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
伊斯兰教对泉州的影响（社会教育。语言文字。雕刻艺术。乐器。军持。）
泉州穆斯林习俗（圣纪节。开斋节。古尔邦节。食俗。婚俗。丧俗。服饰。）
圣墓
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
伊斯兰教创建于公元610年，信奉真主，阅《古兰经》，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据何乔远《闽书》记载，唐·武德中（618—626年）有阿拉伯伊斯兰教的传教教士沙偈储和我高仕二人（相传是穆罕穆德门徒中的三贤、四贤）来泉州传教，后卒葬于泉州东郊灵山，世称“圣墓”。虽曰传说，但可说明阿拉伯人很早就来泉州传教，并以此作为据点。（参见《泉州山川·灵山》）
1965年，考古学家在泉州发现一块唐·永徽元年（650年）的伊斯兰墓碑，上面写着：“此乃侯赛因·本·穆罕默德·萨拉达之墓，真主降福于他，亡于回历二十九年三月。”这证明在晋江设县以前，当地就有穆斯林居住了。
五代时，泉州刺史王延彬“多发蛮舶，以资公用……郡人藉之为利，誉招宝侍郎”。20世纪70年代，惠安出土10世纪波斯蓝色瓷瓶碎片，表明10世纪泉州与波斯贸易频繁，伊斯兰教伴随传入是理所当然的，但缺乏直接证据。
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置市舶司，随后设立来远驿、蕃坊、蕃学，并允许创建清净寺和建立外国人墓葬区。于是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客商纷至沓来。
北宋·大观、政和年间（1107-1117年 ），“泉南请建蕃学”。时居留泉州的“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蕃人巷”。所谓“蕃人巷”，即蕃坊。
据现存通淮街圣友寺里的《重立清净寺碑》云，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波斯“有纳只卜·穆兹喜鲁丁者，自撒那威从商舶来泉，创兹寺于泉州南城”。
有一位波斯穆斯林叫施那威（波斯人有以其籍贯地名作名字的习惯），为了让在泉州贸易、传教的外国穆斯林能够安心生活，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在泉州东郊山坡上，购买土地，剪除杂草，夷铲其瓦砾，“则广为窀穸之坎，且复栋宇，固以垣墙，严以扃钥，俾凡绝海之蕃商有死于吾地者，举于是葬焉……生无所忧，死者无所恨矣……是将大有益于互市。”
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日本佛教僧人庆政上人到泉州开元寺学法，带回阿拉伯文字的伊斯兰教诗歌。
在泉州后来也发现多方南宋末年的阿拉伯穆斯林的墓碑，他们的身份有的是贵族，有的是教长，有的是商人。
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伊斯兰教建立马木鲁克王朝，势力大振。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旭烈兀在大马斯革的第三次西征军被马木鲁克王朝击溃而东归，开始了来南宋的过程。元军把大批穆斯林各族人民作为战利品，南下福建的邵武、福州和泉州。伊斯兰马木鲁克王朝和中国的元朝，是泉州伊斯兰教传播的鼎盛时期。
随着蒙古西征的东归，许多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通过海上贸易通道，把伊斯兰教向东传播。苏门答腊岛是东西交通的中转站。自 13世纪中期至14世纪中期的100年间，大量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客商涌向泉州。他们在泉州建清净寺、设蕃坊。
波斯开才龙城（Kazeruh）人夏不鲁罕丁于“（元）皇庆间（1312—1313年）随贡使来泉（住排铺街），修回回教，泉人延之，住持礼拜寺，寺宋绍兴创也”（《泉州府志》）。夏不鲁罕丁住持这座寺长达60年。也门人奈纳·欧默尔教长和波斯人加麦尔丁等人各造一座清净寺。据泉州《重立清净寺碑》载，元代泉州城内的清净寺“增至六、七”座。元·至正七年（1347年），摩洛哥大游历家、虔诚的穆斯林伊本·巴都他，以印度使臣的身份到泉州港，会见住泉州的波斯人蕃坊理讼师塔及爱丁，著名教长夏不鲁罕丁和开玛尔爱丁，以及泉州大商人、塔泊利兹城（Tabriz）人舍刺甫丁（Serafeddin）。
