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之路（五代之前） 六朝之前—— 泉州外部环境的改变 水行山处 刺桐港广袤的腹地（闽南），地处太平洋盆地西缘东海之滨，枕山瞰海，其居民几千年来就拥有恃海洋谋生的丰富经验与优良传统。 早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今福建全省包括泉州均属越国地，其土著居民统称百越族。百越族擅长造舟航海，《越绝书》称其“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各飘然，去则难从。”“越人谓船为须虑，习之于夷。夷，海也。”（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沿革》） 到秦汉时期，闽越族就以舟楫文化发达闻名。《汉书·严助传》曰：“(闽)越方外之地，断发文身之民也，以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太平寰宇记·泉州风俗》载：“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日游艇子……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随徙，船式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破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乌船。”（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民居》） 农业革命 从先秦起，北方大地上面临着人口的增加和聚居，自然式的生产方式不足于供养大量人口，于是，在黄河流域依此出现农业革命。农业革命的内容不仅包括农产品生产的发展，还包括以金属农具等手工业产品的开发利用。 但在中原汉人迁入闽越地区之前，闽越人拥有一个资源丰富的地理环境，他们大致只需狩猎和采集就可以满足维持生命的食物。尽管闽越人也早已发现金属工具和容器的优越性，但在农业中的运用一直相对薄弱。闽越地区也早已创造了辉煌的印纹硬陶文化，这种陶器烧制工艺相对北方陶器复杂，硬度较高，艺术精美，而泉州地区的乡村地区也拥有大量的优良陶土资源，为迁入的中原汉人提供可供吸收、开发的条件。 公元三世纪以后，黄河流域的人口不断入闽（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民系》），木兰溪、南安江（今晋江）与柳营江海口平原及临海坡地逐渐改变地旷人稀现象。入闽的中原汉人拥有相对先进的生产方式，使原田农地的垦殖指数获得提高。在人口尚未造成压力前，在一段时期内创造了相对宽裕的财富。在泉州地区开发过程中，陶瓷手工业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百越人的印纹硬陶文化。中原汉人和原住百越人文化交融，唐以前泉州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才得到长足发展，为这个区域剩余产品的流通和区域经济体系一体化提供前提条件。 拘那罗陀来泉 据以上推测，泉州由海路与外界交通，可能始于秦汉时期，甚至更早，但由于缺乏准确可靠的史料证明，不能就此断言。真正见诸文字记载的，是南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的来泉（参见www.qzhnet.Com《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 拘那罗陀 》）。 拘那罗陀，又译为波罗末佗，汉名真谛，西天竺优禅尼国人，是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 。《续高僧传·卷1·拘那罗陀传》载，拘那罗陀在南朝·梁·大同十二年（546年）八月从 扶南（今柬埔寨）达于南海（今广州）。“沿途所经，乃停两载”，以太清二年（548年）闰八月始届京邑（建业，今南京）。又于陈·天嘉二年（561年）从晋安泛小舶至梁安郡， “权止海隅”，至天嘉三年（562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以太建元年（569年）遘疾死于广州。 其间，拘那罗陀在来程和回程时曾两到泉州。特别是第二次到泉州时，还在九日山下建造寺（即后来延福寺）翻译《金刚经》。此事拘那罗陀在所译《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的“后记” 、北宋历真宗、仁宗二朝的曾会《修延福寺碑铭》（收录于乾隆《泉州府志·卷16·坛庙寺观 ·延福寺》）和《名山记》均有记载。