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寿庚(1205-1290年) 家世 又称蒲受畊,号海云,宋末元初人,阿拉伯(色目)商人后裔,蒲开宗之子(参见《泉州人名录·蒲开宗》)。任泉州市舶司三十年,是宋元时期“蕃客回回”的代表人物。后叛宋降元,终生显赫。 家世 一、蕃客回回说 元代脱脱等编撰的《宋史》,明代宋濂等人编撰的《元史》都没有为蒲寿庚立传;清末思想家魏源(1794-1857年)《元史新编》之《平宋功臣传》目录,只有蒲寿庚之名而没有正文。二十世纪的研究者都认定蒲寿庚是阿拉伯人汉化的后裔,这一点没有疑问。 记蒲寿庚血统世籍最早的是南宋·遗民郑思肖(字所南,福建连江人,1241-1318年)德祐八年(应是祥兴七年之后一年,1280年)著的《铁函心史·大义略述》(民国卅年版)曰: “泉州蒲受畊,祖南番人,富甲两广。”蒲受畊即蒲寿庚,南番是唐宋时期对中国的南部以及南海(南洋)以至印度洋广大地区居民的泛称 。 和蒲寿庚差不多同时代的王磐在《藁城令董文炳遗爱碑》(嘉靖《藁城县志·卷8》)中 云:“泉州太守蒲寿庚者,本西域人,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在《董文炳神道碑》(嘉靖《藁城县志·卷9》)中说:“泉州……太守蒲寿庚者来降,寿庚本回纥人,以海舶为业,家资累巨万计,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 王磐一说蒲寿庚是“西域人”,又说是“回纥人”,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因为从汉代开始至唐宋,关于西域一词的概念,是对中国西部以远诸国的泛称。广义说,陆路指阳关以西,以及葱岭以西,都称西域;海路的西域,则泛指南洋群岛以西的地域。 陈垣早在《西域人华化考·下》(北平燕京大学《燕京学报》第二期)指出:“回回、 回纥,元人亦视为一。”“元人公牍文字,多从俗用 回回,至于士大夫执笔为文,则辄易回回为回纥,以回纥之名较古雅也。” 宋末元初·郑思肖《铁函心史·大义略述》(民国卅年版)也记载十分清楚,云:“回回有数十种,亦无姓,回回即回纥也,彼俗不食猪。” 则知在南宋和元朝人看来,回回、回纥系指西亚诸伊斯兰教国的伊斯兰教徒,其祖国在今阿拉伯。郑思肖《心史》说蒲寿庚“祖南番人”,系指明其祖是从南方海路来华的回回人。 元·脱脱等《宋史》曰:“寿庚,西域人也。”明·何乔远(1558-1631年)《闽书》也说蒲寿庚先祖是西域人。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引泉《志》曰:“蒲寿庚,其先西域人,总诸番互市,居广州。至寿庚父开宗徙于泉。” 约1890年间,德国人希尔德指出:蒲寿庚的蒲字,是阿拉伯普通人名Abu(Abon)的音译,蒲寿庚之姓也是从此而来。阿拉伯人可称南番人,也可称西域人,视Abu一词,蒲寿庚为阿拉伯人则是可以肯定的。(转引自日本·桑原骘藏《蒲寿庚考·第三章·蒲寿庚之先世》) 南宋·岳飞之孙、岳霖之子岳珂(1183-1234年)所著《桯史·卷11·番禹海獠》(中华书局,1981、12)载:“番禺(广州)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复返,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主许焉,舶事实赖其家。岁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逾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故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 富盛甲一时。”“其挥金如粪土,舆皁无遗,珠玑香贝,狼藉坐上,以示侈。”绍熙三年(1192年),岳珂因“先君帅广”,曾参观蒲姓豪宅,并有详细记载。“余后北归。” 过一段时间,“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堰皆废。云泉(泉州)亦有舶獠,曰‘尸罗围’(即波斯的施那威城,波斯人有以其籍贯地为名字的习惯),资乙于蒲,近家亦荡析。” 宋时从南洋来中国的外国商人称海獠,又称舶獠,所以对阿拉伯商人也称海獠。岳珂说蒲 姓为占城人,应是侨居在占城的阿拉伯商人。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唐时为交州,宋时为藩国。《桯史》完成于绍熙三年(1192年)至嘉定七年(1214年),22年间,广州的蒲姓和泉州的尸罗围几乎同时破产。 广州的蒲姓,遂举家迁移并定居泉州。