宋、元时住在泉州的穆斯林，有的因对泉州海上贸易有功而的到官职，有的因军功显赫而的到官职，有的出资从地方政府买得官职。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收集有“潘总领”墓碑，碑面刻有阿拉伯字和汉字，这个“潘总领”可能是宋代阿拉伯人或波斯人。
早在南宋就寓居广州的阿拉伯人蒲开宗，原为占城富商。于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以前从广州举家迁徙泉州。蒲开宗因贸易有功，被授予“承节郎”官衔，并于嘉泰四年任安溪县主簿。蒲氏长子蒲寿宬，于“咸淳七年（1217年）知梅州”；次子蒲寿庚，因协助政府击海寇有功，景炎元年（1276年）“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掌握财产“巨万，家僮数千”，成为导元倾宋的主要力量。元初，寿庚累官至行省平章政事。寿庚长子师文，授官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元帅兼福建道市舶提举。蒲氏父、子、孙的相继任官，对发展泉州的海外贸易，促进泉州伊斯兰教的传播有巨大的影响。
元朝时，穆斯林在泉州任官的还有不少。较著名的有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赛典赤·异密·乌马儿，他于元·大德元年（1297年）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时省治设泉州；大德六年（1302年），他调任浙江行省平章政事。就在他离任泉州时，他的儿子杜安子杜安沙逝世。杜安沙的阿拉伯文墓碑于廿世纪50年代在泉州发现。还发现阿拉伯人或波斯人任永春县达鲁花赤（掌印官）。
更多的穆斯林长住泉州经商，与泉州人通婚，他们的后裔在泉州被成为“半南番”。今日泉州南门外晋江陈埭丁姓、惠安白奇郭姓、西门外南安丰州黄姓、涂门外法石的金、夏、郭诸姓、城内涂门街一带的夏、蒲、葛、丁、马、黄、郭等诸姓，都是古代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后裔。
考古挖掘发现，泉州地区广泛分布着宋、元时代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的石墓（参见《伊斯兰教·影响·雕刻艺术》）。石墓有弥座式和须弥座祭坛式两种，墓前竖立刻有阿拉伯文的墓碑，内容一般为死者卒亡年月、姓名、籍贯和《古兰经》等。泉州中世纪穆斯林墓葬区，遍布东郊和东南郊，在城区某些地方也可看到。当时，一些名望甚高、善行大度的教长或长老，死后葬于清净寺附近或围墙内；另一些穆斯林“归真”后，葬于自己家中的花园里。
元·至正十七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57-1366年），泉州港的波斯人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和市舶阿巫那，介入元末宫廷内讧的夺权斗争，泉州港巨额的税收，因此成为争夺的焦点。史称“亦思巴奚”战乱，泉州伊斯兰教受到严重打击。
入明之后，朝廷宣布“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伊斯兰教受到严重摧残。明·永乐五年（1407年）,皇帝颁布保护伊斯兰教敕谕，泉州伊斯兰教得到保护，至今敕谕碑仍砌于清净寺墙上。
明代儒林士子倡导“以儒化夷”的文化吸纳策略，以儒、道、释的思想来附会伊斯兰教教义。
如嘉靖间进士王慎中在《李母金氏七十寿序》里，诠释穆斯林金氏的妇道、教道，是她“一念清净真体”的结果。
