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第三卷） 清廷对郑成功的招抚决策 清廷对郑成功的招抚决策 清·顺治九年 招抚动议 清·顺治八至九年（南明·永历五—六年，1651—1652年），郑成功在福建沿海地区多次击败清军，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原大西军出滇抗清，占领贵州全省，在广西、湖南、四川战场上大显声威。清廷统治者自进关以来从未受到这样重大的挫折，他们在军事上的弱点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为继续推行其民族征服政策，清廷不得不把以汉制汉作为主要手段。招降郑成功就是为实现这一谋略的重大步骤。在清廷看来，郑氏家族的首脑郑芝龙是自己手里的一张王牌，利用他出面招降其子郑成功，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达到平定东南海域的目的。（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芝龙》） 早在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清廷1件密奏稿就提出了招抚郑成功的建议。密奏稿（《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曰： “成功等作贼既久，狼子野心，臣等非敢保其不叛，亦难必其就抚。但今湖南、川、广处处用兵，力不暇及。且湖南之贼，或由江西，或由广东，皆可通闽，万一勾连狂逞，为祸愈大。 故姑以招抚一策，先将此贼牢笼，息兵养民，察其动静；苟有反侧，仍即剪除。 若责令赴京归旗，料彼不能从命，不必起其疑惧。至于颁敕往谕，未宜轻率。应赐督臣密敕一道，内开招抚成功等语，先遣才干官同郑芝龙家人到彼宣布德意。彼果真心投顺，欲得朝廷敕书，即以督臣密敕宣示，颇为妥便。若执迷不顺，亦不至损威伤重也。” 这份奏稿似出于兵部。原件无年月，但稿中有“宜敕督臣刘清泰星驰赴任，察彼情形，量我兵力，能剿则剿，当抚则抚”。刘清泰接任浙江福建总督在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此件当作于刘清泰尚未赴任之时。 七～八月对郑芝龙予以安抚 顺治皇帝显然同意上述密奏稿的意见。为使招抚工作得以进行，先对郑成功作出一种政治和解的姿态。 七月间，顺治帝派内大臣遏必隆、鳌拜、哈世屯、大学士范文程等传谕郑芝龙：“朕闻尔子弟在福建为乱。尔投诚有功，毋轻出城行走，恐人借端诬陷。即往坟茔祭扫，亦必奏明乃去。朕嘉尔功，故以此告谕。尔子在京有成立者可送一人入侍。”（《清世祖实录·卷66》） 八月初一日，应郑芝龙请求，将其由正黄旗拨入镶黄旗，授予郑芝龙在京的第2个儿子郑世忠为二等侍卫，同时命兵部给勘合将郑芝龙的部分亲属从福建护送来京团聚。（《清世祖实录·卷67》） 十月清廷明确发出招抚郑成功的敕谕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上命芝龙书谕成功及鸿逵降，许赦罪授官。” 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十月，清廷给浙闽总督刘清泰发出1件敕谕，对招抚郑成功作了明确指示（《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顺治九年十月初九日》，下注：“本日用宝即发与亲领讫。” 《清世祖实录·卷69》）载有该“敕谕”，文曰： “近日海寇郑成功等屡次骚扰沿海郡县，本应剪除。 朕但思昔年大兵下闽，伊父郑芝龙首先归顺，其子弟何忍背弃父兄，独造叛逆？此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成功等虽有心向化，无路上达。又见伊父归顺之后，墨勒根王（即多尔衮）令人看守防范，又不计在籍亲人作何恩养安插，以致成功等疑惧反侧。 朕又思郑芝龙既久经归顺，其子弟即我赤子，何必征剿？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 今已令郑芝龙作书，宣布朕之诚意，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如执迷不悟，尔即进剿。如芝龙家人回信到闽，成功、鸿逵等果发良心悔过，尔即一面奏报，一面遣才干官一二员到彼审察归顺的实，许以赦罪授官，仍听驻扎原住地方，不必赴京。凡浙、闽、广东海寇，俱责成防剿。其往来洋船，俱着管理，稽察奸宄，输纳税课。若能擒馘海中伪藩逆渠，不吝爵赏。（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鸿逵》） 此朕厚待归诚大臣至意，尔当开诚推心，令彼悦服，仍详筹熟（察），勿堕狡谋。” 清·顺治十年 三月郑成功遣张名振率水师北征 清·顺治十年癸巳（南明·永历七年，1653年）三月，郑成功遣张名振率水师北征。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7》：“顺治十年癸巳（附称永历七年）三月，成功遣张名振率水师船二百余号北上，陈辉等为援。” 三月清廷下令追查清军袭占厦门时掠夺郑成功等人家产事 为体现招抚诚意，清廷还下令追查1651年福建当局攻入中左所（今厦门）掠夺郑成功等人家产一事。 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把肇事人福建巡抚张学圣、总兵马得功、兴泉道黄澍、巡按王应元革职，押解回京交三法司审讯。 这一案件的另一幕后原因是清朝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张学圣、马得功、黄澍把从厦门掠得的大批金银财宝隐匿私分，引起了朝廷和有关官员的忌恨。 顺治十年刑部等衙门为审拟张学圣等事题本（《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载（《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所载顺治十年九月十七日刑部等衙门尚书觉罗巴哈纳“为劣抚轻贪启衅致地方沦陷”事题本更详）： “盖厦门一窟，素称逆寇郑成功之老巢，商贾泊洋贩卖货物之薮也。想诸臣之垂涎已非一日。乃不能振旅以犁其庭，而乘成功他出之便，借抚臣巡历之名，道臣黄澍摇尾而进谋，镇臣马得功螳臂而先往，抚臣张学圣继率全军轻身径入。此时一番饱获，自谓无患无争矣。 更可异者，马镇搜括数日，竟为所困，后恳成功祖母家书，始得释归，丧师辱命。何诸臣智昏于海中之金穴，而竟不顾有朝廷之疆土耶？ 及成功回，而悉数家珍，非以实抚臣之装者，则已入道、镇之囊。以致借口索偿，弄兵修怨。” 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时，张学圣、马得功、黄澍一口咬定“城内没有财物”，抵赖得干干净净。大概是在暗中用赃物买通了一些官员，三法司在定罪看语上游移其词，三四其说，最后不了了之。 清·顺治十年清廷第一次招抚活动 四月清·浙闽总督刘清泰致书诱降 清廷所作的让步，实际上是在兵力不敷分配的情况下企图先稳住东南沿海的郑成功部，集中力量摧毁西南的永历朝廷，然后再迫使郑成功完全就范。郑成功从自身利益出发，既要考虑父亲的安全，又想趁机扩展兵力和势力范围。因此对郑芝龙派家人李德送来的劝降书信迅速作了回答。 顺治十年（永历七年，1653年）四月，清·浙闽总督刘清泰依据朝廷密敕精神，写了1封文书派人送到郑成功的祖母黄氏处，托她转给郑成功。文书中强调两点，一是“宣扬皇上覆载深恩”，二是“陈述父子不应绝情”，以忠孝两全引诱郑成功背明归清。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成功阳诺。”双方各自怀着自己的打算，开始了清、郑和谈。 五月初十日清廷敕封郑成功“海澄公” 清·顺治十年（永历七年，1653年）五月初十日，清廷正式颁发敕书，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芝龙为同安侯，郑鸿逵为奉化伯，郑芝豹授左都督（封爵职敕谕稿4件，见《明清史料·丁编·第1本》）。 敕谕（《清世祖实录·卷75》）中首先肯定了郑芝龙“当大兵南下未抵闽中即遣人来顺，移檄撤兵，父子兄弟归心本朝，厥功懋矣”。 接着指责“墨勒根王（多尔衮）不体朕心，仅从薄叙，猜疑不释，防范过严；在闽眷属又不行安插恩养，以致阖门惶惧，不能自安。……加以地方抚、镇、道官不能宣扬德意，曲示怀柔，反贪利冒功，妄行启衅，厦门之事，咎在马得功”，并说明“已将有罪官将提解究拟”。 然后说清廷遣人赍敕传谕，开导归诚，郑成功、郑鸿逵“果令李德持家书来，并传口语”，“书词虽涉矜诞，口语具见本怀”，“尔等保众自全，亦非悖逆”，故意不提郑成功以反清复明为旗帜，给以下台之阶。 为表达诚意，敕谕中宣布“满洲大军即行彻回；闽海地方保障事宜，悉以委托。” 敕谕中没有明说把泉州府作为郑成功屯兵之地，但给郑成功的敕谕中所授爵衔为“镇守泉州等处地方充总兵官、海澄公”，实际是封以海澄公虚衔，充任泉州总兵。 除封爵授官之外，特遣芝龙表弟黄征明为使者专程赴闽传达谕旨，以解疑畏。同时，郑芝龙也派家人李德、周继武等持亲笔信要成功接受清朝招抚。【李德系郑氏家丁，为芝龙、成功父子之亲信，在清、郑和谈中北往南来，传递消息。】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十年，封芝龙同安侯，而使赍敕封成功海澄公、鸿逵奉化伯，授芝豹左都督。芝龙虑成功不受命，别为书使鸿逵谕意。”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 “芝龙至京，改隶镶红旗汉军，诏封芝龙同安侯、成功海澄伯，命芝龙书谕成功降。 芝龙遣其私人李德至，谕以如未投诚，先献监国·鲁王；成功送鲁王于粤行在以避之。王不欲行，成功强之，始扬帆出海，遇风入南澳，寻复归金门，供给如初。” 成功不受命 清·顺治十年（南明·永历七年，1653年）六月，使至，郑成功不受命。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 “使至，成功不受命，为书报芝龙。 芝豹奉其母诣京师。”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73•祥异•纪兵附》（同治补刊本）：“（顺治十年）六月，遣郑芝龙招抚成功，不就。” 郑成功阅其父亲郑芝龙亲笔信信后说：“清朝亦欲绐我乎？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也。”给郑芝龙写了1封模棱两可的回信，明末清初·杨英《先王实录》（排印本）收录，摘要如下： “违侍膝下，八年于兹矣。但吾父既不以儿为子，儿亦不敢以子自居。坐是问候阔绝，即一字亦不相通。总由时势殊异，以致骨肉悬隔。 盖自古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儿初识字，辄佩服《春秋》之义，自丙戌（顺治三年，1646年）冬父驾入京时，儿既筹之熟，而行之决矣。忽承严谕，欲儿移忠作孝；仍传清朝面谕，有原系侯伯，即与加衔等话。夫既失信于吾父，儿又安敢以父言为信耶？ 当贝勒（博洛）入关之时，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卑辞巧语，迎请之使，车马不啻十往还，甚至啖父以三省王爵。始谓一到省便可还家，既又谓一入京便可出镇。今已数年矣，王爵且勿论，出镇且勿论，即欲一过故里亦不可得。彼言岂可信乎？ 父在本朝，岂非堂堂一平国公哉！即为清朝，岂在人后哉！夫归之最早者且然，而况于最后者？…… 虽然，儿于己丑岁（顺治六年，1649年）亦已扬帆入粤屯田数载矣。不意乘儿远出，妄启干戈，袭破我中左，蹂躏我疆土，虔刘我士民，掳辱我妇女，掠我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余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谷，何可胜计？…… 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其肯以坐享者反而受制于人乎？ 且以闽粤论之，利害明甚，何清朝莫有识者？盖闽粤海边也，离京师数千里，道途阻远，人马疲敝，兼之水土不谙，死亡殆尽。兵寡必难守，兵多则势必召集，召集则粮食必至于难支，兵食不支则地方必不可守。虚耗钱粮而争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无利者也。 其或者将以三省之虚名，前啖父者，今转而啖儿；儿非不信父言，而实其难信父言者。刘清泰果能承当，实以三省地方相啖，则山海无窃发之虞，清朝无南顾之忧，彼诚厚幸。至于饷兵而外，亦当使清朝享其利。不亦愈于劳师远图，空费帑金万万者乎？ 况时下我兵数十万，势亦难散。散之则各自啸聚，地方不宁；聚之则师旅繁多，日费巨万。若无省会地方钱粮，是真如前者啖父故智也。父既误于前，儿岂复再误于后乎？ 儿在本朝，亦既赐姓矣，称藩矣，人臣之位已极，岂复有加者乎？况儿功名之念素淡，若复作冯妇，更非本心。此可为智者道耳。