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第五卷) 清·顺治十五年谋大举北伐 清·顺治十五年谋大举北伐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清·顺治）十五年，谋大举深入。” 正月表奏永历帝请旨 清·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1658年），清军3路进兵西南，李定国等战败，永历朝廷形势危急。郑成功见清方主力集中于西南，认为这是扩大以自己为首的东南抗清基地的大好时机，决定率领主力乘船北上，展开长江战役。 正月，郑成功接受册封“延平王”后，逢南明于粤东举行是科科考，郑成功遣生员叶后诏、洪开辟等10余人应试。 同月，令洪志高赍本诣行在表奏，永历帝旨准郑成功以师北伐直抵南京，并准李定国出洞庭，会师江南。同时，郑成功还约鲁王部将张煌言出兵，参加北伐。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戊戌（顺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行在以玺书通问。”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戊戌·清·顺治十五年（明·永历十二年）》： “初，永历己丑（南明·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1649年）开科于粤东，诏各勋镇考送诸生赴试。 成功遂送生员叶后诏、洪开辟等十余人，令洪志高赍本诣行在。舟至潮阳，遭风飘散，十余人不得达，独志高至粤。诏为兵部职方司监，命成功以师直抵南都。 成功承旨，至是议欲大举直攻，袭南京。 诸将请曰：‘南京地远城坚，非数万人不可，不如近取为得计。’ 成功曰：‘入据长江，则江南半壁皆吾囊中物矣。’” 二～三月整编操练大军 清·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1658年），清军3路进兵西南，李定国等战败，永历朝廷形势危急。郑成功见清方主力集中于西南，认为这是扩大以自己为首的东南抗清基地的大好时机，决定率领主力乘船北上，展开长江战役。 正月，郑成功调南、北征各提镇舟师回厦门。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顺治十五年戊戌（附永历十二年）正月，成功调南、北征各提镇舟师回厦。” 二月，各提镇舟师回厦门后，郑成功精选良将锐卒，整编大军，训练营伍，筹集粮饷，备大举图江南。郑成功拥兵17万，分以5万习水战，5万习骑射，5万习步击，以万人为策应；并选壮勇者5000人编入左右武卫、虎卫，名“亲军”。 三月，郑成功在厦门港筑演武亭，由左虎卫陈魁统率，操练亲军，号“铁人”。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戊戌·清·顺治十五年（明·永历十二年）》： “春三月，成功筑演武亭练兵。 亭在厦门港院东，澳仔岭之交，成功筑以操练军士。以石狮重五百斤为的，力能举者拨入左、右虎卫亲军，皆戴铁面、着铁裙、执斩马大刀，并戴弓箭，号曰‘铁人’。”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顺治十五年戊戌，附永历十二年）二月，挑选各提督壮勇者为‘亲军’，厦门港筑‘演武亭’操演。 各以五百筋石力能举起遍游教场者五千人，画样与工官冯澄世，监造坚厚铁盔、铁铠及两臂、裙围、铁鞋等项，箭穿不入者。又制铁面，只露眼耳口鼻，妆画五彩如鬼形，手执斩马大力。每人以二兵各执器械副之，专砍马脚，临阵有进无退，名曰‘铁人’。每人月给饷银三两。有功者，擢为营将。令左虎卫陈魁统之。” 三月再次攻破鸥汀寨和许龙以除北伐后顾之忧 为解除北伐后顾之忧，清·顺治十五年（明·永历十二年，1658年）三月，郑成功再次派兵攻破鸥汀寨，破巨寇许龙，克粤东澄海（今广东汕头市澄海区）。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戊戌·清·顺治十五年（明·永历十二年）》： “成功命其将左武卫林胜督兵南下，攻许龙，破之。 许龙为南阳巨盗，出没反复，负固不服。成功命林胜合左右卫之兵攻之。师至港，水忽涨，胜等直入。龙率众遁。获其辎重船只，焚其巢穴。海澄（应为粤东澄海之误）守将刘进忠迎降。”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顺治十五年戊戌，附永历十二年）三月，遣右虎卫陈鹏统兵船南下攻许龙。龙率舟师出御，失利。鹏掠其边民而回。” 四月部署厦门防守事宜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顺治十五年戊戌，附永历十二年）四月，擢杨来嘉为亲丁镇，属前提督永安伯·黄廷统辖，同忠振伯·洪旭共商机务，守金、厦。 擢思明州知州邓会为监督粮饷。 又以薛联桂为思明州知州。” 四月遣员往粤西向永历帝报告出师日期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顺治十五年戊戌，附永历十二年）四月……修表遣杨廷世往粤西，报出师日期。 独甘辉心中犹豫：以其恰封崇明伯，今欲往江南，必由崇明县地方经过，则前日‘活阎罗’所示‘官至崇明，寿至崇明’之句，不亦有验乎？因复请于成功曰：‘辉闻瓜镇限以铁鍊，此则船之艰于前进；两埏炮台密布，此则陆之难于登岸。况江南地方辽阔，以辉愚意，未可深入。不如俟李定国、孙可望二人会师信到，然后进兵，庶首尾相应，战守有方，可以一鼓见效。’ 功曰：‘会师之举，不过欲牵制其势耳。岂不会师，而即不进兵者乎？况兵马云集，日费万金，岂可稽延，自老其师哉？’” 清·顺治十五年北伐 出师 清·顺治十五年戊戌（南明·永历十二年，1658年）五月，郑成功举兵出师。 五月初七日颁布北伐令 明末清初·彭孙贻《靖海志》载，五月初七日，郑成功颁布北伐令，对众将言：“此番孤军侵入重地，当于死中求生。胜此一阵则破竹之势成，功名富贵近之矣。进生退死，本藩当身先陷阵，以为尔率。尔等其勉之。” 郑成功为严格约束部队，提高战斗力以取得民援，特颁布军纪条令：官兵除沿途取粮外，不许奸淫掳掠，不许抓夫屠畜抢夺等，违者枭首示众，将领连罪。 五月十三日出师 五月十三日，郑成功留黄廷、洪旭、郑泰守厦门，自率大军从厦门出师北上。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戊戌·清·顺治十五年（明·永历十二年）》： “夏五月，成功大举兵图江南。” “乃以黄廷为前提督、洪旭为兵官，郑泰为户官，留守厦门；而自率甘辉等北上，甲士十七万、铁人八千、船只八千，扬帆而进，号八十万。”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丁酉（顺治十四年，1657年）……遂与鲁王兵部侍郎张煌言规取南京，水陆甲士五万，戈船千余。”（此条所述时间、兵力均有误。） 这次北伐动员的兵力，据清方档案记载至少有船舶1000余艘，浙江巡抚陈应泰在后来的九月十五日揭帖（《明清史料·甲编·第5本》）说有“五千余艘”。 舟师军列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郑成功）遂大整兵船： 以中提督崇明伯·甘辉为前部先锋，统左虎卫陈魁铁人五千、护卫兵一万，并宣毅前镇陈泽、宣毅后镇吴豪、前冲镇刘巧、右虎镇陈鹏、后劲镇杨正、左冲镇郭义、后冲镇刘进忠、水武镇林世用等兵一万，配坐大熕船二十只、鸟船二十只、快哨十只，为首程； 又遣右提督建威伯·马信，统右先锋镇杨祖、援剿左镇林明、殿后镇黄昌、亲兵镇黄应、智武镇蓝衍、木武镇黄昭、正兵镇杨世德、火武镇魏标等兵二万，配坐大战船三十只、赶缯船二十只、快哨十只，为二程接应； 又令后提督建安伯·万礼，统援剿右镇贺世明、右冲镇蔡禄、宣毅中镇李化龙、神器镇杨祥、援剿中镇蔡文、宣毅左镇黄安、宣毅右镇巴臣兴、奇兵镇张魁等领兵二万，配坐大熕船三十只、船艍二十只、快哨十只，为第三程接应。 成功自领侍卫陈尧策、五军都督张英、左武卫林胜、右武卫周全斌、吏官潘庚锺、户官林俞卿、礼官黄开泰、行营刑官程应璠、兵官张煌言、工官冯澄世、闽安侯·周瑞、辅明侯·林察、定西侯·张名振、平北侯·周鹤芝、忠定伯·林习山、亲兵镇杨好、中权镇李泌、祥符伯·五军戎政王秀奇、援剿前镇戴捷、援剿后镇刘猷、护卫右镇杨衍、参军林奇昌、纪许国、蔡鸣雷、监纪柯平等，配坐水师前镇阮美、一镇洪善、二镇蔡福、三镇林德、四镇毛玉、五镇陈瑞等船共一百二十只、兵四万，为合后。 号称舟师一十万众，航船北上。” 五月下旬兵抵闽、浙海岸边界处 清·顺治十五年戊戌（永历十二年，1658年）五月中旬，中提督甘辉统领前军乘船进至闽浙海岸的交界地沙埕；五月廿七日在桐山一带征粮。 郑成功亲自带领的主力也到达距沙埕30里的岑屿。 【按： 六月初四日清兵乘机攻占白沙郑军基地 白沙，古属晋江县十都，今晋江市东石镇白沙村，位泉州附近。白沙是郑军基地之一，也是郑鸿逵归隐地。 据《明清史料·甲编·第5本·顺治十五年六月初十日福建巡抚刘汉祚揭帖》，此时留守金、厦一带的兵力比较单薄。“重兵劲卒尽数而出，所余留守老巢者虽有三镇、五镇之众，不过老弱病养并在其中。”清·福建提督马得功乘机出兵，于六月初四日攻占白沙。 六月郑军徇浙江 清·顺治十五年戊戌（南明·永历十二年，1658年）六月，郑成功会师浙海，集中兵力徇浙江，温州府属乐清县降，平阳县六月初七日降，瑞安县十三日降。十六日郑成功至温州，度其城险固不易攻，惟征木料、粮饷。七月初二日，即移舟北上舟山，准备入长江攻取南京。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戊戌……成功会师浙海，以少司马张煌言为监军，北伐。”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戊戌·清·顺治十五年（明·永历十二年）》： “六月，成功徇浙江，平阳、瑞安诸县皆降。 成功兵至浙江。平阳守将车任暹、瑞安守将艾诚祥降。”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顺治十五年戊戌，附永历十二年）六月初七日，率众登岸犯平阳，守将单任暹降。 十三日，瑞安县守将艾诚祥亦献城降。宣毅右镇兼管铁骑巴臣兴病故，功以黑祥云统其众。 十六日，成功至温州，镇将坚守。功细度其城险固，惟征木料、粮饷出往舟山。 七月初二日，成功问引港官李顺：‘此去羊山多少水路？’【按：“羊山”，又作“洋山”，位松江府华亭县金山卫东海中，为会哨之所。即今上海市金山县东南海中。】 顺曰：‘西南风一日便到。其山皆羊，故名之。山上有‘大王庙’，极灵显。海中有独眼龙，系孙真人医治，嘱其养性，勿得动气。故凡过往船只，暗献纸钱，暗著更鼓，不敢放炮鸣锣。若惊起发性，兴波鼓浪，船只难当。’ 成功曰：‘此乃里巷之言。本藩尚欲驰驱天下，百神宾服，奚畏此一孽龙乎？’不听，遂传令开船。”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40·封爵·国朝·郑克塽》：“（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郑成功）大举入攻金陵，甲士二十四万、戈船八千；沿途乐清诸县多失守。”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与其将甘辉、余新等率水师号十万，陷乐清，遂破温州，张煌言来会。”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戊戌入浙江，陷乐清。” 清·顺治十五年六月廿五日浙江巡抚陈应泰揭帖（《明清史料·甲编·第5本》）报告： 郑成功“率伪镇张（张煌言）、甘（甘辉）、把（把成功，按：把成功于六月廿三日病死沙埕，其部参加温州府战役，他本人不在军中）、马（马信）诸逆”进攻温州。 郑军“联舡数千，甲兵数万，分道突犯，密布帐房，扎营绵亘四十余里，烟火蔽天。此番大举非比寻常登犯，且贼舡横截飞云江口（飞云江流经瑞安县城西南入海），援兵莫渡，平（平阳县，在飞云江之南）、瑞（瑞安县）二县声息不闻。又复水陆并进，窥伺郡城（温州）。我兵首尾牵制，万分危迫。” 清政府除集中浙江驻守军加强防御外，还从河南、江西、山西、山东抽调兵马增援。 六月郑成功第三次向日本乞师请援 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日本·万治元年，1658年）六月，郑成功第3次向日本乞师请援。时日本天皇是后西天皇。江户幕府的将军是德川家纲。 郑成功派遣桂梧、如昔和尚东渡日本长崎，连随员147人，递交了郑成功致德川幕府等4代将军德川家纲的书信。 据林恕《华夷变态·卷1》收录的《朱成功献日本书》原文，书信开头写着“启上日本国上将军麾下”。书信首先赞颂幕府将军，接着结合自身经历，说：“成功生于日本，长而云从，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战占师中贞吉”，并以唐将徐世勣赐姓李自喻，以颜真卿气节自励，以示抗清决心。郑成功希望发展与日本的友好关系，但关键是书信的结尾，指出：“中兴伊迩，敢望僧桂梧、如昔重来。文难悉情，词不尽意”，暗喻南明将兴师北伐，乞兵曲笔之隐将由桂梧、如昔去长崎面叙。 幕府“未及复书”。据日本平凡社编《大百科事典·第十八卷》云，幕府拒绝郑成功借兵请求；粟田元次郎《日本近代史·第四章》亦云幕府未允出兵。但事实上，德川家纲用实际行动响应郑成功乞兵。 在中国明、清交战中，日本公开站在南明一方，与清廷单方面处战争状态。 清·康熙六年（朝鲜·李朝·显宗八年，1667年）六月，“大明福建省官商人将向日本商贩”的林寅观、曾胜、陈得等95人因船体破碎漂泊到朝鲜济州境，济州特使负责盘诘，后来写成《漂人问答》手抄本。是书现藏干日本天理图书馆，1982年《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十五辑附该书影印照片全文。 《漂人问答》记载，林寅观回答时说出“前年日本王许兵相助”、“先王之借兵于日本久矣”。曾胜供词则云：“庚子（清·顺治十七年，南明·永历十四年，日本·万治三年，1660年）夏初，日本大举兵，随汉人之客于日本者以向北京矣。洋中忽遇狂风，舟不得前，乃回师。”在事隔七年后吐露出历史秘密。 “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是经过德川幕府慎重考虑后决定的。郑成功派遣桂梧、如昔和尚乞兵日本，当时永历方面李定国已与郑成功约定北伐，李定国还约定李来亨在湖北配合郑成功北伐出击，魏耕等人积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活动迎接北伐，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明·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五月至南明·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八月郑成功的北伐，是关系到明、清双方命运的决战，关系到清廷能否实现一统局面的决战。郑成功深知此举重要战略意义，所以北伐前他在厦门积极练兵，筹足军饷，遣桂梧等人去日本乞兵，与张煌言会师，邀请海外遗民如朱舜水回国参战，说明他非常重视北伐，充满必胜信心，因而他在致德川家纲信中说“中兴伊迩”。 这个非同寻常的复明计划，引起了日本重视。主张出兵的尾张、纪伊、水户三藩侯对德川幕府决策影响甚大（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芝龙·向日本借兵问题》）。郑成功北伐檄文中声称“不期而会者海外一十四国”（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6·檄》），则吐露出日本将要出兵的信息。日本素有其小国数十之称，德川幕府控制诸藩，统一日本，故郑成功“海外一十四国”实指日本，而“不期而会”则表明德川幕府与郑成功就日本出兵之事已有默契。 经过1年多的准备，终有“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随汉人之客于日本者以向北京矣”，表明日本希望明、清交战中出现“夷”变于华之态。 这次“日本大举兵”尽管是在郑成功北伐败后，且途中遇暴风而“回师”，对明、清交战没有实际性战略影响，对当时中日关系也没有产生复杂化的消极影响，但这毕竟是明清史和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这次“日本大举兵”，中、日、朝三国史籍均没有记载，仅见于私人实录性《漂人问答》中的只言片语。此事关系到德川幕府与清廷的两国关系，问题复杂，何况是日本单方面不宣而战，纯属德川幕府绝对机密，不会轻易公开暴露，何况日军又未与清兵交锋、未在中国登陆就“回师”，自然没有引起中、日史家注意。李氏朝鲜虽然从曾胜供词中知道此事，但李氏朝鲜与明朝有旧，不忘万历壬辰年（万历二十年，1592年）援朝抗倭之恩，也没有张扬此事。 八月初十日羊山受挫 清·顺治十五年戊戌（南明·永历十二年，1658年）八月初九日，郑军进抵羊山。 八月初十日中午，郑成功召集各提督商讨进兵机宜。不料陡然之间乌云滚天，狂风骤起，大雨如注，波涛汹涌，郑军舟船对面亦不相见，互相撞击和为大浪颠覆，兵将、船艘、器械损失巨大，沉舟舰50艘，漂没官兵8000余人。 八月十四日，郑成功拒绝返回厦门的建议，督师回到舟山滃州进行休整，并合兵部右侍郎张煌言兵。 候代浙江巡抚陈应泰于顺治十五年九月十五日揭帖（《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报告：据被俘郑军供称，“前被飓风，国姓淹死亲子三个，内一个六岁，一个五岁，一个一岁；又淹死老婆三个。”杨英《先王实录》作淹死“六位妃嫔”。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戊戌……北伐抵羊山。羊山故有龙祠，海舶过者，致祭必以生羊，即放于山上，久而孳乳（“孳乳”：指哺乳动物的繁殖）日蕃，见人了不畏避，军士竞逐之。天朗波平，怪风猝至，海舶自相冲击，义阳王某死焉。于是返旆。” 明末清初·杨英《先王实录》载，郑成功遭这一意外打击，说：“今船只兵器损失，长江难进矣。须溜回舟山收拾，再作区处。”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戊戌·清·顺治十五年（明·永历十二年）》：“七月，师次羊山，为暴风飘没八千余人，幼子从军溺焉。泊滃州修理战舰。”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顺治十五年戊戌，附永历十二年）七月……初九日午时，到羊山，而各提镇咸至。随放炮鸣金，金鼓响天。 不移时，风声徐起，浪叠千层，暂尔淜泙。忽而波涌翻江之势，搅海欲狂，船难收?，互相触坏，弃碇破桅，遭浪遇礁，呼救遍海，不可胜计。护卫都督陈德、太监张忠跪请成功拜祝。功笑曰：‘此不过风时偶然耳，岂真有龙之发性耶？’不听。 奈风愈狂，电愈烁。忠等再求：‘跪恳藩主祷求！再无不息。’成功方允冠带礼祝曰：‘成功统率三军，恢复中原。果天命有在，登时将诸船沈灭。如中兴有日，祈即浪恬风静。’甫祷毕，随即天色晴明，江山如旧。 功失四子睿、七子裕、八子温暨兵士数千人。其所存之船，亦各损坏，乃收回舟山修葺。诸提督咸劝功暂回厦门，功以业已出师，理无再还。”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将入江，次羊山，遇飓，舟败，退泊舟山。桂王使进封为王，成功辞，仍称招讨大将军。”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戊戌……舟次羊山，军士烹羊，暴风覆舟，没八千余人，退泊舟山治战舰。” 浙江沿海整军 由于舟山岛一片荒芜，大军难以久留，九月初，郑军船只修葺报竣，分3帮经舟山群岛与镇海县之间的海峡南下，初十日至象山（象山县，隶浙江宁波府；亦称常山），知县出降。 时郑军中一些清方投降过来的北方兵将不习惯海上军旅生活，又被羊山飓风吓坏了，纷纷逃亡。郑成功一面整顿队伍，制造器械，修补船舰，筹集粮饷，准备翌年再举；一面在南返途中，攻克台州，十月初二日拔黄岩海门所城，十一月初七日破磐石卫，以及乐清县等浙江沿海要地，十二月札沙关取粮。（按：“沙关”：今福建福鼎市沙埕镇，位福建省东北部，系闽浙海岸的交界地，是明代福建沿海军事重镇。） 大致说，从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1658年）八月羊山受挫，到次年五月入吴淞口进攻南京的半年多时间里，郑军主力一直驻于浙江沿海一带，郑成功本人也往来于磐石卫、沙关2地。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戊戌·清·顺治十五年（明·永历十二年）》： “九月至常山，知县令父老赉羊酒犒师。命勿攻。 十月至台州港，后冲镇刘进忠叛入海门，遂令攻之。弃城而走。”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己亥·清·顺治十六年（明·永历十三年）》：“春正月，成功军驻沙关。”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顺治十五年戊戌，附永历十二年）九月，修葺诸船报竣，成功督舟师至象山。初十日，知县徐福率父老出降，功安民毕。 时各镇兵士逃者甚众，悉系北上新附。且讹言‘北将尽欲投诚，故援剿右镇贺世明船桅妆以粉色红色为号。’功亦疑世明船桅之异，遂令姚国泰替世明统其众。又遣张英谕林世用、魏标、李泌、张魁，悉解兵权，为监督。世用大愤，不日死。擢总理监营翁天佑署左提督事。 十月初二日，后冲镇刘进忠率其众入黄岩海门所投诚。功闻报，驰令周全斌追之。全斌督快哨二十只，星夜飞赶。至海门，将城围困攻打，进忠御之。忠恐成功大队齐至，于半夜乘斌无备，开西门突围而去。斌亦不追，拔其城，报成功。功擢黄昭为后冲镇。 十一月初七日，成功破磐石卫，分诸提镇就汛养兵。 十二月，成功率众札沙关取粮。”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成功取象山。” 清·顺治十六年二月部署长江战役 基本战略意图 清·顺治十六年己亥（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二月廿日（明·大统历闰正月，清·时宪历闰三月，此处系明历），郑成功由沙关来到磐石卫，着手部署长江战役。（按：“磐石卫”，位今浙江乐清西南端磐石镇，是明初浙江16卫之一，扼守瓯江门户。） 杨英《先王实录》载，郑成功下令各提督、统领、总镇“速办船只，催完饷务，限三月内齐到磐石卫听令”。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顺治十六年己亥（附永历十三年）二月，成功仍回磐石卫，调各提镇至磐石听令。”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桂王入缅甸，成功乃约兵部张煌言大举北上，以图牵制。” 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郑成功发动长江战役，大举进攻南京，是基于以下基本战略意图： 一、据情报，清军主力除留守北京以外，已开赴云贵一带，驻防南京一带的兵力非常薄弱，其中满族军队只是昂邦章京喀喀木带领的一支小队伍。 二、从内地复明志士魏耕等人提供的消息得知，江南各地汉族官绅士民反清的潜在势力还相当大，判断以优势兵力大举展开长江战役，必将收到远近来归的效果。 三、江南是全国财政的主要来源之地，又是全国的腹心之区，一旦夺得该地，不仅将使明、清在经济实力上发生逆转，而且攻克南京之后趁势收取长江中下游，将造成清朝统治区南北隔断，为下一步用兵创造有利条件。 四、朱元璋是以南京为基地完成统一大业的，南京在明代先后是京师和留都，尽管清朝在顺治二年（1645年）将其改为江宁府，但在相当多的人们心目中这里仍然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之一。 因此，在郑成功等人看来，攻下南京，收取长江中下游各地，复兴大业将由出没海岛之间移到龙盘虎踞的石头城，明、清相持的局面将大为改观。 加强金、厦基地的防务 长江战役之前，郑成功吸取上年北征时清军趁虚攻陷白沙的教训，留守金门、厦门等地的兵力显然有所加强。这对于保证后方基地安全和牵制福建清军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清·福建总督李率泰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八月向朝廷报告（《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 “今逆孽虽犯江宁，而厦门各岛乃其巢穴。 近据各汛报称，有伪提督黄廷等领兵数千留守厦门，尚有多贼分布各汛港口，浯州则有伪前镇戴捷，◇州则有伪仁武镇康邦彦，把守海澄港口、海沧等处则有伪礼武镇林顺，泉州港口蜂尾等处则有伪中镇黄昌，游移高崎地方乃系伪援剿右镇吴胜，铜山更有伪护卫右镇黄元同伪忠匡伯张进，南澳则有伪忠勇侯陈豹，定海则有伪五军都督陈尧策等。 或一伪镇领兵千余名，驾船数百只，或扼守各港要区，或往来沿海窥探。无时不图登掠，无汛不用堤防……” 谕将士携带家眷随军行动 郑成功用兵历来把将士的家属安置于比较安全的地方，拨兵保护；这次却“传谕官兵搬眷随征。谕云：‘官兵远征，不无内顾；携眷偕行，自然乐从。本藩统领大师，北伐丑虏，肃靖中原，以建大业。虑各勋镇将领官兵，永镇之时有为家之念，已经着兵、户官拨赶缯船配载各眷；各令有眷官兵照依派船载来，暂住林门，候令随行。’”（《先王实录》） 郑成功还特地指派忠靖伯陈辉、宣毅前镇陈泽领水师一镇保护女眷船只，随军行动。《先王实录》载，“时官兵俱各欣悦”，只是苦了晕船的女眷们，“颇有怨言”。 古语云“军中有妇，士气不扬”（《汉书·卷54·李广、苏建传》），郑成功当然不会轻易违反这个军事原则。但他这样做的原因，是认定攻克南京、收取江南有必胜的把握，命令中用了“永镇”字样就是个证据。这无疑犯了轻敌的错误。 徐孚远《钓璜堂存稿·卷20·北伐命偏裨皆携室行因歌之》对郑成功决定命将士携眷属随军一事进行讽刺： 从明、清两代战史来看，明·太祖·朱元璋曾规定将领出征不得携带家眷，这固然有扣留妻子为人质，防止将领叛变的意图，但对于将士在前线作战时无旁顾之忧显然起了积极作用。清朝制度也颇为类似，刘献廷《广阳杂记·卷2·建义侯林兴珠阿克萨之捷》载，“清制：惟王行师可携妇人（非正妻），贝勒、贝子、公皆有定数；公以下不得有。” 郑成功决策的失误，对进入长江之后郑军不愿舍舟陆行，南京城下战败后匆促撤出长江，显然都有密切关系。 清·顺治十六年突破长江防线 五月十九日入长江 由吴淞口进入长江 清·顺治十六年己亥（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三月廿五日，郑成功集训全军于盘陀桥。 四月，郑成功、张煌言亲统大军北上。廿八日到达长江口与杭州湾交汇处的定海关（“定海关”：位今浙江宁波市镇海区镇海老城），经2天激战，全歼镇守该地的清军，夺取了定海炮城，焚毁清水师船只100余艘。廿九日入宁波港。这样，既解除了后顾之忧，又制造了进攻宁波府的假象，吸引江苏、浙江清军来援。 五月初一，郑成功率领兵马10余万分乘大小船舰3000余艘从定海北上，分3路进发，由中提督甘辉统前军，郑成功亲率兵将居中，总兵陈文达殿后，浩浩荡荡起航，初四日抵舟山烈港（“烈港”：在今浙江舟山市定海区金塘岛西北隅之沥港镇）。十八日，抵崇明县，令总兵梁化凤敛兵守崇明，大队泊船吴淞口，欲顺风入瓜州；乃遣监纪刘澄密通江南提督马逢知。 五月十九日，请张煌言以所部兵为前军向导过江阴，郑军大队由吴淞口进入长江。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己亥五月，全师北指。张煌言以所部义从，前驱入江。” 明末清初·杨英《先王实录》记：“（五月）十九日，移泊吴淞港口，差监纪刘登密书通报伪提督马进宝，合兵进讨。以前有反正之意，至是未决，欲进围京都（南京）时举行，故密遣通之。未报。”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己亥·清·顺治十六年（明·永历十三年）》： “夏五月，明主在永昌，成功军至崇明。 成功次崇明，诸将请先取之以为老营，不听。乃遣监纪刘澄密通江南提督马进宝。进宝有思明之心，密与成功通。”