又如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泉州大地震，伊斯兰教中心崇拜场所涂门街清净寺部分毁损，住持夏日禹主持重修。泉州名儒李光缙认为这是“公役”，符合儒家社会事业的思想，而且认为伊斯兰教主张净心，与儒学之慎修同理，提倡薄葬，又与墨子之节丧同理，故可变成与儒、道、释相同的宗教，与社会有益，支持倡修。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李光缙《重修清净寺碑记》提出：“儒道如日中天，释道如月照地，余谓净教亦然。”进而从道教角度强调通淮街清净寺“峙文庙青龙之左角”，说“兹楼之胜，于文庙有关”。李光缙在《重修清净寺募缘疏》里，强调清净寺的重修要按道教“筹坎离而宅其中”。因此这次重修，是按道教的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乾元、九天等来设计的。
此外，明代泉州回族内部出现了不少的儒士化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淡化伊斯兰教信仰，另一方面在儒礼所涉及的典章制度里，找到了儒、道、释、回四者最根本的共同点，即对天要敬，奉天、法天，对已要其心诚敬，其行明洁。如思想家李贽的二世祖林驽，娶波斯妇为妻。宣德元年（1426年），其后裔在《荣山李氏族谱·垂戒论》谴责先祖林驽“从妻为色目人”，家族中有人“从母为色目人者”。认为先祖信仰伊斯兰教是“迷于色目之俗而不能悟，不祖其祖而祖人之祖，不行其行而行夷狄之行，俾其子孙胥而为夷”。嘉靖三十二年（1554年），李贽族兄林开先的祖母迭贞勤临终遗嘱云：“吾父……家袭清净之教，迨其将终也，授其祖教而嘱人以三日葬之……葬吾礼当亦如之”。迭氏逝世后，林开先、李贽等却认为“今乃欲如其命也，则有所大不忍者而侍其情。于是以周公、仲尼之道葬之”。这就是以儒家孝道取代伊斯兰教习俗。
因此影响，明代以后泉州伊斯兰教徒出现“汉化”倾向，一些穆斯林聚落竟然与当地汉人一样形成家族村落并创修族谱。明代宣德年间（1426—1435年）在穆斯林内部还出现了主张伊斯兰儒化和反对儒化的“回儒之争”（吴幼雄《泉州宗教文化》）。
嘉靖、万历年间，泉州伊斯兰教势力衰退了，从通淮街清净寺的修缮即反映出来。如正德二年（1507年）的重修是靠一批穆斯林募捐进行的。隆庆六年（1567年），修木塔五层，是知府万庆捐俸，由住持夏东升等人董其役。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泉州大地震，寺楼颓其角，由知府姜志礼、知县李侍问捐俸重修，由住持夏日禹等董其役。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泉州大风，礼拜寺塔圯，再没有能力修复了。
清代，泉州伊斯兰教有几次重兴，均由来官泉州的穆斯林捐资协助，并倡导教务。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福建汀延邵等处地方总兵官左都督陈有功、福建陆路提标左协中军游击陈美来官泉州，目睹泉州伊斯兰教式微，“即延师谏督我教门诸子，学经解篆”，重兴通淮街清净寺，在寺中办学校，学习阿拉伯文字，读《古兰经》，解释《古兰经》，并重修灵山圣墓。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提督马建纪来官泉州，在礼拜教规。同治十年（1817年），提督江长贵来官泉州，自聘阿訇住持教寺，倡导教务，重奠教基，泉州伊斯兰教又一次得到重兴。但随着江长贵离去，教务随之而颓。至此，泉州穆斯林多数分散在各个角落，只有少数人居住在清净寺周围。
民国13年（1924年），江苏昆山县穆斯林许宝毓阿訇受北京回教总会的派遣，来泉州住持清净寺。时济南道伊唐柯三赠对联云：“清真乃吾教所宗，畏天命、畏圣言，应共守先贤训诲；孝悌是人伦之本，爱国家、爱团体，当更具有民族精神。”但许宝毓来泉后因奸淫、杀人被铺，死在狱中，宗教活动便停止了。
一直到民国25年（1936年），成达师范校长唐柯三派毕业生张玉光阿訇住持泉州教务。按张阿訇自述，其时清净寺“势如孤庙”，教徒“未闻主麻之举”，“只知不食猪肉，其他皆无禁忌”。论人口，“仅信仰薄弱之回民十一户”；论经济，“则十舍九寒”；论人才，“更寂焉无闻”。张氏以旧礼拜大厅租与宰牛公司，以月租金倡办成达师范附设小学，有回汉学生100多人。后改名清真国民学校，倡教务，复教者渐众。民国28年（1939年）10月，在清净寺成立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福建省分会，到会代表六七百人。分会下辖白奇支会和檀江、陈江二个区会。省分会会址设泉州清净寺，出版《正源》半月刊，宣传教义教规和抗日救国。
