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灾异——瘟疫 明·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年)至嘉靖四十一年壬戍(1562年): 其时倭患不断,田园遍为草莽,粮荒米贵,民众逃生入郡城,无食待毙。 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年)四月起,泉州郡城大疫,死者枕藉,城内各姓《族谱》多有记载,诸如“××染疫病亡,卒嘉靖辛酉某月”、“××殁于嘉靖辛酉大疫”等,屡见不鲜。《梅溪陈氏族谱》载:“其时贼乱日久,郡城中疫大作。俘于贼者或得脱无恙,死于疫者则朝染夕死,不可卒治,而吾宗之罹者尤甚。” 晋江知县邓洪震措置收埋,分巡佥事万民英于开元寺施粥。是时晋江人张宪冕分巡岭东,谕潮州等处商人从海道运谷来泉,平粜以济,前后谷船至者千余艘,泉府七邑之人多赖以存活。 疫情延续到嘉靖四十一年壬戍(1562年)。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4·祥异志》引明《闽书》曰:“(嘉靖)四十一年郡城瘟疫,人死十之七。市肆寺观尸相枕藉,有阖户无一人存者。熏蒿凄怆,不可忍闻。市门俱闭,至无敢出。” 《梅溪陈氏族谱》载:梅溪陈氏居于郡城的宗支,“盖自辛酉之四月以至壬戍之五月,内外老幼以疫死者,无虑三十五人。”仅陈瑞山一家,其本人及母蔡氏、妻黄氏、子尔发、尔时等俱亡;陈介石一支,则坦易的继母卢氏,侃毅、应山、瑞圆3个堂兄弟,省吾、尔观2个堂兄弟,应山之母黄氏,尔观之妻黄氏等相继病亡;陈筠隐一支也死了好几个。 《梅溪陈氏族谱》还载,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六月以后至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倭寇稍戢,疫疬也稍止,但由于死者太多,乡下田园久荒,以至三季不收;富者尚可易衣以食,贫者则一无所有,几乎无法生存。斗米百钱,只牛值黄金十余两,一石谷种售一两银子,为求生路纷纷避难入城的乡人“无从计出”。 清·康熙《南安县志·第20卷·杂志5·纪灾·明》、民国《南安县志·卷49·杂志2·纪灾·明》均载(文同):“(嘉靖)四十一年,疠气大作,市门俱闭,至无敢出。” 晋江、南安、惠安大饥,疫病流行。 清·康熙《南安县志·第20卷·杂志5·纪灾·明》、民国《南安县志·卷49·杂志2·纪灾·明》均载(文同):“(万历)四十五年,大疫。武荣真人降乩,预示指引避疠之方,信奉者多获全焉,亦一奇也。”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4·祥异志》:“(万历)四十五年,大饥,疫。(《闽书》)。” 疫。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4·祥异志》:“(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大饥,疫。(《通志》)。” 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 泉州晋江、惠安大疫,至翌年秋乃止。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4·祥异志》:“(乾隆)十八年夏大疫,至十九年秋乃止,死者无数。” 大疫。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4·祥异志》:“(乾隆五十三年)是年大疫,死者无数。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 春,晋江县大疫。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之七十四·祥异志》:“(嘉庆)二十二年春大疫。” 大疫。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之七十四·祥异志》:“道光元年大疫,死者无数。” 民国《南安县志·卷49·杂志2·纪灾·清》:“道光初年瘟疫,民死无数。”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 惠安鼠疫流行。 近代鼠疫由厦门传入惠安县崇武及南安县石井。次年染及晋江县,数年后波及泉州府各县。前后流行60余年,发病33万余人,死亡近30万人。此传染病于解放初消灭。 清·光绪廿年(1894年): 四月,安溪龙门人白拆益往厦门经商,途经泉州染鼠疫,回家不日死亡。随后,鼠疫蔓延乡里,流行全县。永春城郊也发现鼠疫。 清·光绪廿二年(1896年):
清·光绪廿三年(1897年):
民国《南安县志·卷49·杂志2·纪灾·清》: “光绪二十三年,大疫。 初,鼠疫自十六年由粤省沿海一带传染到厦门、泉州,蔓延南安,无处无之。原其疫气所发,鼠先受毒,鼠死而人染其毒气,遂发热发瘤,口渴眼睁,手足抽搐,一二日或四五日即死。自光绪中年迄今民国六年,无年无之。计阖邑死有数十万人。盖天能生人便能死人。人心日险,天律日严,律在必行。天虽爱人,亦有不能悯人之死者,此春生必继秋杀之理也。况秽气□气而感,亦自有必死之势哉。愿天下人平时循天理,多善行,重卫生,以自保其身可也。若能多施药,明医理,以救一世之人,则更善矣。” 清·光绪廿九年(1903年): 石狮出现瘟疫,旅菲华侨蔡嘏贵、蔡由群、黄城与乡绅吴文章等组织“石狮慈善堂”,募资购药,收敛死者。 清·光绪卅年(1904年): 晋江永宁竹篙厝村(今属石狮)鼠疫流行,居民死者甚多,余者外逃,遂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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