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833～909年） （原名横，字诏谏，自号江东生） 科场失意。 原名横，字昭谏，号江东生，排行十五；因屡试不第，乃更名隐；唐末·浙江余杭人，一说新城(今浙江富阳市新登镇)人，文学家。清·道光《晋江县志·卷59·人物志·流寓·唐·罗隐》：“罗隐，字昭谏，余杭人……自号江东生。” 科场失意 沈崧《罗给事墓志》载：“龆年夙慧……弱冠举进士。高文善价，籍甚广场。才了十人，学殚百氏，名宣县，誉播寰区。唯应鲍、谢、曹、刘足堪并驾，若遇王、杨、卢、骆必共争鞭。” 大中十三年（859年），罗隐27岁就在贡籍，以为可凭自己的才学，立取功名：“薪就学，阅市成功”（《上太常房博士启》），“三箧书，幸无遗漏，一枝仙桂，尝欲觊觎”（《投湖南王大夫启》）。他直言不讳：“苟燕台始隗，汉殿荐雄，则斯人也不在诸生下。”（《投知书》）当年底，罗隐至京师应进士试。 可是罗隐仕途很不得意。从大中十三年（859年）27岁，一直考到光启三年(887年)55岁， 总共考了十次，均铩羽而归。《吴越春秋》中说他“十试不中”，史称“十上不第”。 咸通八年 (867年)，在历七年不第时，罗隐乃自编其文为《谗书》。《谗书·序》中说： “生少时，自道有言语，及来京师七年，寒饿相接，殆不似寻常人。” “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敬如是，予之书乃自谗耳……”所谓“自谗”，实际上是批判、弹劾时政。在“位大者不语朝廷事”（《梅先生碑》）的情况下，立崖岸，寓褒贬，以“警当世而诫将来”（《谗书·重序》）。可是，《谗书》语涉讽刺，统治者“甚病其言”。当罗隐以《谗书》向 “正卿”、“尚书”、“博士”、“员外”投献时，不仅不邀青睐，反而“下有自媒之诮，上无相汲之由”（《投秘监事尚书》），始终未能脱白。罗衮赠诗说：“《谗书 》 虽胜一名休。” 在考了十二年时，罗隐在《湘南应用集·序》中说：“隐，大中末即在贡籍中，然命薄地卑，自已卯（大中十三年，859年）至于庚寅（咸通十一年，870年），一十二年，看人变化。” 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年），罗隐39岁，始为衡阳主簿。可是，硖川罗御和右司张员外 “皆谓隐不宜佐属邑。”罗隐深知自己乃一介白衣，无法以卷轴与公相子弟争名，就于当年十月，“乞假归觐”（《湘南应用集·叙》）。 《唐才子传》：“隐字昭谏，余杭人。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大为唐·宰相郑畋、李蔚所知。” 僖宗 ·乾符三年(876年)因父殁丁忧回乡。 黄巢起义后，罗隐避乱隐居九华山。黄巢攻陷长安，罗隐归隐于池州梅根浦。姚士麟《两同书·跋》：“广明（880—881年）中，隐池之梅根浦，自号江东生。池守窦橘营墅居之。邺都王绍威学隐为诗，自号其文为《偷江东集》……” 姚士麟《两同书·跋》载，唐昭宗（889—904年在位）曾欲以甲科取隐，有大臣当场反对说：“隐虽有才，然多轻易，明皇圣德，犹横遭讥，将相臣僚，岂能免乎凌铄？”并引隐“讥谤之词”《华清宫》为据：“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昭宗听了，就取消了原来的打算。 罗隐的前半生经历坎坷，从27岁到55岁的28年中，或因踬科场，或萍飘南北，艰难险阻，一身备尝，结果是“南望商于北帝都，两堪栖托无图”（《杜陵秋思》）。科举不成，做僚属又不相容，最后落泊而归。 仕镇海节度使钱镠 光启三年丁未(887年)，诗人再次落第，毅然东归投奔杭州刺史钱镠。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59·人物志·流寓·唐·罗隐》：“光启中，归钱缪为从事，后表授给事中。年八十余卒。” 《吴越备史·罗隐传》载：“（隐）东归谒王(钱镠)，惧不见纳，遂以所为《夏口诗》标于卷末云：‘一个弥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之句。王览见之大笑，因加殊遇，复命简书辟之曰：‘仲宣（王粲）远托刘荆州，都缘乱世；夫子（孔子）辟为鲁司寇，只为故乡。’”