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顺治十六年己亥，附永历十三年）四月，成功众至定海关。二十九日，入宁波港焚船。 冯澄世曰：‘欲进兵瓜州，必当先取崇明，庶可流通蓄积以为外援。’ 功曰：‘崇明城小而坚，取之必迟延日月，反使瓜州有备，不如先取瓜州镇。若得瓜镇，则江南门户已破，先截其粮道，是腹心有疾；然后乘势取江南，则崇明不攻而自破。’ 外则修书遣监纪刘澄，密通江南提督马进宝。又差罗蕴章同张煌言为长江乡道使，命顾忠前往探乌喇、宁古诸港路（顾忠，浑名瞎子，去八个月方回。时成功已入长江，败绩回厦。忠是以不果行）。随问：‘谁敢领先锋印，以取瓜州？’ 建威伯·右提督马信向前曰：‘信蒙藩主眷顾，爵居人上，并无寸功。今瓜州之地方险要、兵马之多寡虚实，颇知其详，愿为先锋破敌。’ 成功壮其勇，喜曰：‘公肯效力，此城必破。’即拨黄安、蔡文、黄昭、蓝衍四将与统辖。 又分四队：周全斌居中，甘辉居左，翁天佑居右，万礼居后；陈瑞龙诸镇为接应，或取木营，或断拦江坝，或取谈家州（在瓜州镇之中，与瓜州柳堤炮台相对），或抄瓜州之后，而攻其城。”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十六年五月，成功率辉（甘辉）、新（余新）等整军复出，次崇明，煌言来会。”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 “抵崇明，总兵梁化凤敛兵坚守。 成功欲顺风取瓜洲，煌言曰:‘崇明为江海门户，有悬洲可守，先定之以为老营；脱有疏虞，进退可据。’ 成功曰:‘崇明城小而坚，取之必淹日月。今先取瓜洲，破其门户、截其粮道，腹心溃则支体随之，崇明可不攻而破也。’ 乃遣监纪刘澄密通江南提督马逢知，而请煌言以所部兵为前军乡导过江阴，舟楫蔽江而上。” 郑军兵力情况 当时郑成功的兵力是相当强大的。其优势不仅是出动了3000多艘船舰、10余万兵力，而且装备精良。仅从马龙部的配备可见一斑。 马龙原为鲁监国下张名振部将，张名振死时嘱咐所部兵将由张煌言领导，但马龙部后来却被郑成功改编为藩前军。明末清初·杨英《先王实录》记，郑成功部署入江战役时令五军张英督首程大船，“拨就都督罗蕴章（亦为张名振旧部）、马隆（即马龙）船引港。” 据佟国器《三抚捷功奏疏·顺治十六年五月廿八日“为恭报投诚伪帅仰祈部从优叙用以彰鼓励事”题本》载：郑军进入长江之前，五月初八日郑成功藩前军前镇马龙在乍浦降清。随马龙降清的有5艘船，其中水艍船2只，双篷船2只，水底舡1只，兵丁及家属男妇共140余名口，可是携带的装备竟有红衣炮13位，铜百子炮45位，三眼枪、鸟枪10杆，火药42桶连桶共重1889斤，红衣铁弹1663出，百子铁弹182桶连桶共重8899斤，铁碎子105桶，连桶共重5190斤，铁盔甲42顶，铁甲26身，铁蔽手9副，铁裙9条，铁遮窝14副，还有棉盔甲、刀、箭、长枪、藤牌之类。 这5条船虽仅100多人，拥有的进攻性火炮和防身的铁盔甲之类数量相当惊人。 郑军的弱点是：一没有马，二携带妇女家属。 明朝末年军事装备已经由冷兵器为主逐渐向铳炮等热兵器为主过渡，这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大进步。由于当时火器性能较差，装药填弹费时，在一些场合下不如使用弓箭刀枪等冷兵器的骑兵机动灵活。清朝统治者虽然继承了明代的部分火器，但总的来说更重视传统的骑马射箭。火器的优越性在江、海战中能够充分发挥，这正是郑成功、张煌言的军队克敌制胜的主要原因。 关于郑成功与马逢知联系反正案 郑军泊船吴淞口时，郑成功曾派刘登与清·苏淞提督马逢知（原名马进宝）联系反正事宜。 《清世祖实录·卷139》记，在后来审讯马逢知时，马逢知招认：“将海逆差来伪将刘澄不即诛戮，仍行放回。”“阴附逆贼是真。”又记：“江南巡按马腾升与逢知结为兄弟，同谋隐徇。” 《清世祖实录·卷143》又记：“海逆郑成功曾遣伪副将刘澄说令逢知改服衣冠，领兵往降。逢知声言欲杀刘澄，而实未杀，反馈刘澄银两，又差人以扇遗成功，又将申报成功投诚本先示成功……” 六月十六日破瓜州 清·顺治十六年己亥（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六月初一日，郑军进至江阴，清朝文武官员凭城扼守。郑成功接受诸将建议，以县小不攻，率师西上。六月十四日至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泊焦山（位今江苏镇江市东北面长江中）祭天。 六月十六日进攻瓜州（位今江苏扬州市邗江区西南边陲长江北岸，大运河入长江处，与镇江市隔岸相对），破浮营（木城）与铁链、船只连结而成的锁江防线“滚江龙”；当日，郑军攻克瓜州，清·操江巡抚朱衣助（明末清初·杨英《先王实录》等书作“朱衣佐”）投降。 郑成功命援剿后镇·刘猷镇守瓜州，悉师攻镇江。 六月十九日喀喀木、郎廷佐给清廷的告急题本（《满文兵科史书》）中说：“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等于六月十七日报，瓜州城两翼所有红衣炮均被掠去等语。旋经询问自瓜州逃回披甲等，则称瓜州失陷是实。”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己亥……煌言兵抵瓜州城下，明日成功至。北师出御，满、汉死者千余。”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己亥·清·顺治十六年（明·永历十三年）》： “六月，成功破瓜州…… 成功舟至焦山，谓诸将曰：‘瓜镇为金陵门户，须先破之。’乃授诸将机宜。值南风盛发，各率所部进据瓜州上流。 十六日，自督亲军及甘辉等将直捣其栅。操江军门朱衣佐、城守左云龙率满骑兵迎战。阵方交，成功挥军大进。右武卫·周全斌率步骑浮水先登，直冲其阵，身中五矢，气益厉。诸军继之，衣佐等兵大溃。杀云龙于桥下，衣佐被擒。瓜州遂为所陷。 成功命援剿左镇·刘猷守之，以柯平为江防同知。 见朱衣佐，欲用之；以有母在，哀恳求归。成功给资脯，纵之。”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顺治十六年己亥，附永历十三年）六月十四日，成功至焦山。 时有镇江操江军门朱衣佐，虽然防范，不意功突至，又恃江中有‘滚江龙’之拦，故马信等一时舟师扬帆呐喊，旌旗蔽港，金鼓震天，惟有标下巡江营都司罗明升督兵五百守谈家州瓜镇之中列炮与瓜州柳堤炮台相对以待之。 信督众环攻，明升分头死拒力战，至炮尽矢绝，全军覆没（明升，山西人。丙戌岁，敕建祠于谈家洲。今上南幸，念其忠勇，御书「奋勇致身」四字。令有司春秋祭祀）。信拨蔡文守之。 乘胜，合周全斌师飘扬大进，悉为拦江坝所阻，不得前。全斌、张亮、陈大胜等令善泅水者十馀人，漾去斩断，遂无阻碍。扬帆直进，登岸列队。朱衣佐闻报海贼至，即率游击左云龙出御。全斌奋勇冲阵，连斩十馀人。而马信从其后攻城，韩英、杨祖以藤牌护身，首先上梯，江防同知徐腾鲸弃城遁。衣佐知城已破，无心恋战，同左云龙欲走扬州。陈泽尾追至大表桥下，斩云龙，活擒衣佐。 十七日，陈瑞龙督诸镇焚夺木浮营三座，长江与共（木浮营者，用大杉木结排，另用木为栅，内架大炮十余门，从上流压下，船遇之，一击立碎）。 十八日，成功移屯瓜州，记马信、周全斌第一功。押朱衣佐见成功，功曰：‘此腐儒也，杀之徒污吾剑，释之足见我们宏度。’去缚，与衣服，放之归。 周全斌曰：‘今瓜州已得，可乘势速取镇江，反掌之易。倘若迟缓，彼得深沟固守，徒费士卒。’成功然之，以援剿后镇刘猷守瓜州，柯平督理江防事。” 清《海纪辑要·卷1》载： “己亥（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赐姓舟至焦山，谓诸将曰：‘瓜、镇为金陵门户，须先破之。’乃授诸将机宜。值南风盛发，各率所部进据瓜州上流。 十六日，自督亲军及甘辉等将直扌寿其栅，清操江军门朱衣佐、城守左云龙率满、汉骑兵迎战。赐姓麾军大进……清兵大败。斩左云龙于桥下，擒朱衣佐，遂克其城。 ……召见朱衣佐，将欲用之；以有母存，哀恳求归，给资斧纵还。”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取瓜洲。”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 “六月丁酉，至丹徒。 壬寅泊焦山祭天，旗盖袍服用赤色，望之如火；癸卯祭地，望祀山川岳渎，用黑色，望之如墨；甲辰，吉服祭太祖毕，缟素祭祟祯、隆武帝，用白色，望之如雪。恸哭誓师，三军皆泣下。 江南结大木为筏，覆以土，上可驰马；旁有木栅，穴而置炮，亦名‘木浮营’，船遇之立碎。又于金、焦间铁锁断之，名‘滚江龙’。 成功与诸将议曰:‘瓜镇为金陵门户，宜先破之。’令马信、余新夺谭家洲，材官张亮督泅水者斩滚江龙；自率亲军与中提督甘燀、左提督翁天佑，建大将旗鼓，直捣瓜洲。 清•操江朱衣佐、城守左云龙率兵一万拒之；见海舟蒙白絮，扬帆直上，近‘滚江龙’，测复下炮击之，不伤一艘；循环者数次，而‘滚江龙’已断。盖海舟内藏泅水人，且以诱炮矢也。度炮且尽，成功麾兵大进。周全斌率兵士带甲浮渡登岸，身中五矢，气益奋，斩云龙于桥下，擒衣佐。正兵镇韩英夺门入，登城树帜。全斌望见，陷西北隅以入，谭家洲及木栅兵望风溃。”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 “己亥六月入长江破瓜州。” “潘庚钟、冯澄世、甘辉等劝成功暂驻瓜镇，据淮阳，断诸粮道，收拾民心，不听。” 六月廿四日克镇江 清·顺治十六年己亥（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六月十九日，郑成功亲督诸军进泊镇江南岸七里港。廿二夜逼银山栅，击败镇江援军，继而破镇江城。太平府守将献城降，扬州文武各遁。 张煌言《北征录》记，攻克瓜州后，郑成功本拟直攻南京，煌言建议应先取镇江。郑成功采纳其建议。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成功南渡攻镇江。”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己亥·清·顺治十六年（明·永历十三年）》： “六月成功破瓜州，寻克镇江府…… 二十日，成功移兵趋镇江。总督管效忠率满汉官军夹击，奋力死战。成功亲督诸军。效忠大败，仅以身免，积尸填河。知府戴可进等开门出降。成功令周全斌守之。属邑皆下。 又令张煌言督戎政，杨朝栋招抚江南，袁起振招抚江北。于是太平、宁国、滁、和、徽、池诸郡县俱欲降成功；即杭州及九江等处，亦有密谋归成功，给札欲为内应者。”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顺治十六年己亥，附永历十三年）六月……十九日，成功亲督诸军，进泊镇江南岸七里港。 二十二夜二更，直抵银山下。寅时（今凌晨三点钟到五点钟），传令列阵，分为五队而进。陈魁统铁人逼栅，守银山将见之，骇然不敢出战；惟齐射之，箭不能入。铁人冒死而进，栅遂破。全斌呼曰：‘时不可失，乘此破竹之势攻夺其城，必可得也！’即转身首先向前，连砍数人，众军随之。 守镇江总兵高谦闻贼攻银山，领兵出援。遇全斌赶杀势雄，不敢战，敛兵入城。斌见谦怯，乘势尾追，抢门而入，高谦与知府戴可进亦即投降。 成功入城安民毕，加高谦为破虏将军。以工官冯澄世为常镇道，兵部主事李徵为镇江知府，监纪林若霖为理刑。 荆州卫粮船十四只来降，功大悦，擢其首李文正为卫指挥，其余各授以千百户之职。 太平府守将刘世贤遣人献城，功加为镇南将军，令罗蕴章带所部去太平协守。 扬州文武各遁，城空；百姓彩旗羊酒，前到镇江请师。功受其款献，厚待父老，给示严禁与之归。”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 “攻镇江，使煌言前驱，溯江上。提督管效忠师赴援，战未合，成功将周全斌以所部陷阵。大雨，骑陷淖，成功兵徒跣击刺，往来剽疾，效忠师败绩。 成功入镇江，将以违令斩全斌，继而释之，使守焉。”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 “成功以刘猷守瓜洲、柯平督理江防，而悉师攻镇江。 守将告急于南京将军，以铁骑千人赴援，大言海贼不足畏也，憍躁欲战。而海舟忽上忽下，京军驻南则泊于北，驻北则泊于南，随之三日夜不息。酷暑遇雨，人马饥疲。海军分五队，皆步卒。凡骑兵遇步卒，勒马退数丈，加鞭突前，敌阵动则冲之，步卒自相践踏，以此常胜。至是施之海师，则严阵屹然不动，团牌自蔽，望之如堵。 合战良久，海师白旗一挥，兵即两开如退避状，或伏于地。江南师谓其将遁也，驰军突前。忽发大炮，击死千余人，乃退保银山。 成功夜令陈魁统铁人军逼栅，守兵见之，不敢出战。射之，则箭不能入。铁人冒死进，栅遂破。 迟明，江南师复分五路，压其垒而军。成功令发大炮，多鼓钧声，江水腾沸，江南兵下马殊死战。 薄午，海师益奋。江南提督管效忠冲其阵入之而阵变，首尾相应。效忠负旗而走，遂大败，所部四千人存者百四十人，走南京；叹曰:‘吾自满洲人中国十七战，未有如此死战者也!’ 镇江守将献城降。”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己亥、六月……败清·提督管效忠于银山，遂下镇江。” 上述，清·顺治十六年己亥（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六月廿日，郑成功悉师攻镇江。 六月廿二日，郑军在镇江银山大破清·江宁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派来的援兵。 六月廿四日，清·镇江守将高谦、知府戴可进献城投降。成功命右武卫周全斌、后冲镇黄昭入城防守，降将高谦以熟悉地利留之协守，其部下兵马调随主力进攻南京。又派工官冯澄世为常镇道，戴可进仍署知府事。（顺治十六年八月十五日清·两江总督郎廷佐题本、驻江宁府昂邦章京喀喀木奏本、梅勒章京噶褚哈、玛尔赛、吴孝力等奏折，均见《满文兵科史书》） 继而招抚江南、江北。 明末清初·杨英《先王实录》载：六月廿五日，郑成功亲自巡阅镇江府城，在北门外甘露寺举行了阅兵典礼，谆谆戒谕右武卫周全斌、常镇道冯澄世：“城守贵乎严肃，宁民必以简静。镇江首先归顺，乃为恢复之始，当十分加意抚字，以为天下榜样。宜严束官兵，日夜住宿窝铺，不许混落城下，擅入民家，致行骚扰。该道不时缉解，有扰民者，罪连该统领。其民，不准道府差役扰索，该统领须为查察，有病民者，即拿启报，罪连该道。