不然，悬乌有之空名，蒙已然之实祸，而人心思奋，江南亦难久安也。 专禀。” 郑成功给其父的信实际上是对清廷的答复。信中反复表示他不相信清廷的诚意，因为有郑芝龙前车之鉴。但是，他又不愿把和谈的大门关死，暗示清朝若能将顺治三年（1646年）勾引郑芝龙时许下的浙江、福建、广东3省交给自己管辖，还是可以谈判的。 然而，顺治十年（1653年）的形势已不同于顺治三年（1646年），福建、浙江两省除某些濒海地区外都已在清朝管辖之下，广东是平南、靖南两藩的驻地。郑成功自知开出这样的价码，无论是清廷还是闽、浙、粤地方当局都是无法接受。 所以，他对负有清廷联络使命的郑氏家族私人李德谈话的口气要和缓得多，诉说“兵多地少，难于安插；倘若裁减兵戈，一旦出征，何以制胜？”（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八日“黄征明为郑成功已领敕印事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 要求再给“三府屯兵，并辖三省沿海地方”；还提出清廷既封自己为海澄公，“公为五等上爵，充总兵官，尚在提督之下”；另外指责清廷一面招抚，一面派固山额真金砺统兵入闽，似为骗局。最后表示清廷应该“用人莫疑，疑人莫用”，只要将“海上之事”“全权托付”，那么“父亲致力于内，儿尽力于外，付托得人，地方安静”（顺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广东巡抚李栖凤题本所引顺治帝敕谕，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 六月金砺率师还浙江 清廷研究了李德带回的信息，判断郑成功有归降之意，决定作出让步。于是，给郑成功颁发“敕谕”（顺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广东巡抚李栖凤题本所引顺治帝敕谕，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说： 一，“朕念尔兵卒众多，一府难以安插，钱粮委难支给，仍益以漳州、潮州、惠州并泉州四府驻扎，即将四府水陆寨游营兵饷拨给尔部下官兵，不足不另补。正课钱粮仍行解部。管民文官俱听部选，尔原辖武官听尔遴选委用，仍将姓名职衔具题造册送部。开洋船只，尔得稽察，收纳税课，送布政司解部。” 二，为解决爵、职不相应，特命郑成功“挂靖海将军印”。 三，解释派金砺统兵入闽在前，命刘清泰招抚在后，并非骗局；而且告知成功在李德到京反映情况后，清廷当即下令撤回金砺之军。 事实上，清廷统治者急于招降郑成功，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孙可望、李定国等西南抗清势力，表现出相当热心，在郑成功尚未正式受抚以前，就下诏金砺撤兵，“原以示信”。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诏金砺等率师还浙江。” 金砺奉旨后，顺治十年（1653年）六月从泉州起程，八月撤入浙江境内（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顺治十年十月初六日奏本 ）。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7》： “（顺治十年癸巳，附称永历七年）八月，功屯揭阳。 洪旭遣员报其父芝龙差李德来报封‘海澄公’，劝其归降。成功回厦。” 清·顺治十年闰八月郑成功援潮州叛清的郝尚久，未果还 清·顺治十年癸巳（永历七年，1653年）闰八月，靖南王•耿继茂与喀喀木率10万清军合围潮州。九月，潮州总兵郝尚久请救，郑成功即令舟师自揭阳入援；九月十一日至南澳而潮州已破，遂引还。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7》： “（顺治十年癸巳，附称永历七年）九月，潮州总兵郝尚久差心腹将杨清时至厦门请救。成功恶其前至潮州通伊叔南安侯·郝永忠，欲令其会师接李成栋，而尚久不从，致失机会。今一旦无故而杀道府，计穷请救，意不欲援。 周全斌请曰：‘倡义原当纳降。虽尚久有前日之拒，今已悔过来归，若不往救，恐失天下勤王之心。’ 功令陈六御为帅，统杨祥、江龙、黄梧、萧泗、吴豪等镇先入揭阳港，自督大队继进。 但郝尚久自恃杀车任重有功镇潮，而肆行无忌，百姓苦之。（按顺治六年（1649年）潮州总兵车任重杀惠潮道李光垣、知府凌犀渠并海阳县桂岳等，横虐百姓，李成栋遣尚久用计杀之。） 惠潮道沈时、潮州知府薛信辰见其凌剥妄为，每事与抗，久心愤甚。迨报刘伯禄代之，尚久集诸将议曰：‘本镇屡建奇功，而守此城。前者国姓来通，本镇若稍易念，则全粤去矣。今日太平，文官欺侮我们。况本镇世受国恩，永历现在广西，举义以应，岂不垂名万世？’诸将唯唯，毋敢逆者。于三月十五日执沈时、薛信辰剪辫，会黄锦、邹鋈、梁犹龙等，奉永历朔，移新泰伯，踞潮属各县。惟吴大奇、许龙（龙，潮之澄海人，据南阳，横行无忌，后投诚，奉旨入京，为内大臣）各治兵不附之。 （黄锦字纲菴，壬辰进士，南京礼部尚书。鋈字□□，辛未进士，官拜襄阳知府。犹龙字临海，戊辰进士，福建参谋。俱潮州府人。） 奉旨，以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总兵刘伯禄、郭虎、班志等合剿。尚久侦知，虞城中有变，大兴土木之工，于北之金山城顶再筑一寨，高耸坚固。中挖两井，深百丈，源通韩溪，可饮万人不竭。又起盖仓库，堆积粮饷、薪炭、食物诸类，以作永远计。 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调高、雷、廉、韶以及南雄、肇庆等营暨饶平总兵吴大奇（奇字葛如，福建汀州人，海阳籍。明末踞大埔、程乡、饶平等处，亦‘五虎乱潮’之一也。后投诚，授饶平总兵，平潮有功，挂印加少傅衔）、碣石总兵苏利、南洋总兵许龙，合围潮州。 尚久见围紧援绝，惑信巫术。而巫者每降神语：‘自当佑庇。’会天雨暴涨，尚久虞灌城，请于巫。巫者降神：‘常用大铁锁数百筋锁蛟龙，则安。’尚久立令制造铁索。巫曰：‘神退。’诸巫让之曰：‘何事不可言，而言此险语？汝当自下海，勿累他人！’铁索成，尚久鸣锣击鼓，与诸巫送前巫者沈之江。顷而起，尚久见，令人救之，侥幸不死，愈深信惑，遂疏提防。 亲信领旗王安邦见尚久昏迷邪术，不亲军旅，忖其必败，密遣人投降。约书悉投南门外关帝君袍袖里，各以了哨往来相通。 十一日，可喜督兵攻城。夜二更，从西南角云梯上城，城中大乱。尚久知城破，急抽兵入寨。而大队突至，门弗及闭。情急跳井，其子尧亦随之下。潮州平。 陈六御舟师甫至南澳，闻潮已破，不敢进援而还。”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 “潮州郝尚久叛，来乞师。成功恶其为人，不欲援之。周全斌曰:‘倡义宜纳降，拒之恐失天下心。’令自揭阳入援，至南澳而潮已破，引还。 遣兵攻崇明，败；旋犯吴淞，掠战船二百。” 【按： 郝尚久是李成栋之部将。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年）闰三月，驻守广东的李成栋反清归明，七月派郝尚久平定拥兵自重的潮州总兵车任重，从此出任潮州总兵，镇守潮州，封新泰伯。 顺治六年（永历三年，1649年）二月，郝尚久袭击奉命远征福建的同僚施琅；施琅等在饶平坚守月余，后投奔郑成功。 时郑成功自福建邵安入黄冈之闽粤分水关，欲联络郝尚久共同抗清，遭拒绝。郑氏势力以郝尚久立场“不清不明”，出兵攻击潮州，双方交战数次。 顺治七年（1650年，永历四年）二月，清军在尚可喜、耿继茂等率领再次进入广东，郝尚久降清，仍为潮州总兵，与盘踞揭阳的郑氏势力对抗。翌年郑氏势力撤出揭阳，郝尚久又与班志富围剿留在揭阳的刘公显之“九军”反清势力。 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八月，平南王尚可喜欲以南赣副将刘伯禄取代郝尚久，郝尚久抗命，南明•大学士郭之奇策动他归明。 顺治十年（永历七年，1653年）三月十五日，郝尚久拘禁潮州的清廷命官，下令剪辫易服，自称“复明将军、新泰侯”，奉用永历年号。同时，向郑成功求援，郑成功出兵鸥汀寨被阻而返。 闰八月，靖南王•耿继茂与喀喀木率10万清军合围潮州。 九月十一日夜，潮州城破，郝尚久退守金山，旗兵王安邦引清兵上金山，郝尚久与其子郝尧同投古井死。清兵屠潮州城，斩杀无算。】 鲁监国·朱以海南奔厦门 清·顺治八年九月初二鲁监国失守舟山 时鲁监国·朱以海（鲁王）扼守舟山，联络内地复明武装开展抗清运动，既对江浙清朝统治构成威胁，又牵制了清军主力不得进入福建，为郑成功的扩充力量创造了条件，清朝当局对此甚感头痛。 清·顺治八年（南明·永历五年，鲁监国六年，1651年）七月，清军大体上平定四明山区的抗清武装。八月廿二日至九月初二日，清军进攻舟山，与鲁监国部展开会战，舟山失守。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7》：“（顺治十年癸巳，附称永历七年）十月（时间有误），原浙江监国鲁王逃舟山，阁部熊汝霖与建国公·郑彩辅之。迨汝霖死，彩解权，周瑞等悉归成功，兵微船少，而浙江舟师又出，张定国纠众与御，大败。吏部尚书张肯堂、巡按朱天佑死之。”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总督陈锦克舟山。” 鲁监国、张名振、张煌言、阮美、阮骏等人被迫移舟南下温州海域周鹤芝部驻地的三盘。遭清军袭击后，又南下沙埕，“沙埕而南即是闽洋海道”。 尽管鲁监国部兵力还相当可观，但士气低落，粮饷、住房困难，亲属的被俘杀又在心理上造成难以言喻的隐痛，在海上飘泊无定，导致部分将领对前途失望。都督静洋将军张英，都督挂印总兵阮述、阮玉，新袭荡胡侯阮美（阮进之弟），都督总兵阮捷、魏宾等，先后赴福建闽安向清方投降。张名振只好带领其他兵将，保护鲁监国乘船来到海坛岛，这里已属于郑成功据守的范围。 郑成功原尊奉隆武帝，后遥奉永历帝，一直不承认鲁监国的正统地位。朱以海和拥戴他的定西侯张名振、平夷侯周鹤芝、英义伯阮骏等在浙江沿海站不住脚，没有自己的地盘的情况下，进入郑成功的势力范围是迫不得已的。 清·顺治九年正月进驻厦门 清·顺治九年（鲁监国七年，南明·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郑成功同意鲁监国·朱以海和部众进驻厦门。 朱以海到达厦门的日期，史载不一。杨英《先王实录》、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卷1》（定本）说是永历五年（1651年）十二月，黄宗羲《行朝录·卷4》记是鲁监国七年（1652年）正月初一日。江日升《台湾外纪·卷3》误记在顺治十年癸巳（附称永历七年，1653年）十月。应以《朱舜水集·卷4》收定西侯·张名振这年致朱之瑜书云：舟山破后，“遂扬帆南下，正月已抵厦门”为是。 张煌言写于壬寅年（1662年）的《答闽南缙绅公书》也说：“犹忆壬辰（1652年）之春，不肖同定西侯张公（张名振）扈从南下，蒙延平殿下（延平王•郑成功）谊笃瓜瓞，慨然安置。”所谓“谊笃瓜瓞”，即指以宗人府宗正身分接待。 鲁监国的随行人员，任光复《航海纪闻》载有：定西侯张名振、大学士沈宸荃、“兵部右侍郎张煌言、曹从龙、太常寺卿任廷贵、太仆卿沈光文、副使马星、俞图南、少司马兼大理寺卿蔡应昌、任颖眉、兵部主事傅启芳、钱肃遴、陈荩卿、张斌、叶时茂、林泌、侍读崔相、中书丘子章、赐蟒玉侍郎张冲符、行人张吉生、张伯玉、总兵张之先等，锦衣卫杨灿、内官陈进忠、刘玉、张署、李国辅、刘文俊数人而已。” 李肃求《鲁之春秋·卷2》也载：顺治九年（1652年），“东阁大学士沈宸荃、兵部侍郎张煌言、任颖眉、曹从龙、蔡登昌、张中符（即任光复所记之张冲符）、太常卿陈九征、任廷贵（即任光复）、太仆卿沈光文、监军副使马星、俞图南、侍读崔相、郎中范可师、万时辂、主事林泌、钱肃遴、傅启芳、陈荩卿、张斌卿、叶时茂、中书舍人丘子章、行人张吉生、张伯玉、监纪推官陈豸、钦天监丞杨玑、定西侯张名振、总兵张子先等，锦衣卫指挥杨灿、内监陈进忠、刘玉、张晋（即任光复所记之张署）、李国辅、刘文俊扈监国次中左所，寻居金门。”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7》： “（顺治十年癸巳，附称永历七年）十月（时间有误）……鲁王不敢守（舟山），与泸溪、宁靖王及益王孙等航船至厦，遣黄门通知成功，成功集冯澄世、潘庚锺、林俞卿、郑擎柱、薛联桂、邓会诸参军议接鲁王礼。 庚锺曰：‘鲁王虽曾监国浙右，而藩主现奉正朔，均臣也，未可以监国言。’ 成功曰：‘此是朝纲。且论今日相见之礼。’ 庚锺曰：‘相见不过宾主。’ 成功曰：‘不然，若以爵位论之，鲁王尊也；况经监国。若用宾主礼，是轻之。轻之，是纲纪紊乱矣。吾当以宗人府府正之礼见之，则合祖训，于礼两全。’诸参军拜服其论。 成功竖宗人府府正旗，请鲁王相见，各安慰叙情。出，随给屋请住，月送俸薪。 又有乡绅王忠孝（字愧两，泉之惠安人，戊辰进士。初除户部主事。至弘光，授绍兴知府，擢副都御史。隆武升兵部侍郎，总督军务，赐尚方剑，便宜行事。后依成功。至丁未岁，卒于台湾）、张正声（戊戌进士，泉之同安人，官兵部职方清吏司）、郭贞一（庚辰进士，泉之同安人，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谢元汴（字途野，癸未进士，粤之潮州揭阳县人。