民国29年（1940年），张玉光阿訇辞世，唐柯三派金明增阿訇继任。
民国37年（1948年），马厚恩阿訇继之，直至新中国成立。1949年，泉州城穆斯林仅存128人。
解放后，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多次拨款维修清净寺。1979年后，政府拨款在温陵南路西侧壕沟边建回民新村，搬迁居住在清净寺周围破旧房屋中的穆斯林；对清净寺周边环境进行大整治，结合涂门街改造，辟出清净寺前面广场；在海交馆东面建规模宏大的泉州伊斯兰文化陈列馆；投资320万元在清净寺东侧修建一幢极富伊斯兰风格的新礼拜堂。
伊斯兰教对泉州的影响
宋元时代，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到泉州贸易，定居泉州，与当地汉人通婚，其后裔当地人称“半南蕃”。明朝中期，他们的人口繁衍，聚居点形成。他们有共同的民族生活习惯和民族心理，并且保留其祖先的伊斯兰教信仰，以当地汉语为其语言文字。伊斯兰教伴随海外贸易传入泉州，在文化方面留下深刻的影响。
社会教育
北宋大观、政和年间（1107-1117年），泉州建立蕃学。所谓蕃学，即授蕃客以其国之文字的学校，或授其以中国文字的学校。宋元时代，穆斯林蕃客船靠岸，即有舌人（翻译）登船说合，在舌人引导下参加市舶司举行的阅货宴、送行宴。此等舌人可能为蕃学所培养。
古代每一座清净寺都是一座学校，阿訇教习阿拉伯、波斯文字。这种经院的教学形式，在泉州被长期沿袭下来，为伊斯兰教文化的长期流传提供了条件。明、清时代，泉州清净寺也教习“小儿锦”，它是西北穆斯林创造的一种“经堂”文字，即用阿拉伯语字母拼写汉语，方便中国穆斯林学习《古兰经》和《圣训》。被聘请住持清净寺的阿訇，不论住持时间长短，几乎都办学员班，教习阿拉伯文字，对中阿文化交流起了沟通和桥梁作用。
语言文字
泉州回族语言里，还保留着不少阿拉伯的痕迹，特别在穆斯林中更是如此。如星期五礼拜日，即沿用阿拉伯语音称“主麻”日；“阿含抹”，即世称长老；“布伯”者，即主管；“安拉”即真主；“以玛目”、“阿訇”，即教长，清净寺的主持人；“都哇”，一种祝福的宗教仪式；“也贴”，即布施；“这那则”，即殡礼；“塔布”，即棺匣；“苏卜”，即言谢之意；“色兰”，即问安祝贺之愿；“夏赫”，即长者。
现今泉州保存数百方阿拉伯文字的清净寺碑和墓碑，这些都是阿、波穆斯林在泉州遗存的文字实物。泉州穆斯林在过春节时，则在自家大门口贴上阿拉伯文字书定的“清真言”。
雕刻艺术
现存泉州通淮清净寺大门门楼的三层穹顶，其建筑形式是仿阿拉伯、波斯和叙利亚清真寺的建筑形式。第一层为藻井式尖拱穹形顶结构；第二层为藻井式龟背纹穹顶结构；第三层为甬道顶“拱拜”式圆顶盖。这座门楼混合伊斯兰和中国藻井式建筑艺术，是中阿合壁的建筑艺术佳作。
古代，泉州伊斯兰教徒石墓大体可分为二类。
其一是须弥座式石墓。一般有三、四、五层数种，一般由两块以上石头雕成，小孩墓则由一块石头雕成。石墓雕刻形式，源于印度佛教的浮屠，是印度佛教浮屠基础上的一种发展。石墓顶层一般作尖拱形状，正面浮雕“云月”，此为阿拉伯的标志。其余四层一般由一至二块石头雕成，底层为如意状六足雕刻，第二层为缠枝花图案浮雕。这是混合罗马、希腊、印度、阿拉伯和中国的雕刻艺术于一体的作品。第三层为浮雕菩提树叶，为印度艺术。第四层往往刻《古兰经》文。
其二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是由多块雕如状。莲花瓣、挡垛石组成。石墓呈长方形，上部与下部对称，中间束腰，状如祭坛，墓平顶，竖墓碑。
这两类石墓，其雕刻艺术发源于印度犍驮罗之建筑艺术，它是由公元4至5世纪的混有罗马、希腊、安息、波斯、印度的犍驮罗式的油撒孚择伊式的塔婆（浮屠）发展而来的。
乐器
泉州古老的乐曲南音，以及著名戏剧梨园、高甲、木偶戏等戏种中，有一种重要乐器叫琐呐，声音清扬，音色优美，泉州人叫“暖仔”，西北穆斯林称为“苏尔奈”，是从波斯传入的古老乐器。
军持
军持是古代泉州的一种外销瓷器。“军持”一词，来源于印度梵语，意即水瓶。原为印度佛教僧人云游四方携带的贮水瓶。伊斯兰教传入南洋群岛和中国后，军持又为伊斯兰教徒所采用，用以盛水作为礼拜前的小净之用。因此军持成为伊斯兰教流行地区的一种销量很大的瓷器。蒲寿宬《心泉学诗稿·山中井》有“明月照我牖，独起携军持”句。