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于1912-1917年发表的《蒲寿庚 考》进一步说:“《桯史》之蒲姓彼时为广东第一富豪,统理外国贸易;蒲寿庚之祖先富甲两广,总理诸番互市,两相对比,恐《桯史》之蒲姓即寿庚之祖先”。“据《桯史》蒲姓虽极豪华,而不久即败,寿庚父蒲开宗自广移泉,其与蒲姓之衰有关欤。” 南宋中后期,泉州港日益繁盛,逐渐超逾广州港。而蒲氏因“家资益落”,蒲寿庚之父蒲开宗即举家自广州徙居泉州,定居临近泉州后渚港的法石乡云麓村,继续从事以运贩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任安溪县主簿;绍定六年(1233年),为鼓励蒲氏的中外贸易活动,南宋政府赐“承节郎”的官衔。 二、西蜀望族说 有研究者据泉州《蒲氏族谱》认为,蒲寿庚先世为西域系统,祖籍四川阆州,为蒲宗孟之后,父名蒲仕宾,出身西蜀望族,世代书香,官宦门弟,自四川迁至泉州。这是因为蒲寿庚“导元倾宋”,明代时蒲氏家族受到歧视和排斥,“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于是,《蒲氏族谱》修撰者编造了一世至六世的“光荣史”,对七世的蒲寿庚留一张空白进行回避。 伊斯兰教徒 蒲寿庚及其家族的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这在岳珂《桯史·卷11·番禹海獠》(中华书局,1981、12)记载十分清楚: 蒲寿庚的祖父等人,“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籀,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旦辄会食,不置七著,用金银为巨槽……洒以蔷露,散以冰脑.坐者皆置右手于褥下不用,曰此为触手,唯以 溷而已,群以左手攫食,饱而涤之,复入于堂以谢……有楼高百余尺,下瞰通流,渴者登之……后有卒(上“宀”)堵波,高入云表,式度不比它塔,环以璧,为大址,垒而增之,外圜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下有一门,拾级以上,由其中而圆转焉如旋螺,外不复见其梯磴。每数十级启一窦;岁四、五月,舶将来,群獠入于塔,出于窦,啁析(左“口”字旁)号噱嘑,以祈南风。” 擅番舶利者三十年 蒲开宗去世后,蒲寿庚继承父业,从事以运贩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其初,蒲氏家族曾一度中落,生活不甚丰裕,经蒲寿庚的精心经理后,迅速振兴,走向鼎盛。 提举泉州舶司 《宋史·瀛国公本纪·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番舶利者三十年。” 杨清江、陈苍松1987年编著的《福建市舶司人物录》载,宋自元祐七年(1092年)至咸淳三年(1267年)的175年间,提举泉州市舶官员共104位。根据《福建通志》,蒲寿庚任提举泉州舶司是在淳祐十年(1250年),到淳祐十二年(1252年)换为扬瑾,直到南宋末年也没有蒲寿庚的名字。因此实际上蒲寿庚只做了三年不足的提举市舶使,这也符合地方官员在任三年一轮换的宋代官制。但不管其任提举泉州市舶司或离职,均能“擅番舶利者三十年”,可见蒲寿庚势力之强大。 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 南宋时,南海海寇猖獗。《泉州府志·纪兵》载,南宋期间,泉州共发生海寇犯泉事件六起(不含山寇剧盗),而《福建通志》记八起,两书最后一起海寇犯泉都在咸淳十年(1274年)。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8·武功志》:“咸淳末,海贼寇郡境,时西域人蒲寿晟、寿庚兄弟在泉,俱无赖,击贼退之,以功累官沿海都制置。”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引泉《志》曰:“寿庚少豪侠无赖,咸淳末与其兄寿宬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景炎年,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5》:“蒲寿庚之擅有泉州也,其初不过一亡命匹夫耳。寿庚以鹰犬微功,过假之以禄位,擅市舶利者三十年,官招抚使……” 亦官亦商 蒲寿庚于宋末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亦官亦商,官商合一,凭借权力更大规模地开展香料贸易,并可通过各种“合法”手段攫取利益,增加财富。 