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殿前司左翼军
【本文根据台湾黄宽重《福建左翼军：南宋地方军演变的个案研究》整理。
该论文系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计划成果，
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8.2 [1997]）】
左翼军成立的背景
——宋室南渡后福建的重要性。
——变乱丛生（重赋。溃军的涌入与官军的需索。）
——官军无力平盗（官军不适应福建丘陵地区作战。官军多无纪律。官军频繁调动。
朝廷抚剿政策不一。）
——地方自卫武力的兴起（乡民自组临时性武力自保。招募地方武力动议的提出。）
左翼军的创置
——创置（绍兴十八年闰八月正式成立。倡议成立左翼军的重要人物是福建安抚使
兼知福州薛弼。左翼军的灵魂人物陈敏。左翼军第一任统制官刘宝。）
——隶属殿前司。
——组成成分（成立之初。收招盗贼纳入军中。编罪犯入左翼军。）
左翼军的组织与财务
——兵力与驻地。
——指挥体系（左翼军则同时受朝廷与福建安抚使的指挥。安抚使紧急处置权。安
抚使权宜节制的权力下放到州郡。）
——组织架构（职官配置。将领名单。）
——财务状况。
左翼军的调驻与角色演变
——调派参与境外军事行动。
——时人对左翼军的倚重。
——被征调参与宋金战役。
——征召到境内外平乱（与其他军队合力平乱。平定浙闽一带海寇入境为祸。平定晏梦彪之乱。）
——战力日渐低落。
——即便在防卫闽、粤、赣地区安全上也力有不逮。
左翼军的弃宋投蒙
——左翼军与泉州地方势力形成命运共同体。
——元兵南下。
——宋廷逃亡至泉州。
——蒲寿庚举泉州叛宋降元中左翼军扮演的角色。
——左翼军与宗室、淮兵二者的关系（左翼军与宗室的关系。左翼军与淮兵的关系。）
——入元、明。
结论。
左翼军成立的背景
宋室南渡后福建的重要性
“靖康之难”之后，中原沦于女真统治，赵宋臣民于危殆中，在江南重建政权。福建对于南宋新政权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是政权初建，北有强敌虎视，政局飘摇不定，东南各路成为支撑政局的重要支柱。其中福建滨海，富市舶之利，境内还盛产茶、盐，是支撑宋廷的主要财源之区。（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海丝之路·南宋》）
二从地理位置看，福建又邻近行政中枢所在的两浙，是南宋缔造之后最接近权力中心的地区之一和南宋朝廷的后门。绍兴元年(1131年)，李纲曾上书给宰相吕颐浩说：“福建为浙东屏蔽，通道二广，朝廷今日岂可不留意于此。”
变乱丛生
但是，在南宋初期，福建却同时是变乱丛生之地。据王世宗的研究，高宗（1127—1162年在位）一朝爆发乱事336次，其中仅福建就多达44次，若包含与其相邻的虔州、汀州，则高达63次，接近总数的五分之一。
福建乱事如此频繁，与当时内外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福建致盗的重要原因，与重赋和溃军的涌入、官军的需索有关。
其一，重赋。
政权南迁后，以半壁江山支撑国力，面对强悍的女真，需要以庞大的财力来增强国防战力，因此，增添了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等税目，这些税都由地方政府征收。福建山多田少，田赋收入难以增加，盐茶等专卖物品成了福建地方政府所仰赖的重要财源，自然就以种种办法来增加茶盐价格、提高利润。
南宋初杨时在答胡安国的信中说：“闽中旧官卖盐，每觔二十七文，今民间每觔至百二三十文，细民均被其害，而盗贩所以公行也。”
官盐越贵，私贩就越盛行。建州范氏兄弟就是当时走私的卖盐集团之一，在官方以武力镇压下，最后演成范汝为叛乱。
其二，溃军的涌入与官军的需索。
宋、金由联盟转而爆发战争后，宋廷和战政策不定，战则号召勤王，于是，各处地方武力均赶赴战场，投入抗金行列；及至和议进行，则罢勤王之师，这些勤王的军队顿时失去朝廷的支持，生活立即陷于困顿，多沦为盗贼。
“靖康之难”后，女真骑兵锐不可挡，宋军溃败之余，向南奔窜，为了生存，也不免沦为盗贼。这些盗贼，随着女真兵南侵而向南推移，由江南而华南，形成南宋缔造初期内政上的重大难题。其中也有进入福建，为祸地方的情形。
廖刚在绍兴元年(1131年)八月向枢密使富直柔的报告中曾说：“福建路民贫地狭，他日不为盗，而迩来相视蜂起，初缘建州军贼作过，既而苗傅贼党、王□叛兵（指杨勍）相继入本路，大兵又蹑其后，屋庐储积，焚荡掠取，既尽于贼，又须供亿大兵，实无从出。”廖刚探讨福建多盗的原因时，就指出：“闽中贼伙所以多者，初因一两伙相继作过，经涉日月，焚劫略遍，凋瘵之余，已不胜困苦，而官兵洊至，科须百出，粮食乏绝，死亡无日，遂入相率为盗，自是兵日益众，盗日益多，虽痛加杀戮，终不能禁。”
杨时也指出福建致乱之由说：“比年建、剑、临汀、邵武四郡，为群凶焚劫荡尽无孑遗，而将乐为尤甚。朝廷遣兵诛讨，军期所须不一。加之饥馑，自春初至今，斗米逾千钱，人不堪命，皆昔所未闻。故细民荷戈持戟，群起而为盗，动以万计，皆平时负耒力耕之农，所至屯聚，未有宁息之期，非有他也，特为艰食所迫，姑免死而已。”
官军无力平盗
一是官军不适应福建丘陵地区作战。
福建境内多山，形势险峻，如廖刚所说：“闽中四境之险，殆是天设。”盗贼盘踞岩险，骚扰地方，出没无常，官军穷于应付。而驻守境内各地的官兵“骄恣日久，前后守将多务姑息”，外地调来的军队则多不熟悉福建的地理环境、不习水土，形成“官军不习山险，多染瘴疫，难于掩捕”的现象。
此外，这些从外地调来的正规军，以防御女真骑兵为主，难于适应山岭起伏、变化不一的丘陵地区作战，其情形诚如陈渊所说：“今闽中之地，不满千里，而山川林麓，常居五分之四，虽有长刀大剑，冲突之骑，何所用之？故异时为贼所陷者，皆精锐之兵，不量可否，骤进而深入之过也。”
在范汝为之变时，就暴露出官军在陌生地区作战的窘境。据朱熹的记载，汝为之乱后，宋廷遣官兵平乱。官兵不熟悉当地山川道路，盗寇纵之入山，而山路险隘，骑兵不能进，疲困不已。官兵入山后，汝为等反出平原诱官军。官军既出山，争往田中跑，相继被叛军预先连结的稻穟所牵绊，或陷入泥泞的田中，动弹不得。贼寇四面迎击，官军大败。
二是官军多无纪律。
南宋初建时，盗贼溃军遍天下，形成社会秩序的极大威胁，宋廷为了早日安定社会秩序，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强敌女真，采取剿抚并用的政策，处理境内乱事。盗贼在朝廷招安政策下，多摇身变为官军，但他们纪律极差，行径与盗寇无异。让这些军人平乱，适足以造成另一次祸源。
杨时说：“闽中盗贼，初啸聚不过数百而已，其后猖獗如此，盖王师养成其祸也。贼在建安二年，无一人一骑至贼境者，王师所过，民被其毒，有甚于盗贼。百姓至相谓曰：宁被盗贼，不愿王师入境，军无律一至于此。”
三是官军频繁调动。
当女真兵发动大规模的南侵行动时，宋廷感受到威胁，常常紧急将尚未彻底剿灭盗贼的部队，调回边防线上，一旦新派军队未能顺利接替，很容易使乱势扩大。
四是朝廷抚剿政策不一。
朝廷抚剿政策的不一致，使平乱之事旷日费时。
范汝为在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于建州啸聚时不过四十人，后来逐渐扩大，到绍兴元年(1131年)，不仅占据建州城，徒众至数十万，福建帅臣剿抚无效。最后宋廷只有派参知政事孟庾为宣抚使，大将韩世忠为副使，率神武兵步骑三万，水陆并进，才敉平乱事。
宋廷为此所付出的兵力、财力十分庞大。然而盗贼不断，中央正规军又不能长期屯驻镇压，如此一来，宋廷对地方性自卫武力的仰赖就更为殷切了。
地方自卫武力的兴起
乡民自组临时性武力自保
变乱的发生，不仅影响社会治安与秩序的维护，更会危害百姓的身家性命。为了避免生命财产受到损伤，当乱事发生时，各地乡民多有避难他处或筑山寨自保的情况。
宋、金爆发冲突后，宋廷下诏起东南兵勤王，杨时的女婿陆棠曾建请当道，利用福建地方武力组成的枪杖手北上勤王。此后，每逢地方乱起，就有地方人士自组临时性武力保乡卫民。建炎初，建州士兵叶浓倡乱，攻击龙泉县的松源乡，邻近的沐溪乡在潘特竦的领导下，设方略，率壮健的乡人，在险要处立栅，坚壁御盗，使地方不受骚扰。杨勍进犯泉州安溪时，乡人郑振率乡兵破走之。范汝为之乱时，叶显仁也曾募乡丁保卫乡里。