永历授为兵部给事中，寻削发为僧）、辜朝荐（字在公，粤之潮州揭阳县人，戊辰进士。崇祯朝，官兵科给事中。后依成功，至甲辰年卒于台湾）、许璟（字得璟，戊辰进士，兴化府人，官潮广参议。依成功，卒于厦门）、唐显悦（兴化仙游人，壬辰进士，官尚书。以长女孙妻功长子经。后依成功，卒于厦门）、张煌言（字玄箸，浙江鄞县人，壬午进士）、李茂春（字正青，漳州龙溪县人，隆武举人。后依成功，卒于台湾）、蔡国光（字观之，同安人，甲原进士）、林兰友（仙游人，辛未进士，官副都御史）、许吉璟（泉州人，癸未进士）、万年英（荐漳浦县生员刘玉龙有才学经济，成功用之），其安插供给，与诸宗室礼同，悉以前辈重之，军国事辄咨问焉。”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鲁王航海来依成功，未至，议接见礼。潘庚钟曰:‘鲁虽监国，而藩主奉粤西正朔，均臣也，相见不过宾主。’成功曰:‘不然。外藩于诸王非敌体，况监国乎?用宾主则纪纲混矣!吾以宗人府宗正见之，则两尽矣。’” 【按：由于郑成功不承认鲁监国政权，见面礼节成了问题。郑成功同幕僚冯澄世、潘庚钟等商议后，决定自己以隆武帝曾授予的宗人府宗正的身分出面接待。这意味着把朱以海当作明朝宗藩，只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和在生活上给予优遇，不让他作为明朝的正统象征（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2》）。】 不久，朱以海被移往金门居住。《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名振进奉鲁王南奔，成功使迎居金门。” 郑成功与鲁监国政权的关系 鲁监国和他的文武官员、随从军队南下福建厦门、金门地区之后，同郑成功的关系是南明史上一个比较复杂而微妙的问题。由于文献记载有的出自亲郑文人笔下，有的出自拥鲁官员描写，口径出现很大差异。 就实际情况而言，鲁监国和郑成功都是自成系统的抗清复明势力，谈不上谁管辖谁。舟山失守后，鲁监国为首的官员和军队没有立足之地，借居于郑成功的控制区，本是一种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 张名振在这年年底给朱之瑜的信中说：“别后狡虏窥关（定关，即定海），三路并至，不意荡胡（荡湖伯·阮进）以轻敌阵亡，虏骑遂得飞渡。不佞直指吴淞，幸获全捷，而孤城（舟山城）援绝，死守十日，竟为所破。不佞阖门自焚，而全城被僇矣！奈败军之余，尚思卷土，但虑势力单弱，遂扬帆南下。正月已抵厦门，国姓公眷顾慇慇。近在整顿军营，明春三、四月，必去舟山矣。”（《朱舜水集·卷4·书简1·附“张定西侯来书”》，中华书局，1981年8月） 张名振是鲁监国政权的主要将领，这封书信不仅对舟山失利作了准确的叙述，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借居金、厦以后，他和同事们正在“整顿军营”，准备卷土重来，将于次年三、四月间收复舟山群岛。 但是，郑成功却另有考虑。他采取的措施是把鲁监国及其文臣变成自己的“寓公”、“宾客”，对鲁监国的军队则采取容纳和逐步改编的方针。 张煌言和曹从龙都是鲁监国政权的兵部侍郎，后来煌言在《曹云霖中丞从龙诗集序》中回忆道：“岁在壬辰（顺治九年，1652年），予避地鹭左（“鹭左”：“鹭岛”、“中左所”，即厦门），云霖俨然在焉，欢然道故。予时栾栾棘人耳，不敢轻有赠答；而云霖囊中草多感时悲逝，亦不肯轻以示人。”（《张苍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 对于鲁监国的将领，郑成功一方面保留他们原来的爵位，另一方面又把他们纳入自己的军事编制，如派张名振管水师前军，周鹤芝管水师后军，阮骏任水师前镇。亲郑史籍如阮曼锡《海上见闻录》根本不提鲁监国，在永历五年（1651年）十二月下直书：“定西侯张名振、平夷侯周鹤芝、英毅伯阮骏等自舟山来归，俱授水师镇。” 不少论者受这种影响，误以为鲁监国的兵将南下金、厦之后，都变成了郑成功的部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应说有一部分兵将转入了郑成功藩下，而以张名振为首的大多数鲁监国兵将仍然保持自己的系统。 鲁监国·朱以海和忠于他的文官武将同郑成功维系着一种带有依附色彩的同盟关系，他们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郑成功的部属。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1658年）徐孚远偕永历朝廷兵部职方司黄事忠、都督张自新航海取道越南赴昆明朝见，途中为安南国所阻，徐孚远给安南国王的信中就说：“同赐姓藩大集勋爵，结盟连义于闽岛，与赐姓藩为寮友。”（徐孚远《交行摘稿·附林霍所作小传》）这种同盟关系在张煌言诗文集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南明·永历帝的正统地位 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郑成功与鲁监国双方都承认偏处西南的永历皇帝为正统，大体上维持着相互依存的同盟关系。 清·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鲁监国八年，1652年）三月，朱以海决定放弃监国名义，派使者上表给永历朝廷。这就是张煌言所说：“适滇黔之拥戴，是用归藩。”（《张苍水集·第一编·冰槎集·祭监国鲁王表文》） 黄宗羲《行朝录·卷4》记，鲁监国八年“三月，王自去监国号”。 《海东逸史·卷2》记：“三月，王自去监国号，奉表滇中。”按，当时永历帝尚未入滇，所记有误。 朱之瑜《朱舜水集·卷2》内收《监国鲁王敕》，尾署“监国鲁九年三月日”，敕文中有“且今陕、蜀、黔、楚悉入版图，西粤久尊正朔，即闽、粤、江、浙亦正在纷纭举动间。……兹特耑敕召尔，可即言旋，前来佐予，恢兴事业，当资尔节义、文章。……” 在共戴永历的旗帜下，唐、鲁之争基本化解，代之而起的是郑成功同永历朝廷的若即若离。 鲁监国政权留下的文官武将如张名振、张煌言、徐孚远等人在内心里比郑成功更效忠于永历帝，只是由于关山阻隔，自身力量又比较单薄，处境相当困难。这表现在一方面他们希望同郑成功保持良好关系，共赴国难；另一方面又得防止郑成功把自己有限的兵力悉数吞并，甚至撇开永历朝廷同清朝媾和。 清·顺治十一年清廷第一次招抚活动陷于僵局 正月成功复出掠饷 郑成功并不打算投降清朝，他趁和谈的机会，派兵前往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招兵买马、征取粮饷。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十月初九日福建巡抚佟国器奏本中说：“自去年至今，成功派银索饷，大县不下十万，中县不下五万……”（《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使清朝地方当局处于被动状态。 据明末清初·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记载，到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二月，郑军在福州、兴化、漳州、泉州4府措饷，“派富户追纳，诸差官俱至各府、县城外屯扎，但不入城耳。计所追凡四百余万。”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40·封爵·国朝·郑克塽》：“（顺治）十一年（1654年），朝议招抚，成功乘机登岸，索饷于福、兴、泉、漳诸郡。”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73•祥异•纪兵附》（同治补刊本）：“（顺治）十一年正月，郑成功遣其党沿乡索饷。”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成功复出掠福建兴化诸属县。”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时成功纵横海上，沿海郡县所至，索饷无算，清廷患之。” 正月十三日清廷遣使来闽敕封郑成功 清·顺治十一年甲午（南明·永历八年，1654年）正月十三日，清内院侍读学士郑库纳、扎齐讷等赍捧封郑成功为“海澄公”的敕印到达福州。福建巡抚佟国器依据闽浙总督刘清泰的咨文，派李德往郑军中通知成功。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8》： “顺治十一年甲午（附称永历八年）正月，成功因李德述其父芝龙所嘱‘如未投诚，先献监国鲁王’之故，乃令杨致护送鲁王，从海道诣广西陛见以避之。王踌躇不欲行，功强之再四，王始扬帆。至海表遇风，回居南澳。 二月，芝龙复遣李德同郑、贾二使赍‘海澄公’印敕来闽招抚。 总督刘清泰亦致书成功，其略云： ‘幸一时旷荡之恩，出自宸聪怀柔之略，真千载一时矣。 今大势所在，不待智者而决。川、湖之捷屡奏，两粤之叛尽归。近而舟山遁迹，远而全姜覆车，徒有荆棘在。 足下以孑然一旅，孤悬海外，纵使楼橹是凭，亦无分茅割地之实际；将谓踞岛而守，终属依山傍海之游魂。今固山开镇于漳滨，江南劲旅、北地满兵，络绎奔赴。余波一日不靖，全师一日不班。无论扬帆击楫，可以灭迹犁庭；即安坐以折窥岸之谋，密布以塞通津之径。想足下此中之生聚教养，万不得以暂持久、以劳待逸、以不足待有余；不几望洋而成竭泽，绕树而致焚林？此非不佞震喝之言，而确乎理势之谈也。 若肯乘此毅然来归，翻然号泣，召族党部曲而谕之，各鼓化其心，以了立命安身之局。既不辜令亲万里衔书之苦；亦以慰尊公数年欲断之肠。上而朝廷之德意，下而不佞之苦心，可谓不相负矣。 然更有为足下思者：将惧投诚而孤注，何妨拥卫其子弟以归；倘怀赴阙为畏途，何妨请命于桑土而守。以不佞半生忠朴，久见谅于圣明，皆能一一代足下剖心呼吁者。从此树奇勋以酬遇，拜爵禄而分藩矣。殊为足下望之。’” 二月安平和谈陷于僵局 二月初三日，郑成功差中军常寿宁同李德等到福州迎接诏使。十六日清使郑库纳等到达泉州，十九日至安海公馆驻劄。 廿日，郑成功设香案拜受敕印，清使坚持要他先剃发然后开读诏书；郑成功则以“具疏自行奏请”为托辞拒绝剃头（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双方相持不下，无法开读诏书。 廿五日，郑库纳等离开安海回福州，和谈陷于僵局。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甲午·清·顺治十一年（明·永历八年）》： “春二月，遣官议抚，以海澄公印封成功，成功弗受。 初，芝龙在京，密令李德回，劝成功就抚；阳许之。帝遂封芝龙同安侯，芝豹左都督，遣郑、贾二官赉诰及‘海澄公’印，敕授成功，且授封鸿逵为‘奉化伯’。成功不受。”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8》： “成功至安平，款待二使。以未有地方安插兵将为辞，复二使，并不受敕印。 郑、贾回京。功乘招抚按兵，就福、兴、泉、潭四府徵追粮饷，备办船料等项。 成功遣李德回京，惟嘱复以‘不听吾言，致有今日。然既误之于前，本藩岂有明知故蹈，再误于后乎？’德不敢复禀，遂行。 功令甘辉督率诸镇下粤之揭阳，以措兵饷，以足兵食。”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清•总督刘清泰致书成功，成功以未有地方安插为辞，不受印敕。”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甲午（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月（？应为“正月”），清命二大臣赍诏爵成功‘海澄公’、父芝龙‘同安侯’、叔鸿逵‘奉化伯’、芝豹‘左都督’，成功、鸿逵不奉诏。” 清朝福建地方官既无权宣布招抚决裂，对郑军的征粮征饷又穷于应付。佟国器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廿八日奏本中诉苦道：“今各属郡县详称，诏到之后，群贼索饷愈炽，兴（兴化府）、泉（泉州府）一带在在告急，……有司莫知攸措，剿抚两无适从，将来事不可知。”（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 三月间郑成功具疏奏请 约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三月间，郑成功给清廷写了1封回信。全文如下： “去岁（顺治十年，1653年）又六月（闰六月），内章京邵斯、户部黄征明差员李德、周继武等赍到敕谕并海澄公印；本年正月十四日，内院郑库纳、兵部贾勒纳复赍敕谕并挂靖海将军印，且益以漳、泉、潮、惠四府驻劄。宠命再至，敢不祗承，遂设香案于二月二十日行礼祗承敕命，以遵简命之隆；尚未敢开印着实行事者，其情其势，敬祗诚直陈之朝廷。 计安山海是以信用豪杰，豪杰卓有表见总在安攘山海。故用人必视其才，小才而大用之，则不胜任；大才而小用之，则不展舒。信人必本其心。心相猜，近在同堂而能为难；心相许，远在万里而益相亲。