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茂相（1567～1630年） 户部主事、典试贵州、河南副使。 苏茂相，字宏家，号石水，明·泉州晋江人。御史苏士润侄。弟茂构。宅在盛贤铺，中有赐美堂。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44～45》、道光《晋江县志·卷38·人物志·名臣2·苏茂相》有传。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77·司寇苏石水先生茂相》据雍正九年《郡志稿》为作简短小传。 户部主事、典试贵州、河南副使 苏茂相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年）、二十年壬辰（1592年）联捷进土，时年方二十六，授户部主事。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年）典试贵州，假归省母。出为彰德守。迁河南副使，备兵汝南。 督学江西：挂冠归 苏茂相寻督学江西，下车首严请托；所拔士如姜居之、王清海，咸列台辅。在江西时，与汤显祖有交游。《汤显祖全集·卷48》载有汤显祖《与苏石水督学》。有故辅权相以三赋进，苏茂相不发函而榜其人。故辅怒，苏茂相遂挂冠归。 家居十载：与修《府志》 家居整十载。郡太守礼请与黄凤翔、何乔远、林学曾、李光缙同修《府志》。（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黄凤翔、何乔远、林学曾、李光缙》、《泉南著述·郡邑志乘·府志·万历志》） 南尚宝少卿、太仆寺卿 两院题疏，以孝友特闻，晋南尚宝少卿，升太仆寺卿。 都御史巡抚浙江 擢都御史巡抚浙江。 一、提请朝廷重修方正学（方孝孺）祠，厚恤其家。 《谒岳武穆王墓祠》诗碑 苏茂相撰书的《谒岳武穆王墓祠》诗碑，天启元年(1621年)刻立于杭州岳庙，高225厘米，宽105厘米。后断裂修补，残缺3字，另有数字残损。诗曰：“当日朱仙势肯乘，关河洗眼盼中兴。军前金诏班何急，井底银瓶恨不胜。坐失云旗清绝漠，空余宰树向诸陵。英魂如说今长在，望断黄龙更拊膺。” 两淮漕抚 擢两淮漕抚。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8·人物志·名臣2·苏茂相》：“擢两淮漕抚。” 妖贼叶朗生之变起。叶朗生湖州人，妖医马文元高弟，闻山东白莲贼反，其党邱大虚等举事，以攻白莲为名，径于湖城中索豪家买命钱，亡民骇窜。湖守杜乔林急捕叶朗生，飞报幕府。苏茂相檄水兵乘夜鼓行，复发一虚檄营兵三千继之。诘旦，兵至苕，众讶神速，人心稍定。因依次捕诛，而马文元犹挟宦家子陆钟奇逃松江，驰檄合捕之，吴越底定。 扬州老库年久失修，一旦借大工为名，搜刮二百万，而属运司且八十万，遣宦珰胡良辅、刘文辉守解。疏言：“得之传闻者千万无难，入于鞘解者铢两不易。用一缓二，不尽取盈，所以恤下。”仅搜挖河银、盐院加罚银、食盐割后银、各商通欠银共三十万九百以应，犹不可，则解正项十万，而下季即为扣除，扬赖以纾。 奸弁刘魁乘宁远急，持经抚咨取淮饷六千缗。苏茂相曰：“辽中丞暮春四日受事，望日始加巡抚，而咨署朔日，伪也。且篆文不类条十。”疑鞫之，立伏，并得其户部、应天二伪檄，一举而省国蠹万八千金，称神明焉。 凤泗为汤沐陵寝重区，水旱虫相继，下令捕蝗，通商平粜，复力为海、徐、赣、桃州县请得改折。 值河水壅阏，舟揖不通，躬祷河神，一夜水满丈余，粮艘毕达，转输京师无后期。请建金龙四大王庙，勒石河上，因条五议曰：“急回空，早催征，备船袋，轮水次，改浅船。”称旨。 《陆丞相祠》诗碑 陆丞相即南宋末左丞相陆秀夫。陆秀夫坚持抗元，负帝蹈海死节。陆丞相祠亦称陆公祠，在江苏省盐城。祠中保存多块石刻诗碑，为明、清两朝官员和文士瞻仰陆公祠之作。其中之一是天启间盐督苏茂相题《陆丞相祠》。诗曰:“浮海南奔拥六飞，孤臣血泪洒朝衣。石衔精卫心犹壮，鼎抱龙髯愿不违。粤屿草荒枢密冢，厓门花满侍郎矾。可怜旧国还祠庙，正笏忠魂归未归？” 《徐节孝先生祠》诗 徐节孝即徐积(1023—1103年)，字仲车，北宋文学家，与苏轼、张耒等友善。历官楚州教授、和州防御推官，改宣德郎监中岳庙，以节孝独行名世，谥节孝处士。徐节孝祠在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原淮安县）东街西头，明·天顺二年（1458年）建。 苏茂相《徐节孝先生祠》诗曰：“曾诵先生忠烈诗，楚州今复拜遗祠。辞金尚尔留清节，触石依然动孝思。经术苏湖传旧业，文章淮海得新师。紫芝眉宇千秋在，甘露长垂连理枝。” 为魏忠贤建生祠于凤阳皇陵之次 天启六年（1626年）闰六月开始，全国掀起一场为魏忠贤建立生祠的政治运动，苏茂相也卷了进去。 