宋元时代，德化屈斗宫窑，晋江磁灶士尾庵窑和蜘蛛山窑出产军持，泉州港成为大宗军持出口港。
圣纪节
回历三月十二日，是伊斯兰教至圣穆罕默德的诞辰纪念日，泉州穆斯林三大节日之一。
据传穆圣逝世的日子，乃回历十一年（632年）三月十二日（有曰十三日），故亦称“圣忌”。
泉州回民对此节的庆祝纪念仪式，主要在清真寺里进行，阿訇要预先备办清炖牛肉和羊肉，以及用面粉等原料油炸而成的“油香”，招待到清真寺参加纪念活动的回民。
开斋节
回历十月一日 ，泉州穆斯林三大节日之一。
成年的穆斯林自回历九月一日便开始斋戒，称人斋（亦称封斋，把斋），斋戒时间为一个月，故称“斋月”。
斋月开始，泉州清真寺张灯结彩，大殿香烟缭绕，一派节日景象。斋戒者竟日枵腹，惟晨昏见星而食。
斋月的第二十七夜称“盖德尔夜”，称“廿八暝”，是“真主”颁降《古兰经》之夜，其盛况有如汉族除夕。是日黎明，各家互赠油香，互道“苏卜”（言谢）。当晚各家设盛宴团聚，并招待亲友，宴请汉族朋友；而后各家除在家里厅堂上点上一对红烛外，又一起汇集清真寺，到清净寺拜厅西墙壁龛（米哈拉布）前，点上大红烛，意味真主颁降《古兰经》是灿烂光辉的，又可驱邪消灾，迎祥纳福；接着穆斯林在清净寺沐浴、礼拜、祈祷，而阿訇则预先准备好香油和清炖牛肉，招待参加礼拜的人，直至更深夜静尽欢而散。
到了回历十月一日开斋节的黎明，泉州穆斯林妇女摆出各样精美食品，各家户主换上节日盛装，然后聚集清净寺大、小净，参加聚礼；在阿訇带领下同往穆斯林家里“拜斋”，宾主互道“色兰”（问安祝贺）后，阿訇念经；然后客人须应主人之请，随意品赏一下茶点，以示对主人的亲热与尊重，称为“口到”，其活动有如汉族过春节。即使是原来互有仇怨，亦须与集体到对方家中拜斋，相互谅解，消除积怨。
开斋节上午，在“拜斋”后由阿訇带领，前往灵山圣墓。先集中在三贤、四贤坟前行香朝拜，席地而坐，听阿訇诵读《古兰经》，然后散开到各自先辈或亲属的坟墓前点上安息香，在旧坟墓碑文字上描红，然后请阿訇到坟前念经，为亡魂祈祷。此为泉州穆斯林的扫墓风俗，称“游坟”。
古尔邦节
回历十二月十一日，亦称忠孝节、牺牲节、宰牲节、献祭节，也有人称为小开斋节（小节），泉州穆斯林三大节日之一。
泉州穆斯林在这天虽然也隆重举行纪念活动，但节庆气氛略亚于开斋节。
食俗
泉州的穆斯林禁止宰食没有角的牲畜，特别禁食猪肉。不食不洁及形状不端的水族鳞介，认为螃蟹横行，目鱼直挡，鲨、鲂歪嘴，故都不食，亦不饮酒。
婚俗
泉州穆斯林的订聘或婚礼，一般选定在“主麻日”举行，最贵重的嫁妆是《古兰经》。
是日，男、女沐浴，在厅堂中悬挂《古兰经》。新郎到新娘家迎亲，同往清净寺，请阿訇主持婚礼。
丧俗
泉州的穆斯林称人死后为“归真”。早亡午葬，夜归真晨葬，停尸不超过三日。
出殡仪式不用鼓乐吹打，不讲任何排场，不放声嚎哭，认为死亡是真主赐福往天堂、乐园。
服饰
泉州穆斯林喜穿白、黑、灰三种颜色的衣服。
男人喜穿白色裤，外加无袖专色襟上衣。
妇女披戴白色盖头，老妇盖黑色盖头，中年或已婚妇女披戴白色盖头，未婚姑娘则披戴绿色盖头，以示区别。
阿訇头缠白布巾，身穿灰或黑、白的广袖布长衫。
一般穆斯林头戴白色小圆帽，或黑、绿蓝等颜色六瓣尖顶礼拜帽。帽前正中绣上金黄色阿拉伯文字“真主至大”等。
圣墓
位于泉州城东门外约三里今丰泽区东湖街道圣茂村灵山南麓。清·道光《晋江县志·卷68·冢墓志·圣墓》：“圣墓在灵山。”（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山川·灵山》）
1961年，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造年代
关于圣墓地建造年代，有唐、南宋、元三种说法。
一、唐说
唐说是主流看法，其主要依据，是《闽书》和《闽书抄》的记载。
明· 晋江人何乔远成书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闽书·卷7·方域志·灵山》根据回回家（伊斯兰教神职人员）言，曰：
“自郡东南折而东，遵湖岗南行为灵山。有默德那国二人葬焉，回回之祖也。
回回家言：‘默德那国有吗喊叭德（穆罕默德）圣人，生隋·开皇元年。圣真显美，其国王聘之，御位二十年。隆示经典，好善恶恶，奉天传教。日不晒曝，雨不湿衣，入火不死，入水不氵斯，呼树而至，法回而行。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618～626年）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指灵山）。’