自古交孚相得之世，未有用人而不竟其用，亦未有不外度其情，内度其能，而苟且为人用者也。 敕谕四府寨游营兵饷不过二十万，计算散给足养万人，而现在精兵数十万，相随多年，诸皆狼野猛戾，无妻子以羁其心，无田宅以果其肠，一旦瓦解，啸聚千万，祸不可测，此地方之忧也。 且此全闽地方寇贼充斥，而镇守北兵，地险不平，甲马徒劳，寇至则登陴自守，寂不闻声；寇去则掩袭干戈，赤地千里，朝廷之抚有全闽也，可谓有其名而无其实矣。 故自入闽以来，马步无暇日，钱粮无粒解，地方无宁刻。若以全闽委陴镇守，就此现在精兵分布周密，给其饷以用其长，既溪洞薮窟之周知，又什伍保甲之列定，人地相宜，将士效命，则镇闽马步可别调，而兵有实用矣。闽省正供可解京，而饷有实济矣。此所谓名实两全者也。 朝廷果推诚置腹，无分彼此，无较新旧，又岂有受人委托而反复不信，无藉则敛戢，有藉则飞扬也哉。此所以矢志誓肌，下解苍生侧悬之苦，上抒朝廷南顾之忧，自惠、潮以至全闽，则野无弄兵者矣。 至于海上防剿，成于宁谧，尤未易言，盖大江以南莫非海也。寇东下则在交、广，南上则在吴、越，而舟山等处尤盗贼之咽喉，窃以为不扼舟山，海不可得而靖也。今在舟山镇将非兵不利、甲不善也，而北人多不谙水战，以致鲸鲵鼓浪，莫之如何，异日酝酿势成，乘风南北，不惟闽粤之害，实江南之忧。 故将平靖海氛，必用闽兵屯扎舟山，然后可以弹压海寇；而屯兵尤先议饷，不得不就近支给温、台、宁、绍等处饯粮，以养扎舟山之兵。夫舟山乃海中一孤岛耳，其地不过弹丸，而闽、浙隔绝，水汛不常，倘两浙之海有警欲调闽兵，既有鞭长不及之患，欲挽闽饷更苦神鬼转运之劳。 旧例镇守福建总兵兼管全温地方，齿牙相错，良有深意。倘以温、台、宁、绍、处五府委任屯扎，调度接应舟山，使寇无窃处，地方宁静，此又可以解苍生倒悬之苦，而抒朝廷南顾之忧也。自两浙以至闽、粤则海无扬波者矣。诚如是也，克奏肤功，计日而得，海内咸知朝廷委任得人，岂不休哉！ 然则今日非不祗承，慎其事乃所以委其任也。而其宜慎者有三： 敕书四府驻扎，而府（指泉州府）镇守尚皆北来兵将，未奉明旨撤回，不独粤平、靖二王未敢擅命，便则泉、漳镇将谁敢交代，一也； 前敕旨云镇守泉州等处，今只挂靖海空衔，不言镇守事，则欲行事而文移不便，尤恐行事而画饼竟成，二也； 又敕印再加文听部选、武听遴选委用，今泉州总镇刘仲金见在刻日赴任，即一府尚属虚悬，而三府安能取信，三也。 是以俯拜对扬之际，实尔挈瓶负薪之恩，除将敕印祗委，奉安平公署，专委官斋盥看守以须后命，隆重付予而后即安焉。 总之粮少则兵必散，则地方必危，朝廷欲安地方，当勿吝地方。今日之请非是利地，乃欲靖地方。见今数十万之众嗷嗷待给，区处经画，安插繁杂，伏惟英明决断而施行焉。” 此信见《明季稗史》第3种，原题《朱承晃报书》，“朱承晃”系“朱成功”谐音，抄本用朱笔注“疑似郑成功”，墨笔改为“即郑成功”。 郑成功对清廷的招抚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过是“将计就计，权借粮饷”，虚与委蛇而已。他表面上盛接来使，郑重其事地“三跪九叩头”领受清朝所封海澄公敕印，却拒绝剃发，仍然使用明朝永历年号；同时又借口已受清廷封爵，堂而皇之地派人到闽、粤沿海地区征收粮饷，甚至在清廷允许驻兵的4府以外又提出新的土地要求。 从上面引述的郑成功信中可以看出他要求把福建全省，广东惠州、潮州二府，浙江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处州5府都交给他屯兵筹粮，只有这样才算是“朝廷委用得人”，实现“海无扬波”、“地方宁静”；否则就是“大才小用”，“海寇”四起，“祸不可测”。 四月清廷以割漳、泉、惠、潮四郡地令岛师剃发，不受 清·顺治十一年甲午（南明·永历八年，1654年）三月，南明·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陈辉帅舟师突入长江，设祭崇祯而回。 四月，清廷以割漳、泉、惠、潮4郡地为条件，令岛师剃发降清，郑成功不受，随即进陷潮州。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甲午（顺治十一年，1654年）四月，清朝割漳、泉、惠、潮四郡地，令岛师剃发，不受。潮州复陷。”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8》： “（顺治十一年甲午，附称永历八年）三月，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陈辉帅舟师突入长江，夺船百余只；犯天津，焚粮艘；次金山寺，设祭崇祯而回。 四月，有谤黄大振欲献海坛投诚者，功信之。领甘辉、黄廷、陈尧策、周全斌等镇，声言巡视，假道海坛。大振前接，功执之归。赐鸩，饮不死；绞杀之。以泉人戴捷为援剿前镇，统其众。 五月，督饷官黄恺，才能滑稽，任意科克。沿海受其凌剥，百姓情急，相率匍控成功。功抚慰之，立收恺，杀以示众。众乃安。” 清·顺治十一年清廷第二次招抚活动 六月清廷决定再作一次招抚努力 清政府的许多官员都看出郑成功并无归顺诚意，福建巡抚佟国器、两广总督李率泰先后上疏朝廷希望不要为郑成功所愚弄。 浙闽总督刘清泰原来主张招抚并愿充当“保人”，在“前疏所以秘切入告”之后，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七月又上《为密报赍到清字咨文事》，说：“抚局之变，不可不防，则剿局之备，不可不早”，要求清廷派“固山额真一人统领满洲大兵移镇闽浙之间”。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四月，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永吉在疏中直接了当地说：“郑成功如果实心就抚，但当解甲投戈，遵守国法，上报圣恩。其地方兵马机宜，悉听督抚调度。何得妄以闽、粤为己任？又何得冀望朝廷委以保全浙海？气傲志高，心雄胆大，明明要挟。虽然归顺，实怀二心。以职愚见断之，将来为东南大患者，必郑成功也。从前飘泊海岛，脚根不定。今得盘踞于漳、泉、惠、潮之间，用我土地，养彼人民；用我钱粮，练彼精锐，养成气候，越显神通。”因此，他力主应当“厉兵秣马以应变”。 （《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 在一片讨伐声中，身居虎穴的郑芝龙慌了神，他深知自己的生死荣辱取决于能否招抚郑成功。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六月廿五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题本（《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中提到： 六月间，郑芝龙上疏清廷，一面斥责郑成功“索求不止，致使诏使往来频繁，其罪并非不深”，一面又婉转代为解释，列举成功对清使如何恭敬，有“亲亲敬主之心，则终非叛臣逆子”。 谈到郑成功拒绝剃头这一关键问题时，郑芝龙先引述“差官黄征明、李德、周继武等言，当劝郑成功剃头时，郑成功言，凡为臣者，以礼事君，不在些微细事等语”，借此证明郑成功是“不懂我朝法令，且其五六名亲信下官，不愿剃头，从中梗阻挑唆，以致稽迟”。 接着，郑芝龙表示自己鞭长莫及，“恨不能亲揪郑成功之头剃发”。 最后，郑芝龙说他经过昼夜苦思，终于想出了1个妙策，建议清廷准许派他的儿子郑世忠（郑渡）同钦使一道赴闽，“臣次子郑世忠，现为侍卫，每日侍从皇上，……伊与郑成功情如手足，朝夕相处。若上传皇恩，下述父言，婉言开导，则郑成功势必心悦诚服。倘若众官内有一二人阻挠归顺，郑世忠则以君父之命，将其立斩，以遏恣意妄为者。如此，郑世忠全可速报奉命剃头一事。” 郑芝龙的建议，经王、大臣会议后，清廷同意再作1次努力。 六月廿八日遣叶成格、阿山赍敕命入闽 清·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八年，1654年）六月廿八日，清·顺治帝颁发敕谕给郑成功，并遣内院学士叶成格、理事官阿山（或译作刑部郎中阿尔善）入闽宣旨。 据《明清史料·丁编·第2本》载，顺治帝的敕谕，除封郑芝龙同安侯、郑鸿逵奉化伯、郑芝豹左都督，重申封郑成功为海澄公、挂靖海将军印，给泉、漳、惠、潮4府驻扎军队外，对郑成功的其他要求断然拒绝，“今据尔奏疏，虽受敕印，尚未剃头，冀望委◇全闽，又谬称用兵屯扎舟山，就近支给温（温州）、台（台州）、宁（宁波）、绍（绍兴）等处钱粮。词语多乖，要求无厌……尔若怀疑犹豫，原无归顺之心，当明白陈说。顺逆两端，一言可决。今如遵照所颁敕印剃头归顺则已；如不归顺，尔其熟思审图，毋贻后悔。”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8》：“（顺治十一年甲午，附称永历八年）六月，大清封郑芝龙同安侯、郑鸿逵奉化伯、郑芝豹左都督。遣内院学士叶成格、理事官阿山同芝龙第四子（名渡）赍四府安插兵将敕命入闽。”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顺治）十一年，上再遣使谕成功，授靖海将军，命率所部分屯漳、潮、惠、泉四府。” 八月十三日叶成格、阿山等抵达福州 清·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八年，1654年）八月十三日，叶成格、阿山携带敕书抵达福州，同行而至的有郑成功异母弟郑荫、郑渡（字世忠），以及郑氏家族亲旧黄征明（成功表叔）、李德、周继武等。【按：郑芝龙在日本国娶翁氏，生森，即郑成功；继娶颜氏，生子4：恩、荫、渡、袭。详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et.com《泉州人名录·郑芝龙·身世》】 八月廿四日，叶成格、阿山等人在福建清军护送下进抵泉州。旋总督刘清泰致郑成功的书信到，即差官杨茂赍刘清泰书信，同李德、周继武到厦门面见郑成功，讲述清廷和郑芝龙的意图。郑成功约叶成格、阿山九月十七日到安平镇面议。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8》： “（清·顺治十一年甲午，南明·永历八年）八月，总督刘清泰再修书赍到，云： ‘賫到敕印，不佞既庆其事之确遵令尊于君之间、父子之际，实费大力苦心。但敕印久为虚悬，其事势既已垂成，何必稍存芥蒂？且敕中‘归顺人数，具奏安插地方，会同督、抚详细报闻’，何不斟酌，次第商及乎？ 今一拜诏，不但足下可以特疏，不佞亦当补牍。倘必缓成命以俟议、待家书而入告，在足下多一番形迹，在尊翁多一番踌躇。此不佞半夜代筹，至愚至笃之论，想英雄豁达之见，亦不以为其意之迂且浅也？ 不佞濡笔以俟裁决，万勿游移耳！所言取饷事，不佞亦效一得焉。今日联异姓于同舟、化国家于骨肉，则地方者各有关系之地方也、人民者各有联属之人民也。留得一人，他日多一豢养；留一土地，他日多一生聚。况足下于桑梓姻友之间，更须调护者，又无烦不佞之谆恳矣。 不佞以侍从之旧人，偶莅封疆，去就裕如；但得始终此事，自不贪以为己功，但可告无罪于尊翁握手时，则厚幸矣！余何计哉？’ 差官杨茂同李德、周继武来厦见成功。 功询其父平安毕，随问此来情由。继武曰：‘叶、阿赍四府安插部文。太师差武等求藩主：早归顺一日，则太师早受一日安福。’成功点首而已。即差吕太同周继武、李德入泉州，请叶、阿二大人面议。”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内院叶成格、理事官阿山偕芝龙二子名渡、名荫者赍四府安插兵将敕命入闽。” 安平会面 高度戒备 清·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八年，1654年）九月初七日，郑渡到厦门，次早郑成功即嘱其先往安平等候叶成格、阿山2大人，随调各镇并水师诸将先至安平高度戒备，自己然后进发。九月十七日，叶成格、阿山在清军步骑护卫下也来到安平，一看郑军摆下的阵势已感到气氛不对，连郑方安排的迎宾馆舍报恩寺也不敢住，宁可住在清军临时搭盖的帐篷里，双方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8》： “（顺治十一年甲午，附称永历八年）九月初七日，渡舍（“舍”：泉语称“公子哥儿”为“啊舍”）到厦门，功出接见，抱痛分离之苦，自极诚切。次早遣渡舍先往安平候二大人。 随调甘辉、王秀奇、陈尧策、万礼、蓝衍、苏茂、黄梧、周全斌、杨文灿、吴豪、萧泗、林明、杨祥、黄山、黄廷、萧拱宸、黄昭、蓝登、黄六御、郑文、蔡禄、郭义等镇并水师诸将，咸往安平。列营数十里，旗帜飞扬，盔甲鲜明。密布锹黎鹿角，设伏据隘，好似铁桶。成功同诸参军然后进发。 十七日，叶成格、阿山到安平，住报恩寺。其随从精骑数千、步旅万馀，漫山遍野札营，了哨四出，各相提防。”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成功遣渡候二使于安平，乃命水陆军列营数十里，设伏据隘。自偕诸参军诣安平，而叶、阿二使亦严军卫以待之。” 会谈 九月十七日，郑成功大设供帐，馈送厚礼，与清朝2使会面，虽竭力表示友好，但始终在原则上坚持不接受清庭的4项条件。叶成格、阿山只奉有监视其剃发受敕的严旨，并无谈判的权力，面对郑成功提出的条件，知道使命难以完成，于是以“不接诏，不剃发”（杨英《先王实录》）为由拒绝成功的隆重礼遇，于廿日返回泉州。