叛宋 瑞安之役 一般论者认为,蒲寿庚的弃宋投元始于泉州的“闭城不纳”。这不准确。早在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三月南宋·夏璟叛军的瑞安之役,就有蒲寿庚的支持和参与。 泉州闭城不纳 至元十三年即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元军南下,包围临安。元军善于陆战而短于海战,闻蒲寿庚老于海事,拥海舶至多,若能招得蒲寿庚,既能严重削弱残宋的海上力量,又能借蒲氏之力给残宋毁灭性打击。在元军攻临安之前,元军统帅伯颜派遣不周青招抚蒲寿庚、蒲寿宬兄弟未果。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86·拾遗·泉州府·宋》引《宋史》曰:“德祐二年二月,元·伯颜遣不周青招泉州蒲寿庚、寿成(“山”字头)兄弟。” 德祐二年(1276年)三月,元·丞相伯颜陷临安,恭帝降,南宋事实上灭亡。南宋·遗臣奉恭帝兄赵昰入闽,欲图恢复。五月,赵昰在福州另立朝廷,是为端宗,年号景炎元年(1276年)。他们冀得蒲寿庚之助,以继续在闽、广沿海地区坚持抗元,因此任命蒲寿庚为闽广招抚使,兼“主市舶”,赋予更大的权力。显赫的权力与雄厚的海上实力相结合,使蒲氏成为宋元鼎革之际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一月,元兵由浙江入福建。为避元军,并冀得蒲寿宬、蒲寿庚兄弟之助,南宋·陈宜中、少保张世杰率舟师十万,奉宋·端宗赵昰及卫王赵昺、杨太妃等,由福州航海至泉州城南郊法石下辇村,“欲作都泉州”。 关于这段历史,日本·桑原骘藏《蒲寿庚考·第4章·蒲寿庚之仕宋降元》(陈裕菁译,中华书局,1954、12 )评述说:“景、炎帝入闽,图恢复,知非依赖蒲寿庚不可,进寿庚福建广东招抚使,兼统此方海舶。旋景、炎帝以避元军,是年(景炎元年,1276年)十一月,自福州航海移泉州,冀得寿庚兄弟之助,寿庚应之殊不力。”但情况远远不是“应之殊不力”的问题。 真实情况,有一些记载: 《宋史·卷47·本纪第47·瀛国公传》(中华书局,1977、12)载:“昰欲入泉州,招抚蒲寿庚有异志。初,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番舶利者三十年。昰舟至泉,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或劝世杰留寿庚,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其赀。寿庚乃怒杀诸宋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昰移潮州。”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86·拾遗·泉州府·宋》引《宋史》曰: “德祐二年(1276年)十一月,元兵寇闽,陈宜中、张世杰奉帝航海至泉州。招抚使蒲寿庚来谒,请驻跸,世杰不可。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108·二王之位》(商务印书馆,民国廿四年五月)载:“帝至泉州,舟泊于港,招抚使蒲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 元·至正间(1341—1368年)泉州释大圭《筑城曲》写道:“吾闻金汤生◇枢,为国不在城有无。君不见泉州闭城不纳宋天子,当时有城乃如此。” 明·何乔远《闽书》记:“景炎入海,航泉州港,分淮兵二千五百人,命寿庚将舟以从。寿庚闭门拒命,与州司马田真子上表降元。” 明·阳思谦《泉州府志》记:“宋幼主过泉州,宋宗室欲应之,守郡者蒲寿庚闭门不纳。”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8·武功志》: “德祐二年,元·伯颜遣不周青寇泉州。 景炎元年,宋端宗即位于福州,寻入海航于泉州港,命蒲寿庚将海舟以从,寿庚闭城拒命。时元·伯颜遣唆都寇泉州,寿庚遂以蜡丸裹表,由水门潜出,与田子真叛降元。”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引泉《志》曰:“景炎入海航泉州港,分淮兵二千五百人,命寿庚将海舟以从。寿庚闭门拒命,与州司马田真子上表降元。” 以上资料,对于景炎帝至泉州一事,或说蒲寿庚“闭门不纳”、“闭门拒命”,或说“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张世杰反对赵昰驻跸泉州,应是对蒲寿庚、夏璟的瑞安(温州)所为有所警觉。 因此,宋军改泊泉州外渚獭窟。