此处骚扰，即四方望风而遁，天下事自尔等坏矣。慎之，慎之！至于守城机宜，商确而行。”镇江府内果然“市不易肆，民不知兵”，附近各城“归附者接踵而至”，句容、仪真、滁州、六合等城相继来归。 六月廿五日，郑成功让张煌言率舟师先往南京。六月廿八日，张煌言所率1支为数不多的舟舰进抵南京城下。张煌言《北征录》记，军抵南京观音门下“乃六月廿有八日也”。 占领瓜州、镇江以后，南京已近在咫尺，郑成功本应派主力登陆，直趋南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立即攻城；即便一时拿不下来，也应切断清方援军入城的进路。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失去了第1次战机。 清·顺治十六年集军南京城下 进师江宁 六月廿七日会议 清·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六月廿四日郑军占领镇江后，廿五日虽然先遣南明·兵部张煌言和杨戎镇带领1支舟师向南京（江宁）进发，往浦口（南京北岸）安抚，并于廿八日抵达南京城观音门下，但大军的行动却异常缓慢，进攻南京这一头等大事迟迟未行。 六月廿七日，在张煌言部出发后第3天，郑成功认为镇江地区已安抚就绪，才召集各提督、统镇会议，讨论进攻南京事宜，主要是由水路或陆路进军两议。 会议开始，郑成功提出“官兵行程，水、陆孰得快便？” 中提督甘辉说：“兵贵神速，乘此大胜，狡虏亡魂丧胆，无暇预备，由陆长驱，昼夜倍道，兼程而进，逼取南都。倘敢迎战，破竹之势，一鼓而收；不则围攻其城，以绝援兵，先破其郡，则孤城不攻自下。若由水而进，则此时风信不顺，时日犹迟，彼必号集援虏，撄城固守，相对◇战，我亦多一番功夫矣。”成功赞成这个意见。 可是，其他将领却以“我师远来，不习水土，兵多负重，值此炎暑酷热，难责兼程之行也。”又提出正下大雨，河沟皆满，不利于行军。 郑成功竟然采纳了后一主张，决定由水路进发。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己亥·清·顺治十六年（明·永历十三年）》： “瓜镇既破，甘辉进谓成功曰：‘瓜镇，南北咽喉，但坐镇此，断瓜州，则山东之师不得下；据北固，则两浙之路不得通，南都不劳而定矣。’成功不听。 将进兵，甘辉又请陆路而行，以为乘破竹之势，一鼓可下；或破其附近州县，以绝援兵，则南京势孤，自必难守。若欲由水路，恐风信稽迟，援兵四集，又费工力。 时诸将多以从水路为利便，成功遂率兵扬帆直指南都。传檄有‘六月兴师，敢云趋利；十年养锐，正欲待时’之语。” 镇江距南京不过百里之遥，如果由陆路直趋南京，按甘辉的建议“昼夜倍道，兼程而进”，至迟2天内可达；按张煌言的说法，“虽步兵皆铁铠，难疾趋，日行三十里，五日亦当达石头城下”（《张苍水集·第4编·北征录》）。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顺治十六年己亥，附永历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成功议兴师取江南。 参军潘庚锺曰：‘今既一鼓而克瓜镇，是则江南门户已破。虽军声大振，天下摇动，未可骤然进兵。当暂住瓜镇，遣将分据淮阳诸郡，扼其咽喉，收拾人心，窥其衅隙，然后大队齐进。况北都满、汉兵民人等不下百万，一旦粮道断绝，待哺不足，两月之间，其兵必溃、其民必乱。如此可不劳而定，此正曹公（曹操）之所以取胜于官渡也。’ 冯澄世曰：‘江南城池广阔，进攻不易。不如且听庚锺之谋，驻札瓜镇，据其险要，断其粮道。一面收拾人心，一面遣人从间道报捷请旨，命李定国等合师，乃为上策。’ 成功曰：‘不然，时有不同耳。昔汉祚改移，群雄分据，袁、曹争胜，故曹操常以算胜。我明朝历年三百，德泽已久，不幸而有甲申之变，以致百姓遭殃，庸臣剥削、乡绅欺凌，四海鼎沸。彼得假其时，排闼入关，鼠窃乌合，狐假虎威。今大兵一至，自然瓦解。若不进兵，恢复旧业，呼召天下豪杰，是自老其师。倘徵各省兵马齐至，首尾合击，我势岂不自孤？况太祖昔日一得廖永忠、俞通海等水师，乘势夺采石而并金陵。破竹摧枯，正贵神速耳！’遂不听二人之言。” 其实，郑军中身披重铠的“铁人”不过5000（一作8000），其他绝大多数军队携带装备较轻，决不至于1天只走30里。所谓“不习水土”、“炎暑酷热”，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同以辽东和北方人为主组成的清满、汉军队相比，就很难说得过去。至于正逢大雨，不利陆路行军，更是1种借口，因为清方援兵由上海、杭州等地赶赴南京，路程要远得多，竟然在决战以前进入南京。这说明郑成功和他的多数部将不仅过于习惯水上作战，而且缺乏战略眼光。 招抚江南、江北 清·顺治十六年己亥（南明·永历十三年）六月廿七日郑成功进取南京后，留守镇江的周全斌即着手遣人招抚江南、江北。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顺治十六年己亥，附永历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周全斌同镇江降将高谦守镇江，遣人招抚江南、江北。 二十九日，义师陈文达等统船二百余号归成功，功授以指挥向导使，句容、仪真、六合、浦口、宁国、池州、滁州悉遣人纳款。” 岘山赋诗 郑成功在镇江逗留5日。曾登岘山（位今江苏镇江市西南京口）感慨赋诗云： 清末民初·晋江苏菱搓《东宁百咏》有诗云：“舟师北伐下瓜州，黄叶西风片片愁。一例长城诗律壮，岘山名句足千秋。”其附注云：“己亥五月，成功誓师北伐，少司马张煌言以所率义兵从，未至仪征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煌言抵观音门，成功己下镇江，大会文武，登舰山，援笔赋诗。” 七月初九日郑师进抵江宁凤仪门下 清·顺治十六年己亥（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六月廿九日，郑成功亲自督师的十几万大军于才由水路向南京进发。七月初二祀天地，初三祭江，初七至观音门。由于所乘海船形体巨大，逆水而上，又不顺风，靠纤挽而行，舟行缓慢，直至七月初九日才到达江宁（今“南京”）凤仪门下。十一日郑成功登岸绕观锺山，采踏地势。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顺治十六年己亥，附永历十三年）七月初二日，功用太牢祀天地，并告太祖、列圣曰：‘成功痛恨中原陆沉，不敢偷安，请命恢复，重兴故土。伏祈在天之灵，默加佑相。’ 初三日，祭江。 初四日，扬帆直犯江南。 初七日，至观音门，以黄安为水师总督，督洪善等船泊三叉河口，御芜湖、采石诸隘。 十一日，功由凤仪门登岸，领甘辉、马信等数十骑、侍卫亲随数百人，绕观锺山，采踏地势。 潘庚锺曰：‘如此山川形势，龙幡虎踞，真帝王之邦，太祖所以一得而兴。今天资藩主瓜镇，神速进兵，倘一鼓而下，迎驾西来，中兴指日’。 功点首曰：‘然。我于昔日苟徇诸将臆见，日事争战于边海，何日得望中兴乎？尔等诸将，各协力齐心，千载一时！得此，居中调度，便可号召天下英杰，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癸丑，成功飨将士于京岘山，命将分守，徇属邑皆下之。癸亥登舟传檄，丙寅至观音门，戊辰至仪凤门登岸，军于狮子山。” 张煌言率兵巡上江 郑成功进军江宁期间，张煌言率兵巡上江，七月初五日芜湖降，初七日后江之南北相率来归。下4郡30余县。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 “己亥……（郑成功）乘胜逼其城（江宁城，南京）。 煌言溯长江，未至仪征五十里，吏民迎降。 六月二十八日，煌言抵观音门，成功已下镇江，水师毕至，军声大震。 七月，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 五日，芜湖以降书至。成功谓煌言：‘芜城，上游门户。倘留都不能旦夕下，则江楚之援兵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可。’ 七日，煌言至芜湖，传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来归，郡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宁、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石埭、青阳、泾县、巢县、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阳、建平，州则广德、无为、和阳，凡得郡四、州三、县二十四。而下流之常镇属县亦皆待时而为降计。 其时，忽有大帅单骑而返，饭于村店。店惟一老妪，大帅遑遽（“遑遽”：惊惧不安）问曰：‘今日之事如何？’老妪不知其为大帅，因曰：‘闻杀北人尽矣。’大帅不敢饭而去，留都亦无意降。”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张煌言率兵巡上江，下四郡三十余县，江浙大震。” 七月十二日郑成功望祭明太祖孝陵 清·顺治十六年己亥（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七月十二日，郑成功由凤仪门登岸，屯兵岳庙山，望祭明太祖孝陵。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己亥·清·顺治十六年（明·永历十三年）》： “秋七月，成功进逼南京，遥祭明太祖高皇帝孝陵。 成功由凤仪门登岸，屯兵岳庙山，望祭明太祖孝陵，再拜恸哭，哀动三军，诸将士无不感奋。 成功遣蔡政、高绵祖会江南提督马进宝师。进宝心恋明朝，密有通款。成功师次崇明时，曾遣刘澄赉密函通之。至是遣蔡政等前往，订其帅师来会。”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顺治十六年己亥，附永历十三年）七月……十二日，成功率诸文武祭太祖。”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郑成功）进攻江宁，煌言次芜湖，庐、凤、宁、徽、池、太诸府县多与通款，腾书成功，谓宜收旁郡县，以陆师急攻南京。成功狃屡胜，方谒明·太祖陵（暨祭崇祯、隆武二帝，恸哭誓师），会将吏置酒，辉谏（甘辉进言：“北取扬州，南据京口，断山东、江北、浙江之师，严扼咽喉，因绝南畿。”）不听。”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 “己亥（顺治十六年，1659年）六月……进围江宁，谒孝陵。” “成功意自得，军中奏乐，士卒沾醉，略不设备。” 围江宁而不攻 早在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六月十八日晚上，清朝进攻贵州的部分满洲八旗兵在梅勒章京噶褚哈、玛尔赛、吐尔玛率领下，由荆州乘船40艘到达南京，增强南京的防守力量。 清·两江总督郎廷佐在题本（《满文兵科史书》）中说：“自海逆于京口得志后，贼势大盛，于六月二十六等日，已溯江逼近江宁。时因城大兵分，力薄难支，幸由梅勒章京噶褚哈、玛尔赛、吐尔玛等率满洲兵自贵州前来，省城方得无虞。若非贵州凯旋之师抵达，江宁实难保全。” 但是，清军实力仍然不足。这支由贵州返回的清军数量有限，本是因出征日久由他部替换回北京休息的军队，大部分没有携带战马、盔甲，作战能力比较有限。所以，在他们到达南京之后的第2天（六月十九日），喀喀木和郎廷佐在向朝廷密报瓜州失守，要求“除准留自贵州回来无乘骑兵丁外，速从京师调遣大兵前来，方可恢复瓜州，大江两岸城池亦不致失守。” 時张煌言自率所部先由芜湖取徽州，已得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4府、3州、20余县，余亦皆待时而为降计，郑军暂无外顾之忧。 同时，郑军既然是乘船而来，当不致旅途疲劳，进抵南京之后稍事部署，即可趁江宁空虛之机，迅速发起攻城。可是，郑成功却迟迟没有动作，反而作出围城部署。 喀喀木与噶褚哈、玛尔赛、吴孝力等两件满文奏本均云：“七月十二日，海逆逼近省城，立营八十三座。” 这实在是一种奇异的部署。 明代的南京城垣周围非常广大，以郑成功的兵力根本不可能做到将该城包围得水泄不通，惟一可取的战术是分兵数路佯攻，借以迷惑城内清军；而以主力选择城守薄弱环节，一举突破。 但是，从七月十二日部署“围城”安营扎寨，到廿四日全军败退，郑成功竟然没有组织过攻城。 邵廷寀《东南纪事·卷11·郑成功·上》记：“初至，马信即欲挥兵登城。成功不许。” 张煌言《北征录》也说：“然延平大军围石头城者已半月（实为13天），初不闻发一镞射城中。”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己亥·清·顺治十六年（明·永历十三年）》： “秋七月……成功列营围南京…… 成功师迫南京，甘辉进曰：‘兵贵神速，宜急攻城，乘其势未定而拔之。不然，彼援兵毕集，难以攻取，君必悔之。’成功不听，乃列营围之。”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迨至金陵，（潘庚钟、冯澄世、甘辉等）又劝其乘胜速攻，又不听。” 这可能是郑成功过分迷信自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威慑力量，认为足以迫使城内清军不战而降。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顺治十六年己亥，附永历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哭奠列宗毕，令甘辉、余新札狮子山；万礼、杨祖札第二大桥山上；以翁天佑为救应，御凤仪门要路；马信、郭义、黄昭、萧拱宸屯札汉西门，连林明、林胜、黄昌、魏雄、杨世德诸营垒。又令陈鹏、蓝衍、陈魁、蔡禄、杨好屯札东南角，依水为营；刘巧、黄应、杨正、戴捷、刘国轩屯札西北角，傍山为垒，连周瑞、林察、张名振等营。又令张英、陈尧策、林习山屯札岳庙山，连诸宿镇护卫成功大营。各设鹿角了望，深沟木栅防御。江南一时震动。 总督管效忠初闻瓜州失守，继报镇江又陷，正在调集各处兵马，忽闻海寇临境。