罗隐受宠若惊，即说：“是不可去矣！” 钱鏐辟罗隐为从事，又请置钱塘县，表隐为钱塘县令，寻迁秘书著作郎，后辟为镇海军节度掌书记。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钱鏐进爵越王，天佑元年（904年）又进爵吴王。哀帝 ·天佑三年（906年），罗隐转司勋郎中，充镇海节度军判官，钱氏的文告，表记大都出自罗隐 之手。梁·开平元年（907年），钱鏐被封为吴越王，又表荐罗隐为给事中。这时的罗隐已经 “左脚方行右臂挛”（《病中上钱尚父》）。 罗隐晚年见知，感恩戴德，在《虚白堂前牡丹相传白太傅手植在钱塘》中写道：“欲询往事奈无言，六十年来此托根。香援几飘袁虎扇，格高长对孔融樽。曾忧世乱阴难舍，且喜春残色尚存。莫背栏杆便相笑，与君惧受主人恩。” 梁·开平三年（909年）春，罗隐病不直，钱鏐亲临抚问，还题诗于壁道：“黄河言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罗隐起而续题两句：“门外旌斤屯虎豹，壁间章句动风雷。” 并以红纱罩覆其上，以表知遇之恩。钱鏐又举荐罗隐子塞翁为镇海军节度推官，并迁隐为盐铁发运使。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三日，罗隐殁于西阙舍，享年七十七岁。（汪德振《罗隐年谱》） 《涧泉日记》云：“唐·光启三年（887年），吴越王表奏为钱塘令，迁著作郎，辟掌书记。天佑三年（906年），充判官。梁·开平二年（908年），授给事中。三年（909年），迁发运使。是年卒，葬于定山乡。佥部郎中沈崧铭其墓。有文集数卷行于世。” 清·乾隆《晋江县志·卷12·人物志11·流寓·唐·罗隐》：“光启（885—888年） 中归钱鏐为从事，后表受给事中。” 《唐才子传》另有说法：“唐·广明（880—881年）中，因乱归乡里，节度使钱镠辟为从事。开平（907—911年）初，太祖（梁太祖·朱温）以右谏议大夫征，不至。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密表推荐，乃授给事中。年八十余（？），终于钱塘。 ” 罗隐大半生不得志，沈崧《罗给事墓志》称其“宗伯不能第，宰属不能官”。归附 钱鏐后，宾主遇合，如鱼得水，所谓“主有礼贤之名，宾有荣家之美”（沈崧《罗给事墓志》）。对此，罗隐深为感激，下许多称颂钱鏐的诗篇。 在这期间，罗隐与东安都将杜棱及其子杜建徽和余杭都将陈晟(本市洞桥镇陈村人，后为睦州刺史)号称“东安三杰”。罗隐尽心辅助钱镠护卫桑梓，开发两浙，治理杭州，作出了一定贡献，在唐王朝落日残照中度过了安定的二十二年。 吴颖《重刻罗昭谏江东集叙》说：罗隐“佐国是而惠残黎”。“昭谏则固有于天下之大者也。遨游吴楚，退而应钱王之召。其高节奇气，有可以撼山岳而砥江河者。” 龙纪元年（889年），唐昭宗·李由杰更名为晔，罗隐替钱鏐作贺表曰：“左则虞、舜之全文，右则姬昌之半字。”当时京师称为贺表中第一。（《吴越备史·罗隐传》） 唐昭宗·景福三年（893年）九月，以武威军防御使钱鏐为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处置军使，钱鏐命沈崧草谢表，盛言浙西繁富。所以示隐，隐曰：“今浙西兵火之余，日不暇给，朝廷执政方节于贿赂，此表入奏，执政岂无意于要求耶？”钱鏐请他重作，略云：“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大臣见了都说：“此罗隐词也。”（《吴越备史·罗隐传》） 《西湖游览志余》：“钱氏有国，西湖渔者日纳鱼数桶，谓之‘使宅鱼’。隐题《磴溪垂钓图》曰：‘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长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钱览诗大笑，遂蠲其征。” 天佑四年（907年），朱温篡唐，国号大梁，罗隐力劝钱鏐伐梁。《十国春秋·罗隐传》载：“梁既篡唐，欲以虚爵麋强藩，进武肃王吴越两国，且以谏议大夫召隐。隐不行，请举兵讨梁。