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朱由校继位，是为明熹宗（天启皇帝）。熹宗荒政，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太监魏忠贤乘机专擅。 魏忠贤网罗亲信，结帮拉派。《明史?魏忠贤传》说，太监有王体乾、李永贞、涂文辅、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多人；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夔龙》）、倪文焕，为之出谋划策，号称“五虎”；武臣有掌管锦衣卫等特务部门的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专门杀戮反对派，号称“五彪”；又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内外呼应，号称“十狗”；此外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爪牙，盘踞各级要害部门。从内阁、六部到各省的总督、巡抚，都有魏忠贤的死党。 魏忠贤大肆消灭反对派，即所谓“清流”和正直官员。天启二年（1622），魏忠贤利用皇帝的名义，颁布禁令，拆毁全国所有书院。在知识分子中间享有崇高声誉的东林书院、首善书院、关内书院、江右书院、徽州书院等，都惨遭厄运。同年，清洗翰林院修撰文震孟、庶吉士郑鄤。 天启四年（1624年），声势浩大的“倒魏”风潮一过，魏忠贤立即疯狂反扑。先是迫使主张魏忠贤自动辞职的内阁首辅叶向高辞官而去；接着，把弹劾魏忠贤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赵南星等大臣罢官、革职，内阁、六部、都察院等部门，几乎全部落入“阉党”控制之下。 魏忠贤以为时机成熟，便大开杀戒，先后有“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 所谓“六君子之狱”，是假借圣旨名义，逮捕杨涟以及支持杨涟的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以“追赃”为借口，严刑拷打至死。 所谓“七君子之狱”，是魏忠贤按照黑名单镇压异己势力的既定步骤，用“欺君蔑旨”的借口，把支持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周起元、周宗建、缪昌期、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周顺昌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 接着，大大小小的官僚们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丑剧，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全国各地的官僚掀起了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政治运动。 “生祠”运动的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桢。他在天启六年（1626年）闰六月初二日向皇帝建议，应该为功德无量的魏忠贤建立生祠，昏庸的皇帝竟然批准，还为生祠题写“普德”匾额，推波助澜。 这个先例一开，善于钻营的官僚们敏锐地察觉到魏忠贤与皇帝的态度，只要略有贪位慕禄之心，便趋之若鹜，唯恐落后，纷纷在各地为魏忠贤建造生祠。一时间形成了一场政治运动，有人策划，有人造势，有人出钱，有人献房，搞得昏天黑地。天下官员虽有正人君子，亦且默默不言，浮沉自保。 按照《明季北略·卷2·建生祠》的说法，苏茂相是第一批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三人之一，甚至将魏忠贤生祠建于凤阳皇陵之次。其曰： “建（魏忠贤）生祠： 江南（应天）巡抚毛一鹭建魏忠贤生祠于（苏州）虎丘，南京（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建二祠于孝陵（明太祖坟墓）之前，（河道）总督苏茂相建生祠于凤阳皇陵（明太祖父母坟墓）之次，皆具本求上赐额。虎丘赐曰‘善惠'，孝陵赐曰‘仁溥'，凤阳赐曰‘怀德'。 由是纷纷清建，真如醉如痴矣。（蓟辽总督）阎鸣泰建生祠于通州及昌平门，一名‘崇仁'，一名‘彰德'；主事何宗圣建生祠于长沟，名‘显德'；巡抚刘诏建生祠于密云，名‘崇功'。