登城观望，见旌旗闪烁，金鼓闹轰，未敢出敌，闭门避锋。陡报操江军门朱衣佐单骑至城下，随开门延入，细询始末。衣佐曰：‘海贼虽是猖獗，其众不过数万、其船不过数百。瓜镇之失皆由一时无备，故遭所破。今可速遣人卑辞宽限，以骄其志。然后设守御之策，徵援兵破之。’管效忠然其言，即遣能言者前往成功营中，限期纳款。 成功督诸镇据险开壕，参军潘庚锺曰：‘细观城内，必然空虚，可令四面攻击，齐倚云梯，此城必然可得。’成功深以为然。 正发令各提镇预备云梯、木牌、布袋，以便攻城，忽报王秀奇送城内纳款人到营请见。功令之入，其人叩禀曰：‘大师到此，即当开门延入。奈我朝有例，守城者过三十日，城失则罪不及妻孥。今各官眷口悉在北京，乞藩主宽三十日之限，即当开门迎降。’功允其请，而厚赏之；复谕之曰：‘本藩攻此孤城，不过一脚尖耳。既然来降，姑准其宽限者，盖欲取信于天下也。若至期不降。攻入之时，寸草不留！’差者叩首而去。 潘庚锺曰：‘此乃缓兵之计，不可凭信。可速攻之！’ 成功曰：‘自舟山兴师至此，战必胜、攻必取，彼焉敢缓吾之兵耶？彼朝实有定例，尔勿多疑。’ 庚锺曰：‘孙子有云：‘辞卑者，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欲降则降，岂恋内顾？决是城中空虚。速为进兵攻之，乃为上策。’ 功曰：‘古者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今既来降，又准其约，若骤然攻之，彼心不服。俟其不如前约，然后急攻，莫谓城内人心悦服，且使天下皆知我行仁义之师。况太祖皇陵在此，亦不宜震动也。’ 功实以江上两次之捷，遂不听庚锺之言。发令诸提镇，严防谨守。日则了望，夜则伏路，金鼓之声，日夜不息，守困以待其降。管效忠得差回报允限之言，喜曰：‘此乃朝延之福。’随密檄附近救援。”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朱衣佐之披擒也，成功曰:‘此腐儒也，杀之污吾剑。’纵之；归言于总督郎廷佐曰:‘彼众不过数万，船不过数百，请卑词宽限以骄其心。’乃遣人说成功曰:‘我朝有例，守城过三十日，罪不及妻孥；乞宽三十日之限。’潘庚钟曰:‘孙子有云:卑词者，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此缓兵之计也。’成功以累捷，颇有骄色。” 跟随成功南京之役的户官杨英在《先王实录》中也记载： 七月十一日，郑军截获清·提督管效忠自镇江败回后派往苏、松等处调集援兵的公文和给清廷的紧急求援疏，其中说：“海师二十余万、战船千余艘，俱全身是铁，箭射不透，刀斩不入。瓜、镇二战，败回者魂魄犹惊，策战者鞠缩不前。现攻下镇江、太平、宁国等府，浦口、六合、丹涂（丹徒）、繁昌、句容、浦江等县，滁、和等州；松江提督马进宝阴约归□。现在攻围南都，危如垒卵，乞发大兵南下救援扑灭，免致燎原焰天”，云云。 郑成功阅后非常高兴，判断“南都必降”，当即命人草拟招降书，故意引用管效忠给清廷奏疏中的一两句窘迫之语，用箭射入城中。“管效忠回有书报，俱有稿在礼科。”同时，还写了1封密书通知苏松提督马逢知。 郑成功无疑是受骗了。郎廷佐、管效忠和在南京的满洲将领合谋愚弄固然是原因之一，主要因素还是他陶醉于瓜州、镇江两战胜利和大批州县的望风来附，完全忘记了在总体上清方的兵力比自己强大得多。 轻易许诺的1个月时间内，必然造成2种后果：一是敌方在兵临城下的态势下不仅不会松懈防守意识，而且可以从容调兵遣将，部署反击；二是己方孤军深入，利在速战，弃此不图，锐气将逐渐消磨。 郑成功《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诗 郑成功信心自负，遥望钟山虎踞龙盘之雄伟气势，赋诗《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1首曰：“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原注：“拟并复吴会州县”）。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 清廷震惊 早在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六月十九日清两江总督郎廷佐密疏报告瓜州失守，请求“速从京师调遣大兵前来，方可恢复瓜州，大江两岸城池亦不致失守”后，紧接而来的是镇江失守、江宁（南京）告急，郑军“势甚猖獗，连舡长驱，围困江宁，侵犯上游，大江南北各州县相继失守，内外信息不通几一越月”（《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江南总督题海寇异变税课委无可征残本》）。 时在北京的王沄在《漫游纪略·卷2·燕游1》记载：“居久之，而闻京口之乱，京师大震。东南之客，皆惶怖思归，至有泣下者。” 七月初八日，清廷“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赖达等统领官兵征剿海逆郑成功”（《清世祖实录·卷127》）。清廷派出的仅仅是达素、索洪等二流人物，可以想见清廷在重兵聚集云贵之后，已经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地了。 至于对江南清方当局造成的压力更是不可言喻。除了南京城中的总督郎廷佐等被迫约降以延时日外，漕运总督亢得时因责任攸关，不得不“出师高邮”往援南京，然而他早已闻风丧胆，以为不死于敌必死于法，七月廿一日竟然在途中从船上跳入水中自尽（《清世祖实录·卷127》）。 顺治帝·福临惊惶失措，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叙述当时的情况（汉译魏特《汤若望传》）说： 皇帝“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而颇想作逃回满洲之思想。可是皇太后向他加以叱责，她说：他怎么可以把他的祖先们以他们的勇敢所得来的江山，竟这么卑怯地放弃了呢？ 他一听皇太后底这话，这时反而竟发起了狂暴的急怒。他拔出他的宝剑，并且宣言为他决不变更的意志，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为坚固他的言词，他竟用剑把一座皇帝御座劈成碎块。照这样他要对待一切人们的，只要他们对于这御驾亲征的计划说出一个不字来时。 各城门已贴出了官方的布告，晓谕人民，皇上要亲自出征。登时全城内便起了极大的激动与恐慌。” 关于福临要“御驾亲征”事，中方文献里也有类似记载。 时在清廷任礼部尚书、备受顺治帝亲信的王熙在《王文靖公集·自撰“年谱”》记载：己亥（1659年）“以海逆入犯江南，上拟亲征，奉旨扈从，不果行”。 康熙初任福建福宁道摄福建按察使的洪若皋，也在康熙廿四年（1685）三月《海寇记》（《南沙文集·卷5》）中追记： “世祖章皇帝闻变，震怒，于八月初九日驾幸海子（北京供皇帝游猎的南海子），整饬六师亲征。是日申时，江南巡抚蒋国柱报贼已破。 初十日子时，驾回宫，传百官于午门宣捷。 寇平，以六等治从逆诸人罪，诛杀连年。” 六～七月清军紧急赴援江宁 自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六月十六日郑军突破长江防线，六月廿二日击败南京来援的管效忠部后，清·南京满、汉文官武将已认识到当务之急是确保南京。为了保卫南京，他们一面以管效忠的名义卑辞“请降”，借以缓兵；一面不惜以放弃部分州县为代价，从附近地区调集一切可用的军队，同时向清廷发出十万火急的求援奏疏。在援军陆续到达之前，郎廷佐、喀喀木、噶褚哈、管效忠等人自知兵力不敌，不敢出城作战。 清方满文档案记载，六月卅日，南京清军曾在江面击败“首帮抵宁贼船”，“缴获船只达二十余条，五十两重镀金王印一颗、锡铸将军印一颗，以及大量器械”。其实这只是张煌言所统“先上芜湖”的“轻舟数十”。 张煌言《北征录》记：“七月朔（按：明历与清历不同），虏侦我大舡尚远，遂发快船百余，载劲虏，侵晨出上新河，顺流而下，击棹如飞。余左右不满十舟，且无利兵，战不利，几困。忽一帆至，则余辖下犂舡也。乘之复战，后舡续至，虏始遯去，而日已曛矣。诘旦，整师前进。虏兵不出。” 煌言所部“兵不满千，船不满百”，平均每船仅乘十人，这么小的一支船队被击败后，清军不敢追击予以全歼，不是兵力不够，而是不能远离南京。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清南京守御力量相当单薄，也表现出清军将领的深谋远虑。 当郑成功沉浸于守城清军即将投降的梦幻之中时，清方却在不断调集援兵，七月中旬清军援师陆续赶到南京，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崇明总兵梁化凤赴援。” 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25·文集3·梁宫保壮猷记》载：苏州水师总兵梁化凤于六月廿八日率四千兵卒由崇明出发，在苏州与巡抚蒋国柱的抚标兵会合，七月十四日进至丹阳，傍晚时分连续接到总督郎廷佐4次调兵入援南京的羽书。化凤知道南京危急，连夜进兵，十五日上午到达句容县，这里是已经向郑成功纳款投降的地方，“丘陵曼衍，草木蒙茏”，化凤怀疑有埋伏，下令严密戒备，搜索前进，结果毫无郑军踪迹。通过险处以后，梁化凤笑着对部下说：“贼何知，反使有数千人蔽林扼险，则吾能安行无恐哉！”当天深夜即到达南京城下，郎廷佐等非常高兴，开正阳门让梁军入城。 清初·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6·郎廷佐大败郑成功》亦记：“七月，南京被围既久，廷佐檄松江总兵马进宝及崇明提督梁化凤入援，进宝不奉檄，化凤以四千人至。” 梁化凤部在七月十四日傍晚接到救援南京命令，自丹阳急速行军，次日深夜就进入南京城，只用了1天多时间；而郑成功在六月十六日攻克瓜州后，如果由长江南岸登陆，直趋南京，路程比梁化凤还要短。 郑军云集南京城下后，又满足于附近州县的纳降，并没有派出部队切断清军入援之路。在“围城”的12天里，不仅梁化凤部长驱直入南京，江苏、浙江等地的驻防清军也相继赶到。 《清世祖实录·卷127·顺治十六年八月己丑朔江南总督郎廷佐奏报》：“至七月十五日苏松水师总兵官梁化凤亲统马步官兵三千余名至江宁，又抚臣蒋国柱调发苏松提督标下游击徐登第领马步兵三百名、金山营参将张国俊领马步兵一千名、水师右营守备王大成领马步兵一百五十名、驻防杭州协领牙他里等领官兵五百名俱抵江宁。” 浙闽总督赵国祚和驻防杭州昂邦章京柯魁派镶黄旗固山大雅大里、甲喇章京佟浩年带领驻防杭州披甲满洲兵500名，浙江巡抚佟国器派抚标游击刘承荫领精兵500名也“星驰赴援”（佟国器《三抚捷功奏疏·书首识语》）。 分驻南京上、下游的清军也源源到达。 清·顺治十六年南京战役 七月十八日管效忠留梁化凤协守江宁 清·顺治十六年己亥（永历十三年，1659年）七月十八日，清·提督管效忠留苏州水师总兵（漕标副将）梁化凤协守江宁。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顺治十六年己亥，附永历十三年）七月……十八日，有漕标副将梁化凤率援剿骑兵五百经过，探知海寇犯境，遂入城请见。愤曰：‘谅此狐鼠之辈，妄自猖横；且彼孤军深入，焉能久住？俟其锐气稍懈，一鼓破之。’ 效忠抚其背曰：‘此贼之破，专赖将军。’ 化凤跃然曰：‘食君之禄，当死王事，岂敢临难苟免？’ 忠留其协守。 （凤，陕西西安府长安县人）” 七月廿三日晨清·梁化凤、管效忠率汉族绿营兵偷袭得手 清·顺治十六年己亥（永历十三年，1659年）入七月下旬，清方守备南京的兵力已经大大加强，而郑成功顿兵坚城之下不攻不战，士气难免低落。郑成功命户官杨英巡视部队，竟发现前锋镇余新部下的士卒离开汛地到江边捕鱼。郑成功得报后很耽心余新轻敌“偾事”，说：“取鱼者伙兵则可，或战兵则事去矣。”（明末清初·杨英《先王实录》） 郑成功方下令示期攻城，会清军千骑迫前锋营，为余新击败，郑成功愈轻敌。 据清方档案，七月廿二日晚，南京城里的满、汉官员觇郑军懈怠无备，支援南京的崇明副将梁化凤率500骑出仪凤门，管效忠领兵出钟阜门，于次日（廿三日）黎明时分突然对郑军余新营垒发起冲击，击溃之，余新被俘；郑成功救援不及。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未定而牒知岛师疏放，樵苏（“樵苏”：打柴砍草的人）四出，营垒为空，士民浮水而嬉。用轻骑袭破前屯，成功仓猝移帐。”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己亥·清·顺治十六年（明·永历十三年）》： “秋七月……成功列营围南京，副将梁化凤率师击败之…… 方下令示期攻城，会援兵至，有千骑，迫前锋营，为余新击败。成功遂轻敌无备。 城上兵觇（“觇”：偷偷察看）其军懈，是夜，副将梁化凤由凤仪门穴城十余道，率兵从街房中毁墙而进，复迫余新营。众不及甲，仓皇出拒。副将董拱中、萧拱柱死焉，余新被擒。成功闻警，使天佑驰援，已无及矣。” 明末清初·杨英《先王实录》载： “二十二日午，虏就仪凤门抬炮，与前锋镇对击。我炮架并堵塞路口，俱被击碎，官后无站足。虏齐拥大队冲来，或由厝项爬下，前锋镇余新、左营董廷并各大小将领官兵全军战没，中冲镇副将萧拱柱亦战阵亡，萧拱宸浮水而逃。时藩（郑成功）见前锋营炮响，必是虏警，催左提督迅援不及。 虏破前锋镇营，随蜂拥出城住扎。”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惟化凤日夜上城观望，见其营垒，步步相关，首尾相应，无计可施。偶巡到东北角，见一营人马屯札在白土山下，稍疲可破；奈不得即至。忽思此处原有城门，名曰‘神策门’（今此门改为得胜门），因出入者少，故垒塞之。不如将此门乘夜挖开冲出，方为胜计。 （顺治十六年己亥，附永历十三年，七月）二十一夜三更时分，化凤率兵挖开城门。天色微明，率骑兵五百突出。果然此营以非冲要之地，无甚关防，其伏路、了望俱各疏略。忽轻骑直至，疑为天降，披挂不及，遂大溃。化凤率众追杀，至余新营前。新督兵出战，各营列阵以看。因前在镇江，周全斌夺城，各镇争功，互相攻讦，功怒，有‘不得吾令，擅自进兵者，罪之’之语，不敢向前对敌。 俄而新败，投萧拱宸。凤乘势冲入，萧拱宸接战，当不得箭如雨下，亦败而遁。时万礼在桥头山，欲来救援，而化凤已收兵矣。 总督管效忠接‘梁化凤乘夜挖开城门通贼’报，效忠曰：‘梁将军素心忠贞，决无是事，其中别有隘情。’