至今九日山西峰犹有“翻经石”遗迹。 拘那罗陀是最早来泉州弘法的外国僧人，这表明建造寺的僧侣，很早就和印度高僧有了海上的联系，也说明当时泉州港出现了和马来半岛、印度的海程航线。 隋代，泉州也有了通往夷州（台湾）的航线。大业年间（605—618年），隋炀帝谴使开发夷州，曾泊舟于石井港，并募代（左“舟”字旁）驾船渡过海峡以达台湾。（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古港·石井港》） 泉州外部环境的改变 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发，到唐朝初年发生与突厥的战争，西亚的阿拉伯与波斯的战争，使西汉以来形成的东西方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受阻，最后中断。南方相对比较稳定，经 济逐渐发展，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呈现出经济重心南移步伐加快的趋势，泉州大概是在这前后开始崭露头角。 就在同一时期，大食帝国自阿拔斯王朝迁都巴格达后，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加强与印度洋乃至东亚地区国家的商业交往。原先已经形成的东亚航运贸易圈和印度洋航运贸易圈被串联沟通起来，出现由海路进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航线经东南亚进入南中国海后，可以直接到广州，或者继续北上，经台湾海峡至长江中下游以及北部中国、朝鲜、日本等地。地处台湾海峡西岸的泉州，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在唐代中后期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南方的重要港口。 泉州海外贸易发展的必然性 随时间推移，唐以前南迁的中原汉人逐步被迫面对人口大量繁殖、聚居之后的一系列问题： 一是人口聚居导致物产相对不足。泉州地区地理、气候条件与北方地区相对接近，属于全年重干旱地带，是南方少有的适宜种植小麦、黍、豆类的地区，这正是中原汉人在农业革命以后长期习惯食用的农产品。因此，南迁的中原汉人出现向泉州地区聚居的倾向。起初，这个倾向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开发，但到唐至闽国时期，却使物产不足成了一个严重问题。 二是行政建制的改动加剧了人口与物产的矛盾。唐后期至闽国，泉州的区域行政建制逐步蜕变为一种“朝廷财政收入所依靠的高税区”，这意味着该时期泉州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地方政府鼓励相对自由化的经济活动，从而进一步导致附近州县人口向泉州聚迁。如唐·元和年间（806—820年），福建的福州、建州、漳州、汀州人口均大幅度下降，惟独泉州人口大量增加（王铭铭：试论泉州港的勃兴与唐宋时期泉州地区人口增长的关系.福建人口，1997年第1期）。 三是农业的进一步开发受到泉州地理条件的制约。历史上关于泉州农业环境的记载很多，但大部分是负面的。如，清·乾隆《泉州府志·卷19·物产》：“泉地斥卤”，“桑蚕不登于筐茧，田亩不足于耕耘”。宋·泉州太守真德秀《西山文集》：“闽之俗土瘠人贫，号为甚富者，视江浙不能百一。”除生产条件局限外，泉州还长期遭受不利于农业的水、旱、风灾。 四是在与商贸互动中，泉州获得了区域经济中心地位。 唐·嗣圣元年（684年）在丰州置武荣州，唐·久视元年（700年）武荣州州治从丰州迁至今泉州市区，唐·景云二年（711年）武荣州改称泉州，并于开元六年（718年）以前夯土版筑建立城池，泉州的区域经济中心地位自此确立（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沿革》、《泉州古城》）。 唐·中期以后，从汉代起开辟的中国对外陆路交通日渐衰落。主要原因有：陆路本身对于运输的障碍，出口商品主要来自遥远的东南地区，陆路自然环境恶劣，北方地区的动乱等。因此，中外商人越来越多地利用海上交通进行贸易。 泉州面临着一个在经济上进行重新选择的压力和机遇。泉州处于中华帝国与海外“岛夷”之间，沿海地区分布许多天然良港，其地理条件，发展外贸将比农业更为优越。与此同时，泉州位于中华帝国的边陲地带，商人和商业活动没有像在政治中心地带那样受到鄙视，泉州民间商人也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航海知识及与海外进行商品贸易的经验。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 市井十洲人 人唐以后，泉州港逐渐兴起，是一个蕃客往来之地。