然则，二人唐时人也。二人自葬是山，夜光显发，人异而灵之，名曰圣墓，曰西方圣人之墓也。”
作者佚名、成书于崇祯二年（1629年）的《闽书抄·方域志·灵山圣墓》，根据泉州清净寺住持、回回夏日禹提供的口传材料，补充说明三贤、四贤的名字和职务。曰：
“回回主教沙谒储、我高仕，默德那人。
其师曰吗喊叭德（《一统志》作漠罕蓦德），生而神明，入火不爇，入水不濡，呼树而至，法回而行，盖至人也。国主聘之，禅以位，妻以女。隆示经典（天经，天人所授，三十藏，分皆百一十四部），奉天传教者四十余 年（师生隋·开皇元年，在世六十有五载）。
唐·武德中，遣徒四撒霞叭（尤华言大贤人）来朝京师。有旨留教中国 ，而沙谒储、我高仕两人者教泉州（其一贤教广州，二贤教扬州）。
其教崇西天，不设像（以万物本乎天，天一理，无可像），净心诵经，用香花，去楮烛。曰：‘吾以自然天香享帝也。’开引善类，重杀生（非同 类杀弗食，不食唯豕犬肉），要归于敬上严上。以故世主悦其说，敕所在建礼拜寺奉之。
此两人住泉，自营兆郡东郊灵山。后化去，其徒葬之。傍穴，高弟世许 吧吧（“吧吧”是西北回民对其教长的尊称，即爸爸之意）者附焉。夜光显发，人异而灵之，曰圣墓（西方圣人墓也）。水旱疾 疫，应祷如响。
清净住持夏日口口口口。”
地方志书均沿用此说，如清·道光《晋江县志·卷68·冢墓志·圣墓》：“《闽书》：灵山有默德那国二人葬焉。相传唐·武德中来朝，有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于此。葬后，是山夜光显发，人异而灵之，名曰‘圣墓’。”
《闽书》记灵山圣墓有两座墓，即三贤、四贤之墓；而《闽书抄》记灵山圣墓有三座墓，且三贤、四贤的名字叫“沙谒储、我高仕”，另一座墓是他们的“高弟世许吧吧”附葬在旁。
有的学者反对唐说，认为《闽书》和《闽书抄》所记仅是回回家之言，是明朝末年的一 种传说，没有国内、国外的史料依据。
首先，关于三贤、四贤“沙谒储、我高仕”，在阿拉伯历史 中并无其人。也有阿拉伯语专家说，“沙谒储、我高仕”是“赛以德·宛葛斯”，乃一位普通的阿拉伯人的名字，绝对不是两个人；认为《闽书抄》的记载，是不谙阿拉伯文的中国人之误会。
其次，阿拉伯的史学家认为，《闽书》和《闽书抄》所述的关于穆罕默德的事迹不实。穆罕默德卒于公元632年，大约生于公元570年，而不是隋·开皇元年（581年）。而且虽然塔巴利在19世纪写的《世界史》，记述有穆罕默德曾向门徒训示：“求知要不远千里，即使远在中国。”但阿拉伯历史并没有穆罕默德派他的四大门徒到中国传播伊斯兰教的记载。至于穆罕默德被国王召为女婿之事，更是荒诞不经。
其三，是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泉州知府周道光东郊灵山圣墓游记（见下文“明· 嘉靖周道光《东郊灵山圣墓游记》”）。周道光游灵山圣墓作记的时间，比《闽书》早58年，又比《闽书抄》早67年。周道光记圣墓有“鬣封者三”，即有三座墓，这与《闽书抄》所记同。但周道光没有记三贤、四贤卒葬灵山的事，也未记穆圣派遣四大贤人来朝中国，有旨留中国传教的事。
二、南宋说
有的学者认为，灵山圣墓即南宋初建立的蕃商墓葬区，与“沙谒储、我高仕”无关。
南宋·绍兴（1131—1162年）年间，福建提举市舶司（驻地泉州，亦称泉州提举市舶司） 林之奇有《泉州东坂葬蕃商记》，收录于《拙斋文集·卷15》。文曰：
“负南海征蕃舶之州三，泉其一也。
泉之征舶通互市于海外者，其国以十数，三佛齐其一也。三佛齐之海贾 以富豪宅生于泉者，其人以十数，试那围其一也。试那围之在泉，轻财急义，有以庇服其畴者，其事以十数，族蕃商墓其一也。
蕃商之墓建发于其畴之蒲霞寺。而试那围之力能以成就封殖之，其地占泉之城东东坂。既翦薙其草莱，夷铲其瓦砾，则广为之窀穸之坎，且复栋宇，周以垣墙，严以扃钥。俾凡绝海之蕃商，有死于吾地者举于是葬焉。经始于绍兴之壬午（绍兴 卅二年，1162年），而卒成乎隆兴之癸未（隆兴元年，1163年） 。
试那围于是举也，能使其椎髻卉服之伍，生无所忧，死无所恨矣。持斯术以往，是将大有益乎互市，而无一愧乎怀远者也。
余固喜其能然，遂为之记，以信其传于海外之岛夷云。”