九月廿一日，郑成功遣人致书备礼挽留清使；廿二日，郑成功再约廿五日面会确商，不应。 郑成功提出的4项条件，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顺治十一年九月初九日奏本》载曰：“一云先要四府地方，前诏只有水路游寨，未言陆路；二则不奉东西调遣；三则不受部、抚节制；恐如姜襄（瓖）、金声桓等俱以剃发后激变，且未与张明振（张名振）议妥，又比高丽不剃发等语。”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8》： “（顺治十一年甲午，附称永历八年，九月）十七日……成功请先开读诏书酌议，方肯剃发。成格与山欲成功先剃发，然后接诏。互争数日未定。 二十二日，功以叶、阿无定见，再约二十五日面会确商。 二十四日清晨，兵马悉撒，二大人不辞成功而回泉。 功接报，笑曰：‘忽焉而来，忽焉而去，举动乖张。但因一人在北，不得不暂作痴呆耳。’ 即差林候同渡舍（“渡舍”：即郑渡。泉人俗称富家子为“阿舍”）尾后抵泉，请二大人示下，并送厚礼。成格坚欲先剃发方许接诏；未剃发，非臣也，焉肯轻出诏书？”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成功请先开诏书，二使谓：‘未薙发，非臣也，焉可轻出诏书?’径回泉州。成功笑曰:‘忽然而来，忽来而去，意可知矣。’” 九月廿一日，郑成功遣人致书备礼挽留清使，二使臣回信表示“即使相晤间，不过宣传皇上浩荡德意，与公剃发后上谢恩本，将贵部官作何安插，及四府设防数目修入而已。他复何言哉！似公又不宜以旁语及也。弟以一介微躯而膺朝命，钦限在十月内回京，何敢稽迟，以身试法？伏祈早决一言，俾得星驰复命”。退还所赠礼物，并限廿五日为最后答复时间。 和局破裂 明末清初·杨英《先王实录》载：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九月廿四日晚上，郑渡、周继武、李德、黄征明等往见郑成功，声泪俱下地哀告：“二使此番失意而回，大事难矣。我等复命，必无生理，并太师老爷（郑芝龙）亦难！” 同安侯·郑芝龙“顺治十二年正月初十日密题本”（《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载：当晚，郑世忠（郑渡）说：“若剃发归顺，可全老父阖家。”成功答道：“吾不剃发即可保全父命，剃发则父命休矣。”世忠“复哭劝其回心转意。成功于李德身旁手执银盅，高声恫喝：剃发乃身分大事，本藩自会定夺，谁人敢劝，哪个敢言！世忠未敢再开口”。周继武说他也同郑世忠一起“哭劝成功剃发归顺。成功起誓，先撤官兵，再议剃发之事。佞官沈佺期曰：藩主剃发为令尊大人，我等剃头又为谁人。况且同在海上数年矣。” 廿六日，郑成功又派旗鼓史谠、郑奇逢往泉州请清使来安平再议。叶成格、阿山认为没有什么好谈的，把2人赶回。 廿九日，叶、阿派人催促郑世忠（郑渡）、李德、周继武、黄征明回京复命。当天，清廷使臣和随行人员离开泉州，“从间道回延平”（佟国器顺治十一年十月初九日奏本，见《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和局至此完全破裂。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8》： “功又差史谠入泉，再请二大人，问其‘诏书未开，未知是何意见？且未知诏书中是何说话。剃发之事，发落岂能易长乎？’成格立逐史谠出城；令拨什库看守郑渡，随即取讨夫马上京。 谠回详陈。成功与诸参军议曰：‘观叶、阿二使，便知清朝无真心待我。盖欲效前日勒太师故态，赚吾接旨，乘其不意而擒。后见本藩布置周密，甲兵雄壮，无计可施，拙然归去。岂真有敕书哉？’” 郑成功复父、弟书 与父书 离别之际，黄征明（黄六表）要求郑成功写一回信给郑芝龙，成功依言写了1封长信说明整个事件经过并表明自己的态度。 郑成功复父书见《台湾外纪·卷4》；《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收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郑亲王·济尔哈朗题本也引述了书信全文，字句略有不同。主要内容是： “和议非本心也。” “不意海澄公之命突至，儿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继而四府之命又至，儿不得已接诏以示信。 至于请益地方，原为安插数十万兵将，固图善后至计；何以曰：‘词语多乖，征求无厌’？又不意地方无加增，而四府竟为画饼，欲效前赚吾父故智，不出儿平日所料。遽然剃发，三军为之冲冠！……在清朝总以剃发为是，在儿总以不削发为是。…… 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毫无暧昧。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 二使“在泉月余，目睹脱巾情形，未曾与儿商榷，徒以剃发二字相逼挟。儿一剃发，即令诺将剃发乎？即令数十万兵皆剃发乎？即令千百万百姓俱剃发乎？一旦突然尽落其形，能保其不激变乎？叶、阿二位不为始终之图，代国家虚心相商，而徒躁气相加。……使臣如此行动，朝廷可知也，能令人无危乎？能令人无惧乎？ 况儿名闻四海，若使苟且作事，不特不见重于清朝，亦贻笑于天下后世矣。大抵清朝外以礼貌待吾父，内实以奇货居吾父。此番之敕书与叶、阿之举动，明明欲借父以挟子。一挟则无所不挟，儿岂可挟之人乎？且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大幸也。万一父一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8》： “（顺治十一年甲午，附称永历八年，九月）其奉差黄六表，闻叶、阿二大人已回京，即辞成功，功亦不留。表乞回书，功不允。六表跪恳再三曰：‘太师朝夕南望！岂有表等回都，竟无只字，可乎？’ 功意稍解，信笔报其父曰： ‘儿戊子年（清·顺治五年，1648年）差王裕入京问候父亲福履，以致父亲被围、王裕被擒。从此而后，只字不敢相通，恐有贻累也。 至壬辰（清·顺治九年，1652年）年杪，忽周继武等赍父亲之信，儿且骇且疑。既而李业师等赍书继至，儿疑信参半；乃差李德入京，实前传闻父亲不讳，试往觇之果在与否？修禀聊述素志，和议非本心也。不然，岂有甘受招抚，而词意如彼？岂有欲尽忠而又能尽孝，此不待明言而可知矣。 不意海澄公之命突至，儿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继而四府之命又至，儿又不得已接诏以示信。至于请益地方，原为安插数十万兵将，固图善后至计；何以曰‘词语多乖，徵求无厌？’又不意地方无加增，而四府竟为画饼！欲效前赚吾父故智，不出儿平日所料。遽然剃发，三军为之冲冠。 嗟嗟！自古英雄豪杰，以德服其心；利不得而动之，害不得而怵之。清朝之予地方，将以利饵乎？儿之请地方，将以利动乎？在清朝罗人才以巩封疆，当不吝土地；在儿安兵将、绥民生，将必藉土地；在清朝总以削发为是，在儿总以不剃发为是。天下间岂有非其臣，而轻从其利者乎？天下间岂有彼不以实许，而此以实应者乎？天下间岂有未相信以心，而先信以发者乎？天下间岂有事体未明，而可糊涂易貌者乎？ 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毫无暧昧。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信儿言，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人生在世，不过此忠孝二字而已！ 此八月十九日，李德，周继武等自京回至中左（“中左所”：今厦门），诏使抵省，渡弟同李德、周继武等与叶、阿相议：‘欲照前郑、贾例，俟儿差人去请，然后下来。’正欲差官往省敦请，报诏使已于念四日到泉矣。侦其到泉，的确九月初四日辰时。即差李德同吕太往泉送礼。渡弟初七日来见，十一日即回。儿嘱其致意叶、阿，约期相面。而叶、阿于十七日随到安平，盛设供帐于报恩寺。乃叶、阿不敢信宿，哨马四出，布帐山坡，举动十分疑忌。敕书委之草莽，成何事体？且奉敕堂堂正正而来，安用生疑？彼既生疑，儿安能无疑乎？ 儿再差林候送礼，回称‘叶、阿二大人，念五日的的相见。’继而周继武来报：‘叶、阿二位决欲先剃发，然后接诏；’其诏亦安在安平署中。且剃发万分大事，非容易苟且，须与叶、阿二位面议十分妥当，奉旨命下，然后可。 儿犹恐周继武传述失实，各书一藁为据，再差史谠同渡弟进城，再请叶、阿来安平面议。念九日叶、阿逐史谠等回。又接周继武、李德来禀云：‘武等念九早见二位大人，被他兜留。仍差拨什库管押渡弟，催迫起身，不容刻缓。于午刻，二大人先出东门，立唤德等齐行。德等称说夫役未便，限三十早起身。’ 三十日酉时，李春、吴文榜等来报：‘叶、阿二位大人于九月念九午回省去矣。’ 盖叶、阿身为大臣，奉敕入闽，不惟传宣德意，亦将以奠安兆民。今百姓如此困苦、将士如此蕃多，在泉月余，目睹脱巾情形，未曾与儿商榷，徒以‘剃发’二字相逼挟。儿一剃发，即令诸将剃发乎？即令数十万兵皆剃发乎？即令千百万百姓俱剃发乎？一旦突然尽落其形，能保其不激变乎？叶、阿二位不为始终之图，代国家虚心相商；而徒躁气相加！即李德亦儿差也，不令之来，而挟之去。使臣尚如此行动，朝廷可知也；能令人无危乎？能令人无惧乎？况儿名闻四海，若使苟且从事，不特不见重于清朝，亦贻笑于天下后世矣。 大抵清朝外以礼貌待吾父，内实以奇货居吾父。此番之敕书，与叶、阿之举动，明明欲借父以挟子；一挟则无所不挟，儿岂可挟之人乎？且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大幸也。万一父一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 儿本不敢具禀，缘黄六表痛哭流涕，必欲得儿一字回覆。姑详悉颠末，统惟尊慈垂照！’”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简记曰: “遂命芝豹至京。附书报其父曰: ‘儿只字不敢相通，惧有贻累也。修禀聊述素志，和议非本心也。不意海澄公之命突至，不得巳按兵以示信；继而四府之命又至，不得已接诏以示信。至于请益地方，原为安插数十万兵将，何以日词语多乖、徵求无厌乎?地方无加增，四府竟成画饼，将欲效赚吾父故智。 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若能信儿言，则于吾父为孝;不信儿言，则于吾君为忠。前诏使到省，儿属渡弟约期相见，盛设供帐于安平之报恩寺。乃二使不敢信宿，哨马四出、布帐山坡，举动疑忌。且奉敕堂堂正正而来，安用生疑?彼既生疑，儿安能无疑乎? 叶、阿奉敕入闽，不惟传宣德意，亦且奠安兆民。百姓如此困苦、将士如此蕃多，目睹情形，不相商榷，徒以薙发二字来相逼挟。儿一薙发，郎令诸将薙发乎?郎令数十万兵皆薙发乎?二使不为终始之图，代国家虚心相商，而徒躁气相加，能令人无危惧乎? 况儿名闻四海，苟且作事，亦贻笑于天下。吾父巳入彀中，得全至今，幸也!万一不幸，惟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他何言哉!’” 与弟郑渡书 书与父书毕，郑成功又书与弟郑渡书，一并交黄征明（黄六表）带走。 《先王实录》收录郑成功给郑世忠（郑渡）的信，曰： “兄弟隔别数载，聚首几日，忽然被挟而去，天也！命也！弟之多方劝谏，继以痛哭，可谓无所不至矣。 而兄之坚贞自持，不特利害不能以动其心，即斧刃加吾颈，亦不能移吾志。何则？决之已早而筹之已熟矣。 今兄之心绪，尽在父亲复禀中，弟闻之亦可以了然矣。大抵清朝若信兄言，则为清人；若不信兄言，则为明臣而已。他何言哉！…… 夫虎豹生于深山，百物惧焉；一入槛阱之中，摇尾而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 惟吾弟善事父母，厥尽孝道，从此之后，勿以兄为念。噫，汉有子瑜而有孔明，楚有伍尚而有子胥，兄弟之间，各行其志，各尽其职焉。”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8》： “书毕（书与父书毕），又与其弟渡书曰： ‘兄弟隔别数载，聚首几日，忽然被挟而去，天耶！命耶！ 弟之多方规谏，继以痛哭，可谓无所不至矣！而兄之忠贞自持，不特利害不足以动吾心；即斧钺相加，亦不能少移吾志也。何则？决之已早而筹之已熟矣。 今兄之心绪尽在父亲禀中，弟阅之，可以了然矣。夫凤凰翱翔千仞之上，悠悠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也。兄名闻四海，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亲，厥尽孝道，从此之后勿以兄为念！’ 书毕，交黄六表启行。”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又与弟渡书，勖以善事父母，勿以兄为念。” 评 郑成功在和谈中表现的态度似乎有些诡异，在致父书中引用了清帝敕谕指责他“词语多乖，征求无厌”的话，证明尽管未正式开读，他已完全清楚清廷的底牌。既然没有谈判的余地，郑成功为什么又一再挽留清使，做出种种无益的举动呢？这只能说按郑成功的本意是不愿归降清朝，对于父亲的安全虽说置之度外，毕竟不能不有所顾忌。