唐·武德年间（618一626年），泉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海路所通国家和地区东北至高丽（今朝鲜）、日本，南达南海诸国，西抵印度半岛。 其出口商品主要是瓷器和丝绸。 进口商品主要有象牙、犀角、明珠、真珠、琉璃、乳香、熏香、玳瑁、龙脑、樟脑、胡椒、五彩羽毛等珠宝香料，大多是属于珍玩的装饰性商品，主要作为向朝廷进奉的贡品。 当时，泉州是阿拉伯人在中国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明·何乔远《闽书·方域志》载：“吗喊叭德（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始人）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618～626年）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沙谒储 ）、四贤（我高士）传教泉州，卒葬此山（灵山），然则二人唐时人也。”据《世界回教史·中国回教记》记载，武后·天授（690—692年）年间，侨居广州、泉州、扬州的阿拉伯人“数以万计”。 为适应海外贸易的需要，久视元年（700年）武荣州州治从丰州向东南方迁移十五里，即 今泉州市区所在地，并建六曹都堂署及参军厅，衙前辟南大街为市。不久开始在治地建城。景云二年（711年），武荣州又改称泉州。 天宝（742—756年）间，中唐诗人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全唐诗·卷208》）诗 咏泉州云：“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反映了当时泉州商贸繁荣、外商聚集的盛况。 《全唐文·卷75》载，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朝庭下谕：“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瑕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指广州）、福建（指泉州）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即下碇税）、收市（先收买宫廷所需的蕃货）、进奉（献贡品）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说明当时是由节度使、观察使管理海外贸易事务的，这是市舶管理制度的开端。文宗的这种政策，必然导致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会昌（841～847年）间，唐·薛能《送福建李大夫》诗中咏泉州说：“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说明泉州港确实成为外国商人乐于往来的商埠。 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60年），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的《道程及郡国志》中，记载着唐帝国境内的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之间的详细航程。《新唐书·地理志》也记载泉州至琉球（指今台湾）的高华屿和黿鳖屿间的航程。说明当时泉州与国内南北几大港和台湾之间，已有相对固定的航线。 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载，唐朝后期，为适应发展需要，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唐王朝“设泉州……参军事四人，掌出使导赞”，专门管理海外往来的使节，也掌管海外贸易。万历《泉州府志》也记载唐朝确有参军事四人，列于市令之前。 规模空前的唐末农民战争，进一步推涌出一个波澜壮阔持续几十年的移民浪潮，导致闽南人口直线上升，并使其与耕地形成尖锐矛盾。陆耕海商的社会谋生方式铸成了社会居民的共识，锻就了生存韧性。所以，利用境内蔽天的丛菁，充裕的板材，造船业素称发达。“海舟以福建为上”（吕颐浩《忠穆集·卷二·论舟楫之利》），向来馀誉寰中，为荡江闯海创立前提。 不过，唐代泉州的对外贸易，都需通过广州的市舶机构审批，相当程度上制约泉州海上贸易的发展壮大。 林銮 “北人跑马，南人行舟”。在陆上丝绸之路几近中断时，泉南一带便借着唐王朝贞观开放对外通商的契机，在各港口展开海上贸易，并逐渐活跃昌盛起来，泉州也应时成为商贸大埠。 