南宋虽靠正规军来平定大规模的乱事，却不能长期驻屯，地方自卫武力正可弥补此一缺失，负担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
招募地方武力动议的提出
当范汝为倡乱时，陈渊就担心正规军凯旋之后，失业之民再叛，特别呼吁宋廷利用当地士人与豪强来应付危难。陈渊说：“为今之计，不若预择士人之有智略而熟于其事者，付以强卒三二千，令漕司日给其费，以备缓急，仍权罢本路一岁上供之物，听得募士，或遇窃发，使人人得以自□，有功者赏之，庶几豪强者在官，乐于杀寇而惮于为寇。”
到绍兴十五年(1145年)，福建巨寇如管天下、伍黑龙、满山红等人，聚集徒众，攻劫县镇，当地百姓自建山寨互保。当时知福州莫将指出福建境内的漳、泉、汀、建四州与江西、广东接壤，当地游手之徒跟随盗贼，他们熟悉小路，带领盗贼直冲县镇，如入无人之境，官兵无法应付。他请求宋廷委派四州的守臣招募强壮的游手，每州1000人为效用。宋廷令殿前司后军统制张渊与莫将共同措置，张渊主张各州先招500人。这是宋廷第一次有计划地在福建地区招募当地人士，从事维护地区性的安全工作。
不过，随后转运司在向枢密院的奏章中，指出军需浩瀚，这些游手分子，易聚难散，一旦盗贼平定，正规军调回原驻地之后，这些拥有武力的地方势力，可能是另一次暴乱的潜在因素，怀疑招用这批人能否发挥正面的效果。枢密院遂下令新任的福建安抚使薛弼与转运司共同商议。这一命令对福建能否成立地方军队，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左翼军的创置
创置
绍兴十八年闰八月正式成立。
绍兴十八年(1148年)闰八月乙酉，福建正式成立左翼军，纳入由杨存中统领的殿前司。
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曰：“初福建路自刱奇兵，而虔、梅草寇不敢复入境，至是悉平。诏以巡检陈敏所部奇兵四百及汀潭（应为“汀漳”）戍兵之在闽者，为殿前司左翼军，即以敏为统制官，留戍其地。”
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左翼军的组成主力时，只约略提到陈敏所领导的400名奇兵，以及宋廷戍守在汀、漳等地的禁军系统。
实际上成立左翼军的背后有许多复杂的因素，牵涉到的人也较多，其中关系较密切的有3人：薛弼、陈敏、刘宝。
倡议成立左翼军的重要人物是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薛弼。
薛弼是全力推动成立左翼军的最关键人物。
薛弼（1088-1150年），字直老，永嘉人，南宋初期名臣薛徽言之兄。
薛弼政和二年(1112年)进士，曾任杭州教授、知桐庐县、监左藏东库等职。金人进犯汴京，李纲议坚守，众人不悦，弼同纲意，被擢为太仆丞。及京师围解，迁光禄丞。南渡后，曾任湖南运判，画策赞岳飞，讨平杨么等群寇，累迁敷文阁待制。绍兴廿年(1150年)卒于广州，年六十三。
初，秦桧居永嘉，弼游其门；及飞死，弼以与桧有旧，独免。绍兴十三年(1143年)八月由主管玉隆观再知虔州。虔州位于江西、福建与广东的交界处，多盗贼，弼严治之，人称“剥皮殿撰”，一郡安堵。绍兴十五年(1145年)五月改知广州，六月丙申，宋廷改命弼为集英殿修撰知福州。
闽、广交界之虔州、梅州等地，自建炎（1127—1130年）以来即有盗贼啸聚，巨寇管天下、伍黑龙、满山红、何白旗等人，有数十百部的人马，每部从数十百至数千人，总数达数十万，盘踞岩险，从泉、漳、汀、南剑到邵武等地的百姓，都受其毒。
乡民为了自保，多筑山寨。在这些地方自卫武力中，比较著名的有由虔州石城县土豪陈敏及开封人周虎臣所领的家丁数百人，他们都是骁勇善战之辈，战斗力胜于官军，成为维护当地治安的主要力量。
这时负责在福建措置盗贼的是殿前司后军统制，先后受命到福建措置盗贼的统制官有张渊、富选、成闵和刘宝，他们都直接受殿前司的节制，不受福建安抚使指挥，而且统制官每半年即轮调一次。这些人不仅不熟悉当地地理形势，由于轮调频繁，也使地方政府穷于应付。
从上述情况看来，薛弼到福建之前，当地盗贼相继不绝，声势相当大，各地虽然有民间自组的自卫武力，来捍卫自己的家园，战斗力也很强，但力量分散，各不相属，很难发挥整体战力。实际负责剿灭盗贼的军队，是由中央殿前司直接指挥的屯驻大军，不受福建安抚使的节制。这种中央与地方各自为政、不相统属、不能合作的现象，自然难以发挥制敌效果。
薛弼先前在虔州严惩盗贼，收到成效，因此，他由广州到福州视事时，所经之地，盗贼多自动避开。他抵福州后，适宋廷下令讨论福建召募游手为效用的事。薛弼以在知广州时看到韩京在广东创摧锋军对维护地方治安的贡献，建议在福建仿效实行。薛弼说：“广东副总管韩京，每出必捷，正以所部多土人。今本路素无此等，故连年受弊。”并指出他守虔州时，地方豪强周虎臣、陈敏等人所率领的地方自卫武力都是善战之徒，可以以一当十，不仅保卫乡土，更常入闽讨贼。于是辟荐周虎臣为福建路将官，陈敏为汀漳巡检，并拣取二人的家丁，日给钱米，专责捕贼，期以必灭。乃与转运司共同奏请选一千人，号为“奇兵”。宋廷诏可。从此，奇兵遂成为维护福建地区治安的主要武力，次第敉平各地的乱事。
薛弼经过3年的整合与努力，到绍兴十八年(1148)闰八月乙酉，宋廷正式命令以巡检陈敏所领奇兵四百，以及汀漳派戍福建的士兵，组成殿前司左翼军，而以陈敏为统制官，留戍福州。
左翼军的灵魂人物陈敏。
陈敏，字元功，虔州石城人。（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陈敏》）
陈氏是虔州豪族，其父陈皓在建炎末曾率乡民破赣州贼李仁，补官至承信郎。
敏身长六尺余，长于骑射、有韬略，御士得其懽心。虔州多盗贼，他率家丁数百人习战御贼，声名远播，时常率家丁入闽讨贼，薛弼辟为汀漳巡检。当时草寇跳踉山谷，敏往来龙岩、漳浦、永春、德化间，剿荡悉平。及薛弼创奇兵，即以他所部400人为主。敏后任福建路安抚司统领官，接受殿前司统制刘宝的领导。
左翼军成立后，刘宝改调选锋军统制，陈敏正式接任左翼军统制。为维护福建地区的治安，他按各州县的重要性，分别派兵扼守，很快就平息盗乱。福建人感念陈敏维护治安之功，在泉州立祠纪念。
左翼军第一任统制官刘宝
刘宝任过统领官，不知其出生地。（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刘宝》）
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出现的刘宝有二位，一位是韩世忠的部将，死于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辛卯，当与左翼军无涉。另一位是张俊的部将，当是左翼军最初的领导者。
绍兴十五年(1145年)八月，刘宝任镇江府驻劄、御前游奕军统制，因擅伐民木及强制平民为军，被奏劾，降授杲州团练使，别与差遣。这时闽广交界的虔汀地区的山寇为犯，侵扰到惠、潮、漳、泉等州。宋廷调刘宝率兵来福建，接替张渊，以备盗贼。他率殿前司的禁军在福建各州剿寇，成效颇着，泉州士民向朝廷乞留宝收讨余寇，宋廷令福建安抚司统领陈敏及汀、漳二地民兵合计2775人，改充殿前司左翼军，听刘宝节制。刘宝乃分栅要害，迁教场于泉州北，合诸军教阅。及贼平，刘宝调回殿前司。他领左翼军约仅半年，虽未见显赫战功，但立寨堡、设教场左翼军的发展，奠下良基。
隶属殿前司
左翼军在宋廷收地方兵权的环境下，体制上设计成隶属于朝廷的正规军之一。
左翼军创置之初，宋廷就采取摧锋军的模式，将指挥权直接隶属于中央的殿前司，这是南宋收地方兵权的主要步骤之一。尤其自郦琼兵变后，宋廷裁撤都督府，而将原都督府所属之部分军队改隶殿前司，使该司在绍兴七年(1137年)以后增为五军，又增置护圣、踏白等七军，合计十二军。
后来，江海一带盗贼为乱，又分置诸军以维护各地治安，因此先将成立的摧锋军、左翼军和明州水军，都隶属于殿前司。
组成成分
成立之初
关于左翼军成立之初的组成分子，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以巡检陈敏所部奇兵四百，及汀潭（应为“汀漳”）戍兵之在闽者，并为殿前司左翼军。”