宋军以船舶軍资兩皆不足,“掠蒲氏海船二千艘,没其货物”,蒲寿庚怒,派亲信孙胜夫秘密出城,迎接南下途中的元军。 元·至元十三年(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初八(公历1277年元月),元兵由浙江抵泉州,蒲寿庚与州司马田真子献城降元。《泉州府志》转引《方舆纪要》:“宋·蒲寿庚据郡降元。”张世杰只得护送端宗匆遽移粵,经漳州趋潮阳。临行,抢走停泊在法石一带的蒲氏海舶400多艘。 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5·福建读史方舆纪要叙》(万有文库版)评论说:“宋外惧敌师之侵,内惕寿庚之叛,不得已而走漳,不得已而走潮,以入海也。当其驻跸福州之初,而已知其势之必至此也。” 蒲寿庚的降元,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地方精英集团在支持他。他们对当地的政治和防务,都有很大的左右力量,如世居泉州、三代武卫左翼军统领夏璟,有调遣泉州军队之权的田真子,以援城功授永春县达鲁花赤的林纯子,“以全城功归诸故家”的颜伯录,蒲寿庚的党羽孙胜夫、尤永贤、王与、金泳等。 蒲寿庚弃宋投元时有多少兵力?首先,蒲寿庚得到夏璟率领的数千精锐陆海军的支持。其次,据嘉靖《藁城县志》的董文炳《遗爱碑》记载,蒲寿庚有“家僮数千。及降,原与子男家人保护东南一隅。” 蒲寿庚降元,以所拥有的海舶交元军进攻残余宋师。元军将领董文炳率部抵泉时,擅解所佩金虎符赠蒲寿庚,此举事后得到元世祖的嘉许。元廷授蒲寿庚为昭勇大将军、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兼提举福建广东市舶。(据杨清江、陈苍松《福建市舶司人物录》考证,蒲寿庚在元·至元十三年也只做了一年市舶提举,第二年即至元十四年换为忙古带。) 尽杀南外宗室 蒲寿庚降元后,尽杀南外宗室和,此事应是事实,但资料上对其时间和细节的记载却有些不同。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8·武功志》:“(景炎)二年,张世杰自海上复回讨贼,寿庚遣其贼党孙胜夫诣杭求救于唆都,尽害宗室千余人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备极惨毒。张世杰攻九十日不下,乃去之。”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引《闽书》曰:“宋幼主过泉州,宋宗室欲应之,守郡者蒲寿庚闭门不纳。及张世杰回军攻城,宗室又欲应之。寿庚置酒延宗室,欲与议城守事,酒中尽杀之。” 但蒲寿庚究竟杀了多少人,历史资料说法不一。 此外,景炎元年(1276年)蒲寿庚还派兵骚扰惠安,公私庐舍(包括文庙)典籍等物尽被抄毁。 仕元 重其事权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86·拾遗·泉州府·宋》引《宋史》曰:“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三月,漳、泉二郡蒲寿庚、印得傅、李珏、李公度及建宁府通判郭缵皆以城降,行中书省承制,以福、泉、汀、漳、剑、建宁、邵武、兴化诸郡降官各治其郡。” 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朝于泉州设市舶司。 《元史·卷156·列传第43·董文炳传》(中华书局,1976、4)载,当年四月,董文炳谒见元世祖时说:“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捍海寇(指南宋残余势力),诱诸蛮臣服。”这正是元朝统治者重用蒲寿庚之用意。 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蒲寿庚任镇国上将军、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因张世杰回师围城,没有赴任)。 固守泉州 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南宋·张世杰从潮州回师泉州,“欲得蒲寿庚而甘心”,与义军陈吊眼、畲族许夫人等协力讨蒲寿庚,声势浩大。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86·拾遗·泉州府·宋》引《宋史》曰:“七月,张世杰以元军既退,自将淮兵讨寿庚。时汀、漳诸路剧盗陈吊眼及许夫人所统诸峒畲军皆会,兵势稍振。寿庚闭城自守。世杰遂传檄诸路,陈缵起家丁民义五百人应之。世杰使谢洪永进攻泉州南门不利,寿庚复阴赂畲军攻城不力,得间道求救于唆都。九月,唆都来援,世杰遂解围还。” 