂3村，中以田庵为最；而刻书坊肆则集中于道口街一带。

　　官署印书

　　官署印书，除泉州府学宫（州学）、提举市舶司、公使库等印书局外，安溪、南安、同安、惠安、晋江、永春各县，或郡斋，或学宫，都印过不同数量的书籍。现可考者如：

　　郡斋

　　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泉州知州真德秀于郡斋刊南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59卷。

　　张敦实《天录琳琅书目》云：“（《资治通鉴纲目》）宋·朱熹撰，五十九卷。《书录解题》载《朱子纲目》云：‘刻于温陵。别其纲谓之提要。’”

　　是书主要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增损□（上“隐”下“木”）括而成。体例仿《春秋左传》，大书以提要者为纲，分注以备言者为目，纲如经，目如传。纲朱熹自作，分注命其弟子赵师渊写成。创立了纲目体裁，对史书编纂具有较大影响。半页8行，行17字，大小同。左右双边，版心双鱼尾。上记大小字数，下记刻工姓名。用纸考究，纸背铃有“金粟山藏经笺”朱印。

　　州学

　　南宋·乾道二年（1166），韩仲通(乾道元年[1165年]任泉州太守)刊宋·孔传《孔氏六帖》30卷于郡庠（州学）。书前韩仲通《序》说：“绍兴之初，书始成。余守泉南，集此邦儒士相与校雠，刊于郡庠。”

　　南宋· 乾道四年 (1168年) ，泉州州学 教授 蒋雍 刻 蔡襄 《 蔡忠惠公 文集》 36 卷 于郡庠。

　　泉州太守王十朋（谥文忠）《序》云：“乾道四年 (1168年) 冬，得郡温陵，道出莆阳，求其遗文，则郡与学皆无之。于是移书兴化守钟君松、傅君自得，访于故家而得其善本。教授蒋雍，公之同邑，手校正之，锓版于郡庠。”（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 蔡襄、王十朋、傅自得》）

　　淳熙四年（1177年），泉州州学刊宋·沈与求《龟溪集》12卷，书名题《沈忠敏公龟溪集》。

　　淳熙八年（1181年），泉州州学教授陈应行刊南宋·程大昌《演繁露》16卷、《续演繁露》6卷。

　　张敦实《天录琳琅书目》云：“此书（《程氏演繁露》一函一册六卷）有泉州州学教授陈应行《跋》称：‘淳熙庚子(淳熙七年，1180年)分教温陵，始得其《禹贡图论》，继又得其《考古编》、《演繁露》二书，亟命缮写锓本以传，于淳熙辛丑竣事。 ’按辛丑为淳熙八年 (1181年) ，合之《宋史》，大昌知泉州当在其时。”

　　淳熙九年（1182年），任职泉州的胡寅之子胡大正在州学仪顾堂刻胡寅《读史管见》80卷。仪顾堂《跋》云：“前有淳熙壬寅（淳熙九年，1182年）签书平海军节度判官胡大正序，后有大正识。”据《序》云：“淳熙以前无刊本。”淳熙九年为最初刻本，每半页12行，行22字。所惜罕见流传。

　　淳熙廿一年（1181年)，泉州市舶司使彭椿年在泉州学宫（州学）仪顾堂刊南宋·程大昌撰、绘的《禹贡论》2卷、《后论》1卷、《山川地理图》2卷。

　　程大昌，徽州休宁（今属安徽）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进士，先后任太学正、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恭王府赞读、国子司业兼权礼部侍郎、直学士院、浙东提点刑狱、江西转运副使、秘阁修撰、秘书少监兼中书舍人、权刑部侍郎、侍讲兼国子祭酒兼给事中、权吏部尚书， 淳熙七年（1180年）知泉州，后知建宁府、知明州（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程大昌》）。其所作《禹贡论》、《后论》、《山川地理图》淳熙四年(1177年)经宋孝宗御览称“精博”，诏付秘阁 。

　　《文献通考·经籍考》记载《禹贡·山川地理图》二卷，宋·程大昌撰，云：“图三十一，淳熙四年(1177年)诏付秘阁。舶使彭椿年刊于泉州学宫仪顾堂，三十一图完具，诚可宝也。”天一阁收不到有图版本，只藏《禹贡论》。宋时雕版印图的书坊间少有，故非常难得。

　　仪顾堂题《跋》云：“程尚书曾进《禹贡论》二卷，《后论》一卷,《禹贡图》二卷。影写宋刊本，后有淳熙辛丑(淳熙廿一年，1181年)议郎、提举福建路市舶彭椿年《序》,淳熙辛丑迪功郎、充泉州学教授陈应行《跋》。从此，淳熙辛丑泉州刊本影写三十一图完具，与书录题解合，诚可宝也。”

　　《四库全书总目》称誉程书“援据厘订，实为博洽，今注《禹贡》者，终不能废其书也。”因为需要刊刻的是这样一部有来头的书，州学教授陈应行邀请泉郡名工，精心刻印。由于镌刻精绝，书一出版，声誉鹊起，被称为“纸墨精莹，如初榻黄庭，光彩照人，洵为宋刻本中之杰作。”

　　此书每半页12行，行22字，白口，左右双边，框高19.1厘米，广12.1厘米。版心下有龚遂、陈禾、叶志、张寸等刻工姓名。

　　特别是《山川地理图》，原图以青色为水，以黄色为河，古今州道郡县疆界皆画以红色，“旧说之末安今皆识之”者，以雌黄线标出（见《自序》）。泉州郡庠刊刻时，因尚无套色，但已是世界上最早有确定刊印年代的第一部印刷地图册。尽管此书是据旧说而画，非实测得来，图中有许多方位、分率都不太准确，但已世所罕得，仅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有宋·泉州初刻原印本，是研究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福建印刷史、版画史、科技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淳熙九年壬寅（1182年) ，泉州州学教授陈应行在郡庠刊司马光《潜虚》1卷。

　　张敦实《天录琳琅书目》云：“后有淳熙壬寅陈应行《跋》，以邵武旧本参刻郡庠。”

　　《铁琴铜剑楼藏本目录》云：“此本完善无阙，即朱子所见泉州本。”

　　泉州提举市舶司

　　泉州提举市舶司也曾刻书。

　　嘉定元年（1208年），李纲之孙大有任提举市舶司干办公事，在郡守章颖和尚书郎赵德甫资助下，鸩工锓木，刻李纲《梁溪集》180卷及《附录》6卷，次年告竣。

　　另有宋刊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25卷。

　　该书每半页11行，行19字。注双行，行25字。细黑口，左右双边。目录及卷一标题次行署“前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太师谥文忠公苏轼”。王文与注解凡语涉宋帝上空一格，避宋讳咸缺末笔。目录最后一页末行落款“泉州提举市舶司东吴阿老书籍铺印”。

　　该书原清·傅增湘有藏。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说：《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字体秀丽，锋棱峭露，为建本之致精者。”“衣帙签题备极雅丽，写东坡像于卷首。”“目录后有伪牌子一行：‘泉州提举市舶司东吴阿老书籍铺印。’”

　　傅增湘认为“泉州提举市舶司东吴阿老书籍铺”是“伪牌子”，故意含糊其辞以达假冒目的。但这也说明泉州市舶司不仅有印书坊，且名气大。

　　傅氏所藏该宋刊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后只存14卷，起于“纪行”，止于“菌覃”，6幅东坡图像均已佚。现存北京图书馆，仍作为一部完书珍藏并著录，保存傅氏藏书原貌。

　　公使库

　　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司马汲知泉州时，在泉州公使库印书局刻司马光《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80卷。卷末题：“泉州公使库印书局淳熙十年正月内印造。”

　　《容斋笔记》云：“司马季思 (司马汲) 知泉州，刻《温公集》。”

　　《士礼居藏书》题《跋》云：“周香岩所藏旧钞本，未有泉州公使库印书局淳熙十年正月内印造刻云云。”