反映在行动上就未免进退失据，措词更难得体。 清·两广总督李率泰给郑成功的信中就批评说：“所云‘不知有父久矣’，此言一出，不但伤天性之恩，且贻后世之刺。尊公身为明季重臣，国亡而择主，非背国而事仇也。足下前无顾命，今无共主，何得灭不可易之亲，而从不必然之议也？古之求忠臣于孝子者，几无据矣！至今犹屡执此‘三省相畀’之说，胡为乎来哉！今天下中外，帖然十载。而足下身羁海甸，犹欲招徕之，以大一统之势。谁敢取臣服之版图、惟正之资赋而轻议畀乎？且从来无此庙算，无此边筹也。即如足下所云，亦可笑矣。无三省，则舍我而忠于彼；将有三省，即弃彼而忠于我。此皆拂情影借之言，知非足下之心也。”（《台湾外纪·卷4》） 从忠于一姓王朝而言，李率泰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问题是郑成功从来就不是朱明王朝的“纯臣”，也不是郑芝龙的孝子，由于他首先着眼的是维护以自己为首的郑氏家族和东南沿海部分汉族绅、民的利益，当清朝的“大一统”危及到这一集团利益时，他只有站在比较软弱的明朝一边，借明朝的名义展开反清斗争。 和谈得失 关于这次和谈过程，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甲午·清·顺治十一年（明·永历八年）》简记曰： “十一月（？），再遣内院学士叶成裕、理藩院阿山及芝龙少子郑度赉敕至，许以泉、漳、惠、潮四府安插兵众。成功坚执不从。 李德泣曰：‘将军不听，恐太师祸且不测。’ 成功戚然久之，谓曰：‘非不知清朝待我厚，但我受明室厚恩，义不可屈。’因泣挥之去。” 清廷的招抚郑成功因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条件终告失败。然而，实际上是各有所得。 郑成功利用和谈使清方释放了1653年四月遭飓风飘入兴化港的辅明侯林察；在福建、广东某些地区扩军征饷，增强了实力。 清廷通过招降也牵制了郑成功在顺治十年（1653年）、十一年（1654年）两次的可能出兵广东配合李定国作战。 但清廷凭借郑芝龙这张王牌进行招抚，无疑助长了郑成功对永历朝廷的离心力，即他给父亲信中所说“按兵以示信”。所以，就全局而言清廷所得远大于所失。 清·顺治十一年郑成功趣师广东勤王 李定国部署会师广东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8》：“功遂添设炮台，大整舟师，以备征战。遣林察督王秀、苏茂等五镇，配战舰五十只，护送监督林云璇赍勤王本，从海道诣广西行在；并书会李定国合师。” 顺治十年（永历七年，1653年）至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李定国梦寐以求同郑成功东西夹攻，迈出收复广东、重整山河的第一步。但郑成功并不想这样做。郑成功不是看不到会师广东是南明中兴的关键一着，而是他把以他为首的郑氏集团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郑成功对广东潮州地区一直非常重视，这是郑氏家族军粮的主要来源地。郑鸿逵和郑成功多次进兵潮州原因就在于此。但郑成功的意图却是希望把潮、惠地区据为自己的粮饷、兵员补给地，而在郑军和永历朝廷之间最好是留下一片清方管辖区，打掉这座隔火墙对郑氏集团不利。于是，郑成功在李定国心急如焚的情况下，一味采取拖延推宕的策略。 李定国部署二次入广战役，在半年前就已经把预定的会师日期通知了广东义师，决不可能不通知指望在全局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郑成功。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四月间，李定国在高州派遣使者到达厦门，郑成功正同清方“和谈”，便将使者软禁。 李定国预料五月可得郑成功的回音，但直到八月，郑成功的使者李景才姗姗来到定国军中，带来的消息又不明确。李定国在给郑成功的回信中明显地流露出不满情绪，云：“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但李定国还是对会师抱有极大希望，“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希望郑成功能出兵并于十月十五日前到达指定位置。 李定国给郑成功的回信，应写于八月十六日以后。因李定国的回信中说“兹不谷已驻兴邑”（广东新兴县），而据为定国治病的陈舜系记载，他在八月十六日才随定国大营往广、肇（新兴属肇庆府）。 郑军出师 十月十九日出师 李定国约定的郑成功军到达指定位置的日期是顺治十一年甲午（永历八年，1654年）十月望前（十月十五日以前），但是，郑成功到十月十九日才出师。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甲午（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一月，发水陆师应西宁王·李定国于粤东。” 明末清初•杨英《先王实录》载： 郑成功十月十九日“遣师南下，与晋王（是时李定国尚未封晋王）等会师勤王。委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提调军中一切机宜；委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以及戎旗镇王秀奇、左先锋苏茂等，统率五镇营兵，战舰百余艘，“克日南征”。 同时，郑成功派效用官林云璿赍勤王师表诣行在，并持书会晋王（定国时为安西王）等。书云：“季秋幸接尊使，读翰教谅谅，修矛戟而奏肤功，大符夙愿。……兹叠承大教，宁忍濡滞以自失事机？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即欲遣师南下，与贵部共取五羊（广州俗称“五羊城”），缘风信非时，未便发师。……兹届孟冬，北风飙起，即令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等统领，扬帆东指，虽愧非顺昌旗帜，然勉效一臂之力。水师攻其三面，陆师尽其一网，则粤酋可不战而擒矣。”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甲午·清·顺治十一年（明·永历八年）》： “冬十一月，成功起兵。 成功遣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督水师，戎旗镇·王秀奇、左先锋·苏茂督陆师，率官兵战舰百余艘南下勤王。差效用官林璿奉表诣明主行在，并持书会西宁王·李定国。”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成功遣林察督师，会李定国于广东。” 进军速度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李定国攻广东急，使成功趣会师。成功遣其将林察、周瑞率师赴之，迁延不即进。” 郑军的进军速度，从《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两广总督李率泰为紧急塘报事题本》、《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广东巡抚李栖凤“为闽贼水陆并举、惠潮情势孔亟，仰祈圣鉴事”题本》（《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等清方档案可以看到： 十月初一日，郑成功发牌调集兵将，部署南征事宜。 十月初四日，郑成功亲临铜山（今福建东山县）视察兵丁、船工，“授辅明侯林察为正提督，闽安侯（周瑞）为副提督，管辖一百艘大船，派往广东与西部贼兵会合。” 十月廿二日，清·广东水师副将许龙报告，“上游有数百只船集结，闽安侯周瑞、辅明侯林察有率兵南下之势。盖于二十三、二十四日起程，有言去碣石，有言去广东。” 十一月十九日，林察部泊于南澳扎营，“商议军务”。而铜山距南澳不过百里，郑成功信中说“兹届孟冬，北风飙起”，正值顺风，一天可到。 十一月廿五日至廿七日，林察等率领的舟师300余艘进至广东海丰磡寨村（当即瞰下寨，在海丰县南海滨）。 十二月初五日，林察领船只400余号、士卒3万余众进抵平海所（今惠东县平海）。 十二月十四日，林察派出1队白艚船驶抵大鹏所（与平海隔大亚湾）征输村寨粮米，在这里遇着了广东沿海义师李万荣、陈奇策的队伍，据清方侦察，李万荣曾以猪、酒犒劳郑军。 十二月十五日，林察等部乘船300余艘驶至佛堂门外（在虎门南面200余里处，距广州400余里）。 出师特点 郑成功这次出军有几点很值得注意： 【郑成功没有亲自统军】 郑成功自起兵以来凡遇重大战役都亲临指挥，这次入粤之战对南明和清方都关系重大，西线是安西王·李定国任主帅，给他的信中又反复强调了会师广东的战略意义，如说“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但是这次出征，郑成功却没有亲自统军西上，惟一的解释是他有卸责于下的准备。 【郑成功在众多将领中选择林察出任水陆师正提督可谓别有用意】 永历朝廷初立时，正是林察拥立绍武政权，大打内战。 【迁延时日】 郑成功是一位久历戎行的统帅，在给其弟世忠信中也说自己“用兵老矣”，何况郑军同清军作战时几次因救援不及时而失城丧师，他当然明白“胜负之际，间不容发”的道理。但是，他在九月底收到定国谆谆嘱咐的十月十五日为郑军到达指定位置的信后，拖到十月十九日才“克日南征”。 【援师行动极其缓慢】 郑成功派出的援师行动极其缓慢，有大造声势之形，无实际作战之心。郑成功十月初四日在铜山阅兵命将，1个半月之后才停泊南澳扎营商议什么军务。直到十二月十五日才进军到虎门南面200余里处的佛堂门外，还距广州400余里；而在前1天（十二月十四日），李定国已在新会战败。 援师行动缓慢，是用“风信非时”无法解释的。 郑成功自上年就已知道李定国东西夹攻、一举恢粤的计划，其间定国还再三遣使催促他领兵接应。在帆船时代里，海上航行受季候风影响较大，无疑是事实。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郑成功没有出兵决不能用“风信非时”来解释，否则，郑、李使者又怎么能往来海上？ 何况，上年（1653年）六月至八月郑成功曾经率领舟师南下潮州、揭阳；下年（1655年）八月郑成功又曾派舟师南下广东，九月占领揭阳、普宁、澄海三县，证明秋季并不是不可能南征。 退一步说，顺治十年（1653年）李定国计划次年东西合攻广东之时，具有丰富海上经验的郑成功如有会师诚意，也应当把海上用兵的最佳时间通知李定国，以便定国确定东西会师打响的月日。 顺治十二年五月回师厦门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十二月十四日，即林察所遣部分船只到大鹏所同李万荣、陈奇策义师相遇的那天，李定国在新会战败。 当时李万荣等只知新会正在激战，不可能知道李定国已经败退，林察才在1天内即从平海进至佛门堂，又停滞不前。 几天后，林察得到定国大军战败急速西撤的消息，在海面观望了很长时间，于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五月返回厦门。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定国败走。”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定国战败，梧州失守。察侦知，自虎头门还。” 明、清双方留下的档案和记载都表明，郑成功虽然派出了军队，却没有参战意图。 清·闽、粤两省高级官员非常注意郑军动向，向朝廷报告林察等南下的日期和活动颇为详细，却没有任何交战之事内容，即林察、周瑞部决不是遭到清军阻击而不能早日到达定国指定位置；从十月初四日到十二月十四日磨蹭了2个月零10天才驶抵平海，派出部分兵船去大鹏所村寨征收粮食，而杨英《先王实录》记载林察、周瑞出兵时，他以户科身分同忠振伯洪旭“照议”计发行粮10个月，可见也不是由于粮饷不足。 惟一解释，就是郑成功在命将时即已亲授虚与委蛇的机宜。这一判断不仅可以从上述郑军处处拖延时日上看出，从清方档案和郑方纪载中也找不到任何作战痕迹也可看出。 卸责于下 清·江日升《台湾外纪·卷4》记，林察、周瑞返回厦门后报告：“舟师次虎头门（虎门），侦知李定国战败，梧州失守，不敢进兵，还师。”郑成功责备林察、周瑞等“勤王入援，君命原无俟驾，逗遛观望而回，朝典何在？尔等合心畏避，当尽正罪”。随即下令将周瑞“削职夺爵，解其兵柄，永不叙用”；林察等人降级有差。 清初·夏琳《闽海纪要》载，郑成功在给李定国的信里写道： “客岁蘧使遥来，同仇同袍之订，甚符夙心。用是敿干敹胄，大集楼船，方刻程期，而敝员李景复以台命至，展读再四，知殿下内急君父之忧，外切仇雠之痛；不佞恨不能征帆悠忽，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 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已先班回数日。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援，实与有罪焉。 