乃差人侦看。随即亲率将士登城，飞报东北角厮杀，随开门接应，出扎城外。” 清初·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6·郎廷佐大败郑成功》则记，余新之败是因为有奸细输情于清方，说“廿三日为成功生日，诸将卸甲饮酒，乘其不备，可破也”。清兵如计而行，遂获大胜。成功生日为七月十四日辰时，与此不合。郑军懈怠是失利的原因。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 “有闽人林某犯法逃江南，具言二十三日为成功诞辰，诸将卸甲饮酒，乘之可破。 崇明副将梁化凤赴援，与城守闻之，夜穴神策门，引五百骑突犯余新营。海师出不意，惊溃，余新入萧拱宸营。化凤乘之，拱宸亦败，余新被擒。翁天驰救之，而化凤已入城矣。”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副将梁化凤侦知（郑军懈怠无备），夜开神策门袭其中军。” 双方决战部署 七月廿三日清军初战告捷后，收兵城外扎营。 当晚，郑成功依据形势的变化，重新部署军队，以观音山至观音门一带为集结地点，准备同清军决战。派左先锋镇杨祖统率援剿右镇姚国泰、后劲镇杨正、前冲镇蓝衍屯扎大山上，作犄角应援；中提督甘辉、五军张英伏于山内；左武卫林胜、右虎卫陈魁列阵于山下迎敌；他自己督右虎卫陈鹏、右冲镇万禄在观音门往来策应；后提督万礼、宣毅左镇万义等堵御大桥头大路；右提督马信、宣毅后镇吴豪、正兵镇韩英由水路抄蹑其后；左冲镇黄安专门负责水师，防止清军由水上来犯。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顺治十六年己亥，附永历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甘辉、林胜、潘庚锺等劝成功暂抽兵将出观音门，相机以图再举。 功曰：‘小挫锐气，便欲思退；明日正欲观诸君建功耳。’令万礼诸军勿动，调马信、吴豪、韩英由水路抄其后，姚国泰、杨祖、蓝衍、杨正抽屯山上，甘辉、张英伏在谷内，林胜、陈魁列于山下，陈鹏、蔡禄往观音门接应救援。” 郑成功的这一临战部署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清军已出城扎营，次日即大举进攻，郑军连夜移营，将士必然感到疲劳，也不可能熟悉地形，做好迎战准备。 南京城中的清方大员在梁化凤、管效忠出战得胜后，决定在第2天（廿四日）全力出击。具体部署是：昂邦章京喀喀木、梅勒章京噶褚哈、玛尔赛、总兵梁化凤等率领主力由陆路出战；提督管效忠等领军由水路配合；总督郎廷佐等在城留守。 七月廿四日清军大举反攻，郑成功败退镇江 清·顺治十六年己亥（南明·永历十三年）七月廿四日，清·江宁总管喀喀木等率满、汉兵尽出南京城反攻。 廿四日晨，清军从观音山后分路直攻杨祖部军，郑军4镇虽顽强抵抗，终因兵力不敌，几乎全线崩溃，前冲镇蓝衍阵亡，杨祖、杨正、姚国泰领残兵逃窜，山头遂被清军占领。 郑成功派右虎卫陈鹏、右冲镇万禄登山援救，但为时已晚。清军乘胜由山上以压顶之势向明军猛扑，一举包围了驻守山谷内的中提督甘辉、五军张英部，二将领兵死战不得脱，甘辉被俘，张英阵亡。列营于山下的林胜、陈魁2镇也全军覆没。后提督万礼等在大桥头遭到清兵首尾夹攻，兵败，万礼被俘，万义泅水逃出。 郑成功见陆师已经全线崩溃，叹曰：“是吾欺敌之过。”命令参军户官潘庚钟站在表示统帅驻处的黄盖下面，自己率领亲随卫士赶往江边调水师。但是败局已定，有限的水师既要保护随军眷属，又要为撤退留下后路，没有力量扭转形势了。 清军乘战胜之威进攻郑成功的指挥所，潘庚钟挥众力战直至阵亡。 至此，郑军全线崩溃，攻取南京的战役完全失败，郑成功只有收集残兵，败退镇江，另图他策了。 清初·邵廷寀《东南纪事·卷11·郑成功·上》曾记：“余游吴淞，遇梁化凤部将管姓者，述己亥战事颇悉。其人身在军中，自石灰山转战而下，声如崩山。然犹按步鼓收兵，至后乃大溃，延平师有纪律如此。……化凤亦言：当劲敌多矣，未有如郑家之难败者。”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 “质民军灶未就，北师倾城出战。兵无斗志，岛师大败。 成功遂乘流出海，并檄镇江之师。 煌言趋铜陵，与楚师遇，兵溃，变姓名从建德祁门山中出天台以入海。”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己亥·清·顺治十六年（明·永历十三年）》： “南京于是尽出骑兵，列于城下。成功自督亲军击退。既而援兵云集，四面合攻。成功督诸将接战累败，麾军退，登船而渡。水师击楫追之。成功令黄安御之，沉其数船，追兵乃止。成功于是徐渡诸军而趋镇江。 是役也，甘辉且战且走，单骑驰骋，人不敢近。马踬被擒，入金陵，戟手（“戟手”：手臂微屈，以食指指斥人；因手形像戟，故称）骂，不屈。遂幽（“幽”：幽禁）之，徐使人说降。辉怒骂，求速死，数日水浆不入口。乃引出斩之，神色不变。悬其首于市，青蝇不敢附，军士以为忠义所感，函（“函”：用盒子装）而葬之。 时五军张英，亲军林胜、陈魁，提督万礼，总镇蓝衍、魏标、卜世用、洪复，户官潘庚钟，仪卫吴赐等皆阵亡。”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顺治十六年己亥，附永历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化凤率骁骑直逼左先锋镇杨祖，祖奋勇力战。 诸将见成功张盖在山观敌，未有号令，不敢擅出。俄而祖败，蓝衍战死，功方令蔡禄、陈鹏往援。奈山高行迟，而化凤又从山上驰下，鹏与禄军亦大溃。效忠另遣别将，绕山之背，合化凤之师。 时甘辉、张英伏谷内，未得号令，遂为所困，乃分头御敌。英伤箭而死，独甘辉力战不退，手刃数十人，左右咸亡，乱箭齐集，乃大叫曰：‘我甘国公也，勿射，可擒去请功！’遂被擒。 化凤挥骑乘虚冲杀，诸镇营垒咸皆摇动，万礼力御，被乱箭射死。未及战者，见山上黄盖尚在，不敢救援，亦不敢奔走。林胜见蔡禄败下，遥观黄盖尚在山上，又不发号令，急唤中协金岸、领兵康龙曰：‘敌人虽胜两阵，实无多骑，藩主之不发号令而齐击者，谬也！尔二人可统兵出敌，我自督后军接应。’岸与龙二人飞奔出营，与化凤大战，未分胜负。忽东门骑兵突出合攻，林胜（粤之澄海人，最雄伟多武艺）转头御之。而魏雄战死，众溃，胜不能止，全军皆没。 成功在山上观战，见蔡禄等败，嘱庚锺曰：‘尔立盖下，代吾指麾，不可去盖。吾下山，催水军从后抄杀。’随带健将十馀猛，下快哨，欲催水军。时值潮退，无奈驾至江心，遥望诸军披靡不堪，随飞帆出镇江矣。 化凤合城内诸军，见山上黄盖，指曰：‘擒贼当擒王！’随挥军杀来。奈矢石如雨，不得上。陈魁因林胜受敌，抽兵绕道而退。见骑兵逼成功营垒，即趋援。魁中箭死，诸军悉赴水死。化凤又合师环攻，山中四面受敌，潘庚锺挥剑督护卫死战，亦皆覆没。 化凤收军奏凯，效忠出迎，问曰：‘前夜将军挖城出兵，何不通知，以慰众怀？’ 化凤顿首曰：‘成功积寇，一时猖獗，瓜镇已破，人心摇动。桀黠狡狯之徒，多有异念。安保城内无有为之侦探者？故不敢请命者，恐泄其机也。今日之胜，正所谓「出其不意，而攻其无备也」。其擅出师之罪，望乞赦宥！’ 效忠曰：‘古者大夫出使，苟有利于国家社稷者，专之可也。况此大捷，自当奏闻。但乘摧枯拉朽之势，恢复瓜镇，非公不可，公勿卸甲！’ 化凤即领兵而行，并请顺途欲归崇明，以防余炽；效忠然之。即奏：‘江南之捷，破成功者，乃崇明总兵梁化凤也。’世祖大悦，欲召化凤陛见。因海疆未靖，命下令画工图形进览，即擢为江南提督。”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 “江宁总管喀喀木等合满、汉兵出战，袭破新（余新）军。 （郑军）诸军皆奔溃，遂大败，生得辉（甘辉）。”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 “成功调姚国泰、杨祖、蓝衍、杨正屯山上，甘辉、张英伏谷内，林胜、陈魁列山下，陈鹏、蔡禄往来接应。质明，移帐。化凤率骁骑薄杨祖营，祖奋力迎敌，三合三却，蓝衍战死，陈鹏、蔡禄救之不及。而化凤从山上驰下，鹏、禄军亦溃。清师乘胜掩杀，海舟师咸摇动，惟左右提督、虎卫军、右冲锋、援剿后镇军得全。 癸未，成功至镇江，大恸曰:‘是我轻敌，非尔等之罪也!’遂弃瓜镇，泊排沙屿，令马信、韩英督舟师堵江口，周全斌、黄昭、吴豪为后镇。”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军遂溃。成功坠水，以救得逸。甘辉死之。” 南京战役失败的原因 私心自用 郑成功最大的失策是私心自用。 南京战役显示了他的兵力相当强盛，当顺治十年、十一年李定国、孙可望军威大振时，郑成功如果真心拥戴永历朝廷，亲率主力会师夹攻，江南必下无疑。可是他始终按兵不动，直到清军占领贵州，永历朝廷已经很难招架的时候，他才大举进攻南京。 换句话说，郑成功的复明是以他自己为首的“明”，在西南永历朝廷明军兵势尚盛时，他决不肯出兵配合作战；他自以为最聪明的战略是西线明军败退已远，又还牵制着清军主力时大举出兵收取江南是最佳方案；相对于清廷权威集中，用兵总能着眼于全局，则是最坏的战略。 总之，郑成功的设想和举措同李定国、张煌言很不一致，以往的史学家常把郑成功同李定国、张煌言描绘成志同道合，究其实际却是志不同、道不合。 没有迅速进军和组织攻城 中提督甘辉在进攻南京之前就提出建议：“兼程而进，逼取南都。倘敢迎战，破竹之势，一鼓而收；不则围攻其城，以绝援兵，先破其郡，则孤城不攻自下”（《先王实录》）。可惜郑成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如果郑成功能够采纳正确建议，进至瓜州一带时统率主力由陆路直趋南京，乘城中清军守备兵力单薄迅速攻城，清方“城大兵单”，突破一处，歼灭守敌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围城后没有接管周围州县以切断清方援军入城道路 郑成功在重兵进抵南京城下之后，即便一时不能破城，也应该分派部分军队接管南京周围州县，切断清方援军入城道路。但郑成功并没有这样做。 张煌言《北征录》总结南京之战失败的原因说（引文据查继佐《鲁春秋》附录本，文字与《张苍水集》所载稍有不同）： “延平大军围石头城者已半月，初不闻发一炮姑射城中，而镇守润州将帅亦未曾出兵取旁邑，如句容、丹阳实南畿咽喉地，尚未扼塞，故苏、松援兵得长驱集石城（石头城，南京的俗称）。 余闻之，即上书延平，大略谓顿兵坚城，师老易生他变，亟宜分遣诸将尽取畿辅诸城，若留都出兵他援，我可以邀击歼之，否则不过自守虏耳。俟四面克复方以全力注之，彼直槛羊阱兽也。 无何，石头（石头城，南京的俗称）师挫，缘士卒释兵而嬉，樵苏四出，营垒为空，敌谍知，用轻骑袭破前屯。延平仓猝移帐，质明军灶未就，敌倾城出战，兵无斗志，竟大败。” 没有抓住时机扬长击短 由于郑成功轻敌，导致清军能够扬长避短。 “北儿马，南儿船”，自古如此。从整个战役来看，南京城内的清军直到七月十五日梁化凤部入城之时，马匹很少，几乎没有什么优势可言；郑成功军的水师占压倒优势，陆战主要是依赖装备有火器、铁盔甲的步兵，利于攻守城池，不利于野战。 若能抓紧战机，乘清军骑兵未集之时猛攻南京，取胜的把握颇大。待到清军各路援军抵达，编组成一支颇有威慑力的骑兵时，郑军就穷于应付了。名将甘辉和其他部署在观音山诸将的覆败，都同缺少骑兵有密切关系。 郑成功嫡系军队的海盗遗风 张煌言军的纪律严明是著名的，与清军形成成鲜明对照。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6·郎廷佐大败郑成功》载，清·总兵梁化凤统兵赴援南京，争先出击，战役胜利后，他与巡抚蒋国柱“兵过无锡洛社，花货满载，牛羊络绎不绝，余可知矣。所掠妇人俱在苏州发卖，镇江凡失父母妻子者，贴票各府县寻觅甚众，无锡城门招子粘满”。 郑成功原来计划攻取江南为基业，进军时也曾经下令军队不得侵犯长江以南各府州百姓，但是，也下令从江北地区“筹粮征饷”（杨英《先王实录》），扰民自不必说。何况，在长江以南的某些地区，郑军也有以征服者自居，任意杀掠的行动，政治上有不少丧失人心之举。 李邺嗣《杲堂诗文集·杲堂文钞·卷6·丘于渭墓志铭》记：“己亥（1659年）之夏，……海师忽奄至（浙江鄞县），纵兵大搜牢，杀东乡万余人”，李邺嗣的好友丘栋隆也由于海师“索其财，无有，因杀之。” 李邺嗣是张煌言的好友，顺治九年煌言父张圭章卒于乡，李为之营葬（《张苍水集·全祖望撰“年谱”》）。毕生以复明为志的李邺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打着复明旗号的郑成功“海师”在自己的家乡演出了一场“露刃如麻，万夫罹凶”的惨剧。乙酉（1645年）以后，李邺嗣的父亲李邺和许多亲友被清政府杀害，然而他“未有如哭吾丘君之甚者也”，遣民的隐痛难以言表。 对南京战役的评价 对南京战役，顾城《南明史》认为： 郑成功进攻南京之役是正义的，符合当时百姓的愿望 这从郑成功和张煌言领军溯流而上，大江南北许多州县的绅民望风归附可以看得很清楚。 战役前期取得的成果相当惊人。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九月二十一日江南总督郎廷佐揭帖（《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中有一段概括性文字说： “不意海氛狂逞，自五月初旬即寇崇明，旋入京口，至六月中旬陷瓜洲、破镇江、仪真、六合、江浦，沿江一带四散蹂躏，直逼省城。 又分侵上游，以致宁、太、池三郡属邑并和、含等州县相继失守。…… 以五、六、七月之间在江北而论，如瓜、仪、天长、六合、江浦、滁、和、含山被陷矣，而淮、扬等郡震邻滋蔓也。 在江南而论，如丹徒、高淳、溧水、建平残破矣，而上元、江宁、溧阳、丹阳等处界连荼毒也。 在上江而论，如太平、宁国、池州、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南陵、贵池、铜陵、无为、舒城、庐江、巢县等处失守矣，而安、徽、庐三郡接壤地方祸延不小，室庐货物被其烧毁，子女玉帛被其掳掠，田地禾稻被其蹂躏。今虽寇遁，而逃亡流离大费抚绥。” 清方为保卫南京，“调集诸路满汉大兵会剿，齐驻省城，甲士云屯，战马鳞集，所需粮饷，日费万有余金……” 郎廷佐奏疏中虽不免有诬蔑之词，但不难看出到决战前夕清江南地区已势同瓦解，疏中所列失守城池绝大部分是郑军未到而主动反清归明的，反映了人心的向背。 