曰：‘王，唐臣，义当称戈北向。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之羞乎？’鏐始以隐不遇于唐，必有觖望心，及闻其言，虽不能用而心窃义之。”吴任臣评论说：“以彼义形于色，劝兴兵伐无道梁，藐视强藩，畜以从子，大义侃侃，又宁独以文士见哉！”罗隐的“卷卷本朝之意”（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1》），曾受到后世文人的击节赞赏。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8》认为“忠义可见”。胡震亨《唐音癸签·卷 26》说：“读罗昭谏请钱鏐举兵讨梁，又不禁发上冲冠矣……忠义硕果，亦王泽之犹存，而诗教之未尽坠地也。” 罗隐的葬墓，《十国春秋》说：“葬新登县界，沈崧志其墓。”清·道光《浙江新登县志·卷17》说：“谏议大夫给事中罗隐墓，在县界徐村之水坞，冢碣犹存。”《绍兴府志》说：“罗隐寓居萧山卒，墓在许贤乡。”明《一统志》说：“罗隐墓在泾县东七十里。”《江西通志》说：“罗隐坟在乐安县罗家潭。”沈崧《 罗给事墓志》说：“以开平四年（910年）正月二十三日归灵于杭州钱塘县定山乡居山里，殡于徐村之穴。”沈崧当时任镇海军节度推官佥部郎中（《罗隐年谱》），与 罗隐同为钱鏐的幕僚，所述情况应是可信的。《钱塘县志》、明·万历《新城县志》因亦采用 沈崧之说。 轶事 姚士麟《两同书·跋》：“隐为宰相郑畋、令狐陶、李蔚所知。畋女览隐诗，讽诵不已，畋疑有慕才意。隐貌寝陋，使女一日帘窥之，自此绝不咏其诗。陶 子高登进士，隐以诗贺之，陶谓高曰：‘吾不喜汝及第，喜汝得罗公一篇耳……’” 《唐才子传》：“隐初贫来赴举，过钟陵，见营妓云英有才思。后一纪，下第过之。英曰：‘罗秀才尚未脱白。’隐赠诗云：‘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 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明·屠中孚《刻罗江东集序》说：“若《答云英见诮》及《题新榜》二绝，真堪为之涕落。” 《梦琐言》记：某次罗隐乘船，兴发吟诗，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罗曰：“是何朝官!我脚夹笔可以敌得数辈。”乾符（874—879年）末，朝议欲召隐，但为前文述及的同船朝官所阻，说：“罗隐若登科通籍，吾徒为秕糠也。”由是不果召。 罗隐曾投奔淮南节度使高骈，龃龉不合。骈酷好仙术，罗隐以《后土庙》诗刺之：“四海兵戈尚未宁，始于云外学仪形。九天玄女犹天圣，后土夫人岂有灵？一戴好云侵鬓绿，两层危岫拂眉青。韦郎年少知何在，端坐思量《太白经》。”罗隐 把诗题在墙上，连夕挂帆而去，高骈知道后，恼羞成怒，发船紧追，不及始罢。 《五代史补》： “罗隐在科场，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故六举不第。 时长安有罗尊师者，深于相术，隐以貌陋，恐为相术所弃，每与尊师接谈，常自大以沮之。及其累遭黜落，不得已始往问焉。尊师笑曰：‘贫道知之久矣，但以吾子决在一第，未可与语。今日之事，贫道敢有所隐乎！且吾子之于一第也，贫道观之，虽首冠群英，亦不过簿尉尔。若能罢举，东归霸国以求用，则必富且贵矣。两途，吾子宜自择之。’隐懵然不知所措者数日。 邻居有卖饭媪，见隐惊曰：‘何辞色之沮丧如此，莫有不决之事否？’隐 谓知之，因尽以尊师之言告之。媪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罗隐，何须一第然后为得哉！不如急取富贵，则老婆之愿也。’隐闻之释然 。 遂归钱塘。时钱镠方得两浙，置之幕府，使典军中书檄，其后官给事中。 初，隐罢上中书之日，费窘，因抵魏，谒邺王罗绍威，将入其境，先贻书叙其家世，邺王为侄。幕府僚吏见其书，皆怒曰：‘罗隐一布衣尔，而侄视大王，其可乎！’绍威素重士，且曰：‘罗隐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为所薄，今惠然肯顾，其何以胜！得在侄行，为幸多矣，敢不致恭，诸公慎勿言。’