　　安溪印书局

　　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陈宓任安溪县令，在县治琴堂右畔（位于今县城上西街解放路北段县农机公司内）创立官办印书局，这种印刷作坊在本省还是较早的。陈宓和续后的安溪县令周珒，在安溪印书局刊印了不少书籍。（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陈宓、周珒》）

　　“印书局遗址（安溪县）”，列为泉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明·嘉靖《安溪县志·卷8杂志类·古迹》：

　　“印书局，宋建在县治琴堂之右。收藏书板，今废。

　　按旧《志》：（嘉定四年，1211年）陈宓刊《司马温公（司马光卒赠温国公）书仪》、《唐人诗选》；周珒刊《真西山（真德秀号西山）仁政类编》、《安溪县志》、《竹溪先生奏议》、《庚戍星历封事集录》、《后村先生（刘克庄号后村）江西诗选》、《张忠献（张浚谥忠献）、陈复斋（陈宓）修禊序》、《文房四友》、《王（王羲之）、欧（欧阳询）书诀》、《宋书》。余无考。”（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真德秀、刘克庄》）

　　清·康熙《安溪县志·卷5·风俗人物之2·考迹·局·印书局》沿取上述记载。

　　南安

　　南宋间，南安刻有唐·秦系《秦隐君集》1卷。《直斋书录解题》云：“系字公绪，自天宝间有诗名，尝隐越之剡、泉之南安。此本南安所刻。”无重刊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秦系》）

　　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 年）又刻宋·莆田方崧卿《韩集举正》50卷及《外集旧正》1卷，刻印称佳，纸墨精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考证颇详。（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秦系》）

　　同安印书局

　　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杨辑在同安印书局刊朱熹《楚辞辨证》1卷。《四库全书目录提要》云：“宋·嘉定四年(1211年)，杨辑刊于同安郡斋，字体秀整，是闽版最佳者。”

　　田庵洪氏

　　南宋，在泉州近郊逐渐形成以雕板为业的村庄，如田庵、淮口、后坂。时有仪顾堂、士礼居等书坊，其雕版多由田庵、淮口、后坂3村承制。

　　田庵村原在泉州郡城外东南近郊（今泉秀路景都大酒店西侧一带），古称“福田”。周海宇《泉州风物传说》（泉州海交研究会编）等称，南宋时，田庵洪氏1世祖洪荣山，祖籍与朱熹同为安徽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因朱熹少年时回婺源扫墓，俩人自小友好，洪荣山即随朱熹学习金石镌刻手艺。绍兴年间朱熹来泉州任同安主簿，就将洪荣山等一批雕版刻工带出来，在泉州市区涂门外聚族而居，取名“福田”（民国改“田庵村”），从事雕版刻字印书行业；不久该工艺又传至邻近的后坂村和淮口村，但以田庵为最盛，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雕版刻字印书这一行业。（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民系·泉州宗祠家庙·田庵洪氏宗祠》、《泉州人名录·朱熹》）

　　吴堃《泉州的木版镌刻与书坊》（《泉州文史资料》第七辑）载：

　　“田庵这村落，为洪姓聚族而居。据其故老所述，他们的祖先自宋代即从安徽省（指“婺源”，现属江西）迁来，他们全族从事于刻版技术，认为与朱熹来泉讲学有关。

　　我们访问过田庵几位老艺人，俱说他们的一世祖洪荣山，从朱熹学习金石镌刻，初以镌刻私章，逐渐发展到木刻乃至书版。

　　随着（泉州）文化事业的发达，操这技艺（刻版）的日见普遍。到了元朝，该村（田庵）前此一部分从事经商的也全部弃商就艺，后更传开到邻乡的淮口、后坂两村。

　　考朱熹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登进士，二十一年（误。应为二十三年，1153年）任同安簿，其来泉州讲学当开始于任同安簿，如果靖康间开元寺《大藏经》的确系出于泉州的刻工，则早在二十五年前，泉州已有刻版工人了。

　　 但田庵洪氏向朱熹学刻金石成为专业刻版。根据田庵旧俗，每当旧历二月十五日（释迦佛涅槃的日子），家家户户必须张办筵席，奉其上刻‘祖师朱文公’木牌，轮流祭祀。这一礼节足证他们刻版艺术是出于朱熹的传授。”

　　近代田庵洪氏宗祠“迁建碑”亦承此说:“南宋初年，洪公荣山……授业于朱子门,刻书为业，世代相承。”

　　但洪荣山随朱熹学习金石镌刻以至刻版手艺之事，无《家谱》、《族谱》记载可证，仅为传说，其实并不确切。朱熹生于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建炎十年(1140年)随父朱松从尤溪迁居建阳（时11岁），虽居建阳l0余年，但尚年轻，且还在读书阶段，对建阳刻书技艺应了解甚少；绍兴十八年(1148年）登进士第，廿三年(1153年)任同安主簿（时24岁），此时不可能传授洪荣山刻版技艺。（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朱熹、朱松》）

　　田庵洪氏之所以硬将其刻书的始祖洪荣山与朱熹扯上关系，应因南宋后期朱熹已被朝廷奉为儒家正统文化的化身，朱熹注本成为天下举子业必备书，所以刻书业供奉他为祖师爷,实际上是为了祈求雕版业兴旺。

元

　　元朝虽由比中原汉族落后的蒙古旗人入主，实行少数民族统治， 但南方原来比较发达的文化仍然继续发展，加之元朝政府为巩固统治，满足蒙古贵族的生活享受，稳定社会情绪，支持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全国推行了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保护百工，正因为此，有元一代刻书事业不但设有什么大的倒退，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如泉州近郊田庵村前此一部分经商的人，也全部弃商就艺，从事刻书业。

　　元时，泉州有儒学，还有10多所书院。由于书院官学化，几乎所有书院都曾刻书。书院刻书质量一般高过坊刻。此外，私家及寺院也刻书。

　　元代泉州刻书可考者不多，书院、私家流传下来的刻本知见者鲜有，仅见寥寥无几的寺院刻本。如：

　　《释大方千佛新华严经论论李长者事迹》残本。残页上有题识“泉州城南厢善济坊坭山圆明堂东界奉”、“莲戒弟子林德士、德诚谨施宝钞印造。”

　　《梦观集》，元·泉州开元寺释大圭撰，元刻，虽传世几稀，但仍有清末翰林陈铣香的钞本流传 。 （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大圭》）

　　《大云论请雨经》，泉州开元寺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雕版、元·至大元年（1308年）印造，垒经二卷，合订一册，202页，今尚存开元寺藏经阁。经中有“福建道泉州路在城护国水陆禅寺谨募众缘印遣”、“就开元印雕”等署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初福建道泉州路在城中护国水陆禅寺印造的《水陆寺大藏经》（即《毗卢大藏经》），其经书虽不是泉州刻板，但是在泉州补版和印刷，规模之大，在福建寺院中仅有。

　　大德八年（1304年），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经》刻版辗转来到泉州水陆水陆禅寺，时距初刻已近200年，有许多损版。泉州水陆水陆禅寺怀仁、法崇、希穆、妙惠、妙恩、慈德等僧决定广募善缘，“印造毗卢法宝大藏经文”。经过约5年的努力，至至大元年（1308年），完成全藏 6000多卷的补版并印刷数部的大工程。印成的大藏经，每卷均钤上“水陆寺大藏经”长方形大戳，存放寺内，供众披读。

　　有一部六百册2函还舍入法石禅寺，经中有祝延“皇帝圣寿万安，次祈各人眷爱同保康安……大德九年三月望日，干缘僧希穆谨题”字样。

　　至正十年（1350年），水陆寺戒堂、法堂灾毁，所存《大藏经》大多毁失，流传下来的残卷极少，而文献又无载，致使泉州如此大规模的一次刻印《大藏经》活动湮没无闻。

明

　　概述

　　明代起，公私藏书目录相继出现，但都只简单记录书名，不详版本，且大多重视收录宋、元刻本而忽略明、清雕版。明末清初泉州著名藏书家黄虞稷，不仅收录宋·艺文志所遗漏，且大量收集辽、金、元的书籍目录，并蓄意收集明代著作，详细登记书名、卷数、作者及作者经历，部分登记版本情况。