南京战役失败对全局影响至大 只要郑成功攻下南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就已占上风，然后分兵四出，仍在观望之中的清·绿营官兵马逢知之流和更多的汉族官绅必然反正来归，顽固不化者聚而歼之。这样，有可能迅速占领江南财赋之区，清廷在经济上必然陷入困境。 达素由北京统领南下的1万余名援军和明安达理部先后从荆州东下的两批援军数量既有限，又不熟悉水战，难以扭转战局。 清廷如果调回进征云、贵的主力对付郑军，不仅路途遥远，丧失战机，还将给李定国、白文选等以卷土重来的机会。郑成功、张煌言若能联络夔东13家的兵力，更将使西南清军回救江南造成重大障碍。明、清对峙的局面将延续更长时间。 时人沈光文在《台湾赋》（侯中一编《沈光文 斯庵先生专集》）中总结南京之役道： “永历己亥（1659年）之岁，延平扬帆出海，拨棹横江，戈挥于铁瓮（镇江古名）之南，艗系于金陵之北。童叟望云来霓，开天见日，妇女箪食壶浆，镂骨铭肥。惟因人皆济美，遂用汝作楫舟；东吴士尽英髦，于是争先◇刃。瓜、镇没水海师，江龙斩断；义军登城树帜，虏丑全输。京口喋血填濠，守将扶明反正。 郑延平六月兴师，十年养锐；张侍郎（张煌言）四方传檄，七郡来归。通金陵城而为营，因岳庙山而树栅。满汉望风披靡，胡廷举朝震骇。死于山者，山变其色；沉于水者，水断其流。 当是时，断瓜洲则山东之师不下，据北固则两浙之势不通。延平若听甘辉之言，南都不待回师而定。奈何大势已去，望海兴悲。壮志未成，待机而动。” 英雄的道德魅力 甘辉被俘之后，同万礼、余新一起押到郎廷佐等满汉官员面前，万礼、余新下跪，甘辉踢之曰：“痴汉尚欲求生乎！”大骂不屈，英勇就义（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甘辉力战，见陈谦等尽亡，自称‘甘国公’被擒，见总督管效忠。 忠令辉跪，辉不屈。效忠责之曰：‘为将自当战死。不能战死而被擒，即当投顺；何敢抗礼？岂以吾剑不利乎？’ 辉曰：‘吾岂不知大丈夫当死沙场？但大厦已倾，非一木可支。若默默与士卒同偃卧于荒丘，是所不愿耳！吾今声言而来者，正欲知我之死处也。’ 效忠见其抗壮勇烈，欲其降，乃令降将余新劝之。辉见新至，裂眦大骂曰：‘余新匹夫，枉生天地之间。兵败投降，有何面目见我？尔今虽降，亦不能久活！我甘国公，头可断而志不可易也！’伸脚便踢，骂不绝口，遂见杀。 徐而余新亦被害。” 在甘辉、张煌言这样有勇有谋、忠贞不渝的将领面前，长江之战的胜利者清方任何1位将领都难以望其项背。 吴伟业虽出于无奈给梁化凤写了《壮猷纪》，但他良心不昧，对出仕清朝深自痛悔，在《贺新郎·病中有感》（《吴梅村诗集笺注·卷24·诗余》）词中写道：“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到头来“竟一钱不值何须说”。 长江战役是清初反对满洲贵族推行暴虐的民族征服政策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 郑成功长江战役虽然以失败告终，仍不失为明清之际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它是清初反对满洲贵族推行暴虐的民族征服政策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它曾经使清廷统治者闻风丧胆，坐卧不宁，各地仁人志士为之兴高采烈、翘首以待；在我国军事史上很难找到类似的战例。 清廷于险胜之后，痛恨江南地方官员无能，“寇平，以六等治从逆诸人罪，诛杀连年。”（洪若皋《南沙文集·卷5·海寇记》） 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三月，清廷以海师入犯，“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等败绩遁走”分别议罪，得旨：“蒋国柱免死革职，与本王下为奴。管效忠免死，革提督并世职，鞭一百，发包衣下辛者库为奴，俱籍没。”协领费雅住巴图鲁、札尔布巴图鲁俱革世职立绞籍没，牛录章京当都、巴尤布达什俱革职立绞籍没。（《清世祖实录·卷133》） 2年之后，大规模地实行沿海迁界（简称迁海），同郑成功、张煌言指挥的长江战役有密切关系。（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清初迁界》、《海丝之路没落篇·清·辛丑播迁》） 清·顺治十六年退保金、厦 七月廿四日郑成功退至镇江 清·顺治十六年己亥（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七月南京战役失败后，七月廿四日，郑成功率败军乘船退至镇江，停留5日，收拢队伍，查明将领和兵员损失情况，把阵亡、被俘将领部下的士卒拨归其他将领统辖。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顺治十六年己亥，附永历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功至镇江。 令全斌驾快哨载败兵，捞救残卒；再令柯平亦著快哨沿江救载。 忽报黄安全队至，所有残败将士，悉赖载归。 继而马信、陈尧策、王秀奇、林习山、张德、周鹤芝、张名振、周瑞、姚国泰、刘巧、林明、黄昭、郭义、蔡禄、杨祖、陈鹏、吴豪、杨正、冯澄世、萧拱宸、黄应、程应璠、张行、李缵元、蔡鸣雷、蔡政等，陆续俱回。 死事者：甘辉、潘庚锺、万礼、张英、林胜、蓝衍、陈魁、李泌、杨标、魏其志、林世忠、张廷巨，洪复、吴赐等十四大将；其余标下将，不可胜计。功大恸，谓三军曰：‘是我欺敌，非尔等之罪也！’” 七月廿八日退出长江口 郑成功估计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扼守瓜、镇，分掠维扬”，虽尚一时可行，但南京城防巩固，清廷在山东江右驻有重兵，远征西南的满洲精锐正在陆续东调，力量对比上清军占有绝对优势。于是，于七月廿八日主动放弃镇江、瓜州等城市，全军（包括在镇江投降的高谦等部，但不包括张煌言部）退出长江口。（清方记清军收复镇江在七月廿七日，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顺治十六年“为报明江宁崇明获捷有功人员事揭帖”残件》）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顺治十六年己亥，附永历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报‘骑兵云至，沙船亦出。’功令刘猷与周全斌殿后，二十八日功先行，出泊排沙屿。诸将弃瓜镇，或居三磐山，或往舟山。 八月初一日，成功师回狼山上沙。” 八月初十日攻崇明不克 清·顺治十六年己亥（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八月初四日，郑军又泊吴淞港，遣礼都事往见马进宝进京议和事，权宜俱授蔡政知之。初七日，兵船集中于平洋沙、稗沙一带。郑成功为“逼其和局速成”，有意攻占崇明县城，控制长江出海口。 初八日，舟师攻击崇明港。初十日，郑军在崇明登陆，派右武卫周全斌攻西门，宣毅后镇吴豪攻北门，正兵镇韩英攻东北角，后冲镇攻西南角。十一日夜开始大举攻城，郑成功亲自督战。清·游击刘国玉、仝光英、王龙、陈定等据城顽抗。正兵镇韩英、监督王起俸奋勇攻城，都被清军火铳击伤，几天后伤重而死。 十三日，郑成功还想让其他将领带兵猛攻，周全斌建议：“官兵被创之余，昨日韩英被伤，闻者寒心，无心恋战。且得此孤城绝岛亦是无益”，不如回师南下休整。郑成功同意了这一意见，传令回师。 明末清初·杨英《先王实录》载（参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顺治十六年“为报明江宁崇明获捷有功人员事揭帖”残件》）： “初八日，舟师至崇明港，集诸将议曰：‘师虽少挫，全军犹在，我欲攻克崇明县，以作老营，然后行思明（厦门）吊换前提督等一枝，再图进取。一则逼其和局速成，二则采访甘提督等诸将生死信息，三则使虏知我师虽败，尚全力攻城，不敢南下袭我。诸将以为如何？’ 众答曰：‘可’。 于是随派防水师并攻城官兵。”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己亥·清·顺治十六年（明·永历十三年）》： “秋七月……成功攻崇明不克，遣蔡政往北京议和。 是月四日，成功回师至吴淞港，使蔡政往见马进宝，商酌入京议和事宜。八日至崇明。 周全斌以为孤城狭隘，得之无益。适马进宝差中军同蔡政劝成功退师，以待奏请，徐观和局成否。从之，仍遣蔡政往北京。”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顺治十六年己亥，附永历十三年）八月……初四日，泊吴松港。 初八日，至崇明港，议攻崇明城，遂架大炮攻击。城崩数十丈，镇将梁化凤于随崩处随筑备御；并造木马钉，叉排置崩处。 十一夜，齐倚云梯，击死正兵镇韩英、监督王起俸等数十人，方退。 十三日，议欲再攻崇明。周全斌曰：‘城小而坚，难以骤破。虽得亦无用，徒损士卒耳。’适蔡政同马进宝差刘秉忠回师。成功见谋不遂，乃回师。”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郑军）犹数万，弃瓜洲、镇江，出海，欲取崇明。江苏巡抚蒋国柱遣兵赴援，化凤杀之，成功收余部亦还师御之。成功战复败，引还。煌言自间道走免。”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梁化凤归祟明，成功攻之不克。”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成功委辎重，收余众，趋攻崇明，不克。” 九月初七日旋师厦门 清·顺治十六年己亥（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八月十八日，郑成功旋师至浙江，九月初三日开驾，初七日返抵思明（厦门）。出师无功，郑成功修表自请贬王爵，仍用招讨大将军印，立忠臣庙，祀以甘辉为首的殉难将领10余人。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己亥·清·顺治十六年（明·永历十三年）》： “九月，成功回厦门。 成功既回，建忠臣庙祠死事诸人，以甘辉为第一，入哭尽哀，曰：‘吾早从将军之言，不至此！’以女妻其子盂煜，厚恤其家。”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 “（顺治十六年己亥，附永历十三年）八月……十八日，至浙江，擢杨富为正兵镇。分派各提镇就温、台、舟山各港地方屯札徵饷。 九月初三日，成功开驾。 初七日，到厦门。 以江南出师，损兵折将，无尺寸功，修表遣李明世从龙门间道达行在，自贬王爵，仍用‘招讨大将军印’。” “十月，报‘援剿镇刘猷在温州征饷，水退，船搁浅，被温州总镇督骑兵突至，力战，全军覆没。’功大叹惜，令恤其家。”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73•祥异•纪兵附》（同治补刊本）：“（顺治）十六年，郑成功攻江南，兵败归厦。”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乃回师厦门，上表待罪，立庙祀死事诸人。”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己亥（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月（？）回岛。” 十二月蔡政和议不成自北京还 初，清·顺治十六年己亥（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七月，郑成功攻崇明不克，遣蔡政往北京议和，不成。 十二月，蔡政自北京还，报将军达素督三省水师会剿金、厦两岛。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己亥·清·顺治十六年（明·永历十三年）》： “冬十二月，蔡政自北京还。 政至京，特赐一品袍褂，命回江南，与督抚、提督会议。甫出京，有人言劾成功无礼，请系来使，驰檄追捕。政闻之，即昼夜兼程，由间道奔回。 既至，成功嘉其才智，亲酌酒劳之，礼待有加。始知和议不成，系同安侯（郑芝龙）于狱，逮马进宝（马逢知）入京问罪，及遣满州将军达素督兵三省会剿之由。”（参见上文《清·顺治十六年突破长江防线·五月十九日入长江·关于郑成功与马逢知联系反正案》）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0》：“（顺治十六年己亥，附永历十三年）十二月，报‘逮提督马进宝入京勘问，又将军达素督三省水师会剿两岛’。” 清·顺治十七年厦门保卫战 正月郑成功会议备战 时清兵克云南省城，洪承畴自贵阳赴滇，永历帝走缅甸居赭硜。吴三桂镇云南，尚可喜镇广东，耿精忠镇四川。清帝升梁化凤为江南提督。 清·顺治十七年庚子（南明·永历十四年，1660年）正月，清·将军达素满骑首程到达福州。郑成功召集军事会议部署，积极备战。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七年庚子（附永历十四年）正月，侦者飞报：‘将军达素满骑首程已到福州。’ 成功集诸提镇、参军议曰：‘彼因江南之败，欲乘我喘息未定，前来攻击。候彼整船调兵，必于五月。斯时南风正盛，江、浙沙船未必敢出；惟虑粤东而已。’ 周全斌曰：‘粤东船只，六橹、八橹只好守港。若出汪洋，非彼所长。至于碣石之苏利、南洋之许龙，虽然阳奉，亦恋栈之马耳，岂敢离其巢穴？若漳、泉之师，分头敌之，必可破也。’ 功曰：‘尔料诚当。’ 随驰檄南澳忠勇侯·陈霸，准备船只，防敌苏利、许龙。 又另檄铜山忠匡伯·张进出熕船于宫仔前游扬，以作南澳援师；谨守八尺门炮台，以备陆路渡江。 二月，成功令工官冯澄世兼工修整诸战舰备敌，又调南北汛各提镇到厦门听令。” 三月清师集结大军 清·顺治十七年庚子（南明·永历十四年，1660年）三月，清·将军达素到达泉州，集结大军，准备会剿两岛。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七年庚子，附永历十四年）三月，将军达素到泉州，会总督李率泰、提督马得功、海澄公·黄梧，就泉、漳各港之石码、海澄造鸟船、熕船，捣剿两岛。