清代史学家蔡永蒹先生在他所著的《西山杂志》里，记叙着林銮的事迹（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蔡永蒹、林銮》、《泉南著述·西山杂志》）： 林銮的先祖林尚书因“五胡乱华”避兵祸，自河南洛阳沿水路南下在晋江东石卜居。林氏自东晋至唐·乾符年间，经三百余年均以海上商贸为业。因经商有法，往来倍利，世称百万。 据记载，唐代作为泉州港附属港口的海湾就有十个之多。它们是：肖家港、王家港、柯家港、李家港、中舍港、东石澳、后湖窟、桂林港、安海港、溪边港。那时林銮正是利用这些天然港口开展海上贸易的。 唐·开元八年（720年），林銮就拥有大船数十艘，“航海群蛮海路”，东达夷州、琉球；南达菲、蒲端、甘棠、渤泥、三佛齐；西南达维力、扶南、占城、交趾一带。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以彩缎、竹编、陶器等换回楠木、象牙、茴香、犀角、樟脑。唐开元十年，林銮“引来蕃舟”，时因“蛮人喜彩绣，武陵多女红”，所以彩缎换香料为多。 有了这次“海丝”互动，回报当然是丰硕的。为引番舶人港，拓展对外贸易，林銮在唐·开元年间（713—741年）便斥巨资，用了近20年的时间，请善于造塔的工匠周仰在沿海造七塔，作为引航航标。这七塔是：钟厝塔（埔头塔）、钱厝塔、石菌塔（龙吟塔）、塔头塔（虎啸塔）、西港塔（凤鸣塔，又名西塔）、石兜塔（马嘶塔）、围头塔（象立塔）。塔高六丈有余，五层石砌结构。 七塔造成后，更使林銮如鱼得水。唐·天宝年间（742—755年），他雄心勃勃地命王尧在后湖窟造船，船材多来自渤泥（北婆罗州）。据载，船长十八丈次，高四丈五尺余，宽四丈二尺许，作圆尖形；主桅高十丈有奇，分上下二层、十五个货仓，可容载货物三万余担。像这样的大船，到林銮裔孙林灵仙时（唐·僖宗·乾符年间）已有百艘之多。 林銮还在“蕃商之陆行各地，设立驿馆，招待往来旅客”。在桂林（井林）设仓库、种植龙眼树；在菌柄纺麻，以 上下木柄合成船绳，更在北港的新店开售货场；茂亨则是林家用于避暑的园林山庄；而池店、五店市、福埔、佘店是接待番商的馆驿。 《西山杂志》还特别记载了市舶司从福州迁设泉州的经过：公元944年，林銮裔孙林仁翰寓居福州时，与拱宸指挥朱文进争夺市舶司之战。闽王延曦因偏向林仁翰，被朱文进派兵所杀。林仁翰因而招募死士，约王延彬、王延政举兵又杀朱文进，夺得市舶司，方将市舶司从福州迁设泉州。 如果所载属实，泉州市舶司至少始设于五代；如果所载属实，泉州在宋朝以前就已达到国际化商埠的水准。 在石狮蚶江石湖西南侧，有一座巨石砌成、引堤三十丈、宽九尺、高一丈五尺的古渡头，名叫“林銮渡”，据传也是林銮建造的。“林銮渡（石狮市）”，列为泉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王潮、王审知兄弟攻占福州，并逐渐据有福建全地。王潮被授职为福建观察使，不久升为威武军节度使。唐·乾宁四年（897年）王潮死，其弟审知继任福建观察使，后受封为琅琊王。后梁·开平三年（909年），王审知受封闽王，建立闽国。后唐·同光三年（925年），王审知卒，之后闽国内乱，二十一年间王延翰、王延钧、王继鹏、王延羲、 王延政相继即位，至天德三年（945年）为南唐所灭。 王审知割据福建，实行保境安民政策，使东南一隅之地，相对比较安宁；同时， 把开展海外贸易作为增加收入、扩大实力的手段，积极“招徕海上蛮夷商贾”， 经济因此有所发展。 由于战乱，福建与外界的陆路交通几乎断绝，只有依靠海路出人。这一时期福建的海上交通与贸易有进一步的发展，福州北有甘棠港，南有泉州港，承担与外界的交往。廿世纪70年代初在惠安王潮墓发现波斯孔雀蓝釉瓷瓶残片。这种瓷器是阿拉伯人统治波斯时的萨珊王朝制作的，说明五代时泉州与波斯已有来往。 这种交往的规模大体上可以从闽国进贡中原朝廷的货物清单中得到反映。 比如《旧五代史·卷4》载，后梁·开平二年（908年）王审之向梁王朝进贡“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器、海味，色类良多，价累千万”。 又如《十国春秋·卷91》载，王继鹏一次向后晋进贡“真珍二十斤，犀三十株，副牙二十株，香药一万斤”。 这些贡物大多是舶来品，说明当时海外贸易的数量很大。 泉州地方的主宰者也凭借晚唐以降通商海外的传统，积极开拓海上贸易事业，泉州港日趋繁荣。 乾隆《泉州府志·卷40》载，在王审邽、王延彬父子任泉州刺史的数十年间，“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飚，无有失坏，郡人借之为利。” 佚名《五国故事·上》载，王延彬因“仍岁在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为人羡称“招宝侍郎”。 