《三山志·卷18·兵防·延祥寨水军》对左翼军最初组成的记载比较具体：“诏本路帅司统领陈敏下奇兵，并汀州驻劄翟皋、温立，漳州驻劄周皓、卢真下官兵改充殿前左翼军，以陈敏为统制，漳州驻劄卢真充统领、汀州驻劄□□□□□，并权听刘宝节制。翟皋、周皓、温立发赴殿前司。刘宝更住半年，俟回日，专令陈敏等弹压盗贼。时陈敏下管官兵四百人，及交割周皓、温立下官兵一千九十人，马六十八匹、汀州翟皋下官兵一千二百八十五人，马七十匹。”可知左翼军成立之初的军队总数，是将兵2775人，马138匹。
左翼军成军时，军队的数量显然偏少，因此第二年起又陆续增拨其他军队纳入左翼军。《三山志》即载有绍兴十九年(1149年)，宋廷令安抚司于福建路系将不系将兵内拣选少壮者一千五百人，听陈敏使唤，二年一轮替；二十五年(1155年)，又令陈敏招刺吐浑一千五百人，替回诸州将兵。
这些资料显示，左翼军成立初期，其军队人数达四、五千人，有来自民间自卫武力、中央调驻福建各地的军队，甚至有吐浑兵加入，来源相当复杂，但福建地方人士仍占一定比例。这种情况与广东摧锋军类似。
收招盗贼纳入军中
后来的左翼军成员，也有收招盗贼纳入军中的，并占有一定份量。
最有名的就是号称伍黑龙的伍全。伍全是长汀县人，状貌雄伟，膂力过人，绰号“伍黑龙”。在绍兴十五年(1145年)左右，伍全拥众为乱于福建，攻占县镇，与管天下、满山红齐名。后被陈敏招降，纳入军队，成为左翼军的一分子，伍全被任为裨将。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曾随陈敏至虔州，参与讨伐齐述之乱。他率先攀缘登城，以百斤铁戟转战入城，开启城门，大破齐述之兵。后转隶摧锋军，被任为正将，多立边功。
朱熹于淳熙七年(1180年)在与江州都统皇甫倜的书中就说：福建密迩江西，“绍兴十八、九年(1148、1149年)间，朝廷屡遣重兵，卒不得志，甚者至于败□，狼狈不还。及后专委陈太尉敏招募土兵而后克之，所谓左翼军者是也。盖此辈初无行陈部伍，凭恃险阻，跳踉山谷之间，正得用其长技。”
朱熹在淳熙十一年(1184年)给知福州赵汝愚的幕僚林择之的信中，也指出左翼军和辛弃疾灭茶寇一样，招得贼徒党作向导，才能入山破贼巢穴。
左翼水军也多有海上作过之人，这些人熟识地理环境，善于特殊地形的战争，因此，多获战功。真德秀在嘉定十一年(1218年)向枢密院申请措置泉州军政状中便说：“诸处配到左翼军重役兵士，多是在海道行劫作过之人”，建议拣选其中少壮，谙会船水之人，改刺左翼军“充梢碇、水手”。
编罪犯入左翼军
除盗贼之外，也有编罪犯入左翼军的例子。像嘉定四年(1211年)，宋廷以承信郎王从龙在招安黑风峒首领时，接受贿赂及佯败，处以“脊杖二十、刺面，配泉州左翼军，重役使唤，仍追毁诰命”。
组织与财务
左翼军从创立开始，军队整个的发展乃至演变过程，都和南宋朝廷为因应内外形势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方面是表现在兵源组织及它的隶属关系的变化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财务来源的改变。
兵力与驻地
左翼军筹备期间，可能因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薛弼倡议之故，部队的总部驻扎于福州，另一支则驻于漳州，其经费由福建转运司供应。成立时，共有军队2775人，次年增加1500人，绍兴廿五年(1155年)又增加1500人。
绍兴廿六年(1156年)，宋廷又令将官郑广率福州延祥寨水军的一半即193人至泉州，并令左翼军移至泉州驻扎，在东禅院等佛寺的空地上建立军寨。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80·古迹·泉州府·晋江县·殿前司左翼军统制厅》： “殿前司左翼军统制厅，在府城东三十九都。 宋以东禅、护安、太平、龙湖、报慈五院隙地合建营寨，设统制厅以领之。”
这是左翼军总部移驻泉州之始，其军费也改由泉州支应。
此时陈敏也正式建立其分戍制度，由3位将官各自率领300名士兵分别戍守汀州、漳州和建州。这时候左翼军的总人数大约近5000人。到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左翼军总额仍维持5000人。估计左翼军约维持在5000人左右。
绍兴年间，左翼军主要任务在维护福建治安，陈敏曾相度州县的重要性，择定分戍十三处，其中可考的主要驻扎地是福州、泉州、漳州、汀州和建州。发号司令的地区也由福州转到泉州。
端平二年(1235年)后，统制司一度移置建宁府（即建州）。各地驻军的情形，由于史料不足，无法得到完整资料，仅依相关地方志，介绍福州、泉州、汀州三地的情况。
福州：福州是福建安抚司所在地，也是左翼军最早的指挥中心。绍兴十五年(1145年)时福州士兵以500人为定额，后来相继招募及刺配海贼184人，绍兴十八年(1148年)成军时有2775人。及移驻泉州后，绍兴廿六年(1156年)福州只存128人，由于士兵太少，乃增募、刺配至205人。绍兴廿八年(1158年)再募95人，以300人为定额。绍兴卅年（1160年）六月，宋廷令移水军之半至明州，福州在寨兵只有149人。绍兴卅一年（1161年）安抚司增招300人，使军队人数增为459人。乾道七年(1171年)有士兵600人，后以552人为定制。
泉州：绍兴廿六年(1156年)左翼军移驻泉州时，全军总数约近6000人，除拨将带兵分驻汀、建、漳州及留于福州之外，到泉州的左翼军约近4000人。其中水军约为550人，在东禅院等佛寺的空地上建立军寨。后来由于陆续外调参战，泉州左翼军人数减少，因此统制赵渥于乾道七年(1171年)一月又招募了1000人。依乾隆《泉州府志》记载，水军先后分驻于水澳寨、法石、宝林，嘉定十一年(1218年)以后又在围头立宝盖寨，以正将衙立于法石，各寨都听其命令。淳祐六年(1246年)，泉州的左翼军共有1882人，其中马步军1331人，分成四4将22队，每将有副将、准备将各1员，每队训练官1人。水军分屯4寨，将官各1人。
汀州：南宋初，汀州变乱相继，宋廷时遣大军讨捕，绍兴十年(1140年)翟皋统广东摧锋军1200人到汀州，驻于同庆文殊寺，后奉旨创寨，改隶左翼军额，这是构成左翼军的主力之一。绍兴廿一年（1151年），陈敏命呼延迪招集，凑成1000人，不久，以郡内盗贼已灭，下令抽军队回泉州，汀州只留328人。绍兴廿八年（1158年）以州兵不足，即差官兵200人、廿九年（1159年）差拨133人，至宁化县下土寨住屯，又拨139人，使汀州左翼军总数达600人。绍兴卅年（1160年）招回宁化县驻兵。乾道五年(1169年)，遣50名左翼军戍建宁县。庆元元年(1195年)又令汀州本寨拨福林寺及驻县士兵90人至宁化驻劄，绍定(1228—1233年)年间晏梦彪之乱，士兵被抽回郡地，绍定六年(1233年)陈韡改下土寨为安远寨，最多时达300人，每年轮番更易。宝祐五年(1257年)再派50人戍守建宁。汀州左翼军设有正、副、准备将各1员，宝祐间增统领1员。
除了上述福州、泉州、汀州的左翼军数字之外，其他驻地的数字不详，目前仅知在端平二年(1235年)时，漳州有左翼军566人，建宁府（建州）为1096人，另南剑州北乡寨兵100人。此外，在乾道二年(1166年)七月己酉，也曾奉朝命调泉州左翼军2000人屯许浦镇，防守海道。绍定三年(1230年)，晏梦彪之乱时，泉州的左翼军也曾于永春县设寨，建宁府的左翼军则出戍浦城县。
总之，宋廷为维謢福建的治安，在该地始终维持五、六千名的左翼军，从驻防地区的情况看来，左翼军的任务也相当清楚。
指挥体系
左翼军则同时受朝廷与福建安抚使的指挥
左翼军创立时，宋廷对它的隶属关系即有清楚的界定──在制度上隶属于殿前司，不过，它与南宋其他驻于福建而分别隶于殿前司或步军司的禁军，如威果、全捷等军队有所不同，那就是他们主要驻扎在福建境内，以维护地方治安为任务。同样的，左翼军因体制上隶属朝廷，也与福建地方其他厢军、乡兵如诸寨土军、诸县弓手或壮城军等不相同。这点从乾隆《泉州府志》的记载就能清楚地反映出来。
严格说来，左翼军和摧锋军一样，在体制上和其他屯驻大军或禁军不同的是，屯驻大军只受中央指挥，不受地方的帅司节度，而左翼军则同时受朝廷与福建安抚使的指挥，形成二元体系；名义上隶属中央的殿前司，官员也由中央政府调派，但实际上，财务由地方政府筹措支持，接受安抚使的节度，军队的成员也以福建地区为主，又旨在维护地方治安，明显的具有地方军的色彩，中央政府则借人事任命与指挥调度的方式来操控军队，淡化地方的色彩。
左翼军成立之初，总部驻守福州，由知福州、福建安抚使调度。后来移驻泉州，仍由安抚使调度，并不受泉州最高长官知泉州的节制。