于是拥旆郊迎，一见即拜，隐亦不让。及将行，绍威赠以百金，他物称是，仍致书于镠谓叔父，镠首用之。 ” 著述 唐末五代，有成就的作家寥寥；诗文并称的更少。而罗隐却在诗文两方面都有突出成就。 因仕进不顺，诗文中好讥讽世事、鞭挞时政。《唐才子传·卷9》评价他的诗文“几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 罗隐的著作相当丰富，诸籍所载略有出入。《吴越备史·罗隐传》记载“所著《江东甲乙集》、《淮海寓言》、《谗书》、《后集》并行于世。”《唐才子传》载：“隐所著《谗书》、《谗本》、《淮海寓言》、《湘南应用集》、《甲乙集》（诗集，收有诗402篇）、外集启事等，并行于世。”《崇文总目》所列有：《罗隐 集》二十卷，《吴越掌记集》三卷，《江东后集》十卷，《甲乙集》十卷，《罗隐赋》一卷，《罗隐启事》一卷，《谗书》三卷，《湘南应用集》三卷，《淮海寓言》七卷，《吴越应用集》三卷，《两同书》二卷。 罗隐著述散佚严重， 前人为收集罗隐的著作，曾做了许多工作。明·万历中姚士麟（叔祥 ）重辑并由屠中孚校刊成《罗昭谏江东集》五卷。清·康熙九年（1670）新城县令张瓒据《江东集》抄本（即姚辑屠校五卷本）和《甲乙集》刻本参互校订，合刻为《罗昭谏集》八卷。道光四年（1824）新城知县吴墉据张瓒的《罗昭谏集》和钦定全唐诗文及《文苑英华》、《唐文粹》诸书增补一卷。惜未能尽收罗隐遗著，且未刊行。 《全唐诗》存其诗11卷又1首，《全唐诗逸》补其诗1首。《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补其诗14首、断句17。《全唐文》编其文为4卷。 后人对罗隐及其诗文的研究，除了版本序跋和散见于文学研究的诸家评述外，极少有专论专著，只有新登汪德振于民国24年（1935年）编纂的《罗隐年谱》。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雍文华校辑的《罗隐集》，所辑除《甲乙集》、《谗书》、《广陵妖乱志》、《两同书》外，还有散见的序、记、启、论、碑、表、铭、状、列传等杂著，书末并附罗隐生平传记、版本序跋、 书目著录和诸家评述。 《谗书》 罗隐擅长杂文，笔锋明快犀利，极负盛名，其代表作为《谗书》。 《谗书》初编于懿宗·咸通八年(867年)春，共五卷60篇（现存 58 篇，有两篇有目阙文），清·阮元列入《四库未收书目》。其中，《吊崔县令》写的是咸通八年夏的事，《与招讨宋将军书》写于王仙芝攻上寿春、颖川、亳社、合肥而进军梁宋之时，则在唐僖宗·乾符三年（ 876年），该都是后来补充或调换上去的。 《谗书》以无比犀利的笔锋，嘻笑怒骂，涉笔成趣，无情地弹劾时政，批判现实，抨击统治者，揭露恶势力，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是不可多得的讽喻佳作。罗隐《谗书·重序》称是为了“所以警当世而戒将来”。 方回《谗书·跋》称其皆“愤懑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泄其怒之所作” 。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亦曰：“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 《谗书》中的大量篇幅，借助于历史材料来讽喻现实或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 有的从正面阐发义理，给人以启示。如《三帝所长》和《丹商非不肖》，从尧、舜“化存于外”，“舍其子而教”，肯定其“示后代以公共”的精神。《子高之让》，由伯成子高责让夏禹而归为“谨其取”的原则。 有的从反面揭示其实质，发人之觉悟。《英雄之言》通过刘邦、项羽的两句所谓“英雄之言”，深刻地揭露了那些以救民涂炭的“英雄”自命的帝王“视家国而取”的强盗本质。最后更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了警告：“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秦之鹿》从“秦鹿去而天下逐”的事实，论证封建统治者争权夺利、蹂躏人民、摧残文明的禽兽本质 。 