其余载之正史，不能悉录（短短一年中，一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 应该认为，按照苏茂相的思想品格，他之所以热衷于为魏忠贤建造生祠，并非出于内心的虔诚和对魏忠贤的敬仰，而是出于政治功利考量，图谋仕途升迁，含有政治投机性质。这也是后世对苏茂相颇有非议之处。 刑部右侍郎，改户部 《闽中理学渊源考·司寇苏石水先生茂相》：“天启五年（1625年），起为刑部右侍郎，改户部。” 天启五年（1625年）苏茂相起为刑部右侍郎时间有误。因为天启六年（1626年）苏茂相为魏忠贤建造生祠时，尚在河道总督任上。 总督仓场户部尚书 晋总督仓场户部尚书。 仓场与漕政相表里，苏茂相入督仓，益明诸利弊，而添设督饷部臣于天津。其人墨而狡，辄藉辽警，以截漕为辞，而以带运辽粮抵补。 盖漕粮累经核晒，正额外有尖米、耗米，而辽粮例不晒扬，无尖耗，一截则皆入其囊。津募舟往巡，每舟二百金，四百舟需银八万，既诓米复诓金，而以空单折色授受海外，以故不截不止，其贿最重。而奸旗故为尾邦观望，漕益迟阻，辽鲜方报，粮到旋以枵闻，莫可穷请。 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苏茂相连疏，以职掌力争。略曰： “查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至天启七年（1627年），津门截漕粮尖耗，计三百七十万，自天启三年（1623年）起，每年始带运辽粮三十万担抵还，尚少二百二十余万，皆成泥沙矣。 且臣督仓十月，而津已有八截，始犹有带运可抵，余更何抵乎！辽饷自辽饷，京粮自京粮，岂可专以截漕为事，致根本坐困。” 语极剀切，当事明知而不能尽用也。 京军月粮额放折色两月，部臣缘内珰刘应坤请欲少放一月。苏茂相力争，谓大仓非渡江溯河不能入庾，多放一月，本色二十八万，仓廪益虚，请恪守祖制，仍其旧。 《崇祯实录》： “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总督仓场户部尚书苏茂相言： ‘京军岁放三百馀万石，今京、通二仓米止百二十六万九千五百七十三石，目前犹以旧积支吾，后将何继！ 锦衣卫官于万历（1573—1620年）间仅一万七千七百六十馀人，逆珰（魏忠贤）增积，见在三万六千三百六十馀人，多支米二十七万有奇。 文思院匠官册七百五十三人，今增补，见在三千二百八十八人，多支米三万馀石。 乞查核！’ 上从之。” 刑部尚书：鞫魏珰逆案 熹宗·朱由校在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廿二日死去，八月廿四日朱由检继位（史称怀宗，翌年改元崇祯），十一月，崇祯帝改苏茂相为刑部尚书。 《闽中理学渊源考·司寇苏石水先生茂相》：“七年秋，怀宗立，改刑部。” 崇祯帝在对魏忠贤“阉党”隐忍、“薄示优容”一段时间后，终于在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初一下达圣旨，勒令魏忠贤到凤阳去看管皇陵（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全部财产充公，掀开清算魏忠贤“阉党”的序幕。魏忠贤出京，十一月初六自缢于阜城县南关。 从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到崇祯二年（1629）三月，形成了持续一年多的政治清算运动。 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崇祯帝改苏茂相为刑部尚书，命其与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少卿姚士慎一起主持这场清算运动，但苏茂相很不得力，甚至对“阉党”有庇护之嫌，很受后人垢病。 对此，樊树志《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中华书局，2007.4）有如下评述： “首当其冲的是号称＇五虎＇之首的崔呈秀。此人权倾一时，头衔是：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一手控制两大要害部门，是魏忠贤在外廷最为得力的帮手，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他虽然已经辞官回乡，但声势依然显赫，不料魏忠贤自杀身亡，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下场肯定不妙。 果然，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初九日，户部员外郎王守履揭发崔呈秀罪大恶极，绝不能以辞职了事。