安抚使紧急处置权
高宗末年及孝宗初年，由于宋金战争爆发及宋谋北伐，左翼军被分解为破敌军，调派到淮东等宋金边防线上负责防御重责。泉州兵力减弱，面对地方治安，无法独力应付。调动军队又须凡事向枢密院及殿前司请示，恐失先机。因此，知泉州赵必愿向孝宗反应，奏请节制左翼军。（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赵必愿》）
淳熙二年(1175年)二月癸亥，宋廷诏：“泉州去朝廷二千里，每事必申密院殿司，恐致失机。自今遇有盗贼窃发，一时听安抚节制。”这个命令赋予安抚使紧急处置权，对以往双重指挥体系稍作调整，但一方面只有在盗贼发生的紧急状况下，左翼军才接受福州的安抚使节制，而非直接听命于知泉州，另一方面军令指挥全由统制官负责，地方官无权参与，显示宋廷在处理地方军事时，仍对“殿司大军不应听外郡节制”此一理念有所坚持。
淳熙十二年(1185)春天，枢密使周必大给知福州赵汝愚的书信中，对汝愚准备招募与拣汰左翼军的请求明白反对，表示由于左翼军“缘隶殿司”，招军之事“须略令勘当，即便取旨”，对拣汰士兵则说“见用三衙及御前诸军法，恐难独异耳”。显示左翼军在体制上隶属殿前司所受到的限制，及宋廷掌控地方军队事务的企图，十分强烈。
安抚使权宜节制的权力下放到州郡
宋廷这种让地方军、政互为敌体、不相统摄的政策，对地方政治运作造成相当大的困扰。乾道七年(1171年)汪大猷知泉州时，就曾发生军、政不协调的案子，如左翼军为图捕盗之赏，将真腊商人诬为来犯的毗舍耶人而加以逮捕，虽由大猷验明身分及货物，但士兵仍譊譊不已，要待大猷与其将领沟通，才无事。说明军、政分离所造成的纷扰。（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汪大猷》）
这一种现象从嘉定十一年(1218年)起，不断受到知泉州真德秀的挑战。（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真德秀》）
真德秀在《申枢密院乞节制左翼军状》中指出：左翼军驻守泉南已七十年，军中所有粮饷、赏给及出戍借请，均倚赖泉州支付，知泉州甚至也负责审验招刺效用兵，显示左翼军的事务几乎无一不与泉州相关，但知泉州与左翼军的统制官不相统属，互成敌体，军中内部事务如升迁赏罚、兵籍虚实、器械优劣、教练等，知州都完全不能预闻。殿前司远在杭州，帅司所在的福州又在数百里之外，军政修废，无法考察。知州虽然知道军中弊病却不能过问，造成军政的败坏。为了避免矛盾，集中事权，请求宋廷比照殿司、步司出戍两淮边境的体例，令左翼军听泉州守臣节制，使彼此一家，缓急可以调发，不致乖违抵牾。
枢密院只接受部分意见，准许“如遇海道盗贼窃发，许本州守臣调遣收捕”，只将淳熙二年(1175年)准许在紧急状况下安抚使可权宜节制的权力，下放到由知泉州节制而已。
因此真德秀在离任前，又上状分析由泉州守臣节制之利，恳切呼吁枢密院，说：“朝廷置此一军，关系甚重，若欲军政常常修举，非付州郡以节制之权，终有所不可。”
嘉定十四年(1221年)，宋廷终于答应“令泉州守臣节制左翼军”。左翼军总部移驻建宁府后，从资料看来，也是由知建宁府来节制左翼军。
此外，驻守在汀州的左翼军，置有正、副、准备将各1名，先是由安抚司奉准于摧锋军中留存人员就州驻劄，仍是受安抚使调度、节制。嘉定（1208—1224年）间，江西黑风峒李元励为乱，由于情势紧急，宋廷命知汀州邹非熊节制本州屯戍军马，知州才有统摄左翼军的权力。显示宋廷在面对急要事件时，允许地方的长官有了较大的权限来节制左翼军，这一来地方势力与地方长官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
组织架构
职官配置
南宋各军队的军官，依《宋史·兵志》所述有统制、统领、正将、副将、准备将、训练官等六个职级。
左翼军在名义上属于殿前司，受枢密院指挥，但长期驻防福建，负责维护地方治安、敉平盗贼的任务，接受福建安抚司的节制。早期与各地方长官不相统属，互为敌体，只有在乱事发生时才由地方官节制。因此，军队的领导，指挥和训练上，左翼军的统制是地方最高负责人，其余各级军官多与《宋史·兵志》所述相合。
将领名单
现有资料可考的左翼军将领名单及其资料出处如下：
统制：
刘宝，绍兴十五年(1145年)任，驻地泉州。（乾隆《泉州府志·卷24》）
陈敏：绍兴十八年(1148年)任。（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浪语集·卷33》）
范荣：驻地绍兴（？）（《絜斋集·卷15》）
高温：乾道二年(1166年)前任，驻地泉州。（《宋会要·职官71之15》）
赵渥：乾道七年(1171年)任，驻地泉州。（《中兴圣政·卷50》、《宋史·卷25》 《宋会要·职官63之15》）
薄处厚：嘉定十一年(1218年)（？）任。（《真文忠公集·卷8》）
杨俊：由统领嘉定十一年(1218年)十一月起升任。（《真文忠公集·卷8》、《后村大全集·卷82》）
齐敏：绍定(1228—1233年)间任。（《真文忠公集·卷9、15》
统领：
郑广：绍兴十五年(1145年)后任水军统领，驻地福州。（《浪语集·卷33》）
卢真：绍兴十八年(1148年)任。（《三山志·卷18·兵防》）
元□：绍兴廿二年（1152年）任，后讨虔州齐述战死。（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3》）
李彦椿： 乾道二年(1166年)任，驻地江阴军。（《宋会要·食货50之21》）
贝国珍：宝祐(1253—1258年)间任，驻地汀州。（《永乐大典·卷7892》）
陈鉴：景定三年(1262年)任。（《后村大全集·卷93》）
夏璟：宋末任。（《四如集·卷4》）
正将：
谢宜：绍兴廿八年(1158年)任，驻地宁化。（《永乐大典·第3646》）
丘全：嘉定十一年(1218年)权正将。（《真文忠公集·卷8》）
贝旺：第四将正将。（《真文忠公集·卷9》卷9）
廖彦通：权准备将权清石寨正将。（《真文忠公集·卷8》）
谢和：景定三年(1262年)任。（《后村大全集·卷93》）
副将：
周成：绍兴廿二年(1152年) 任，驻地虔州。（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3》）
张福：绍兴卅年(1160年)任，驻地宁化。（《永乐大典·卷3646》）
刘显祖：准备将权永宁寨副将。（《真文忠公集·卷8》）
准备将：
邵俊：嘉定十一年(1218年)任，后降充长行。（《真文忠公集·卷8》）
吴宝：绍定一～二年(1228—1229年)任，死。（《真文忠公集·卷9》）
训练官：
朱胜：淳熙十二年(1185年)任。（《宋会要·兵19》）
吴世荣：嘉定十一年(1218年)改为权法石宝盖寨准备将。《真文忠公集·卷8》）
拨发官：
陈聪：嘉定十一年(1218年)进义副尉充拨发官。（《真文忠公集·卷8》）
廖庚：嘉定十一年(1218年)效用充拨发官。（《真文忠公集·卷8》）
王大寿：嘉定十一年(1218年)任。（《真文忠公集·卷8》）
队将：
秦淮：嘉定十一年(1218年)任。（《真文忠公集·卷8》）
左翼军将：
伍全：绍兴廿二年(1152年)任。（《胡澹庵集·卷27》）
邓起：绍定(1228—1233年)间任，驻地宁化。（《宋史·卷405·王居安传》）
上列左翼军各类将领职官名称，由于文献非常零散，无法得到较完整的资料，只能说左翼军和广东摧锋军在军队的编制与组织上相类似，但左翼军的拨发官、队将、军将却不见于摧锋军等其他禁军的编制中，显得相当特别，不过，拨发官等的职掌为何，未见记载，无法推断，大概均属下级军官。
财务状况
左翼军的经费是由福建各地供应的。
左翼军的主力是陈敏、周虎臣两人所领导的私人武力转化而成的，在福建安抚使薛弼组织这些私人武力成“奇兵”时，是“日给钱米”，1000人是岁费钱36000余缗、米9000石，平均每人每月约为3缗及米7斗5升，这样的待遇，在南宋初期仅与一般军兵一样，条件并不算优厚，而这些费用是由转运司负责筹措的。
在陈敏率这批武力屯驻漳州，以防虔州盗寇时，漳州通判林安宅怕财用不足，乃以鬻卖食盐给民间的作法来佐军需，颇能收到维护治安之效，可见左翼军成立以后，其所需经费逐渐转移到由驻在地的州县负担。后来，左翼军移驻泉州，漳州仍然时常卖盐，形成漳州百姓一项长期的经济负担。直到绍兴卅一年(1161年)四月经侍御史汪澈批评之后，被宋廷接受，才停止卖盐赡军。