王审之死后，闽国内乱，留从效(永春留安人)乘机割据泉州。南唐·保大七年（949年），留从效取得泉、漳二州的绝对控制权，南唐·李璟即建泉州为清源军，授留从效节度泉、漳等州观察使。（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留从效》） 留从效为保障泉州的对外贸易，继承王氏策略，设立主管保护航线安全的海路都指挥使和主管市舶贸易的榷利院，鼓励公平买卖，拓展商业活动，对泉州港的发展有特殊的贡献。“刺桐港”由此获得了“梯航远至，足见丹诚”的美誉。（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福建路·泉州》，四部丛刊本） 留从效对泉州城进行一番大改造，先是“重加版筑，旁植刺桐环绕”。（《方舆胜览 ·卷12》）刺桐夏令开花，鲜艳异常，泉州因此又称为“刺桐城”。如果说“重加版筑”主要是从军事防御角度来考虑的话，随后进行的扩城工程，则多半是为适应日益发展的海外贸易的需要。《清源留氏族谱·鄂国公传》说：“泉州城市旧狭窄，至是，扩为仁风、通淮等数门。教民间开通衢，构云屋。间有土田不尽垦者，悉令耕种储税。岁丰听买卖，平市价。陶器、铜铁泛于蕃国，取金贝而还，民甚称便。”这次扩建的罗城是原来旧城的七倍，周围达20里，而且是南向扩城，使城区和南郊的港区更加接近，加上城南一线开有通淮、镇南、通津、临漳四个城门，交通也方便多了。泉州城改造的另一项任务是拓展道路和构筑云屋，拓展道路使商货畅通，而“云屋”就是客栈和货栈，正是商业贸易所必需的。 五代时期泉州经济的发展与对外贸易逐步繁荣是密切相关的。经济的发展，主要是手工业的发展能为对外贸易提供的货源，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又反过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财力支持，特别是为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市场。 现有的材料可以说明五代时期泉州的手工业已经成为港口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是陶瓷业，现已发现的唐至五代的古窑址有17处，主要集中在晋江、惠安两县，其中以1954年在泉州东门外发现的碗窑乡窑址，规模最大。该窑分南、北二窑，遗留物堆积达一米多，陈万里教授曾就此写过文章论述，认为是五代时外销瓷的产地之一。韩槐淮先生在《南洋遗留的中国外销陶瓷》一书中说，在印尼博物馆中见到和泉州东门碗窑相同的瓷器。 其次是矿冶业。泉州城西龙头山有铁炉庙，相传是留从效鼓铸之地。安溪也因“冶有银铁”而由场升格为县。 此外，五代时泉州生产的茶叶、丝绸也是重要的外销商品。安溪县已是福建产茶的主要地区。 当时，永春石鼓市(今属石鼓乡)和官田市(今属五里街镇) 也成为永春、德化货物的集散地。 《清源留氏族谱》载，留从效就是以“陶瓷、铜铁，远泛于番国，取金具而返，民甚称便。” 这些附加值相对较高的手工业产品加入外销商品的行列，运往各地，除了换回所需的商品外，还有一部分直接换回金银之类的硬通货，使得泉州港在对外贸易中处在出超的有利地位，它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就势在必然了。台湾学者李东华先生说：“就泉州对外交通而言，五代实为关键时刻。”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庄为玑《古刺桐港·第五章》） 但是，整个五代时期，仅设官管理港口商务，外贸管理仍没有专设机构。1982年在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前的大庭宋建石塔中，发现一座五代经幢，经幢铭文中有3个官员职衔很是值得研究。一是“州司马专客务兼御史大夫陈光嗣”，二是“州长史专客务兼御史大夫 温仁俨”，三是“军事左押衙充海路都指挥使陈匡俊”。专家以为，这些职衔与海外交通贸易事务有关。 留从效死时已是宋初，后继者陈洪进纳土归宋，结束了割据的时代。 （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王潮、王审邽、王审知、王延钧、王延彬、留从效、陈洪进》、《泉州沿革·五代》、《泉州府城·泉州古城、泉州罗城》、《泉州寺庙·开元寺下·宝箧印陀罗尼经幢· 南唐保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泉州茶事》、《泉州陶瓷》、《泉州冶炼》、《泉州古墓·王潮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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