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乃知依违不前者，闽安侯周瑞，已重行捆责，革职闲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 郑成功对南征诸将的处理和复李定国书是大有讲究的。 1654年能否实现东西合击，奏捷广东，直接关系着永历朝廷的前途，是非同小可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郑成功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决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点。他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把关键性战略意图未能实现等同于一般战役的胜负，可说是官样文章。 信中首先批评了李定国“骄兵致挫”，然后才谈到自己的舟师“逗遛”、“依违不前”，意在把战役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对方。不能说李定国没有骄傲轻敌，但新会战役的失败决不能说成是定国“骄兵致挫”。 在人员处理上，郑成功治军之严，在历史上很著名，惟独对这次对南明有决定命运意义的战役中逗留不进的将领却轻轻发落了事。林察是南征主将，郑成功却把“依违不前”的罪责加在副提督闽安侯周瑞头上，原因是林察为郑氏嫡系将领，周瑞原是鲁监国将领，亲疏之分显而易见。 郑成功的跋扈自雄在致定国信中也充分表现。按明、清制度，大将专征时皇帝授予的最大权力仅限于副将以下违反节制可以不经请旨以上方剑处斩。周瑞位居侯爵，成功信中说“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完全是一国之主的口气。 总之，南征之役无功而返，是按照郑成功自己的意志行事殆无疑义。 后果严重 郑成功对组织这次改变明、清战局的战役的李定国所采取的手段，后果十分严重。 南明·永历七～八年（清·顺治十～十一年，1653—1654年）李定国策划的广东之役，是南明中兴的最后一次机会。李定国计划的重点，是联络郑成功东西合击，配合广东各地义师首先全歼广东清军，再展宏图。在这3股抗清力量中，李定国军和广东义师都是全力以赴的，只是由于郑成功志不在此，功亏一篑。 在李定国新会战役失败之后，负责联络广东义师的明·两广总督连城璧仍然为这一东西合击战略奔走呼号。他在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六月给永历朝廷的《乙未六月疏》（《蹇愚录·卷1》）中呼吁：“所望西师迅发，闽帆再扬，而臣与辅臣郭之奇一鼓再鼓，乘敌之疲，用我之壮，粤东不足平也。” 次年（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1656年）七月，连城璧又在《丙申七月疏》（《蹇愚录·卷1》）中说他联络的粤中义师“坚处海滨……枕戈以待王师重来，与闽师期会，收前此未济之功”。 由于李定国在新会战役中兵员器械损失较大，又急于赶赴安龙迎接永历帝入滇，顾不上粤东战场了。南明中兴从此无望。 郑成功的心态 从郑成功起兵以后的整个经历，可看出他是1位很有大志的人，在明、清对峙，国土分裂的情形下，他鉴于自身力量不够强大，在政治影响上也无法同明、清两个并存的政权争夺民心（包括官绅），因此，他的策略是明、清两方谁能让他独断专行，或者说割地自雄，他就奉谁“正朔”。他的理想是做1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不愿成为“槛阱之中”的“虎豹”。所以他甚至说出：“清朝若能信儿，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杨英《先王实录》）。 总之，郑成功只能“遥奉”，不能“受制于人”。这就是他和后来的郑经一贯提出的“比于高丽”的思想根源。（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经》） 清廷多次招抚（郑方称为“和议”）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只给他高爵厚禄，决不答应给他以相对的独立性。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能做1个“明臣”。 同理，他的“始终为明”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毫无保留地服从明朝廷的调遣，恪守臣节。 在东南沿海，隆武帝遇难后，他“始终为唐”（张煌言语），对近在咫尺的鲁监国以客礼相待，而且极力设法使原属鲁监国的兵将听命于己。 对永历朝廷，他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奉永历正朔的原大西、大顺军和其他抗清势力能支撑下去，拖住清朝的大部分兵员，借以减轻自己的压力。另一方面，他是很有政治头脑的，预见到如果应定国之约出动主力东西合击，必胜无疑，随之而来的是闽粤兵连一体、地成一片，遥相呼应的局面就要改观。郑成功不会不考虑到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将受到很大限制，军政大事要禀承于朝廷，否则就难逃僭越之议。 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爵位和声望上都略逊于李定国，加以李定国同永历朝廷的关系比他更密切，这些因素必然在郑成功的深谋远虑之中。 所以，无论李定国制定的战略如何正确，也不管定国为了实现南明中兴对他怎样苦心相劝，郑成功总像1根插在闽海地区的弹性钢条一样，外力的大小只能造成他左右摇晃的程度，最后还是我自岿然不动的南天一柱。 清·顺治十一年遣兵北进支援张名振 八月遣陈辉率舟师北上支援张名振 清·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五月十八日张名振二入长江，未接应到上游东下之师，自感兵力不足，曾南下福建厦门请求郑成功出兵相助。 清·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八月间，郑成功遣忠靖伯·陈辉率水陆兵15000名北上支援张名振。陈辉舟师行动极其迟缓，先在福建福宁地区进攻清方营堡，直到九月初三才起航赴浙江、江苏海域。 佟国器《三抚捷功奏疏·查覆疏稿·顺治十二年十二月福建巡抚宜永贵为塘报事》载： “陈辉、陈奇、黄大进、黄兴、林锡、蓝芳、施举、沈奇等连舡八百余号，聚党数万余人，自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八年，1654年）八月十一日流突福宁三沙地方，劫掠攻堡，四民震恐，本府及左营将领、道标中军督率官兵与寇相持鏖战二十余日…… 各逆因而失利，于九月初三等日始扬帆败遁北指。本道复令本府提师尾追堵剿至秦屿店、下沙埕一带，诸寇方舍闯入浙海而去。” 《明清史料·己编·第三本·顺治十二年“福建巡抚残题本”》载：“该道看得，海逆联舡北上，自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八年，1654年）八月起蹂躏福宁各汛，随处堵剿殆无虚日；至今年（顺治十二年，南明·永历九年，1655年）五月二十七日贼船三百余只，贼首陈辉等六镇鸠集万余，抛泊官澳内，分一百号进钓澳，截我去路。” 十二月张、陈“旗纛”之争 清·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八年，1654年）十二月，张名振发动三入长江之役，但陈辉部借口“旗纛”之争，根本没有参加。 据顺治十二年（南明·永历九年，1655年）六月十一日兵部尚书李际期题本（《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报告，三月初七日清·江南总督马国柱从来降的明·游击罗西峰口中获悉： “张名振现有水艍、犁舡等舰八十余只、沙船四百余只。 张名振曾向国姓夸口南下，故此国姓派陈辉领战船二百艘，并带有兵士；又阮四之大战船近百艘助伊。 伊等于去年九月二十六日祭江，其声势浩大。船起航后，因张名振着陈辉降下旗纛，二人于濠头分裂。十月初五日抵达洋山，遇狂风，陈辉船顺风向温州黄华关以南之三都地方聚集。如此可断言其未来本地。 阮四前曾行文国姓，请求招募南田（浙江象山县南与石浦相对的海岛）之五六百户人家耕种官田，国姓准之，阮四乃屯驻于官田。是故虽经张名振屡次行文调兵，亦未能来。” 这场“旗纛”之争的详情不大清楚，但作为郑军嫡系大将陈辉同张名振在距长江口不远的地方会师不过10天左右就闹翻了，陈辉率部南下浙江温州海域。张名振、张煌言的失望可想而知。 陈辉的不肯参加入江战役，自然是奉郑成功之命。明末清初·杨英《先王实录》收录的次年（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正月郑成功给清·福建巡抚佟国器的信中说得明白：“自去岁议和之后，不佞遂按兵不动，即江淮截运之师，亦暂吊回；遣进浙西之旅，亦戒安辑；孙（孙可望）、李（李定国）请援之兵，亦停未举。此示信于清朝，不可为不昭矣。” 总之，张名振等进行的长江战役，郑成功给予的帮助微不足道。 张名振三入长江之役的意义 张名振等三入长江之役尽管没有取得多大实际战果，但其意义在于： 一是打击了长江下游清朝统治，暴露了清政府长江防务的脆弱。次年（1655年）五月，清廷派固山额真石廷柱为镇海将军，领八旗兵驻防镇江京口（《清世祖实录·卷91》）：同年八月又重新设立江南福山、杨舍、江阴、靖江、孟河、永生各营及沿江汛兵一千八百名（《清世祖实录·卷93》），并把储藏在江宁库中的红衣大炮移至京口，算是亡羊补牢。 二是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舳舻相接，金鼓齐鸣，直入长江数百里，对大江南北复明势力在心理上是一个不小的鼓舞。 三是在战略上配合李定国进军广东，迫使清政府不敢抽调江南附近的军队赴援广东。 四是取得入江作战经验，后来郑成功大举进攻南京，由张煌言担任前锋乃是意料中的事。 清·顺治十一年分重兵并击闽南 清·顺治十一年甲午（南明·永历八年，1654年），郑成功在十月十九日出师粤东，十一月初一日开始派重兵窥取闽南。 十月清·漳州营楼总刘国轩归郑 清·顺治十一年甲午（南明·永历八年，1654年）十月，漳州营兵楼总（守门千总）刘国轩说合守备魏其志、杨标合谋，派人与郑军接洽，表示愿意充当内应，献城投降。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8》： “（顺治十一年甲午，附称永历八年）十月，漳州总兵张世耀营中有楼总刘国轩，说其左营游击林世用归海。用许之，轩至厦门，先见参军冯澄世。世喜轩材貌雄伟，遂留与谈时事，大有经济。世甚器重之。轩感世之知己，拜世为义父。世引轩见成功，功大悦。令轩秘之速归，看东门浦头若有连珠火箭起，便是兵到，即当应之。 轩回报世用，复说合魏其志、杨标合谋。 （国轩，汀州府长汀县赖坑人，面带枣色，雄伟魁梧。胸藏韬略，不得志于世。见知于漳镇左营游击林世用。用委为漳州城北门楼总。楼总者，专司城门也。后轩投诚，授为天津卫总兵。）” 十二月初一日陷漳州，进而漳属诸邑皆降 清·顺治十一年甲午（南明·永历八年，1654年）十一月晦日（“晦日”：农历每月最后的最后一天）夜，郑部入海澄，清·海澄知县周琼降。【按：海澄县，古属漳州府，县治位今漳州市龙海区海澄镇。】 郑军连夜奔袭至浦头，十二月朔日（“朔日”：农历每月的第1天，即初一日）四鼓直抵漳州，刘国轩作内应，清·漳州总兵张世耀无奈降，漳州异手。 郑成功得报，初四日自厦门亲临漳州城，进而遣兵旁攻属邑，漳州府属10邑，除龙岩县外，其余宁洋县、漳平县、龙溪县、海澄县、长泰县、南靖县、平和县、漳浦县、诏安县9县皆降。 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闰五月原同安水师参将杨其志启本（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载，十二月朔日夜四鼓，郑成功派忠振伯·洪旭、中提督甘辉等率军进抵城下，刘国轩在城头接应，郑军直入漳州城，清·新任漳州总兵张世耀、知府房星烨、守将卜用世、魏标等皆降。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甲午……十二月朔，复漳州府；漳属十县降者九，独龙岩不下。”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甲午·清·顺治十一年（明·永历八年）》： “十二月，成功陷漳州。 时十一月晦（农历每月最后的一天），成功自厦门入海澄。夜严部署，四鼓直抵漳州，入其城，兵不血刃。于是守将卜用世、魏标等及知县周琼、知府房星璨皆降；十县皆下。”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8》： “（顺治十一年甲午，附称永历八年）十一月初一日，成功令洪旭、甘辉、林胜、陈尧策、陈斌、戴捷等坐快哨，入海澄。连夜至浦头，放号箭，国轩应之。世耀仓卒乃降。 功得捷报，于初四日亲到漳州。以刘国轩为护卫后镇、魏其志为火武镇、林世用为木武镇，张世耀为监督。