左翼军总部驻屯泉州后，军中所有的军需用品、钱粮都由泉州通判所供应。这种情形一度发生变化，到嘉定（1208—1224年）初石范通判泉州时，“左翼差军之费，复隶焉”，此后当成定制。嘉定十一年(1218年)，真德秀知泉州时，更指出：“左翼一军屯驻泉南垂七十载，官兵月粮衣赐，大礼赏给，及将校折酒等钱，间遇出戍借请，悉倚办于本州。”绍定三年(1230年)，真德秀建议在永春县置寨，差左翼军百人防守，所需费用也由泉州通判厅内钱支用。而淳祐六年(1246年)在泉州的1882名驻军，每月计支钱9398贯、米2070石，此外春冬衣钱计40340十贯，形成泉州极大的财政负担。因此当郡计穷乏之时，只有仰赖朝廷拨付，嘉定十一年(1218年)十一月，真德秀向枢密院申措置沿海事宜状时，指出创置围头新寨、添展旧寨、制造军器及移徙军人家属，所需费用，朝廷拨付不足，乞请拨15道度牒支用。宋廷降15道度牒，每道作官会800贯变卖，共计12000贯，作为创置新寨、添展旧寨等费用。
左翼水军在泉州各寨均有战船，旧管甲、乙、丙3只，其经费依《宋会要》绍熙三年(1192年)八月二十七日的诏令“殿前司行下泉州左翼军，将创造到海船三只，常切爱护，毋致损坏”，造船费用系由转运司与泉州就管官钱内各拨一半应付。绍兴廿八年(1158年)七月，宋廷令福建安抚转运司依左翼军现有船样造6艘尖底船，每艘面阔3丈，底阔3尺，约载2000料，所需经费，令福建转运司在上供钱粮内应副，不准科扰百姓。3艘战船的维修，依规定是“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船只修缮费用拨付的程序，是由本军申帅府（安抚使），帅府申朝廷。获准后，按程序支应金额。如此一来，公文往返、官吏来回勘查，动辄经年累月，每每造成船只腐坏不堪使用的情况。为革除层层报核的烦琐程序，增进效率及加强地方权限，真德秀请求宋廷一次拨官会20000贯，其中5000贯造2艘船，另15000贯则设置抵当库，由军官经营，以其息钱支付修船之用。此议经宋廷允诺，委由泉州通判负责。
后来左翼军总部移驻建宁府时，其军饷改由建宁府通判负责供应，显示左翼军总部所需粮饷、费用是由驻屯地区负担的。至于分驻各地的左翼军，其经费则由各州县负责支应。先前驻漳州时，漳州通判以抑配卖盐来支付军需就是一例。乾道二年(1166年)九月，殿前司调左翼军择官兵2000人，募海船36艘，由统领李彦椿率领至江阴军弹压海盗时，也是由江阴军依江上人船例，给这些左翼军人“钱米券历，应副食用”。被调派讨伐吉州峒寇时，宋廷也令诸司于见管钱内，应副激赏供亿之费。但到晚宋，福建船分戍许浦都统司，防备海道时，则由朝廷科降钱粮。
上述左翼军的费用，多由地方政府或福建路转运司支应，或是由上供钱中拨付。对福建路各府州而言，卖盐的收入中，有相当比例是提供左翼军等驻军的军需，如福州系省钱的用途中，有一项为“支县镇寨官兵及宗室、岳庙、添差等官请受”。泉州属下的永春、德化两县也有“置场出卖”的现象。建宁府卖盐所得，在支用上除了上供、经总制钱等项外，也包括军人衣料。
总之，左翼军是福建地区军队的主力，军队屯驻地的地方官又须负责支应所有费用，以盐在福建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而言，鬻盐的收入中，当有相当的比例提供左翼军的军需。而当地方财政艰难时，也有以籍没田地及寺院助饷的情况，如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左翼军乏粮，宋臣即有将籍没田地及向寺院抽饷助之议，就是一例。
左翼军的费用，除了由地方支应、朝廷拨付外，朝廷的赏赐也是它的一项收入。乾道七年(1171年)，汪大猷知泉州时，就发生左翼军为了获得军赏，以毗舍耶人侵犯泉州为名，迳自捕捉真腊商船的例子。另外，在左翼军成立的初期，军人的费用除一般俸额外，也以“御寇出戍”的名义，增给小券，因此，“名为一兵，而有二兵之费。”士兵的薪俸显然较为丰厚，这也可能是早期善战的原因之一。到淳熙（1174—1189年）间，赵充夫为减低朝廷及地方的负担，以渐进的方式，在招补阙额时，只给本俸。这一措施，使左翼军的收入明显地减少。
左翼军的调驻与角色演变
调派参与境外军事行动
左翼军成立之初，虽以维护福建治安为主，但宋廷也借平乱、御侮的名义调派它参与境外的军事行动，这是宋廷行使指挥权的表征，也是中央领导特质的展现。
绍兴廿二年(1152年)齐述据虔州叛，虔州土豪出身的陈敏即奉诏率左翼军至他的家乡虔州，联合摧锋军、鄂州、池州等禁军，一齐讨伐叛乱，终在伍全等人全力猛攻下，克复虔州城。这是左翼军被调派参与境外军事行动的第一步。
由于左翼军参与平乱的表现卓越，因此在绍兴廿九年(1159年)三月，宋廷令陈敏由福建路兵马钤辖、殿前司左翼军统制改任湖北路马步军副总管兼知鼎州，并令他统领泉州左翼军的官兵2000名随行。军队尚未发动，宋廷随即又调陈敏为殿前司破敌军统制，率领这批左翼军与家眷、器械，由海道赶赴临安，改隶破敌军。显示在金兵南侵之声甚嚣尘上的时候，陈敏与左翼军为宋廷所器重，被调至行在，担负更重要的使命，是左翼军第二次被调至福建境外。
随着陈敏的调动，不仅抽调部分左翼军，甚至更动它的名称。这也显示中央政府在军队指挥调度的权威性。
时人对左翼军的倚重
这个时期是陈敏与左翼军声誉最盛的时候，从当时归朝官李宗闵在上书给高宗的建言中，清楚地反映在宋金情势危急时，时人对左翼军的倚重。
李宗闵指出，金帝·完颜亮聚兵近边，觇视宋的虚实，战争将不可避免。建议宋廷实行三个策略，一是严守御，二是募新军，三是通邻国。在募新军的意见中，李宗闵指出三衙正规军都是市井游手、资性疲懦之辈，不堪战阵。反之，“福建汀赣建昌四郡之民，轻剽勇悍，经涉险阻，习以为常，”如果有善于驾驭役使者，必得其死力，而“殿前司左翼军统制陈敏，生长赣上，天资忠勇，其民亦畏而爱之，所统之兵，近出田舍，且宜占籍，遂为精兵，人人可用”，如果朝廷专门委任他招集闽赣四郡之人，一旦金人叛盟，则“攻守皆可为用”。即使与金朝维持和好的关系，也可以让这批军队来填补三衙的阙额。
李宗闵进一步建议，宋金倘若爆发战争，两军在江淮正面对峙。此时，应当令陈敏率领他所召募的数万人，造战船，从海道直赴山东，深入金朝的巢穴，与从湖北北向的李横部队会师，必能顺利完成任务。假如朝廷认为由海道深入过于迂回，也请求以陈敏所召的人屯驻襄阳，相信能有效阻挡金兵的侵犯。
宋廷显然很重视这一个建议，而这一来对陈敏与左翼军未来的发展，则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被征调参与宋金战役
陈敏改任破敌军统制后，宋廷命令部分左翼军改隶破敌军，加上陈敏自己召募的共有2000人。宋廷为了扩大破敌军的阵容，下令挪移殿前司其他部队的人马，组成以5000人为定额的部队。不过，显然这项任务还没有完成前，陈敏就守丧辞官。到绍兴卅一年(1161年)三月一日，宋廷下诏起复陈敏，令他以所部破敌军1600人往太平州驻劄，并将之改隶属马军司。
这时金朝正积极筹划南侵大计，宋金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宋廷在谋图求和之余，也进行备战准备，对陈敏所领导的军队诸多期许。殿前司感于他率领的马军司的破敌军阙额尚多，乃建请派将官到福建路南剑、吉、筠、建，邵武、建昌军等地，会同守臣，召刺游手之人为军。在尔后宋廷调配闽浙赣诸路军的防务时，陈敏率福建诸郡兵赴太平州驻劄，受大将刘锜节制，负责淮东防务。这是左翼军蜕变成破敌军后，被征调参与宋金战役的任务。陈敏与淮东制置司统制官刘锐在金·海陵王亮死后，曾一度收复泗州。
除前述李宗闵在上书中，提议宋金战争时，让陈敏率军、造舰，由海道到山东，攻金的中枢要地之外，李宝、虞允文也向高宗建议由海道出击，这些意见在战争发动后，都受到宋廷的重视。因此，宋廷命令陈敏的部将冯湛，以破敌军统领率800人及海船20艘，与李宝、魏胜至海州，冯湛率左翼军、破敌军等近2000人，击退进犯的5000金兵。随即率师北上，缔造了著名的唐家岛大捷。
陈敏及其所领导由部分左翼军改名的破敌军，被征调参与抗金战争后，在海陆战方面均卓有功绩。到绍兴卅二年(1162年)五月，判建康府负责措置两淮事务、兼节制江淮军马的张浚，向高宗建议招募淮楚强壮北人填补军籍时，特奏差陈敏为神劲军统制，并亲自训练安抚。陈敏在收复泗州后，可能主帅不和，称疾还姑孰。及获张浚拔擢，十分感激，尽力从事，很快就成立神劲军。张浚建议召募福建海船，谋由海窥东莱，由清泗窥淮阳，作为北伐的主力。宋廷乃诏福建选募。张浚甚至有意遣陈敏随李显忠北伐，但他认为当时非出兵时机，而未偕行。符离败后，陈敏改戍高邮军，兼知军事。