　　明代，福建刻书鼎盛。府、县争相刊印书籍，所刻除经史典籍外，多为本地地方志和乡邦文献。各地儒学、书院、盐运司等，也间或刻印书籍。明代“书皆可私刻”，私家刻书更十分流行。在万历（1573—1620年）间周弘祖编纂的一部全国性书目《古今书刻》中，收有泉州府书刻5种。

　　明代泉州民间印刷业的堂记、坊号，有玩芳堂、慎独斋等。书坊在沿用传统雕版印刷的同时，还采用新兴的铜活字印书。

　　泉州本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又名《淳化阁法帖》，十卷。

　　关于《淳化阁帖》祖版

　　北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赵炅出秘阁所藏自汉至唐名家墨宝，令侍书王著编次为“法帖”十卷，后来摹刻在枣木板上，用内府澄心堂纸拓赐大臣。因该帖编于淳化年间，取于皇家藏书秘阁，故称《淳化阁帖》，为丛帖始刻，后世誉为“法帖之祖”。 

　　《淳化阁帖》共收历代书法作者103人、420帖。第一卷收汉至唐·帝王19人书、计50帖，第二卷至第四卷收汉·张芝至唐·陆柬之历代名臣67人书、计114帖，第五卷收仓颉至唐·张旭等诸家15人书和无名氏法帖计23帖，第六卷至第八卷为王羲之书、计170帖，第九卷至第十卷为王献之书、计63帖。书家兼有帝王名臣、历代名家、二王父子，涵盖初唐四大家，字体兼有篆、隶、楷、行、草诸体，收有先贤各类笔迹，使“魏晋书法，传布天下”。 

　　明·陈懋仁《泉南杂志》说：“余按沈源释文序云，是帖纳郡庠，岁远剥蚀，其后庄少师氏，复摹以传……又按沈源所云，庄少师者，不知何名，考泉郡《志》，有庄夏者，登淳熙八年进士……他庄无仕少师者，故知是帖复摹，乃庄夏也。”（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庄夏》）

　　《淳化阁帖》转相传刻，遍及天下，正如元·赵孟頫在《阁帖跋》所指出：“自太宗刻此帖，转相传刻，遂遍天下，有二王帖、大观太清楼帖、绍兴监帖、淳熙修内司帖、临江戏鱼堂帖、利州帖、黔江帖，卷帙悉同。又有庆历长沙刘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尚书郎潘师旦绛州帖、绛公库帖，稍加损益，卷帙亦异。其他琐琐者又数十家，不可悉记，而长沙、绛州最知名，要皆本此帖。书法之不丧，此帖之泽也。”

　　《阁帖》出现以后，从欧阳修的《集古录》开始，苏轼、黄庭坚等从不同角度阐述和评论《阁帖》的优缺点，先后参与研究的学者不下百余人。从《阁帖》是否是中国丛帖之祖，《阁帖》的内容有哪些是原迹勾模上石、是上石还是刻木，内容的舛误、文字的释读，各个覆刻本的传承关系以及各种刻帖的研究等，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的学科———帖学。

　　但从泉州的文献记载和发现来看，《淳化阁帖》应有石刻版和枣木版两种。

　　流落泉州的石刻版

　　《淳化阁帖》真版被视为国宝。北宋倾颓，其幸存于南宋·赵氏宗室，直至南宋末临安（今浙江杭州 ）陷落。端宗·赵昰与弟赵昺怆惶南走，《淳化阁帖》石刻版仍随身携带。相传宋君臣逃亡船队从浙江温州江心寺南下，入泉州湾，抛锚于法石，驻跸云麓山云麓禅寺。泉州招抚使蒲寿庚拒纳宋朝逃亡君臣，宋君臣只好在云麓山下凿石掩藏《淳化阁帖》真版，而后继续南逃。

　　宋亡后，蒲寿庚之兄、原宋广东梅州知府蒲寿晟回泉，择地在云麓山下兴建别业，建筑规模不断扩大，原来掩藏《淳化阁帖》真版的地方竟筑为马厩。后来相传，马厩时有灵光冲起，枥马惊怖，以蹄蹴地，火花四迸，蒲氏发石，得《淳化阁帖》真版。（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蒲寿庚、蒲寿晟》）

　　明·陈懋仁《泉南杂志》说：“《淳化阁帖》十卷，宋季南狩，遗于泉州，已而石刻湮地中，久之时出光怪，枥马惊怖。发之即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马蹄真迹’。”

　　清·施鸿保《闽杂记·卷8·马蹄银锭纹阁帖》云：“帝昰避元兵，携其石来泉州，埋于德济门外地中。”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引《泉南杂志》、参《书画谱》曰：“淳化阁帖十卷，宋季南狩，遣于泉州。已而石刻湮地中，久之，时出光怪，枥马惊怖，发之即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马蹄真迹’。”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收录清·泉人林泉《马蹄淳化帖考》曰：“余所闻淳化帖以温陵甲天下之胜，谓宋帝·昺南渡，埋此拓于德济门之御殿头，航海而去。”

　　元、明易代，洪武四年辛亥(1371年)，这套《淳化阁帖》石刻版又在秦勋府马房掘得，只七十三版，为泉州府所收藏。因有裂痕，知府常性以银锭嵌搭，此后拓者始有此纹，故又称《马蹄银锭纹阁帖》。

　　清·施鸿保《闽杂记·卷8·马蹄银锭纹阁帖》：“明初为秦勋府马房，夜发光怪，及掘得之，只七十三版，因石多为马蹄踏裂，知府常性以银锭嵌搭，此后拓者始有此纹。”“独泉州并无此刻，藏其帖者亦少，且罕知原刻之在泉州。”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收录清·泉人林泉《马蹄淳化帖考》曰：“明初现光怪，于秦勋府马房中掘得此帖。计不上九十版，世所传‘马蹄石拓’是也。”

　　明·洪武四年辛亥(1371年) ，《淳化阁帖》十卷由泉州知府常性以刘次庄释文叙而刻之，重印于泉州郡庠，史称“泉帖”；因得自真帖原版，由枥马惊怖以蹄蹴地而得，亦称“马蹄真帖”或“马蹄帖”。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引《泉南杂志》、参《书画谱》曰：“洪武四年辛亥，知府常性以刘次庄释文叙而刻之。”《泉州府志》载：“洪武四年辛亥，知府常性以刘次庄 释文叙而刻之。”泉州印刷的《淳化阁帖》是明代泉州印刷的精品之一，在中国古代书籍印刷史上有重要地位。

　　【按：刘次庄，字中叟，北宋·潭州长沙（今属湖南）人，有书名，工正、行、草，最妙小楷。熙宁七年（1074）赐同进士出身，历殿中侍御史、江南西路转运判官，元祐二年（1087年）除名勒停，寄居新淦（今江西新干），卜筑于吟水滨之戏鱼堂，潜心临摹家藏淳化阁法帖。】

　　此后，《淳化阁帖》除宋代拓印分赐太臣外，其后之拓本，唯泉之“马蹄帖”始为真帖，余者皆为曲托。

　　收入皇宫秘库

　　后来，泉州《马蹄银锭纹阁帖》真帖原版被收入皇宫秘库，从兹以后，真版不知安在。《泉州府志》载：“后仁宗 取入秘府。”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引《泉南杂志》 、参《书画谱》曰：“后仁宗命取入秘府，人不可得而见矣。”

　　泉州《马蹄银锭纹阁帖》真帖原版收入皇宫秘库的时间，志称“仁宗” ，但明、清有两个仁宗：一是明仁宗·朱高炽，仅洪熙元年（1425年）在位1年；一是清仁宗·颙琰，即嘉庆帝，1796—1820年在位。不知孰是？或以明仁宗为是，因洪武四年(1371年) 常性重印后，就不见《淳化阁帖》及其原版的记载了。