这是一场关系到蒲氏及其家族命运的生死决战,但当时元军主力不在泉州,守城兵力单薄,城内又有宋朝遗民内应,形势对蒲寿庚极其不利。蒲寿庚一方面派遣孙胜夫诣杭州求援兵,一方面与尤永贤、王与、金泳等部将“协谋拒守”,“晨夜血战”。 十月,张世杰围泉州城70多天(首尾3个月)后,因元·元帅唆都等来援,被迫解泉州围南撤,复返广东。围城的70多天中,城中饿死无数。据《延陵黄龙吴氏族谱》收录的吴佑孙墓志铭记载:“丁丑(景炎二年,1277年)风尘冒倾洞,全家投城,粒价日穷,死者万计,謦囊莫给”,因此,身为开元寺僧人的吴佑孙只好冒死坠城,背粮回城救家人。 这场保卫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残宋的士气和力量,基本上消除了闽南地区反复拉锯的局面,巩固了元朝在福建的统治。 行省平章政事 蒲寿庚仕元,担任的最高职务是行省平章政事。泉州北门外清源山纯阳洞的后至元四年(1338年)撰刻的《重建清源纯阳洞记》摩崖石刻,记有“心泉 蒲公同其弟海云 平章协力捐财以资之”。这是元朝人明确提到蒲寿庚任行省平章政事的摩崖石刻,但此石刻距 蒲寿庚仕元有五十多年,亦无蒲寿庚任行省平章政事的确切时间。元初·黄仲元《夏宣武将军墓志铭》(《黄四如文集·卷4》)也提到“海云 蒲平章”,且点明蒲寿庚与夏璟的从属关系。此铭撰刻于大德四年(1300年),作者与蒲寿庚、夏璟为同时代人,所记完全可信。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引泉《志》曰:“寿庚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改镇国上将军、参知政事。胜夫等各进宫有差。” 实际上,蒲寿庚任职 ,有一个从行省左丞到行省平章政事的过程。 至元十五年(1278年)三月,蒲寿庚任福建行省参知政事。八月,“以蒲寿庚并为中书左丞”,“镇抚濒海诸郡。” 至元十六年(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蒲寿庚的舟师奉旨配合元军主力进击广东,“会追二王”,张世杰遗于崖山,幼主祥兴帝赴海死,宋亡。 至元十八年(1281年),有“诏 福建行省左丞蒲寿庚”的记载。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九月,“诏江淮行省左丞蒲寿庚……等分省泉州”,即蒲 寿庚任江淮行省中书左丞兼泉州分省平章政事。《元史·百官志》称:“至元二十二年,以福建行省并入江西。”则知至元二十一年九月,福建行省并入江淮行省,又为转输方便,蒲寿庚受命以行省左丞分省泉州。但仅隔几个月,行省并入江西,蒲寿庚任泉州分省平章政事只几个月。 有人记载蒲寿庚曾开平海省于泉州,如黄仲昭《八闽通志·卷86·拾遗·泉州府·宋》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6)载:“元以寿庚归附之功,授官平章,开平海省于泉州,富贵冠一时。”这恐非事实。考福建平海省之设在大德元年(1297年),《元史·卷18·本纪第18·成宗一》记:“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徙治泉州。”这次在泉州设省,是应平章政事高兴的建议,目的是“窥琉球(台湾)”,因“泉州与琉球相近”,但不见蒲寿庚之姓名。 蒲寿庚对那些虽然怀旧但没有参与抗元斗争的宋朝故臣颇注意笼络。如推举原吉安知州庄弥邵、原刑部郎中庄弥大分别为肇庆路治中和广州路治中;对那些因故幸免的宋室宗子后来也不再追究,甚至还授录为官。这种策略对稳定局势、巩固统治起了积极作用。 蒲寿庚於宋元转变之际,显赫一時,其子孙在元朝,亦颇得志。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引泉《志》曰:“元以寿庚有功,官其诸子若孙,多至显达。泉人避其熏炎者数十余年,元亡乃已。” 按蒲寿庚三子:师文(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蒲师文》)、师斯、均文。师文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尝兼任提举福建道市舶,且以功袭职,官为福建平海行中书省。师斯子崇谟,官至行省平章政事。 历史贡献 蒲寿庚在宋元鼎革之际,导元倾宋,叛宋仕元,主观上是为着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但客观上使泉州港得以幸免战争创伤。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福建左丞蒲寿庚上奏元廷:“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朝廷下令停止建造。 