从上述左翼军的变化现象，说明自宋金关系紧张到双方爆发战争期间，由于左翼军的战力受到宋廷的肯定，而被征调至边境从事防务，以至在陆战与海战上均有杰出表现，因此，在尔后宋廷谋图恢复的召募行动中，都注意福建民、船的积极角色，加以征调，这正是左翼军在这一时期的辉煌表现所间接造成的，但从宋廷征调甚至变更左翼军的番号中，也显示宋廷具有主导调度军队的权威性。
征召到境内外平乱
与其他军队合力平乱
除被调至边境御侮外，左翼军也常被宋廷征召到境内外，与其他军队合力从事敉平乱事的军事活动。
淳熙九年(1182年)，参与平定沈师之乱。
嘉定四年(1211年)，在广东提刑邹非熊向朝廷请求下，左翼军与其他军队分戍汀州五个佛寺，阻止了以李元励为首的江西黑风峒盗寇入犯汀州。
嘉定十一年(1218年)，在左翼军统制薄处厚的领导下，捕获活跃于漳泉一带的温州海盗首领赵希郤、王子清、林添二等人，使闽粤海道畅通，海外贸易活络。
参与平定绍定元年(1228年)起至三年(1230年)底以晏梦彪为首的汀州宁化县盐寇之乱。
端平元年(1234年)知建宁府袁甫调派左翼军与禁军等，由包恢监军，平定以龚日末为首的唐石山寇乱。
在江西安抚使陈韡指挥下，统制齐敏领导左翼军参与敉平江西陈三枪之乱。
端平三年(1236年)，江西峒寇又起，峒首傅元一聚集数千人，分扰各地，形成赣粤闽边地严重祸患。知赣州兼江西提刑李华乃请调淮西招信军池司人马，及建宁府、泉州左翼军兵2000人，由总管张旺指挥，至嘉熙元年(1237年)初乱平。
此外，在开禧北伐时，左翼军被北调参与海道的征伐行动等。
这一连串的军事行动，使左翼军在维护闽粤赣境内治安乃至参与北伐行动上，都扮演一定的角色。
其中资料比较丰富的是嘉定十一年(1218年)参与平定浙闽一带海寇入境为祸，以及参与绍定年间晏梦彪之乱。
平定浙闽一带海寇入境为祸
温州海寇为祸闽粤沿海，约在开禧北伐之后。当时泉州武备空虚，浙江温州、明州海寇乘机寇掠，这些人意在“劫米船以丰其食，劫番舶以厚其财，掳丁壮、掳舟船，以益张其势”，不仅影响福州、泉州等地军民的米粮供应，也阻碍了海外贸易的进行，使舶利减少，更危及地区治安。因此，真德秀知泉州后，为招徕舶商，重振泉州在海外贸易的地位，积极整治海疆，弭平海盗。
嘉定十一年(1218年)四月廿九日，温州海寇入犯泉州，真德秀牒请左翼军官兵会同晋江、同安管下诸澳民船，合计兵民940人，大小船只45艘，在左翼军统制薄处厚的领导下前往围捕。经一番激战后，在漳州沙淘洋擒获盗首赵希郤、林添二等4人，盗徒132人，救回被掳民众11人，加上先前几次讨捕行动，使得泉漳一带“盗贼屏息，番舶通行”。
嘉定十一年(1218年)真德秀知泉州时，与左翼军及民兵密切配合下，使福建沿海稍呈安稳，到泉州的外国商船，由嘉定十一年(1218年)的每年18艘，增加至36艘。泉州海外贸易再度繁盛，左翼水军的肃清海寇是一大因素。
平定晏梦彪之乱
晏梦彪之乱，约始于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十二月。
初期，只是以汀州宁化县的私盐贩或盐民而已，规模不大。福建安抚使派左翼军将领邓起率兵镇压，但邓起贪功，趁夜冒险，被杀，宋军溃败。宋廷乃命知福州王居安专任招捕之责，然由于权摄汀州的陈孝严处置失当，乱事者拒降。
于是，从绍定二年(1229年)十二月起，以晏梦彪为首的盐贼，遂以汀州宁化县的潭飞为基地，揭起叛乱的旗帜，汀州及建宁府、南剑州诸郡及江西的盗徒啸聚蜂起。此后，声势不断扩大，乱势及于江西的赣州、建昌军等地。最盛的时候，活动地区曾达到福州以外的福建路大部分地区，并且深入江西建昌军和抚州、赣州等地，总数达2万人以上。
陈孝严在汀州处置盗贼时，由赣州石城县朱积宝兄弟所率的盗贼进入汀州宁化县，陈孝严本想倚朱氏兄弟为腹心，仇视禁军，反引起禁军黄宝的叛乱。朱积宝等旋即联合晏梦彪的部众攻汀州城，幸赖时任汀州推官的李昴英调集左翼军和地方武力守御，与盗贼相持5日，终能守住汀州城。
绍定三年(1230年)二月十七日，宋廷为迅速敉平乱势，任命魏大有为直宝章阁学士，知赣州，“措置招捕盗贼”；并起复陈韡为“直宝章阁知南剑州、福建路兵马钤辖、同共措置招捕盗贼”。陈韡乃奏调淮西兵5000人至福建平乱，陈韡旋被任为福建路招捕使，并于六月升任宝谟阁学士、福建路提点刑狱，仍兼知南剑州，充招捕使。
在宋廷全力发动大军讨捕下，驻扎在洪、抚、江、吉、建宁等州府的左翼军倾巢而出，参与剿乱任务。在陈韡领导下，绍定四年(1231年)二月杀晏梦彪，乱事敉平。
角色演变
当左翼军受到朝廷重视，而被征调至境外从事御侮平乱的军事活动，发挥了卓越的战绩时，它原来的角色却逐渐变调了，其防卫福建地区的主要功能，也逐渐降低了。
左翼军初期在海陆防御上均有卓越的表现，当金人南侵或孝宗谋图恢复时，即将精锐的左翼军北调，变成宋廷戍守淮边的军队，或因参与海战，成了随军令调动的调驻军。这一来，它原来戍守闽粤赣边界，维护地方治安的角色反而模糊了。
更甚于广东摧锋军的是，北调以后的军队，连番号及行政上的隶属关系都改变了，成了长驻边境的禁军。
留在福建地方的，虽然仍轮守各地，但由于地区性的变乱规模不大，承平时多，军队训练效果不彰，以及军队与地方长官不相统属的二元领导体系等因素，使得左翼军逐渐显现腐败的现象。如前述乾道八年（1172年）汪大猷知泉州时，就发生左翼军贪功图赏及盗库银的事迹，汪大猷却无权干涉。淳熙十一年(1184年)，朱熹给林择之的信中，提到早期左翼军与辛弃疾所募敢死军是破贼巢穴的主力，但此时的左翼军“已无复旧人，只与诸州禁军、土军无异”。
不过，这些人到底是地方防卫的主力之一，朱熹就认为赵汝愚借此起发诸州禁军“决是无用”，仍建议在不得已的时候，向朝廷申请拨广东摧锋军与左翼军相犄角。可见左翼军战力虽不如初期旺盛，但在对付地区性叛乱上仍具有一定的份量，这也许导致次年知福州赵汝愚有意直接招募与拣汰左翼军，来增强战力。只是这个建议遭到在中央任枢密使的周必大的反对，而被搁置。
战力日渐低落
左翼军的体质经过多次变动后，它在防卫福建地区的弱点逐渐显露，虽有守令意图改革，却受体制的限制，无法推动，使左翼军的战力渐趋不振。
宁宗（1195—1224年在位）朝，韩侂胄发动北伐时，左翼军也曾被征调到淮边参与北伐及御敌任务。开禧北伐是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韩侂胄虽然没有预先做好周详的规划与准备，但一旦发动战争，势须调动军队，于是于开禧元年(1205年)八月命湖北安抚司增招神劲军，十一月置殿前司神武军5000人，屯扬州，十二月庚午，增刺马军司弩手，二年四月，升四川及两淮宣谕使为宣抚使，又调三衙兵增戍淮东，诏郭倪兼山东、京东招抚使，赵淳兼京西招抚使，皇甫斌副之。五月一日，韩侂胄得知宋军复泗州，谋下诏北伐，乃再调泉州兵赴山东路会合，归郭倪指挥。
这里所指的泉州兵，应该就是左翼军。嘉定十四年(1221年)真德秀在《申枢密院措置军政状》中，荐升左翼军将领廖彦通为法石寨正将时，说彦通等“皆因开禧二年(1206年)起发山东进取，补授上项官资”，而在嘉定十一年(1218年)十一月，他在《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中也提到“国家南渡之初，盗贼屡作，上勤忧顾，置兵立戍，所以为海道不虞之备者，至详且密。开禧军兴之后，戍卒生还者鲜，舟楫荡不复存，于是武备空虚，军政废坏，有识之士所共寒心。”说明福建左翼军曾调赴前线，参与北伐，除海道外，亦有发赴扬州，接受郭倪指挥的。
然而，当战事爆发后，金兵随即反扑，宋军先后败于蔡州、唐州、宿州、寿州等地，郭倪所领导的马司、池州等诸军渡淮军队共有7万，先后因败折损，仅剩4万。宋廷改命丘□为两淮宣抚使至扬州，改采守势，布置16余万三衙及江上军民，分守沿淮要害之地，并由淮东安抚司招募士卒，置御前强勇军。
开禧二年(1206年)十月，金兵渡淮，围楚州，各地告急，宋廷急诏诸路招填禁军，以待调遣。十一月，真州陷，于是豪、梁、安丰及沿边诸戍皆没于金，十二月郭倪弃守扬州。一直到开禧三年(1207年)二月丁卯，宋金战事缓和，才罢江、浙、荆湖、福建等路的招军行动。
可见开禧北伐时期，宋兵不论是初期的进攻，以至后来的防守，除了原有禁军系统外，也相继调动、招募江南各路军队，左翼军也是其中之一。左翼军参与这场宋金战争，不论北伐或守御扬州，都有所牺牲，真德秀所述“戍卒生还者鲜”正显示开禧北伐是左翼军军力减弱最重要的关键。