　　直至清代，才又在法式善（1753—1812年）《陶庐杂录》中见到《淳化阁帖》的有关记载：“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出内府所藏《淳化阁帖》初拓本，重摹上石；三十七年 (1772年）葺‘淳化轩，嵌石轩壁，为希世之珍。”可见清廷亦甚重视淳化阁帖，至此方重现人间。

　　现在，泉州是否还有《淳化阁帖》刻石或帖本，尚需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泉州的枣木版

　　淳化阁帖的枣木版应该是在南宋末与石刻版一道埋下的，元初一道被蒲氏发出。之后即流散不明，洪武初在秦勋府马房中掘得石刻版，并没有提及枣木版。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收录清·泉人林泉《马蹄淳化帖考》曰：

　　“又传有枣木板，滨海渔人网得之。因监湿蛀朽有几，时为豪家所得。此人艰于嗣，分畀沈、李二婿。沈世系莫考，李者乃衷一先生（李光缙，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光缙》）家也。后不相好，各摹勒其半，是枣板于吾郡有二焉。

　　所云石拓泰后式微，为侗斋 张先生购就，增摹一百三十八板，斯时为沙塘蔡先生夺去其八。当日拓者，两处凑印，方得全璧。后蔡又摹木板满数以行于世。戊子之后，其八板已落于霞、漳之地，今莫考焉。

　　此缙绅先生为余言若是也。”

　　“戊戌，余方垂髫，喜古拓，时虽知之而不能辨。戊辰，春山史 王征君自华山来，相与善，嗜古帖，出淳化考相示，云：‘宋太宗命侍书王着临以枣木。’暇日记云:‘淳化帖乃唐旧刻，保大中王文炳摹勒，宋下江南得此石。太宗于淳化中始增定之。’又云:‘淳化初拓，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分封及大臣方得赐，故传之者少。”端明殿学士汪季路云：‘其本乃木刻，计一百八十四板，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初拓无银锭纹者上也，有银锭痕墨浓者次之，淡者又次之。且当日诸公或以纸墨交辨，或以张数致疑，不及详其原拓流传何所。

　　洪武四年，太守常公锓梓释文于吾郡，其原拓之在温陵一明证也。又阅兰州帖后，知张氏石拓，李氏枣板，与缙绅先生所传，若合符节。

　　然余与山史先生相质未暇，疑信参半。山史复与爵台张公借大观帖以相印谬，其帖乃王弇州先生遗物也。

　　余所疑者，若枣木为宋拓，则马蹄石拓何从而来？若石拓为唐旧刻，以枣木凑足，俱携南渡，则群书何由不载？且枣木当日传一百四十有几，石拓九十有几，与端明（汪季路）所记大不相符，抑为陆沉之恨与？抑为见闻之陋与？是未可知也！

　　戊辰（康熙二十七年，1688）秋，郡守郝公（郝斌）喜古拓，召工再拓，命余董其事。余遍采，仅得其半，计六十有二。中水裂者十有二三矣。复寻木板凑足一百三十有八，如其数以就，殆存古拓之旧面目也。

　　余所得旧枣拓与石拓各一部，乃明初旧拓，其中浓嫣遒劲，大不类今所存者。质之张家之裔，亦不能辨。复质之山阴吕黍宇先生，先生曰:‘得一足矣，二部恐触造物之忌。’余因喜而藏之，不敢以见闻之陋自出臆度，以为真赝，又不禁复装潢之，垂诸后人。

　　识时戊辰岁九月望之三日。”

　　林泉，晋江人，“能诗书画篆，文无不考究。乡士大夫及四方游客，多与往来酬赠。”著有《墨林》、《栖轩印林》、《倦游草》等，乾隆《泉州府志·卷63·国朝·艺术》有传，其记载应当可靠。

　　其他

　　近年，上海博物馆斥巨资从美国抢救回归《淳化阁帖》的第四、六、七、八卷。第四、七、八卷为北宋祖刻本，第六卷为泉州本。该泉州本有北宋人题记，南宋末为贾似道收藏，明末为孙承泽所集。此本从其卷、板的编号看并非拓自祖刻，应是一本北宋的翻刻本，经仔细核对，后期泉州帖的所有特征，均从此出。

　　现存南宋及明、清翻刻的泉州本《淳化阁帖》，除上海博物馆新购进的第六卷外，故宫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均有宋拓本，中国国家博物馆亦有宋拓拼配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吴廷旧藏本。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的《宋拓王右军帖》，张伯英考定为泉州本。仲威、沈传凤先生指出它有七个主要特征，认为它是泉州本卷六、卷七、卷八之残本合并本。 

　　汪庆正先生指出：“明代前期，在顾从义玉泓馆本和潘允亮五石山房本未出现前，以泉州本的影响最大，但关于泉州本的底本面貌，过去并不清楚。”他研究各收藏单位的泉州本，指出泉州本的特征。 

　　泉州本的特征：

　　一是《儿女帖》，“便得至彼”的“便”字，只有泉州本和国子监本的右侧首横与下笔相连，顾刻同其他各本均不相连；

　　二是《散势帖》，“怛”，只有泉州长本成“忄”，其他各本均有石花或牵丝；

　　三是《极寒帖》，“卿可”的“卿”字，只有泉州本作“？”；

　　四是《追寻帖》“所豁多也”的“豁”字，只有司空本与故宫、上海图书馆宋泉州本一致。

　　王澍《淳化阁法帖考正》也总结一些泉州本的特点，其实并非泉州本独特的特点。如：

　　一是《旦夕帖》，“使命”的“命”字，并非泉州本独误，当是顾所据之本误；

　　二是《旃胡桃帖》，“知足下得”的“得”字摹作“谓”，也非泉州本独误的特点；

　　三是《月半哀忤帖》“再拜”的“拜”字多一折，这是泉州本的特点。

　　泉州刻本

　　明代泉州刻本见于著录者较多，如：

　　泉州府先后编纂、刻印了嘉靖、隆庆、万历3部《泉州府志》。在万历《泉州府志》并及嘉靖乙酉志序、隆庆戊辰志《序》中，留名刻工就有：张英、沈春、余宇、蔡元、杨林、范炤、叶荣、刘显、郭良、蔡俊、陈六、王朋、蔡干、林恩、林冲、陈仕、郭正、陈选、李文、叶冬、蔡一、李龙、谢圣、庄斌、蔡进、吴钦、李旭、李标、叶寀、郭才、李任、黄四、吴宪、谢春、许玄孙、蔡二、郑显、吴璘、李智、范于、张孙、陈桓、洪朋、蔡六、庄武、吴东、胡三、谢三。

　　嘉靖《安溪县志》八卷，明·黄怿、汪瑀修、莆田林有年纂。嘉靖卅一年（1582年）安溪刻。

　　《大方广佛华严经》。现藏于泉州开元寺藏经阁的明刊《大方广佛华严经》残本3种，其中就有泉州刻奉1种。在这册泉刻残本中，有“崇祯辛巳(崇祯十四年，1641年)三月比丘智曜募缘遣成，温陵弟子林长春薰淋拜梓", “温陵唐宋明手刻”、“弟子智严、庄象贤督镌 ”等文字，末页又有“温陵举佛弟子林长暄舍银二两三钱□分刻五十四卷，优愿声名早遂于朝廷，永为法苑金汤”的附记。此经板框为36.7×12.1厘米，每半页走行，行十五字，正文前有《华严法会图》长卷版画1幅，线条、构图、雕刻、印刷都很精美。而且此经的捐资、镌刻等都是温陵(泉州的别称)人。因此，这册佛经残本是明代泉州刻经、特别是泉州刻版印刷 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唐·欧阳先生文集》8卷，弘治十七年（1504年）泉州知府吴晟（吴克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任）捐俸、庄概翻刻。正德（1506—1521年）间重刻，书名《欧阳四门集》。又有嘉靖（1522—1566年）间书坊刘弘毅慎独斋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欧阳詹》）