有的从盛衰兴亡的历史才识中给统治者敲响警钟。如《汉武山呼》从汉武帝沉醉于“万岁之声”，“以至于百姓困穷”，《迷楼赋》从隋炀帝迷于粉黛之色和郑卫之音而至于 “相秉君恩，将侮军权，百官庶位”，揭示了纵欲必败的规律。又以吴王“赐员死，而嚭用事”导致“越入吴”，揭示昏佞臣误国的必然性。 在运用历史题材时，作者总是根据主题的需要，灵活取舍。 有的在原有故事的基础上生发出新的故事。如《市赋》，从晏子以“踊贵屦贱”讥齐景公用刑之繁，而引申出以“交易进退”劝齐景公“谨以从政”的故事，影射唐末昏乱政局 。 有的对原有故事稍加改编，或突出某一侧面，翻空出奇。如《越妇言》取《汉书·朱买臣 传》的素材，批判矛头却由不安贫困的朱妻而转向以富贵骄人的封建官僚朱买臣，这就更富有社会意义。 出于对传统观念的蔑视，罗隐常常做翻案文章，而且具有卓识。如《三叔碑》、《叙二狂生》，都说得鞭辟入里，令人信服。 在《谗书》中，罗隐还以虚构寓言故事来砭时政，讽喻现实 。 《庄周氏弟子》文中那“舍五常以成其名，弃骨肉而崇其术”的庄周氏弟子，使人联想到以杀伐起家，鱼肉人民的乱臣叛镇的凶险诡诈。《畏名》活龙活现地勾勒出为官之人的可笑嘴脸，他们在暗处“辟是非，正兴替”，夸夸其谈，无所顾忌，标榜为“了者”， 而在明处却明哲保身，“噤不得呻”。其他，像《齐叟事》、《荆巫》等，都无不含意深远，引人联想，发人深思。 托物寄兴，借事论时也是《谗书》中常用的讽刺手法 。 《秋虫赋》是对弱肉食的唐末社会的形象批判。《说天鸡》是对那些仪表堂堂而不学无术的达官贵人的嘲讽。《屏赋》再一次痛陈奸臣当道，小人用事的危害。《蟋蟀诗》运用比兴手法，展示了邪恶得逞，贤良受压的社会现实，并以蟋蟀自况，表现了处境萧索而重操守的高尚情怀。此外，如《风雨对》、《题神羊图》、《悲二羽》等等，或托兴诗赋以见乎词，或假托他事以陈其意，无不寄寓着对现实的讽喻和批判，放射出强烈的战斗锋芒。 在《谗书》中，还有一些直陈其事之作。《清追癸巳日诏流》、《代韦征君逊官疏》是对 弊政陋习的披露，《市傩》、《木偶人》是对世风偷薄的指责，《道不在人》、《善恶须人》 是怀才不遇的愤激，《投知书》、《答贺兰友书》、《序陆生东游》是不随流俗的抗争。 至于对贤臣良将的赞颂及对他们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的《三闾大夫意》、《说石烈士》、《梅先生碑》、《吊崔县令》等。则从另一侧面控诉了社会的黑暗，揭露了现实的丑恶。 总之，《谗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文学价值的好书，是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 《谗书》一度成为禁书，纪昀在修撰《四库全书》时竞不敢收。 诗歌成就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59·人物志·流寓·唐·罗隐》：“工诗，长于咏物。” 罗隐在仕途上屡遭挫折，但作为一位诗人却声名大振。刘赞赠罗隐诗（何光远《鉴戒录·卷8》）说：“自古逃名者，至今名岂微？” 罗隐的诗篇约500首，除少数五、七言古诗和杂言诗外，基本上都是近体诗，尤以七律最多。罗隐诗名于天下，与宗人罗虬、罗邺并称“江东三罗”而居其首（《王定保《唐摭言》） 。又与 杜荀鹤 、 陆龟蒙 、 吴融 、 郑谷 等以诗往还。 罗隐诗风近于元稹、白居易，雄丽坦直，通俗俊爽，诗句脍炙人口。他流落民间，体恤民情，针砭时政，“篇篇皆有喜怒哀乐、心志去就之语”（《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桐江诗话》），受到群众的喜爱。清·洪亮吉《北江诗话》评曰：“七律至唐末造，惟 罗昭谏 最感慨悲凉，沉郁顿挫，实可远绍浣花(杜甫)，近俪玉溪(李商隐)……迥非他人所及。” 罗隐诗歌的内容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下第”诗，另一类是“咏物”、“咏史”诗，不乏佳作。 下第诗 主要通过对自己坎坷遭遇的感叹，揭露科举的弊端与用人制度的腐朽。 