例如：借口铸造钱币，销毁历代钟鼎彝器；乘先帝病重之际，假传圣旨，摇身一变成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之是招权纳贿，无恶不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朱由检在他的奏疏上批示：崔呈秀罪状明悉，先削籍为民，再进一步审查定夺。 却说辞官回到蓟州（今蓟县）老家的崔呈秀，得知皇帝已经命令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对他进行审查，自知难逃一死，就在家中摆了豪奢的‘送终宴'，图个醉生梦死。然后，步魏忠贤的后尘，上吊而死。消息传进宫内，朱由检立即下令查抄他的家产，并且指示三法司：崔呈秀‘负国'、‘擅权'，死有余辜，必须按照法律公布罪状。 客氏也在劫难逃。就在崔呈秀畏罪自杀六天之后，太监奉命把客氏逮捕，关押在宫内浣衣局，严刑审讯。客氏招供：她妄图仿效吕不韦故事，私自带入怀孕奴婢，觊觎皇位。招供后，当即被活活打死。她的儿子侯国兴和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一并处死，其余亲属充军边疆。 三法司关于魏、客罪状的审查报告在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呈送给了皇帝。朱由检看了以后，提出了两条方针性意见： 第一，元凶客氏、魏忠贤、崔呈秀应该早日公布罪状。他亲自定的基调是这样的：‘忠贤串通客氏，恣威擅权，逼死裕妃、冯贵人，矫旨革夺成妃名号，惨毒异常，神人共愤。其戕害缙绅，盗匿珍宝，未易枚举。皆由崔呈秀表里为奸，谋为不轨。' 第二，‘五虎'、‘五彪'也应依照法律定罪，伸张国法。他亲自定的基调是这样的：‘五虎李夔龙等，升权骤擢，机锋势焰，赫突逼人。五彪田尔耕等，受指怙威，杀人草菅，幽圉累囚，沉狱莫白。” 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二十三日，朱由检发布政令，要内阁、六部、都察院的大臣“定阉党逆案”，对形形色色的“阉党”分子进行彻底清查，根据各人的罪状作出惩处结论。 “看得出来，朱由检主张对阉党骨干分子给予严惩，决不宽恕。但是，他的这种方针很难贯彻。原因是，主持这项工作的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少卿潘士良三人（三法司），长期追随魏忠贤，趋炎附势，自身并不干净，唯恐严惩‘五虎'、‘五彪'，会牵连到自己，故意拖拉敷衍。皇帝要他们尽快给魏忠贤、客氏、崔呈秀定案，他们故意拖延了一个月，直到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二十五日才把魏、客的审查结论呈上，崔呈秀的审查结论还没有写好。 他们不仅拖延时间，而且尽量低调处理，缩小审查的圈子，以免牵连到自己。 朱由检非常不满意，写了一道谕旨，再次重申他对于魏、客、崔罪状的基本观点：魏忠贤——‘睥睨宫闱，荼毒善良'，‘盗帑弄兵，阴谋不轨'；客氏——串通魏忠贤，‘传递声息，把持内外'；崔呈秀——‘委身奸阉，无君无亲，明攘威福之权，大开缙绅之祸'。 既然三法司迟迟不作出判决，他干脆自己代三法司作出判决：魏忠贤——戮尸凌迟；客氏——斩首示众；崔呈秀——戮尸斩首。同时宣布，把魏、客的罪状与判决书向全国公布，用以警戒那些‘奸恶乱政'的阴谋家、野心家。” 对“五虎”、“五彪”，“三法司审议的结果，是轻描淡写的，吴淳夫、倪文焕剥夺诰命，田吉、李夔龙革职，田尔耕、许显纯逮捕法办，杨寰、孙云鹤、崔应元削除官籍。显然，三法司的主管首长是有意包庇纵容，重罪轻判。如果‘五虎'、‘五彪'都如此从轻发落，那么其他人根本就不必问罪了。 朱由检大为不满，以为惩处太轻，没有尽法，命三法司重新议处。 主持此事的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少卿姚士慎，都与‘阉党'有千丝万缕的牵连，所谓‘香火情深'，因此对‘五虎'、‘五彪'之流千方百计予以庇护，目的无非是降低‘逆案'的规格，使自己不受牵连。 皇帝命他们重新议处，他们仍然阳奉阴违。结果，吴淳夫、李夔龙、田吉、倪文焕仅仅以贪赃枉法罪，判处充军边疆，追缴赃银五千两至一千两不等；田尔耕、许显纯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斩监候；崔应元、杨寰、孙云鹤以知情不报罪，发配边疆充军。 虽然没有从严惩处，但毕竟开了一个头，表明清查‘阉党逆案'的罗网已经逐步撒开，当年那些卖身求荣、为虎作伥的显要人物陆续露出水面。” 