　　《遵岩 王先生文集》41卷，明·晋江王慎中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刊。另有《遵岩集》25卷，明·晋江王慎中集。旧有玩芳堂《摘稿》、《遵岩家居》诸刻，都杂以少时作品，而这本乃是隆庆辛未(1571年)王慎中的儿子王同康及女婿庄国祯稍为芟削重锓，较为精整。书前有洪朝选序。（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慎中、庄国祯、洪朝选》）

　　《虚斋 蔡先生文集》5卷，明·晋江蔡清撰，正德十六年（1521年），葛志贞在泉州刻。另有《文庄公集》8卷，明·晋江蔡清著。是书成化、弘治间有旧本，嘉庆间有建阳刻本。清·乾隆七年壬戌(1742年)，其宗裔蔡廷魁　鹤屯阝，据“泉郡大寺后家庙正派后裔藏板重订、刊刻”。（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蔡清》）

　　《易经蒙引》十二卷，明·晋江蔡清著。成化、弘治间，坊间有旧刻。蔡清三个儿子各出家本以增校。嘉靖间有松江刻本。

　　《陈紫峰（陈琛）先生文集》十三卷。明·嘉靖邑人丁自中翻刻。清·乾隆戊子(1768年)重镌，本衙藏板。（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陈琛》）

　　《易经儿说》四卷，明·晋江苏濬撰，安溪万历本。（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苏濬》）

　　《温陵留墨》3种，万历元年（1573年）泉州府同知丁一中刻。（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丁一中》）

　　《泉南新刊古板大字小学史断》2卷，嘉靖卅七年（1558年）泉州翰墨余香堂刻。

　　《清源文献》12卷，明·晋江何炯撰（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何炯》）。万历廿五年（1597年）程朝京刊。

　　《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20卷，明·杨慎撰、李贽辑评（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贽》）。万历（1573—1620年）同安刻。

　　此外，近代田庵洪氏宗祠“迁建碑”曰:“明中叶晋江奕仙公携眷徙居于此（田庵）。子孙俱承其业，又善治印章，刀工书法皆妙，名扬四海。”（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民系·泉州宗祠家庙·田庵洪氏宗祠》）

清

　　清代，雕版印刷业又有新发展，泉州跻身于全国出版中心行列，堪与南京、北京、苏州、杭州、徽州争一席之地。接着又有木刻活字版、石印的出现。直到清末民初（1911年前后），泉州李福记印刷所使用套色木刻、石板、活字版，历史上泉州才第一次出现近代印刷术。

　　雕板印刷

　　由盛到衰

　　清代，泉州府和永春州官、私、坊刻比较发达，理学著作与乡邦文献的刊刻是主要内容。特别是私家刻书、印书的风气，在泉州文人中已相当普遍。泉州私人刻书的盛行,使泉州刻书从纯射利为宗旨的书坊刻书，转变为内容丰富、校勘精详、版刻优美的文人学者刻书，编、校、刻、印俱佳，产生了许多优秀、精美的版本，将泉州的刻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清代有堂记、坊号的刻书业，如辅仁堂、郁文堂、会文堂、光华堂、同文堂、润芬堂、涌芳堂、素经堂、继成堂、崇经堂、柯草堂、光韪堂、冠悔堂、清白堂、绮文居、二铭山馆、鑑湖亭、西园书屋、珠玉楼、温陵书林、玉屏书院、梅石山房、益文斋、薰园、圣教书局、湖山草堂、聚德堂、辅仁堂、书文堂等。各家书坊的雕版几乎都由田庵、淮口、后坂三村承制。

　　清末的光绪、宣统两朝（1875—1911年），田庵刻书印刷业相当繁荣。田奄洪氏的洪潮和及其后裔，每年都刻有1本《洪氏通书》，《通书》中的“历日”多由洪氏的长房和三房的“继成堂”编纂刻印。由于《通书》篇幅大印数多，持续印刷的时间长，加上适合广大农民和城市居民的需要受到普遍欢迎。

　　 到十九世纪末，西方石印、铅印等印刷新技术进入泉州。泉卅有了专印石印本的书局后，石印逐步取代了刻板印刷。

　　 时泉州道口街专事刻板印刷的书坊还有好几家，与石印本书局艰难地争一席之地。如辅仁堂、聚德堂、崇经堂、郁文堂、绮文局等，各自拥有经、史、子、集、说部、医书、歌、曲及其他木版。其中开业最早、藏版最多、声名最著者是辅仁堂，其次为绮文居、郁文堂，又次为老号的崇经堂和聚德堂等。

　　 清末，辅仁堂因子弟析产争端而停业，聚德堂、崇经堂也因生意清淡相继歇业。余下之绮文居、郁文堂两坊生意尚可，于是他们便争相收购辅仁、聚德两坊的书版，还各自增设了分号。

　　 郁文堂所购的辅仁堂藏版尤多，在此基础上增设经文堂分号，扩大营业规模，生意也越发兴隆。除用旧版印书贩卖外，也刊刻一些书籍，如日用参考书《居家必备》等。但该书坊所刻书以话本小说最为著名，如《说岳全传》、《平闽全传》、《粉妆楼全传》等。光绪（1875—1908年）末年，清政府在维新派的压力下废八股，取士考试改用经义、史论、时务策。郁文堂又新刻若干经义史论诸书及科岁试、乡试的试艺闱墨等，应时趋印。

　　 绮文居增设珠玉楼分号，印刷《四书备旨》、《礼记》、《通书》、《历书》等出售。绮文居自己也有刻书。

　　 经文堂和珠玉楼后都因生意清淡，各自并入原作坊。再后绮文居的营业逐渐萎缩，随之陷于瘫痪状态，最后只好收盘。此后仅余郁文堂一家在艰难地支撑着濒临绝境的泉州刻板印刷门面。虽然民国十六年（1927年）泉山书社曾出版过《泉州府志》乾隆版补刻木，但郁文堂生意日形冷清。

　　 益文石印局的开张，对郁文堂是最后一击，它的生意日渐萧条，新板片无复刊刻，刻版工人除承担洪潮和长、三房年刻《通书》、《历图》外，大多转业改行专事图章雕刻。郁文堂只好另开石印局，其书坊也改为代售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新式铅印教科书和其他新版书籍，且每况愈下，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终于关门停业。郁文堂的倒闭，标志着泉州延续近千年的刻版印刷业的终结。

　　雕板工匠

　　泉州刻工多聚居在泉州近郊涂门外的田庵、后坂、淮口3个村。据乾隆《泉州府志》、乾隆《晋江县志》等记载，至清中叶以后，3村的雕版工人还有300多人，有的全族人从事雕业。田庵为洪氏刻工的聚居地，后坂为施氏刻工的聚居地。清代泉州所刊刻书籍多出自施、洪二姓工匠之手。清代福建的刻工，泉州洪氏、施氏和福州吴氏工匠并列为最著。

　　 泉州一些刻工还支援过福州地区的刻书。同治五年（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礼聘名士，访求康熙版《正谊堂全书》之完本，重加校勘，督工刊刻。全书收书68种，共计534卷，“悉招福州及泉州涂门名匠解刻”，并要求“领刻匠人应立限状，日刻一万字，不得延迟。”

　　 清末，由于泉州刻版印刷业的日渐衰微，泉州大批刻工背井离乡远走南洋各埠，但仍多操持旧业，或以刻印谋生。

　　 到廿世纪60年代，田庵等3村的刻印工人合计还有40多人。

　　清代泉州雕板印刷版本

　　《八闽理学源流》，清·蒋垣纂辑。康熙廿五年（1686年）蒋垣任泉州府教授时，梓而行之。

　　《易经儿说》4卷，明·晋江苏濬撰。康熙廿六年（1687年）晋江苏氏据明·安溪万历本重刻。（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苏濬》）