即便在防卫闽、粤、赣地区安全上也力有不逮
经过开禧之役，左翼军的实力大伤，此后，再也无法担任全国性的平乱或御侮的任务，即便在防卫闽、粤、赣地区安全上也显得力有不逮。
自嘉定十一年(1218年)以后，这种情况尤其明显。真德秀认为是主将非其人而又缺乏监督所造成的，“是以数十年来，士卒不复如向时之精锐，舟船器械不复如向时之整备”，因此主将“得以肆其贪叨掊克之私，士卒平时未尝有一日温饱之适，怨气满腹，无所告诉，则缓急必欲其捐躯效命，难矣。”
战力既弱，遂难以独力应付境内兴起且较具规模的叛乱，因此“江闽盗起，调兵于淮”形成一种现象。像绍定（1228—1233年）间领导左翼军平海盗有功的正将贝旺，原隶淮西庐州强勇军，自嘉定十一年(1218年)以后在边境屡破金兵有功，绍定元年(1228年)改充雄边军准备将，三年(1231年)汀州晏梦彪叛，贝旺随淮西军到福建收捕贼盗，升为正将，后由福建招捕司将他改调左翼军第四将正将，就是由外地调来领导左翼军的例子。
除了淮军之外，也有其他人员参加左翼军的行列。嘉定十一年(1218年)在泉州捕获海寇的泉州潜火官商佐是另一个例子。商佐的父亲商荣在孝宗（1163—1189在位）年间原为知福州赵汝愚的部属。庆元三年(1197年)，广东东莞县大奚山盐民暴动，宋廷命知广州钱之望以武力镇压。钱之望差调福州延祥寨的摧锋水军，由将领商荣及其子商佐、商佑将兵以往，大败大奚山贼，商荣因功被任为福建路总管兼延祥水军统制，商佐授进武校尉。开禧北伐时，商氏父子奉命由海道攻海州，失利，士军丧亡甚重，开禧三年(1207年)二月商荣被削夺官爵，柳州安置。商佐亦遭追夺官职。及真德秀知泉州，任商佐为部押潜火衙兵。嘉定十一年(1218年)，温州海盗犯泉州，左翼军统制薄处厚以商佐熟知海道，令他随船捕贼，立了大功。此外，端平元年(1234)，唐石山龚日末倡乱时，知建宁府袁甫调动平乱的军队中，除了左翼军和禁军之外，由唐石地区所组成的1000名民间自卫武力──忠勇军，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在宋廷平定晏梦彪与陈三枪叛乱的过程中，更能显示左翼军实力的低落。
晏梦彪崛起与倡乱区域正是左翼军负责防卫的地区。但是，初期由于左翼将领贪功及地方长官剿抚策略运用失当，反使各股势力兴起、坐大，成为燎原之势。因此，到绍定三年(1230年)，陈韡起复为知南剑州、提举汀邵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马铃辖时，“贼势愈炽”。至此时，左翼军已无法主导敉平乱事的能力。陈韡在批评政策失误之余，认为只有“求淮西兵五千人，可图万全”。晏梦彪等破邵武，急攻汀州时，陈韡被任为福建招捕使，并获宋廷同意由淮西置制使曾式中调派精锐部队，任命将领王祖忠率领三五百名南下参与平乱，此外通判安丰军李华也受命率淮西军南下平贼。
由于王祖忠沈勇有谋，所将士兵皆骁勇善战，因此所向有功。吴泳在《江淮兵策问》中就说：“而今一方有变，自应不给，所恃以称雄于天下者独江东、淮西两军尔。”淮西军的加入战局后，内外交急，人心动摇的局面才得以安定，诚如方大琮在给淮西帅曾式中的书中所说：“始汀邵扰，浸及其邻，既调诸邵暨诸道兵，又调殿旅。故视之蔑如，益披猖，遂越而残泉之永、德，而某所领邑又邻焉，岌乎殆哉。未几连以捷告，遂成陈招使战胜之功，问之则花帽军也、铁桥军也，此西淮制垣所遣也，非独一邑拜公赐，全闽同之。”
真德秀于绍定五年(1232年)再度知泉州时，也承认这一事实，指出平晏梦彪之役，除当事任者适得其人之外，“调发淮师，又皆一可当百，故凶渠逆俦，相继剪灭，闽境肃清”。左翼军战力之弱，也可由此得到印证。
因此当陈三枪在江西称乱，扰及闽粤边境时，真德秀就十分担心，他指出：“泉、建虽分屯左翼，而士卒未练，纪律未修，诸郡守臣多文吏，鲜或知兵，一旦有急，未见其深可恃者。”连负责地方治安的能力，都令人担心。
陈韡敉平陈三枪之乱的过程是：先由“刘师直扼梅州、齐敏扼循州”，他自己则自提淮兵及帐下亲兵“捣贼巢穴”。齐敏所统的左翼军与李大声的淮军乃至摧锋军，在平乱时均有贡献，但淮军的角色显然重于左翼军及摧锋军，更充分显示左翼军在南宋晚期战力低落。
这也可以从次年的事件中得到证实。绍定四年(1231年)五月，陈韡改知建宁府，不久，浙江衢州寇汪徐、来二相继破常山、开化，声势甚盛。当时数千殿前司及步军司的军队不敢战，陈韡指挥淮将李大声提兵700夜击，敉平乱事。此次征剿中，左翼军并不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从创立初期的威武善战，表现卓越，后来却变成次要角色，到景定四年（1263年）漳州畬民为乱时，左翼军虽会合诸寨卒合力剿捕，仍劳而无功，以致要改为招安，才平息乱事看来，左翼军显然连扮演维护福建地区性治安的任务都难以胜任了。
左翼军的弃宋投蒙
左翼军与泉州地方势力形成命运共同体
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以后，左翼军虽然在敉平福建地区的乱事上难以发挥积极战力，但不论就长期的历史发展，或从晚宋内外形势观察，左翼军在福建地区仍是维护治安的主要角色。
绍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检讨晏梦彪之乱，指出泉州永春、德化两县无兵驻守，受害甚深，因此，当地士人要求在永春县适当的冲要地点设置军寨，派左翼军百余人驻屯，“庶可弭未然”，可见泉州人仍视左翼军为一股稳定秩序的力量，而请求宋廷设置军寨。
左翼军的军需费用一向由福建各州县提供，形成地方财政的极大负担，真德秀就任知泉州后，一再向宋廷请求财务支援，足以显示地方支应左翼军的窘境。
咸淳四年(1268年)，监都进奏院洪天骥指出泉州的左翼军缺乏粮饷，情况严重，有生变之虞。建议以籍没民田，拨为军饷之助。此时，泉州左翼军所需费用的总数，由于资料不足，无法有较全面的了解，但从洪天骥的讨论中，可以发现粮饷与财政是晚宋左翼军与泉州所共同面临的重大难题，这也说明两者之间，有着较强的依存关系。
此外，嘉定十一年(1218年)真德秀知泉州时，要求由知泉州节制左翼军，其目的即在强化地方长官对军队的掌控，期能在平乱御敌上发挥更积极的效果，避免因军、政指挥分离，引发负面作用。这一要求，嘉定十四年(1221年)被宋廷接受了。
从后来的发展看来，左翼军在维护福建地方秩序上，并未能发挥如真德秀所期望的作用，却使宋廷为加强中央控制力，防止地方属性较强的军队，因受到地方长官的领导，而造成地方势力强化的政策改变了，反而让地方势力与地方官吏的利益有机会紧密结合，形成命运共同体。泉州本来就是左翼军经费的主要支持者，这种既有经济上的依存关系，又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两相结合，遂使泉州的地方势力与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展现强烈的地方性格，一旦外在情势有所变化，很容易影响左翼军的发展方向。
元兵南下
宋蒙二国在经历联合灭金，短暂和好相处之后，很快的由于宋朝要收复三京的入洛之役，而以兵戎相向。不过，宋蒙战争爆发初期，由于宋廷强化边防及蒙古并未倾全力攻宋等因素，双方战争呈现胶着状态。等到忽必烈即位后，改变战略，由四川转攻京湖，训练水军。经五年包围苦战，迫使宋·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透过吕文焕的招降，使南宋政权面临了存亡绝续的考验。
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忽必烈发布《平宋诏书》，由伯颜统率大军进攻南宋，进展迅速，势如破竹，加上吕文焕招降的效应浮现，沿江州县先后降附。宋军经历丁家洲与焦山二次战役的失败，无力再战。德祐二年(1276年)一月，元军兵临临安，宋廷上降表，此后，除了两浙、四川部分地区拒不投降，或激烈抗元，以及江东、江西、荆湖地区时有反覆之外，福建、两广是宋流亡政权建立的基地，更成为宋遗民抗元图存的最后据点。
宋廷逃亡至泉州