礼待知府房星烨、龙溪县知县周琼、县丞李馥等，各原职办事。时同知、通判缺空，后诸县悉附成功，功以南靖知县李奇为同知、漳浦知县范进为通判。 成功既得漳州，遣甘辉、周全斌、陈尧策、郝文兴诸镇分道统众，旁攻属邑。诸邑惊惶，咸归附焉。”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40·封爵·国朝·郑克塽》：“（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二月，（郑成功）入漳州，我镇标刘国轩纳之；十邑复陷。”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成功又攻漳州，千总刘国轩以城献。”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漳州刘国轩潜通成功，夜遣甘辉、洪旭等至南门，国轩开门纳入。诸县悉附。”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二月袭漳州，守将刘国轩开门纳之，知府房星、知县周琼、李奇生、范进皆降，漳属邑皆附。” 十二月乘胜进军泉州 清·顺治十一年甲午（南明·永历八年，1654年）十二月，郑成功乘胜，又派甘辉、前锋镇赫文兴、援剿左镇林胜、北镇陈六御等进军泉州，除泉州府城（亦是晋江县治）围不克、后解去外，其余属邑同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6县，皆望风而降。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甲午……十二月，泉属七县降者六。”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甲午·清·顺治十一年（明·永历八年）》：“十二月……泉州属邑望风而坏，独泉师韩尚亮守泉州不下。”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8》： “而泉属诸邑亦望风投降，独泉州城守韩尚亮与施郎结为刎颈交，即教其开壕筑台，拥兵坚守。成功令人说之，不下。 郝文兴请为先锋领兵攻击。成功戒之曰：‘善战不如善守，彼恃其城坚固。若使四方悉归，谅彼亦在囊中物耳。姑置之，毋损士卒。’”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40·封爵·国朝·郑克塽》：“（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二月……（郑成功）进掠泉州，围不克，解去。”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再进，复陷同安。”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二月……乘胜下泉州诸县。” 十二月清廷改而用兵 和谈既已失败，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二月清廷改而用兵。 《清世祖实录·卷87》载： 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一月，“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郑成功屡经宽宥，遣官招抚，并无剃发投诚之意。且寄伊父芝龙家书语词悖妄，肆无忌惮，不降之心已决。请敕该督、抚、镇整顿军营，固守汎界，勿令逆众登岸，骚扰生民，遇有乘间上岸者，即时发兵扑剿。从之。” 十二月十六日，清廷任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同多罗贝勒巴尔处浑、固山贝子吴达海、固山额真噶达浑等领兵由北京赴福建征剿郑成功。其中巴尔处浑于20天后即次年正月初五日病死，未随军入闽。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成功讬科饷，四出劫掠，蔓及上游。福建巡抚佟国器疏闻，上密敕为备……上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师讨成功。” 《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载有《敕谕世子吉都稿》，稿内济度译作吉都、巴尔处浑作巴尔出红，吴达海作吴达亥、噶达浑作噶达洪。 清·顺治十二年正月初四日破仙游 郑部继而进取仙游县，经半个月进攻，清·顺治十二年乙未（南明·永历九年，1655年）正月初四日破城。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乙未正月，破仙游，攻半月。”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8》： “（郑成功）令甘辉统诸镇取仙游。 辉至，仙游县知县陈有虞与城守率兵民拒之。辉令架云梯四面交攻，城上用炮石火罐打下，一时不能克，反伤士卒甚多。辉大悒怏。 有神器镇洪善献计曰：‘此城乃葫芦穴也，可用滚地龙破之；不可以精壮之兵驱之攻城，徒损士卒。’ 辉大喜，即揖问洪善求计。善曰：‘乘此年杪，元旦在即，且缓其攻，而懈彼心。可令各镇挑壕筑堑，堤防周密，作久困计。此城东门外有三官堂一座，甚大，可以堆积馀土。就其内暗开地道，作葫芦口，直通城下，安放火药、火桶诸物在内。再用大竹通其节目，藏药线作心，而达于外。然后堆土填石，以塞其口。将兵马撤开，烧著火心，火然药发，城立破矣。’ 辉大喜曰：‘此计大妙，烦尔监督。’善领命，就于三官堂内调度开凿地道。 顺治十二年乙未（附称永历九年）正月初四日，洪善回覆‘地道已经完备，请元帅发令。’辉遣中协陈谦领兵马为先锋，看今夜火发城崩，其势稍止，乘便而入；其余将士悉撤开埋伏。是夜辉令周围掌号呐喊，城内疑为攻城，各饱食登城，以备守御。至二更，善烧著火心。少顷，霹雳一声，如天崩地裂，烟灰蔽天，飞石遍野，城裂百有馀丈，兵民死者不计。少顷稍止，陈谦督兵进城。辉亦领各镇砍四门而入。知县陈有虞闻城破，自缢而死。 天明，甘辉安民毕。…… 甘辉既得仙游，遣人报捷，屯札城中。闻油潭里活阎罗王志章有先知识，斋戒往谒，行弟子礼。叩问其平生、功名、寿算如何。志章书一帖示之，乃‘位至崇明，寿至崇明’八个字。辉拜受而宝藏之（辉后果位至中提督，永历封为崇明伯。从成功犯江南，由崇明县而入，被梁化凤所执，不屈而死，功痛惜之）。 辉措征粮饷船料，携尚书唐显悦全家出厦门。”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永历）九年，成功取仙游。”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乙未正月，林胜克仙游。” 清、郑和议绝 清末明初·杨英《先王实录》载，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初五日，郑军攻克仙游县，福州省城惊恐，至是和议绝。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其将甘辉陷仙游，穴城入，杀掠殆尽。至是和议绝。” 郑成功出兵取漳、泉两府之地，本来意味着和谈完全破裂，然而他似乎出于策略考虑，写信给清·福建巡抚佟国器和泉州守将韩尚亮、知府申伟抱，以和谈时清廷曾许给漳、泉、潮、惠4府作为自己用兵的理由。这种立论难免游移其辞，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主和还是主战，是为清还是为明。如给泉州官员的信中几乎是说你们先投降我，我再带你们投降清朝。这种信件当然起不了任何作用，佟国器回信中斥之为“侈口而谈，骄蹇满纸，殊堪喷饭”（明末清初·杨英《先王实录》，参见《台湾外记·卷4》）。 清·顺治十二年二月清廷囚禁郑芝龙、郑芝豹 清·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八年，1654年）清、郑和议不成，叶成格、阿山回京复命，顺治帝大怒，下部议，清·顺治十二年乙未（南明·永历九年）二月，囚禁郑芝龙于高墙，戍郑芝豹宁古塔；又令贝勒世子罗托统满、汉官兵平海至闽。（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芝龙》）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8》： “（顺治十二年乙未，附称永历九年）叶、阿二大人至京复命。 部议以成功骄兵无状，反覆不定，置其父同安侯·芝龙于高墙、戍其胞叔芝豹于宁古塔。 （豹封澄济伯。因护庇施郎，成功怒之。后见成功以马得功事杀芝莞，其令太严，不私其亲，于是乘招抚，挈龙妻颜氏自安平入泉州投诚，移居京都。） 又令贝勒世子罗托统满、汉官兵平海至闽。”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甲午·清·顺治十一年（明·永历八年）》：“叶、阿二官回奏，帝大怒，置芝龙于高墙，戍芝豹宁古塔。”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顺治）十二年，左都御史龚鼎孳请诛芝龙，国器亦发芝龙与成功私书。乃夺芝龙爵，下狱。”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二使（叶成格、阿山）复命，部议置芝龙于高墙。” 和谈既已失败，清廷改而用兵。郑芝龙失去了利用价值，清廷官员一再上疏要求严加惩办。他们指出，郑芝龙和郑成功利用和谈的机会，派出使者多方联络，郑芝龙不仅在给郑氏集团亲属旧部的信中流露了不满情绪，而且必然以口信方式泄露清方军事部署等秘密。 郑芝龙内心彷徨。福建巡抚佟国器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廿五日《为报明缉获书札并投验告示恭候睿裁事》奏本和三月十五日《为再报续获书札仰祈睿鉴事》奏本（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报告，截获顺治十一年十一月间带出北京的几次郑芝龙的私人信件。郑芝龙在给林忠的谕帖中说：“本爵美景日近，定不忘尔旧人”；给林瑞骥谕帖中说：“本爵得意日近，定不忘尔。” 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在清廷任职的福建人杨国永疏中说：“郑芝龙或欲亲往（福建），或欲讹封为王以合其意”（《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这种推测有一定根据，因为郑芝龙在十一月间一面把郑成功寄来的部分书信上交清廷，指斥“逆子”“请地益饷，抗不剃发，寄臣书信语多违悖，妄诞无忌”（《清世祖实录·卷87》） ；一面派家人回原籍收取田租，还表示打算具题本请求清廷同意让他的第3个儿子郑世恩（郑渡）离开京师回泉州管理田产等事务（顺治十二年二月廿五日福建巡抚佟国器《为报明缉获书札并投验告示恭候睿裁事”》奏本，见《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 据《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辑录： 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廿八日，吏部员外郎彭长庚疏请“先废郑芝龙以除内奸”。 同月卅日，正白旗下云骑尉杨国永在题本中说：“灭郑成功易，除郑芝龙难。郑芝龙一日不除，郑成功一日难灭……伏乞皇上速灭郑芝龙家族。” 同日，兵部尚书张秉贞等密题“请将郑芝龙本人及其妻孥一同迁居，另行禁锢。将其家人及财物一并监管原处，视其郑成功系降系拒，再行酌处”。 清帝批示：“郑芝龙之案事关重大，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核实密议具奏。” 首先受到控制的是郑芝龙的胞弟郑芝豹。在郑成功与叶成格、阿山谈判破裂的时候，郑芝豹、郑彩却同意降清。《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收录，正月卅日兵部尚书张秉贞密题本中谈到：“其（郑芝龙）胞弟郑芝豹来京，已乘船抵浙江兰溪等语。今若囚禁郑芝龙，恐其途中闻知而惊逃。故此派本部章京吴克新前往伊处迎之，并与该处官员会同商议，沿途派官兵护送至京。”二月廿一日张秉贞等题报，浙闽总督佟岱赴任途中在嘉兴遇“候补左都督总兵官郑芝豹”，兵部请旨将郑芝豹“速解来京”。此件批红：“依议，作速密行。”（后囚宁古塔） 接着，囚郑芝龙及其在京家属于高墙。《清实录》不载囚禁郑芝龙事，但时间不会早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廿一日旨批密捕郑芝豹时，也不会迟于六月初五日，因为六月初五日兵部尚书李际期疏中明言：“现今已将郑芝龙囚禁，正待议处之时。”应在二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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