　　《唐·欧阳先生文集》8卷，唐·欧阳詹著。康熙四十五年（1706），族孙欧阳晄刻。（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欧阳詹》）

　　《历代名吏录》，清·晋江张星徽撰。雍正九年（1731年）湖山草堂刻本。

　　《宋端明殿大学士蔡忠惠公文集》36卷及卷首1卷，宋·蔡襄撰。雍正十二年（1734）蔡廷魁（援例捐刑部郎中）出资刻。此书在搜罗宋、明各种版本的基础上，由徐居敬参校并附录徐火勃（“火勃”合一字）编、宋珏增补的《宋·蔡忠惠公别纪补遗》2卷。各卷卷端均有“清裔孙仕舢诒霞甫廷魁经五甫校梓”一行，版心下刻其室名“逊敏斋”3字。（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蔡襄、蔡清、蔡廷魁》）

　　《李文贞公全集》，清·安溪李光地著。乾隆元年（1736年）李清植辑刻。收入李光地的著述30种149卷，同时附刻李光地之子李钟伦著作3种和李清植自己的《淛嗳存愚》。嘉庆元年(1801年) 有补刻本。该书流传至今的只有五六部。《榕村语录》和《淛嗳存愚》则是用《李文贞公全集》本的旧版重修刷印的。（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光地、李清植》）

　　《蔡文庄公集》，清·晋江蔡清著。蔡廷魁访得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葛志贞辑刻的蔡清《蔡文庄公集》，延请徐居敬重新编校，增入蔡清佚稿数篇，并附录蔡清事迹及有关传序文。乾隆六年（1741年）付梓。（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蔡清、蔡廷魁》）

　　《樗全集》，明·晋江王畿撰。乾隆廿年（1755年）晋江王宗敏家本，翻旧刻。（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王畿》）

　　《鼓山志》，黄任撰。乾隆廿六年（1761年）刻，刻工匠首后坂施俊章。

　　《泉州府志》76卷、160多万字，清·泉州知府怀荫布主编。乾隆廿八年（1763年）刻，刻工匠首为后坂施高爵（清代刻工在所刻书籍内一般只注明匠首的姓名，不像宋、元、明刻书多在版心注明各页的具体刊刻者姓名）。有同治九年（1870年）补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怀荫布》）

　　《仪礼述注》19卷，清·安溪李光地撰。乾隆卅二年（1767年）李荣衷清白堂刻。（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光地》）

　　《紫峰 陈先生文集》13卷，明·晋江陈琛著。乾隆卅三年（1768年）晋江涵口村陈氏家祠刻，刻工匠首后坂施志锐。该书版后散落泉州城一陈姓人家，光绪十七年（1891年）陈钦尧以重金赎回，补其阙失，重刷印行。（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琛》）

　　《九经图》，杨魁植撰。乾隆卅七年（1772年）刻，刻工后坂施必明。

　　《易经浅说》8卷，明·晋江陈琛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晋江陈氏家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琛》）

　　《易经大全会解》，朱尔绳撰。乾隆六十年（1795年）刻，刻工后坂施大侃。

　　乾隆（1736－1795年）间，晋江、南安、惠安、安溪等泉州府属县与永春州及其属县刊刻了一批志书。

　　《余忠宣公青阳山房集》5卷，元·余阙撰。嘉庆八年（1803年）温陵张氏鑑湖亭刻本。

　　《周礼精华》，陈龙标撰。嘉庆十一年（1806年）刻，刻工后坂施大侃。

　　《近科新策约选》，聂铣编。嘉庆十五年（1810年）刻，刻工后坂施大侃。

　　《夤音妙悟》，清·黄谦纂辑。嘉庆（1796—1820年）间薰园刻版。（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黄谦》）

　　《榕村全书》126册，清·安溪李光地著。道光九年(1829年)，李光地曾孙、李清植孙李维迪辑刻。收入李光地著作35种190卷，也附刻李光地子孙的著作，计有李钟伦4种、李清植2种、李清馥3种、李宗文1种。此刻多为李维迪校刊，个别零种系李师洛所刻。（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光地、李清植、李钟伦、李清馥、李宗文》）

　　《仪礼纂录》2卷，清·安溪李清植撰。道光十年（1830年）李维迪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清植》）

　　《建阳诗抄》，汪远涵撰。道光十年（1830年）刻，刻工田庵洪文品。

　　《归田稿》6卷，清·惠安孙珩著。道光十七年（1837），孙珩子孙文圻、孙文垣刻；刻工后坂施大侃。（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孙珩》）

　　《陶渊明集》10卷（首卷）。道光廿一年(1841年)秋柯草堂刻本。

　　《演炮图说》，清·晋江丁拱辰著。道光廿一年（1841年）丁拱辰编成《演炮图说》一书，由泉州人、御使陈庆镛出面，请精通数学、机械的山东丁守存、安徽郑光复等人校订后，于道光廿二年（1842年）初自费刊印问世。清宣宗闻知，特命进献该书，并赏给“六品军功顶戴”。为此，陈埭丁氏特制“名达九重”匾额悬于祠堂之上。后丁拱辰又根据实践效果进行修订，三易其稿，再经陈庆镛、郑光复、丁守存等人校订，于道光廿三年（1843）编定《演炮图说辑要》4卷50篇、附图110多幅，委托泉州城会文堂镌刻行世，刻工匠首田庵洪文品。咸丰元年（1851年）又有丁氏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丁拱辰、陈庆镛》）

　　《四书补注附考备旨》，道光廿六年（1846年）刻，刻工匠首田庵洪文畅。

　　《青云集分类试帖详注》，清·泉州杨逢春辑。道光廿七年（1847年）泉州同文堂刻本。

　　《蔡忠烈公遗集》6卷，明·晋江蔡道宪著。道光廿六年（1846年）蔡应魁倡首校刊，安平蔡氏宗裔集资，道光廿八年（1848年）刻。光绪廿八年（1902年）泉州蔡氏宗祠增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蔡道宪、蔡应魁》）

　　《从政实录》，清·同安苏廷玉撰。道光卅年（1850年）汪承祐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苏廷玉》）

　　《重订事类赋》，吴淑撰。道光（1821—1850年）间刻，刻工后坂施大侃。

　　《问山文集》，清·晋江丁炜撰。咸丰四年（1854）丁拱辰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丁炜、丁拱辰》）

　　《海疆要略必究》1卷，清·泉州李廷钰著。咸丰六年（1856年）李廷钰自刻本。

　　《亦佳室诗文钞》8卷，清·同安苏廷玉撰。咸丰六年（1856年）自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苏廷玉》）

　　《纲鑑易知录》，清·泉州吴乖权著。同治七年（1868年）光华堂刻本。

　　《黉学备考》2卷，清·泉州林涓标撰。同治（1862—1874年）间泉州府学刻。

　　《新刻分类百子金丹》10卷，明·晋江郭伟选注，郭中吉编。光绪六年（1880年）素经堂刻本。

　　《增订本草备要》8卷，清·汪昂编。光绪六年（1880年）辅仁堂刻本。

　　《七家诗辑注汇抄》8卷，清·泉州张熙宁辑。光绪八年（1882年）桐城西园书屋刻本。

　　《金门志》16卷，光绪八年（1882）在金门浯江书院刻。

　　《螺阳文献》20卷，陈澍辑。光绪九年（1883年）泉州二铭山馆刻。

　　《籀经堂类稿》24卷，清·陈庆镛撰。光绪九年（1883年）陈庆镛子陈彦爵、陈彦禄刻印，写刻均较精湛。（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庆镛》）

　　《新增惊心图说》2卷，清·裘萱荣撰。光绪十年（1884年）辅仁堂刻本。

　　《较正官音仕途必需雅俗便览》3卷，张锡捷辑。光绪十年（1884年）珠玉楼刻。

　　《平闽全传》6卷52回，作者不详。光绪十一年（1885）郁文堂刻本。此书为章回小说，演杨文广平闽故事，内容十分荒诞，且夹杂闽南方言，非漳、泉人不能解，作者必闽南人无疑。