为使清查阉党逆案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崇祯帝只好改组三法司，罢免苏茂相、曹思诚、潘士良。 经过多次反复，崇祯二年（1629）三月十九日，朱由检以谕旨的形式公布“钦定逆案”名单。此次清查阉党逆案，除首恶魏忠贤、客氏已明正典刑，其余七类，“首逆同谋”六人，一律拟斩；“交结近侍”十九人，一律论斩；“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发配边疆充军；“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或“削籍”（削除官籍），或判处“冠带闲住”（罢官）；“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加上漏网名单五十七人，共计三百一十五人。 身后：评价两端 崇祯元年（1628年），苏茂相加太傅致仕，旋以老病乞归泉州。三疏准驰驿还乡，崇祯帝涣丝纶赐之（故苏茂相颜其堂曰“赐美”）。崇祯三年（1630年）春卒。 著述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8·人物志·名臣2·苏茂相》：“所著有《皇明宝善类编》等书藏于家。” 据《千顷堂书目·卷10》，苏氏著有《皇明名臣类编》2卷、《临民宝镜》16卷、《读史咏言》1卷等。 此外，还有《读史韵言》3卷、《东征行稿》、《定乱纪略》、《刑部题稿》、《奏除妖公案》、《浙漕户刑章奏》、《户部疏草》、《苏氏韵辑》4卷、《诗韵字考》1卷、《皇明宝善类编》、《先觉要言》、《训蒙迩言》、《正气编》、《教家三书》、《宝善类编》、《正气编》、《保约全书》、《诗集》5卷、《淮草》、《浙草》、《葵云草》等。 附：李叔元《赐美堂记》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2·古迹志坊宅附·城中宅·少保苏茂相宅》：“少保苏茂相宅，在盛贤铺。中有赐美堂……李叔元记。”并收录李叔元（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叔元》）《赐美堂记》曰： “人岁期颐于百岁，而礼经所载，自强仕以及致政，仅三之一。盖古者积厚而发徐，难进而易退若此。 然余谓高尚其事，不贵于三五之朝。舜三十徵庸，而五臣同之。历唐及虞，齿皆耆耋以上矣。禹让宅，揆于稷、契、皋陶，其后独荐益于天。盖三臣已先崇伯子而终矣。纪不闻有引老乞休之事。其时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如五曜随太阳，不舍昼夜；如视听持行，缺一不可。有喜起明良之可赓，而无宠利之足避。故洗耳挂瓢，专付于箕山、颍水，而臣哉邻哉，不以此为风尚也。伊戒居宠，周请明农，微有去志，然与太甲·成王相终始。仅一召公告老，而周公挽留，则三五之景象可知。世衰膻蚁，乃有独清独醒以振之。汉二疏宋钱，若水最著。唐则刑部尚书白居易，倘所谓林下见一人者，金石清韵，岂不后先交映哉？ 吾友宏家 苏大司寇（苏茂相字宏家），以崇祯改元，道泰时清，三削乞骸骨之牍，上美其恬退，而涣丝纶以赐之。于是宏家颜其所居之堂曰‘赐美'，俨对扬也。 宏家二十六登第，较古强仕早十五年；六十二致政，较古又早八年。夫有競而后有恬；知进而后知退，三五无恬退之目，汉、唐、宋有之，疏传尚矣。钱宣靖四十勇退，即公督学桑麻之年。而公又再起，八迁，出牙纛，入剑履，与白香山冋刑部尚书。乐天六十而分司，七十而后致仕，则宏家业先之矣。 乐天三隐歌，大在朝市，中在留司，小在邱樊。又曰：‘挂冠胜分司。'盖真恬退者，莫如小隐也。青嵩碧洛，白氏有履道新居水竹桥亭，历历可数，而不闻其堂为何名。同时有四朝将相堂绿野者，后来有刻池上诗歌堂醉白者。裴以留守，韩以出镇，皆中隐也。惟履道主人，先分司，而后致仕，则先中隐，而后邱樊隐矣。 宏家辞蓬莱仙仗，返菊径梅庄，飘飘乎尘缨世网之外。朝市为大梦，邱樊为大觉，而半见半潜，又不足侔矣。清源日月之吐吞，闽海风云之舒卷，顶戴踵履，孰非君赐，而何论吹笙鼓瑟在一堂哉！ 自公之颜斯堂也，请记于太史，不果。公殁，而诸子文昌等请余成之。夫记书锦者，在魏公生前。太史既谦让，庐陵记醉白者，在魏公身后。余不文，敢效颦眉山之万一乎！昔晏平仲卜宅湫隘，而仁及三族。宏家之堂，在居室东偏，突兀一楼，岩壑遐观，稍恢恢于平仲耳。非有金谷之豪奢，平原之嵺廓也。俸余均五弟，葛藟周亲多饱暖，穷交待解。推此所谓彰君赐者，即余登斯堂，亦三诵既醉之章。 因记而及之，以见公之歌《棠棣》、歌《伐木》，莫非推广赐堂之美，而苏氏子孙当世世不忘君恩先德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