林之奇《泉州东坂葬蕃商记》，有南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大食国》为证。文云： “有番商曰施那帏，大食人也。侨寓泉南，轻财乐施，有西士气习，作丛虏 （下“力”改为“兴”）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提舶林之奇记其实 。”《诸蕃志》成书于宝庆元年(1225年），距东郊蕃商墓落成65年。
学者认为，灵山圣墓属伊斯兰拱北式陵墓。这种陵墓形式完全不同于中国的陵墓，其流行于波斯的时何，是公元1038—1194年。而林之奇作记时间，是公元1162—1163年。二者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周道光为我们留下明·嘉靖间灵山圣墓的建筑规制情况，即有门，有围墙，有堂，有小阁礼拜所，有疏轩的休息处。这与林之奇记蕃商墓的情况何其相似。
林之奇记泉州东郊建蕃商墓与周道光记泉州东郊灵山圣墓，两人作记时间相去399年。然而，泉州的穆斯林对灵山圣墓长期保护，迨至明·嘉靖间，仍然有门、围墙、堂（栋宇）、小阁礼拜所和疏轩休息处等。所以，认为林之奇所记的蕃商墓葬陵园，即为周道光所记的灵山圣墓，这就不无道理了。
晋江县陈棣镇回族丁姓的始祖是丁节斋（1251—1298年），他是一位穆斯林。据族谱载，元初“自苏货贾于闽泉，卜居泉城”。可是，丁节斋的墓碑上刻“大元节斋 丁公墓”、“泰定四年冬十月立”；背面刻“葬东塘头灵堂山之原”。泰定四年为1327年，与族谱所记相去29年，可能为卒后第29年，为其子孙重刻立墓碑。元代的东塘头地名，今日还保存着，即现今的圣墓村。可见，元代的灵山圣墓称灵堂山。而且与南宋一样，是穆斯林的墓葬区。
三、元说
圣墓回廊正中，有一方元代阿拉伯文修墓碑记（见下文“阿拉伯文重修圣墓碑”）。碑文中说：“此二人在法厄富尔时代来到这个国度……”
有的阿拉伯语专家经过仔细认读，长期推敲，把碑文中“法厄富尔”译作“铁格木尔”。所谓“铁格木尔”，即元成宗（1295—1307年）。如此，这个年代就可作为圣墓创建年代了。可是，这仅仅是孤证。
墓构
墓坐北朝南，两座左右并列的伊斯兰教式花岗岩墓盖置于墓地中央。盖分三层，呈阶梯状，通高60厘米；底层长方形，长2.15米、宽1.10米，四面浮雕莲瓣纹；中层素面；顶层呈券形，长1.55米。墓盖底下为覆盖墓坑的石板。
据碑文记载，墓上原有亭，早圮，1962年新建卷棚歇山式花岗岩石亭。
墓地周围北、东、西三面依陡壁用块石砌筑高3米的半圆形挡土墙，依墙建仿传统木结构形式的花岗岩石构墓廊，平面如马蹄形。
前檐廊柱共10柱9间，左右对称，中央3间屋盖略高起，形成主体，左右为从体，象征中央厅堂3间及左右廊庑各3间。前檐廊柱为梭柱，柱形似梭，有石质。梭柱支撑起半圆形的石檐，从外朝里倾斜，成马蹄形。有人考证墓廊为元代以前遗物；但也有学者论证为初唐创建，主要认为 这种“梭柱”最早见于公元四世纪时中原地区的建筑物中。
后檐廊柱贴近挡土墙设立，共15柱，比前檐多5柱，即在3间“厅堂”及左右相邻2间“廊庑”的后檐柱每间中央增设1柱，以减小横楣跨距，便于用短而直的横楣趋就建筑体形的弧线转折。后檐为直柱，无石质。
墓廊内、外竖历代碑刻7通。正中为伊斯兰历722年斋月阿拉伯文重修圣墓碑，左侧有《郑和行香碑》。此外，尚有清·康熙三年(1664年)福建汀邵延等处总兵官陈有功、陆路提标左协中军游府陈美，乾隆十六年(1751年)夏必第，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孝廉郭拔萃，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署福建全省提督军门、漳州总镇马建纪，同治十年(1871年)钦命提督福建全省陆路军务执勇巴图鲁江长贵等重修圣墓碑。
圣墓一侧的开阔地是宋、元时期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公墓。
1990年在入口处新建石构山门。1995年，将收集的10余座明、清时期伊斯兰教式石墓盖陈放于圣墓南侧。
灵山圣墓的马蹄形石回廊与墓，其平面作“回”字形，而三贤、四贤的墓顶石亦雕刻成“回”字形。同样刻“回”字形的墓顶石的石墓，在扬州的伊斯兰教先贤墓区也有好多座。
阿拉伯文重修圣墓碑
位于墓廊正中，为阿拉伯文阴刻石碑，辉绿岩质，高110厘米、宽55.5厘米、厚12.5厘米。碑文写于伊斯兰历722年斋月，即元·至治二年(1322年)，记载重修圣墓之事。译文如下：