　　《骆台晋先生文集》8卷，明·泉州骆日升著。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晋江骆茂集翻刻明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骆日升》）

　　《清水岩志略》，清·泉州杨浚编。光绪十四年（1888年）冠悔堂刻袖珍本。

　　《大隋志传》20卷，明·罗贯中撰。光绪十四年(1888年)书文堂刻印出版。

　　《温陵先正文集》，乾隆（1736－1795年）间辑明·成化至崇祯蔡清以下132位泉州人参加乡、会试所作的制义，共得273篇，光绪十七年（1891年）陈钦尧刻以行世。（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蔡清》）

　　《洪芳洲文集》16卷，明·同安洪朝选撰。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洪曜离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洪朝选》）

　　《吕叔简先生明职篇》，潘世恩辑。光绪十八年（1892）泉州清源书院刻。

　　《监本四书白文》6卷，清·绮文居校辨。光绪廿年（1894年）珠玉楼刻本。

　　《疯门全书》，清·泉州肖晓亭著。光绪廿一年（1895年）郁文堂刻本。

　　《新文双金印》、《新编跋马曹》、《新编斩文雄》等福州评话，光绪廿一年（1895）允寿堂书坊刊刻。

　　《逸翰楼诗集》，清·泉州黄启太著。光绪廿四年(1898年)黄氏刻本。

　　《绘秋馆诗钞》2卷，清·同安蒋葆年撰。光绪廿五年(1899年)自刻。

　　《白毫庵内篇》3卷，明·晋江张瑞图著。光绪（1875—1908年）间张大河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张瑞图》）

　　《馆阁丝纶》5卷，清·安溪陈万策辑。光绪（1875—1908年）间梅石山房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万策》）

　　《周礼精华》，宋·陈龙标纂。清·光绪（1875—1908年）光韪堂刻本。

　　《泉州乡土地理志》1卷，清·泉州李廷钰著。宣统二年（1910年）刻本。

　　《古唐诗分解》，清·泉州王尧瞿注。清末泉州珠玉楼刻本。

　　《初学检韵》，清·姚文登著。清末辅仁堂刻本。

　　《陈检讨诗集》20卷，清·泉州陈维菘著，清末郁文堂刻本。

　　《遵岩集》，清刊。

　　《荔镜记》，清刊。

　　苏廷玉刻板

　　苏廷玉（1783—1852年），清·泉州府同安县马巷厅翔风里澳头村（今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澳头村）人，北宋·苏颂（苏魏公）后裔。嘉庆十九年（1814年）进士，道光九年（1829年）累至署江宁府（今南京。道光十年[1830年]迁任）；道光十八年（1838年）累官至署四川总督，后降为按察使；道光廿年（1840年）返京任大理寺少卿，同年休官返乡，定居泉州府治通政巷北边12年；咸丰二年（1852年）卒。（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苏廷玉、苏颂》、《泉州民居·苏廷玉故居》）

　　道光十年（1830），苏廷玉署江宁府时，曾在苏州刻苏颂长孙苏象先所撰《魏公谭训》10卷。另外，因《苏魏公文集》宋刻本已失传，乃从杭州文澜阁借抄1部。

　　《苏魏公文集》曾有宋刻和明刻。宋刻系苏颂幼子苏携于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编成，流传不广。乾隆（1726—1795年）间修《四库全书》，李士恭进献家藏即有此书，但未知是何种版本。

　　道光廿二年（1842），时已定居泉州城的苏廷玉，将所抄《苏魏公文集》宋刻本，交曾任刑部云南司主事的惠安人陈金城在福州校刻。陈金城借陈寿祺旧藏两部钞本参与考订，收录苏颂除《新仪象法要》3卷以外的文字共72卷，依次为诗14卷、册文及奏议6卷、内外制诰16卷、表启14卷、碑志行状13卷、记序、书札及杂著9卷，内容比《四库》本多文1篇、诗4首，文字也颇有差异，但应更接近原本。陈金城在校订原文后，又编目录2卷，并辑该书历代《序》、《跋》以及苏颂传文等弁于简端。该书目录末署校者姓名9人，实际上多为挂名，仅陈金城出力最多。苏廷玉的《重刊先魏公文集后跋》一文，也出自陈金城之手。（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金城》）

　　苏廷玉在福州的版刻，还有：

　　《惕斋遗书》，收入《惕斋经说》（4卷）、《读经校语》（2卷）、《经传释词续编》（1卷）3种，清·惠安孙经世著。道光廿二年（1842年）刻。校刊之事由孙经世的女婿陈金城主持。因苏廷玉赞以刻资，故书内均署“苏廷玉刊”。（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孙经世、陈金城》）

　　《魏公谭训》10卷，重刻。

　　《生生篇》4卷，明·晋江苏濬著。道光廿二年（1842年）刻。（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苏浚》）。

　　《石溪读周官》6卷，清·安溪官献瑶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官献瑶》）

　　这些书在福州的刻版，均于咸丰二年（1852年）（苏廷玉逝世当年）运回苏廷玉在泉州通政巷的府第。

　　民间版刻

　　至清末的光绪、宣统两朝（1875—1911年），田庵、淮口、后坂等3村的刻书印刷业还是相当繁荣的。

　　田庵洪氏的洪潮和传授其后代历法，经常每一年份，由其裔下的长房和三房的“继成堂”，各自编著巨本《洪氏通书》、大量《历图》，刊刻木版印行。由于《通书》篇幅大，印数多，持续印刷的时间也长，加上适合广大农民和城市居民的需要，受到普遍欢迎。

　　在田庵、淮口、后坂，也有一些家庭小作坊的个体小生产者，专事刻印《劝世(善)文》、年画、窗花及迷信用品，如门神、灶王爷神牌、菩萨像、符咒等，且每年都有一些新花样问世，印数也相当大。这些家庭个体小作坊中以林雅坤坊生意最为兴隆，逐年都有新刻版本。

　　泉州民间版刻年画造型概括，线条厚实，描绘精细，单线阳刻，设色洒脱，题材广泛，具有浓厚的闽南侨乡特色。

　　如清代泉州李福记画店印制的“福禄寿星”斗方，图中间是一位头戴天官帽、项挂金锁、手捧玉如意的天官，后立两位各擎1面障扇的仙女；左禄星员外，怀抱一小儿；右老寿星，手托仙桃，拄一龙头拐杖，上悬宝卷，前有一头戴紫金冠、高举绣球戏耍身旁之狮的帝子；全图以红、紫、绿、黄、粉红五色套印，铺以大红底色，辉煌炫目，喜气盎然，深受百姓和海外侨胞欢迎。

　　又如李福记的小斗方“积累资金”，墨、绿、黄、红四色套印，图中间是1枚金黄古钱，上刻“积累资金”四字；两个扎双髻的童子，一着云纹黄衣，一穿绿花锦衣，满面笑容地盘膝而坐，合捧中间金钱，人谓是“和合二仙”。泉人多飘洋过海出国创业，最喜这幅年画。

　　这些年画多作中堂画，供作庆寿、贺喜以及新年恭贺之用。在清季版刻困厄的情势下，泉州民间版画以各种鲜艳的色彩、吉祥如意的构图，反映普通百姓的美好愿望，销路极好。

　　木活字印刷

　　泉州木活字称“子”，木活字版称“子版”，其始于何时不见记述，但从清代前期私人也置有活字版（如柯辂）看，可见其普及程度之广，官府、坊肆应会早得多，最迟应在明末。清代福建刻木活字印书的人不少，其中以泉州龚显曾、黄谋烈最为著名，流传至今的印本最多；将木活字版称为“子版”，也是他们的发明。（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龚显曾、黄谋烈》）

　　柯辂木活字印刷

　　清·乾隆、嘉庆（1736—1820年）间，泉州学者柯辂（字淳庵）自制活字版1部，凡有异书都收集印刷；所印自著书也很多，如《闽中文献》、《闽中旧话》、《温陵旧闻》、《淳庵存笔》等。但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有嘉庆十四年（1809年）印刷的《淳庵诗文集》12卷一种。