《曲江春感》：“江头日暖花又开，江东行客心悠哉。高阳酒徒半凋落，终南山色空崔嵬。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 《感弄猴人赐朱绂》：“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绯。” 又如《东归途中作》：“只言圣代谋身易，争夺贫儒得路难。”《东归》：“ 惟将白发期公道，不觉丹枝属别人。”《过废江宁县》：“漫把文章矜后代，可知荣贵是他人。”《长安秋夜》：“五等列侯无故旧，一枝仙桂有风霜。”《丁亥岁作》：“早知世事长如此，自是孤寒不合来。” 咏物诗 《蜂》：“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雪》：“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 咏史诗 罗隐的诗以咏史名世。他的咏史诗常常具有论的性质，在咏叹和议论历史的成败得失中寄寓着对现实的讽刺。由于时代的影响，罗隐的咏史诗带有浓厚悲凉色彩。他很少吟咏经纶盖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和揆天则地，气势浩然的盛世景象，而更多的是感叹亡国之君和末世之时。所有这些，实际上是作者对他生活的时代所唱的挽歌。 《秦纪》：“长策东鞭极海隅，鼋鼍奔走鬼神趋。怜君未到沙丘日，肯信人间有死元？” 《焚书坑》：“千载遗踪一窖尘，路旁耕者亦伤神。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 《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衡阳泊木居士庙下作》：“鸟噪残阳草满庭，此中枯木似人形。只应神物长为主，未必浮槎即有灵。八月风波飘不去，四时黍稷荐惟馨。南朝庚信无因赋，牢落祠前水气腥。” 《谒文宣王庙》：“晚来乘兴谒先师，松柏凄凄人不知。九仞萧墙堆瓦砾，三间茅殿走狐狸。雨淋状似悲麟泣，露滴还同叹凤悲。傥使小儒名粗立，岂教吾道受栖迟？” 《帝幸蜀》：“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又如，《始皇陵》：“六国英雄谩多事，到头徐富是男儿。”《炀帝陵》：“君王妨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台城》咏陈后主：“兵来吾有计，金井玉钩栏。”《姑苏台》咏夫差：“解崇台榭为西施”《筹笔驿》咏刘禅：“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汴河》：“应笑秦皇用心错，谩驱神鬼海东头。”《代文宣王答》：“ 释氏宝楼侵碧汉，道家宫殿拂青云。” 其他 罗隐的一些诗句，至今传为经典名言。如“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家财不为子孙谋”、“今朝有酒今朝醉”、“任是无情也动人”等。 罗隐的诗歌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语言通俗，风格多样，在唐末五代诗坛上有重要地位。 李慈名《越曼堂读书录·8·文学》曾对罗隐作全面的评价，说：“昭谏诗格虽未醇雅，然峭直可喜，晚唐中之铮铮者；文亦崭然有气骨，如其诗人也。” 清·薛雪《一瓢诗话》说：“罗昭谏为三罗之杰，调高韵响，绝非晚唐琐屑。” 清·胡震亨《唐音癸签·卷8》也说：“五代十国诗家著者，多有唐遗士……罗昭谏隐酣情饱墨，出之几不可了，未少佳篇，奈为浮渲所掩，然论笔材，自在伪国诸吟流上。” 《两同书》 《两同书》共十篇，分二卷。 《崇文总目》曰：“采孔、老二书著为内外十篇，以老子修身之说为内，孔子治世之道为外，会其旨而同元。”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隐谓老子养生，孔子训世，因本人之著内外篇各五，其曰‘两同书’者，取两者同出而异名之意也。” 其实，《两同书》是一部从哲学角度表达政治理想的理论著作。