“穆斯林集体重修了这座吉祥的坟墓，此举为赢得尊贵的真主的喜悦和丰盛的报酬，并祈求真主的怜悯和祝福，愿真主护佑他们。此二人在 法厄福尔 （一译“发克富”，阿拉伯天子之意）时代来到这个国度，据传有大德行者，死后由尘世抵达永世。人们因虔信他俩能赐福，一旦遭遇艰难，进退维谷，即前来瞻礼，祈求默示光明，并有奉献，俱获益平安返回。此纪念碑写于[伊斯兰历]722年斋月（元·至治二年壬戍，1322年）。”（引自吴幼雄《泉州宗教文化·第三章·伊斯兰教》）
郑和行香碑
圣墓左侧回廊上，立一郑和行香碑。全文曰：“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漠斯（今伊朗）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圣灵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
伊斯兰教徒习俗，在海上航行，为祈求航行平安，向真主祈祷护佑或向阿布·依斯克道进供，或举行祈风。泉州清净寺石砌墙上刻有阿拉伯文《古兰经》，其中有祈祷真主护佑海上航行的内容，如“难道你不知道吗？船舶在海中带着真主的恩惠而航行”，“当山岳般的波涛笼罩他们的时候，他们虔诚地祈祷真主”。有的穆斯林在谢赫阿布·伊斯哈格墓前祈祷，诵读《古兰经》、赞词，在海上遇到气候骤变或担心海盗时，对阿布·伊斯哈格许愿，祈求保佑。平安到达岸上后，道堂的仆役到船上收取所许之物。
郑和为伊斯兰教徒，在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第五次下西洋时，到灵山圣墓行香，祈求灵圣庇佑。（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和》）
郑和行香碑立碑者蒲和日，应是泉州著名阿拉伯海商集团蒲寿庚的侄子。《蒲氏家谱》载：“日和，字贵甫，寿晟公次子。秉清真教，慎言谨行，礼拜日勤。元至正间，清真寺损坏，里人金阿里与之成厥事，重修门第，皆以大石板砌成之，极其壮观，石匾额上镌有名字，至今犹存。至永乐十三年，与太监郑和奉诏敕往西域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圣墓立碑犹存。”《郑和行香碑》立碑者蒲和日与《蒲氏家谱》蒲日和，均为镇抚，当系一人。《家谱》所载蒲日和可能系转抄之误（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蒲日和》）。
有认为蒲和日随郑和下西洋时该是140岁高龄了，《行香碑》的蒲和日与《蒲氏家谱》的蒲日和应系两人。对此，厦门大学庄景辉教授的意见是：“尽管年岁难为人所肯，但在未发现其他新资料足以证明立碑的‘蒲和日’非家谱中之‘蒲日和’，两者不是同一人之前，我们姑且从之。”
明·嘉靖周道光《东郊灵山圣墓游记》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泉州知府周道光游东郊灵山圣墓，作游记，收录于乾隆《泉州府志·卷6·山川·灵山》。文云：
“泉州郡城之东仁风门，门之外半里许，稍折东南，遵湖岗行，望之垒然郁然，祥光瑞霭，隐隐呈露，其中若有真藏焉者。问之土人，曰：‘此灵山 圣墓也。’考之郡乘不载。
见于山，叙者曰：‘北山，府城之主山也。其东支为石壁、石头、圣姑、红暇诸山，疑圣姑之名即此。’
盖自异域之教流入中土，有回回教者，其始祖不知何代何氏性，乐此丘 而藏焉，余心异之。
别驾关朱明公先期集同志者五、六人，偕余往焉。入门逞路甚湫溢，登其堂，境界觉别，涉其巅，中有鬣封者三，即圣墓也。墓之前右有小阁，为礼拜所；左有疏轩可憩，面西南户，可以远眺。”
明·黄凤翔《游灵山睹僧坟》诗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68·冢墓志·圣墓》收录明·黄凤翔《游灵山睹僧坟》诗曰：
“磊磊碧石台，瑟瑟白梅树。
远瞰平远畴，近临樵牧路。
竖子共踯躅，云是古僧墓。
湼盘不记年，邱垅犹如故。
每当暮春时，亦荐寒餐具。
他人为子孙，徙倚竟薄暮。
佛法本无生，生来亦不住。
去时岂有迹，霓光与泡露。
漫将腐草尘，溷向圆寂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