　　柯辂，举人出身，嘉庆九～十八年（1804—1813年）任邵武县训导。清·陈棨仁、龚显曾《温陵诗纪二集·6卷》载：柯辂著述等身，“所著书多至四十四种八百六十余卷，省《志》称其著述之富谓闽中古今人未有逾此。”他“尝自制活版一付，凡有异书，悉为刷印。”柯辂去世后，子孙凋零，竟将这套木活字“以为榾柮之用”，全当作燃料烧掉。（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棨仁、龚显曾》）

　　嘉庆十七年（1812年），著名学者高澍然在光泽用木活字印《诗音》，其子高孝祚《跋》云：“家君撰《诗音》十五卷，先就活版梓行，命孝祚兄弟司校对。孝祚等谨遵《康熙字典》字画详校，而常用字每集凡十数见，时新子赶办未及，间参用旧子足之，以故帖体俗书未能刊除净尽。”《诗音》所用的木活字字体与《淳庵诗文集》完全一样，估计是高澍然向柯辂借用的。

　　龚显曾木活字印刷

　　龚显曾，字咏樵，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民国《福建通志·总卷39·文苑传·清》称其一生“嗜金石文字”，“喜搜辑乡邦文献。”出于爱好，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同年黄佑堂仪部（黄谋烈）约各刊子版，刷温陵先正遗书”，名曰《亦园子版书》。（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龚显曾、黄谋烈》）

　　龚显曾所印诸书版心下都镌有“诵芬堂藏本”或“诵芳堂正本”字样，其主要区别在于版式不同：“藏本”均为半页10行，行22字，细黑口，对鱼尾，左右双边；“正本”均为半页12行，行24字，细黑口，对鱼尾，四周单边。

　　龚显曾木活字印本有：

　　清·陈庆镛《籀经堂集》16卷，同治十三年（1874年）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庆镛》）

　　宋·曾慥《高斋漫录》1卷、《高斋诗话》1卷，同治十三年（1874年）涌芳堂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曾慥》）

　　陈棨仁、龚显曾辑《温陵诗纪》20卷，光绪元年（1875年）润芬堂印。

　　清·郭尚先《芳坚馆题跋》2卷，光绪元年（1875年）涌芳堂印。

　　龚显曾《亦园脞牍》8卷、《亦园续牍》2卷，光绪四年（1878年）印。

　　许祖淓《聊中隐斋遗稿》2卷，光绪四年（1878年）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许祖淓》）

　　陈庆镛《籀经堂类稿》24卷附《齐侯署铭通释》2卷，光绪九年(1883年)印。

　　杨浚《小演雅》，光绪（1875—1908年）间印。

　　其他如：《藤花吟馆诗存》4卷、《陶渊明集》10卷。龚显曾在《陶渊明集·序》中称：“盖泉此刻，志在复古，欲使昭明以来所传旧本广播艺林。”

　　龚显曾所刻木活字为宋体字，质量很差，连其《亦园脞牍》也说：“吾郡刻工粗劣，子版更甚”，排印也不整齐，“余所制亦未能匀整也。”

　　黄谋烈木活字印刷

　　相比之下，黄谋烈所刻木活字则美观得多，均为楷体，印刷也比较整齐、清晰。

　　黄谋烈，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后任职礼部，归里后主讲清源书院，蜚声翰苑，热心公益，雅负时望。（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黄谋烈》）

　　黄谋烈木活字印本有：

　　陈迁鹤《毛诗国风绎》1卷，同治十三年（1874年）印。版式为半页9行，行20字，黑口，四周双边，版心下镌有“梅石山房”4字。书名页还印有“同治十三年冬日晋江黄氏用子版印于梅石山房”牌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迁鹤》）

　　黄贻楫编《李石渠先生治闽政略》1卷，光绪元年（1875）印。版式为半页9行，行20字，黑口，四周双边，版心下镌有“梅石山房”4字。（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黄贻楫》）

　　黄谋烈排印书籍均选择篇幅较小的书，这可能与他所刻木活字数量少有关。他在一封致杨浚的信中曾谈及刻字的事：“承刻之活字版，因为匠人所欺，刻未及半，已销耗数百金，舍弟因将刻工停止。管事二询前人，一已入典铺，一在咏翁（即龚显曾）处排字。百般起头难，拟觅得可当书铺之人，再议续刊、续刷。此刻无熟手，刷书殊觉费力。”（原札藏福建省图书馆）从龚、黄二人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刻木活字印书比雕版印刷更为困难。

　　石印

　　十九世纪末，西方石印新技术进入泉州，逐步取代了泉州的刻板印刷，就连田庵版刻老字号洪港相三房继成堂，也将自缩之《择讲义》（专指看生辰婚庆入厝的书籍）3卷采用石印发行。益文斋石印局的开张，给了泉州刻板印刷业最后一击，致郁文堂于1930年倒闭，结束了泉州延续近千年的刻版印刷业的历史。

　　目前可见的泉州清末石印书籍，如：

　　《藤花吟馆诗录》6卷，陈棨仁于光绪八年（1882年）印行于晋江。（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棨仁》）

　　《榕村语录续集》20卷，清·李光地著。光绪、宣统间（1875—1911年）安溪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光地》）

　　《从先维俗》1卷，宣统二年（1910年）晋江黄谋烈印于泉州益文斋石印局。（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黄谋烈》）

　　《逸翰楼诗集》，清·泉州黄启太著。宣统二年（1910年）益文斋石印本。

　　《懒雪窝诗草》，清·泉州陈梅陔著。宣统三年（1911年）泉州圣教书局石印本。

　　《易蔡》，明·晋江蔡鼎著。宣统（1909—1911年）间蔡鼎裔孙蔡树邨以家藏旧本石印200部。（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蔡鼎》）

　　《官话教语集》2篇，清·泉州许崇岭撰。郁文堂石印本。

附：民国十九年“铁笔刻字工艺同人公约碑”

　　民国十九年（1930年）田庵乡洪、吴、施、柯、许、林，后坂乡施、刘、陈，淮口乡林，铁笔刻字工艺同人立下“铁笔刻字工艺同人公约碑”，主要内容是田庵、后坂、淮口3乡铁笔刻字工艺同仁有关传子为宗旨的规约及对违规者的处罚。

　　碑文如下：

　　“铁笔刻字工艺同人公约碑

　　盖闻官有正条，民有私约，自古以来律有明证。忆念我三乡始祖费尽苦衷，学习铁笔工艺，历数百年皆以传子为宗旨。所后有无知之徒，越规设教，经本徒先代在日不能干休，禁立条约，其始数世，皆遵旧章，迨年代久远，后世不觉，视为具文。有一二犯其条规者，迹经照前之例处罚。兹再邀三乡董事，公同议决，重立条规：

　　无论何人违法私教，公罚大洋三百元，并每乡梨园戏一台，酒宴一席。如以势力抵抗，三乡公诛。若宜开费，以大股均分；田庵三股，后坂二股，淮口一股，均不得推诿。无论何人破获作证者，将罚金之数抽二成奖赏。倘敢对待破获之人，三乡负担；如该亲知情不报者，亦以相当之处罚，以警隐藏。如私教被众公罚以后，其学徒永远不得再操此业。

　　自垂禁以后，无论寄居同禁该乡亲朋挚友，不准教授，即祖先无操此业者亦不准教授。唯有承继进赘之人不在例。至以下列诸姓，皆承祖嗣来，以后不得增减。

　　窃念刻字工艺虽各界人士皆有需要，然利路甚短，支用不敷，设无禁戒森严，恐怕将来各乡人等繁盛，挟隘生涯也，是为重禁，垂后不忘矣。

　　田庵乡洪、吴、施、柯、许、林，后坂乡施、刘、陈，淮口乡林，民国庚午十九年荔月　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