又知会两广总督李栖凤、碣石总兵苏利、南洋总兵许龙、饶平总兵吴六奇。又调宁波、温、台各港船齐下。 德虽喜富贵之陡然，奈心中终怀疑畏，遂将其事转托徒弟王四。四大喜，许之。德随告病在家等候。 王四于成功会议取点心时，每欲下药，则浑身寒战。候捧者环立迫催，下之弗及，迨其取去则心安。如此者屡，四甚恐怖，乃归告其父耀。耀大惊曰：‘事主而害之，不忠也；受托而背之，不信也。宁为负信，不可不忠。覆宗灭嗣，岂可为之？宜速首无罪！’即同四持孔雀胆告成功。 功曰：‘吾乃天生，岂人能害？’重赏耀与四，即差护卫擒德全家。德到，低首无言，惟叩首称‘该死’；欲擒其兄应熊，供称‘已去三日矣’。功令发出教场，令武士万箭射死。 后应熊侦知，报率泰。泰叹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果不虚也。’厚赏应熊。火催各港速整船只，以候会剿。” 关于厨人张德谋毒杀郑成功等人一事，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亦载：“总督旗牌张应雄之弟德为成功厨人，应雄以孔雀胆遗德，属俟会宴时杀成功并诸将佐；德许诺，属其徒王四为之。四下药，则身战栗。捧盘者环立，迫促弗及下；捧者去，乃安。如是者屦。乃告其父耀。耀大惊曰:‘事主而害之，不忠也；受托而背之，不信也。宁为负信，不可不忠!’乃首之，诛张德。” 四月应敌 清·顺治十七年庚子（南明·永历十四年，1660年）四月，郑成功令马信、林习山守烈屿，林察、萧拱宸等等往崇武，御泉港水师。当月廿六日，泉港水师船200余号出到祥芝澳，陆兵登岸；船只又航至围头停泊扎营。郑军分师因应。 四月，郑成功闻清军将合兵攻厦门，认真总结北伐失利的经验教训，一面调兵遣将、整编操练将士，一面征集粮饷、修造船只、制造武器弹药等，严阵以待。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庚子·清·顺治十七年（明·永历十四年）》： “夏四月，成功改右提督马信为提督亲军骁骑镇。 成功闻达素将合兵攻厦门，令各镇官兵眷口搬住金门，命英兵镇陈瑞同户官郑泰保护。”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七年庚子，附永历十四年）四月，成功改建威伯·右提督马信为提督骁骑亲军，同忠定伯·林习山守烈屿；以辅明侯·林察为水师总督，督中冲镇萧拱宸等往崇武，御泉港水师。 二十六日，报‘泉港水师船二百余号出到祥芝澳，陆兵登岸。其船傍山边而行，来泊围头，兵仍扎营。’ 功随差快哨驰令与林察，将所带战船回泊刘五店御止围头水师，勿使入同安港。戎政王秀奇、杨朝栋总督高崎等处，宣毅左镇黄安协同兄泰守金门城仔角，右虎卫陈鹏、游兵镇胡靖、殿兵镇陈璋守五通、高崎，陆路援剿后镇张志为水师应援，宣毅前镇陈泽、宣毅后镇吴豪守倒流寨，中冲镇刘俊守蟹仔寨，智武镇颜望忠守赤山坪，右冲镇蔡禄守东渡寨，仁武镇康邦彦守神前，后卫镇黄安、左冲镇郭义、前冲镇刘巧、援剿前镇林明往同安港游扬邀敌，闽安侯·周瑞、忠靖伯·陈辉、援剿右协杨元、援剿右镇林顺、正兵镇杨富、护卫右镇郑仁泊南山边以防海澄出来之师，前提督黄廷、右武卫周全斌、援剿左镇黄昌率赶缯船十只，内装硝、磺、棕、麻、火器之类，寄泊狗子屿、刘石，以备烧船。 着英兵镇陈瑞保护家眷暨诸提督文武眷口。又晓谕厦门兵民妇女，拨水师洪善等船尽载过烈屿、金门，而空厦屿。 功率陈尧策、刘国轩、洪天佑、戴捷、薛进思等在鼓浪屿尾观敌发令，拨洪旭在镇海旗尾接应。” 五月初十日清军合兵规取厦门败还 清·顺治十七年庚子（南明·永历十四年，1660年）五月初十日，清•满洲将军达素、总督李率泰、海澄公·黄梧合兵规取厦门，大败还；自此竟郑成功之世，无敢言覆岛者。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庚子·清·顺治十七年（明·永历十四年）》： “五月，满州将军达素合攻厦门，及郑成功战于海上，达素败绩。 帝以江南既定，乃命达素及总督李率泰大搜两岛。五月，部分满、汉军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檄广东投诚许龙等引兵来会。 成功以陈鹏督诸军守高崎，遏同安；郑泰出浯州（“浯州”：即“浯洲”，指金门岛；而“浯屿”为金门附近一小岛），遏广东，自勒诸部据海门。 初十黎明，漳船乘风迫海门。成功使五府督陈尧策令诸战舰按兵不动，俟其齐，出击之。呼吸间漳船乍至，诸战舰奉令，莫敢先动。闽安侯·周瑞先为漳船击破，与陈尧策皆死焉。继攻陈辉船，辉发火药烧之。满兵跃退，且战且却。成功自驾八桨板船往来视师。向午，潮涌风发，乃亲率巨舰冲之。郑泰自浯屿引兵合攻，北兵大败，横尸遍海。有满兵数百弃船上圭屿，马信亲招降之，夜溺诸海。 是日，同安船趋高崎，陈鹏约降，饬所部勿动，欲为内应。于是诸兵未及岸，涉水争先。鹏部将陈蟒不与谋，曰：‘事急矣，当决一死战！’麾其属过船，与殿兵镇陈璋合攻击之。北兵披靡，蹈海死者十七人，首领吕哈唎被擒，满兵被杀者一千六百余人。成功收鹏诛之，以蟒代其职。 许龙等后二日至，知兵已败，奔回。 达素率残兵奔回福州，自杀。”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七年庚子，附永历十四年）时总督李率泰正知会将军达素、提督马得功、海澄公·黄梧、同安总兵施琅各港齐出师，合攻两岛。 忽有伪镇右虎卫陈鹏差人密款，奉令守高崎地方，欲放空炮，接五通师渡过厦门；厦门得，则成功游魂易于扑灭。率泰纳其降，即飞催粤师合击。 五月初八日，满汉官兵悉配在船，俱约初十日齐出。是日黄梧督诸船乘潮落出海门。功方遣陈尧策持令箭，坐快哨遍传各镇诸船不许擅自起碇！当看藩主帅船号炮连发，方许起碇迎敌。如违者斩！正传到周瑞熕船，而海门师大至。尧策不及驰去，与瑞督众战。战逾时，被火药所焚，全船沉没。继至陈辉，辉挥众死拚，损伤过半。辉见势危情急，下舱发火。跳过船者，适逢舱中火药冲起，烧死甚众。余卒疑为计也，咸不敢过，辉乘迟疑，砍断碇索逸出。 成功见周瑞船已焚沉，陈辉伤损弃碇；而黄梧率舟师云至。功执旗剑顾问左右曰：‘流平否？’ 左右答曰：‘流已平矣。’ 成功曰：‘流平则潮转，潮转则风随之，速发火炮，俾诸船起碇迎敌！’ 遂连发三炮。诸船得令尽起，各发斗头熕。功嘱何义守坐驾，自下八桨快哨，来往催战。时近午，潮涌风发，四处齐进。而郑泰又命水师镇蔡协吉率赶绘船二十只，从浯屿继进，合马信、洪旭、黄廷、林顺、周全斌等诸大船于鼓浪屿后象鼻前，横攻焚杀。 梧船风不利，潮又逆，互相触坏，眩吐昏迷，强立不定，遂溃，僵尸满海。有船三只，见圭屿，欲拢岸，舵公不允，众疑有异心，杀之。登岸遥望，乃海中孤屿，是绝地也。欲再下船，成功船已蚁至。无奈抽矢出刀，据岸拒之。功见有四百余众，遣马信折箭为誓招之。诸人计穷，乃投刀矢降。后亦被成功溺于海。 其出同安港将军达素、总兵施琅驾船趋高崎以应陈鹏约。但鹏谋投诚，全镇部将悉佥名号；独不通知其左营陈蟒，以蟒朴实故也。我师恃有约，船未到岸各争先上。值蟒一队站近水，见满汉兵皆已弃船登岸，势急，不俟号令，即率其所部向前。我师意为来迎，不防。蟒发炮，死者过半。殿兵镇陈璋闻炮响，以为陈鹏发令，亦喊声合击。水师吴豪率船抄其后围攻。所有先锋船只悉沈水陷于淖，十仅一、二归而已。鹏愕然计左，亦挥领兵林雄、领旗协刘雄、前冲营刘俊，亦从东击下。遂大胜，报捷。 成功知陈鹏有谋，未敢声破，恐其急变。反密遣洪旭前去称贺，以安其心。旭得令，挑选健将二十猛，坐小快哨一只，由竹坑抵高崎，离有里许上岸。鹏左右报旭至，出接，见旭从者二人。旭又深揖恭贺，以得非常勋劳。赞其用赚兵半渡而击之计，虽古名将不过是也；称羡不绝口。 鹏以为机关未泄，谈笑自若，设筵款待。酒毕，旭告辞出，而不即行。停步营前，指其所击之处，摇头咋舌，称其功真大焉。又说藩令概不许起碇，致闽安侯五军之死。行三五步止，又大赞藩主料风起必从潮，主问潮平，发炮一战，遂胜，真神算也。又行三五步停止，回顾鹏左右数十好汉佩大刀随之。旭冷笑曰：‘吾与尔镇主交最厚，今日到营拜贺大功，不过尔镇主见我远来，步送江边，未尽之谈，再为缱绻。何用佩刀跟随？’鹏闻说，亦笑，退其左右，只存管家一人而已。旭又行，又停步，又高谈，如泻瓶中之水，滔滔不竭。直赚至江边，作揖相辞。而舟中二十猛士飞奔，擒鹏下船，驾驶而去。迨营中望见，欲赶来救，业到半江，军士鼎沸。殿后镇陈璋同刑官程应璠至营，出成功谕，仅数鹏通谋罪状，与众无干；军乃安。 旭解鹏至，成功问以纵敌渡江，若非蟒与璋，则今日之地已属他人矣。鹏哑口。成功遂出鹏于教场，令寸磔以示众。擢陈蟒为右虎卫，统其军；何义为左虎卫，陈璋为宣毅左镇。 六月，发诸镇眷口并百姓妇女回厦门。”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73•祥异•纪兵附》（同治补刊本）：“（顺治）十七年五月，将军达素、总督李率泰、海澄公黄梧分督水师官军迫海门，斩伪将周瑞。渐近厦门，会东风大作，日晕，遂大溃，还。”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 “（顺治十七年， 永历十四年，1660年）上遣将军达素、闽浙总督李率泰分兵出漳州、同安，规取厦门。 成功使（右虎卫）陈鹏守高崎（抵遏同安之兵），族兄泰（户官郑泰）出浯屿（大金门，抵御漳州之师），而与周全斌、陈辉、黄庭次海门。 （清）师自漳州薄海门战，成功将周瑞、陈尧策死之，迫取辉舟，辉焚舟。战方急，风起，成功督巨舰冲入，泰亦自浯屿引舟合击，（清）师大败，有满洲兵二百降，夜沈之海。 （清）师自同安向高崎，鹏约降。其部将陈蟒奋战，师以鹏已降，不备，亦败（清兵死1600余人，首领呂哈喇被俘杀）。成功收鹏杀之，引还（达素兵败逃回泉州，以损兵折将，在福州自杀）。”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 “（永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命将军达素、总督李率泰搜金、厦两岛，檄碣石总兵苏利、南洋总兵许龙、饶平总兵吴六奇会师岛上。成功以陈鹏守高崎，遏同安；郑泰出浯州，遏广东；自勒诸将遏海门…… 将军达素与李率泰受陈鹏降，密通款飞催苏利等会师海门。成功令诸将碇海中流，侯中军号炮迎击。令未毕，漳船猝至，诸将莫敢先发。闽安侯周瑞为闽师所乘，与陈尧策死之。陈辉见事急，举火，闽师跃人舟者焚焉，辉跳而免。 日向午，成功执旗剑问左右曰:‘流平否?’曰:‘流平矣。’曰:‘流平则潮转，潮转则风随之。’令举炮起碇。俄东风大盛，成功手自搴旗，引巨舰横击之。郑泰自浯屿回击，风吼涛立。一海皆动，军士踏浪如飞。北人不谙水性。眩晕颠仆不成军，遂大败。 其出闽安赴陈鹏约者，恃有内应，涉水争先。鹏部将陈蟒不与谋，曰:‘事急矣!’麾部下迎击。殿兵镇陈璋闻炮，以为鹏令也，亦鼓噪乘之。鹏愕然，不得已齐出，遂大捷。闽师死者千六百余人，满洲精卒数百人降，苏利等还，达素自杀。 竟成功之世，无敢言覆岛者。”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 “戊戌（？应为“庚子”之误，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遣达素会三省之师，水陆并进：黄梧出漳州，达素、施琅出同安；又会广东许隆、苏利舟师进攻厦门。 成功遣右虎卫陈鹏守高崎，遏同安；郑泰出浯屿，御广东；自督诸军次海门，以御大师。漳船乘风顺流而下，成功按兵不动。须臾毕至，尽锐击之，闽安侯·周瑞、五府督陈尧策战死。陈辉举火焚漳船，成功引巨舰冲之，郑泰自浯屿夹击，清兵不谙水战，大败，浮尸遍海。” 七月郑成功第四次向日本乞师请援 清·顺治十七年（日本·万治三年，1660年）七月，郑成功第4次向日本乞师请援。时日本天皇是后西天皇，江户幕府的将军是德川家纲。 是年夏初，日本刚刚大举兵，随汉人之客于日本者以向北京，洋中忽遇狂风，舟不得前，乃回师。事隔数月，郑成功再次借兵，德川幕府则拒绝得非常干脆。主要原因是，郑成功北伐失败，李来亨、刘体纯、郝永忠大顺军余部也受到不利影响，不能在湖北荆州、襄阳打开局面，“遂屯巫山巴东之西山”（明末清初·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大行皇帝纪》），南明最后1次的复明希望破灭。 不难看出，日本出兵洋中遇狂风而回师，德川幕府已得知郑成功北伐败后兵力严重削弱，永历朝行将灭亡，清朝基本上控制了全国内陆，德川幕府对南明复明已不抱有希望，只能顾及日本与清朝的关系了。 明末清初·阮旻锡《海上见闻录》载：“（郑成功）命总兵官张光启，往倭国借兵。”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七年庚子，附永历十四年）七月，成功遣兵官张光启往日本借兵。” “十一月，出使日本张光启回称：‘上将军（指“德川幕府”）以其前出兵损失，坚意不允；仅助铜熕、鹿铳、盔甲、倭刀而已。’” 清·沈云《台湾郑氏始末》也有内容大体相同的记载。关于这次的结果，他写道：“日本上将军不予发兵，助铜熕（铜制大炮）、鹿铳、倭刀为备。” 余绪 清·顺治十七年（南明·永历十四年，1660年），吴三桂上《三患二难疏》，请进兵缅甸追永历帝以绝根株。十月，监国鲁王殂于金门。十二月，郑成功遣蔡政同马提督中军再回吴淞，往京议和。当年，清廷命靖南王·耿继茂移镇福建，又以罗讬为安南将军，讨成功。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庚子·清·顺治十七年（明·永历十四年）》：“冬十月，监国鲁王殂于金门。”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七年庚子，附永历十四年）六月……侦报：‘粤师吴六奇遣其左营马嵩带兵至潮州，扎于韩祠之左，为刺客所杀。 苏利、许龙船虽出港，见南澳有备，未敢进前；惟游扬观望。迨报闽师失利，亦各敛军还。’”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 “（顺治十七年， 永历十四年，1660年）十二月，（郑成功）遣蔡政同马提督中军再回吴淞，往京议和。 十七年（清·顺治十七年，南明·永历十四年，1660年），命靖南王·耿继茂移镇福建，又以罗讬为安南将军，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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