所谓“两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有两层意思： 一、老子和孔子的学说，本是对立的，但《两同书》中前五篇归本予老子的话，后五篇中有四篇归本予孔子的话，作者力图说明，修身养性和治国训世，表面看来有内外之别，但视觉实质来说，却有内在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目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老子与 孔子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既对立又统一，所以说“两同”。 二、《两同书》中的每一篇，都从对立的两个方面来论述某一个问题，上卷的贵贱、强弱、损益、敬慢、厚薄，下卷的理乱、得失、真伪、同异、爱憎，无不说明对立双方，既有其区别，又有其内在联系，决定关键在于能否符合一个“仁”字。以“仁”修身则贵、强、益、敬、厚，不然则贱、弱、损、慢、薄；以“仁”治国则理、得、同、爱、不然则乱，失、伪、异、憎。原来，罗隐是以“仁”为出发点，把老子与孔子的某些观点“同”起来的，究其实质来说，是把老子的某些理论纳入儒学的轨道，为宣传儒家的政治理论服务。 作为议论文，《两同书》各篇观点鲜明，说理充分，语言犀利，逻辑性强，时时闪烁出卓越的思想光辉，不仅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就在当前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遗风 新诚人视罗隐与同时的杜建徽为文武乡贤的杰出代表，给他们建祠塑像，世代纪念。清·道光三年《新城县志·卷18》曰：“（新城民风）性鲠直而不阿，习俭朴而不侈；人知节义，瞧阳（杜建徽）之遗烈犹存；士业诗书，昭谏（罗隐）之芳徽不泯。” 在泉州的遗迹 因科场屡屡失意，罗隐在大中十三年（859年）27岁至光启三年(887年)55岁期间，曾到全国各地游历和充当幕僚，足迹遍及浙、苏、皖、赣、湘、鄂、蜀、陕等省。吴任臣《十国春秋》说：“方隐屡踬进士第，遍历诸州，驰驱扰攘之中惫矣。及遭逢霸主，文采烂然，声施后世，可谓得时而驾耶！”姚士麟《两同书·跋》曰：“四海闻有罗江东。” 罗隐于咸通（860－874年）间流寓入闽，足迹遍及八闽大地。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59·人物志·流寓·唐·罗隐》：“尝游晋江罗裳山玉髻石壁及惠安螺山，所至多灵异。” 罗隐曾隐居晋江罗裳山，故该山俗称“罗山”，山上留有罗隐“画马石”。（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山川·罗山·画马石》）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2·古迹志坊宅附·城外古迹·画马石》：“画马石，在罗裳山玉髻峰下。《闽书》：‘唐末罗隐乞食山下，山下人侮之，隐乃画马于石。每夜出食人禾，追之则马复入石。山下人乃改礼焉。隐为画桩系马，马不复出。今其迹了然云。好事者刀镌深刻，欲与匹辄不久漫昧也。’俗传罗隐出语成谶，虽未必尽然，然黄滔赠隐诗有云：‘三徵不起时贤议，九转终成道者言。’隐亦修真学道者流耶？” 晋江深沪原名“沪江”，罗隐行吟至此，见山色青翠，沪江幽深，于石壁山一石崖下题刻 “深沪”二字，自此“沪江”改称“深沪”。 《闽书》：“（深沪）宝泉庵，庵左无蚊，亦以为罗隐忏云。” 惠安城西螺山，又名登龙峰，亦曰罗山，以罗隐寓此得名。 安溪蓬莱白厅村有“罗隐坝”，流传有关于罗隐的传说。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引《闽书》曰：“俗传罗隐出语成谶，着有异迹，若罗裳山之画马石，深沪之石壁山书字，及建安书筒滩所载。予初尚未信其果此罗隐与否，及读杨文敏《书筒滩记》，已稍信之。因阅黄滔赠隐诗：‘三征不起时贤议，九转终成道者言。’方知隐学道修真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