元代泉州港在元军占领泉州的第二年就开港,进而达到极盛,这有蒲寿庚的一份功劳。 蒲寿庚对元代海外贸易制度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元世祖诏唆都、蒲寿庚:“诸蕃国列居东南岛砦者,皆有义慕之心,可因蕃舶人宣布朕意,或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卷十》)。并任命唆都、蒲寿庚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镇抚濒海诸郡”。 元世祖把招谕南海诸国的重任委寄予唆都和蒲寿庚。但唆都昧于海外交通和南海风物,主要得靠蒲氏。秉承元世祖旨意,福建行省派遣蒲寿庚长子、正奉大夫工部尚书海外诸蕃宣慰使蒲师文和蒲寿庚亲信孙胜夫、尤永贤等人“通道外国,抚宣诸夷”。此后,元朝政府几次重大的招谕活动都从泉州港启航,且主要由泉州当局负责,并有蒲氏亲信参加。尽管蒲寿庚没有亲自出使,但起了筹划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如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蒲师文等人的出使,借助了蒲寿庚“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的影响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打开了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的新局面。 又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六月,又派蒲寿庚部下尤永贤招谕南毗国,“占城、马八儿诸国遣使”来华,其他国家(地区)的使者和商人也相继而至。 通过招谕活动,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蒸蒸日上,在元代出现了鼎盛的局面,跃居为世界大港,以“刺桐港”之称名扬四海。蒲寿庚同时代人庄弥邵这样描述泉州港的盛况:“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区宇,所以重其镇也。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泉州府志·卷十一》)。 蒲寿庚的另一贡献是促成元世祖忽必烈对妈祖的加封。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元世祖“制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这与元朝急于恢复海外贸易和元·舟师击灭南宋残部有关,这是应蒲寿庚奏封而决定的。 遗址 传说,泉州城南一带,东至涂门街,西至溪亭,南至今泉州七中,北至涂山街,周围约三百亩,均为蒲寿庚府邸。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6·杂志下》“采《桐城杂事诗》”曰:“孝廉陈翊霄 云程有《桐城杂诗》五十首,自注刊刻,亦采风之遗……又(句):‘教场隙地千弓外,尚是蒲家旧日园。’注:南教场为宋·蒲寿庚第,附近人家尚名花园头。”陈云程,晋江人,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己酉科举人(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云程》)。 至今留下的地名还有: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73·宫室·泉州府·晋江县》载:“天风海云楼……宋季蒲寿庚建,以望海舶。”蒲寿庚之兄蒲寿晟《心泉学诗稿·卷4·题海云楼下一碧万顷亭》(《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集部·别集类》)诗云:“倚栏心目净,万顷一磨铜。欲画画不得,讬言言更穷。阴晴山远近,日夜水西东。此意知谁会,鸥边独酌翁。”海云楼遗址,一说在海印寺,一说在桃花山上。 在法石附近的云麓村,蒲寿庚建有华丽的大别墅和花园,引种各种蕃花,如素馨花,流传至今。 法石附近有乌墨山澳,传为蒲寿庚兄弟当年专用的船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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