左翼军为维系福建地区安全的主要军队，而且是代表地方势力的重要武力，因此当元廷派董文炳等人分路进攻留在福建的宋流亡政府时，左翼军的动向，对时局自然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初，当元兵包围临安时，文天祥就奏请宋廷派吉王赵昰和信王赵昺出镇福建、广东，以图兴复。十日，谢太皇太后下令赵昰和赵昺二王出镇；十七日，进封赵昰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昺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事。
宋廷派员向伯颜献降表时，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右丞相陈宜中、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等人，相继率军队离开临安。在朝臣护卫下，二王经婺州到温州，与陆秀夫、陈宜中、张世杰等会合，朝臣推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为副都元帅，开府温州。后入海，经壶井山进入福建，由陆境到福州。五月一日，朝臣正式拥益王·赵昰在福州即皇帝位，是为宋端宗，升福州为福安府，改年号景炎，任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及文天祥逃归，乃任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十月，元军分道进逼福州，陈宜中、张世杰奉二王登舟入海以避敌。这时宋有正规军17万，民兵30余万，内有淮兵精锐1万，是抗元的重要战力。
元政权为了歼灭残余的拥宋势力，自景炎元年(1276年)九月起，分六路向华南各地展开攻击，其中有三路是以福建为目标。福建地区由于人心浮动，战力不足，各地宋臣除偶有率众抵抗者外，或降或逃，情势相当危急。
时左翼军分驻福建各要地，在元军入侵福建的过程中，发挥了多少战力，由于资料不足，并不清楚。不过，泉州是它最重要的主力所在，因此当端宗等流亡政权的臣僚抵泉州后，左翼军对它的支持程度，对泉州的政治动向就有关键性的影响了。
蒲寿庚举泉州叛宋降元中左翼军扮演的角色
宋君臣到泉州后，提举市舶司蒲寿庚请求端宗驻跸的提议，遭张世杰反对。宋廷需索军粮之外，由于大队人马所用船舶不足，世杰派兵抢夺蒲寿庚的船只及粮食，引起蒲寿庚的不满，乃怒杀在泉州的宗室子、士夫夫及停留的淮兵，端宗等人转趋潮州。元·至元十三年（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初八（1277年元月），由阿刺罕与王世强所统元兵由浙江抵泉州，蒲寿庚乃与知州田真子献城投降。（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蒲寿庚》）
关于蒲寿庚举泉州降元，对宋抗元势力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乃至蒲寿庚个人身分等问题，长期以来引起学者热烈讨论。经过不断的探索与辨析，使我们对整个事件的始末有较清楚的了解。其中苏基朗教授的论文使我们更清楚蒲寿庚降元与左翼军的关系，及左翼军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苏教授指出，蒲寿庚虽然在景炎改元前约一年多，才任泉州市舶司，但由于他在泉州已拥有相当的势力，因此益王在福州组织流亡政权时，任他为招抚使，是承认他既成势力的结果。后来蒲氏与拥有节制左翼军权力的知泉州田真子，及左翼军统领夏璟等为代表的泉州地方精英，在大厦将倾之际，不免以个人、家族及地方的利益为依归，与宗室派及抗元派爆发大冲突。由于他们控制当地的兵权，最后以铲除抗元、宗室这二股势力而降元。这一看法扭转了以往过于突显蒲寿庚以一人一姓之力降元的看法。
对左翼军在宋元立场的改变，苏教授提供最直接有力的论证。他举出兴化军人黄仲元(1231—1312年)在所撰的《夏宣武将军墓志铭》中说：“宣武讳璟，字元臣。其先自淮入闽，占籍于泉。帐前总辖隐夫之孙，閤门宣赞必胜之子。宣武旧忠训郎殿前司左翼军统领，智足应变，勇足御军，功足决胜，海云 蒲平章（蒲寿庚）器爱之。河汉改色，车书共道，帅殷士而侯服，篚玄黄而臣附。是时奔走先后，捷瑞安、捷温陵、捷三阳，宣武之力居多。”指出夏璟是泉州人，及其率左翼军附元的情形。
此外，苏教授也在《宝祐登科录》中，发现知泉州田真子是泉州晋江县人，在宝祐四年(1256年)与文天祥同榜进士。
从这些事例足可说明，蒲寿庚的降元，是得到包括左翼军领导阶层在内的泉州地方势力及精英份子的支持。
这种情况，也可以从随后在泉州爆发宋、元双方攻防战中得到证明。第二年（至元十四年，1279年）七月，张世杰率淮军及诸洞畬军回师包围泉州，蒲寿庚、田真子也是在林纯子、颜伯录、孙胜夫、尤永贤、王与、金泳等泉州地方精英的协助下，坚守90日，并派人至杭州向元帅唆都求援兵。加上蒲寿庚阴赂畬军，畬军未全力攻城，使唆都得以率元兵解泉州之围。
这一事实说明蒲寿庚与泉州地方势力，当宋元势力交替之际，在政局反覆不定的情况下，政治态度并不犹豫。因此，元朝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于泉州设置军队的建制时，除调扬州合必军3000人镇戍外，也成立泉州左副翼万户府，正是以宋·殿前司左翼军改隶以及增刷当地土军而成的。
左翼军与宗室、淮兵二者的关系
蒲寿庚与左翼军等泉州地方势力在降元的行动中，尚牵涉到“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一事，其中士大夫问题与左翼军的关系较少，以下拟以左翼军为主，进一步讨论地方势力与宗室、淮兵二者的关系。
左翼军与宗室的关系
宋室南渡，泉州在当时对外海上交通上，逐步超越广州，成为南宋对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埠，市舶司初期的收入相当丰厚，除解缴朝廷之外，亦负担寄居郡中的的宗室的供养费。从高宗起，宋廷在泉州置南外宗正司，供养宋太祖的子孙，与福州的西外宗正司所养太宗子孙，成为二处宗室重要聚集地。（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历史事件·南外宗正司》）
南外的宗子人数，在绍兴元年(1131年)共有349人，后来人口迅速增加，据真德秀的说明，庆元（1195—1200年）中，泉州有宗室子1740余人，绍定五年(1232年)达2314人。到南宋末年，在泉州的宗室人数当在3000人以上。
南外宗室的供养费，宋廷规定由泉州及转运司各负担一半，但自淳熙十二年(1185年)转运司负担定额（48300余贯）费用，其余均由泉州供应。由于宗室人口不断的增加，他们的供养费形成泉州另一项重大负担。绍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为减轻泉州负担，建议由朝廷、转运司、泉州各负担三分之一，朝廷负担的部分，拨市舶司钱充付。如此一来，宗子供养费反而成为泉州与市舶司二者共负的重担。
此外，宗人又仗势，在地方挟势为暴，占役禁兵，或盗煮盐产，破坏盐法，胡作非为，造成地方的祸害。
这批宗室，不仅成为泉州与市舶司财政上的极大负担，其仗势凌虐乡民、为祸地方，亦必与地方势力相冲突。
当流亡政权在福州成立后，宗室为维持目前的优势，及借赵宋政权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势必坚持拥护这个政权。然而，流亡政权已处于危亡之秋，政局变动的形势非常明显，拥宋抗元所带来的后果，对地方势力及拥市舶之利的蒲氏家族，亦必非常清楚。在这种既有宿怨，又有新虑的情况下，地方势力与宗室的利益矛盾是不言可喻的。
左翼军与淮兵的关系
从军队结构与作战能力看，左翼军与淮军也是截然不同的。
南宋军队基于不同任务与需求，分成州郡兵（含禁军与厢军）、县兵、禁卫兵、屯驻军、民兵五种类型。泉州驻扎的军队包含了上述三种（除屯驻军及民兵外），这些军队实际上缺乏作战能力，这是左翼军产生的重要因素。
左翼军是以地方武力为基础，纳入三衙的指挥体系，转化成政府调控的军队，这是在旧有类型之外，出现分隶于中央与地方、形成二元指挥体系的地方军。这支军队由于作战能力强，成为维护地方治安，甚至被调派出境征讨、防御的重要力量，但这一来也逐渐削弱了它原来防卫福建地区的角色。后来，加入左翼军的份子较杂、战力也较弱，以至从在嘉定后期起，福建地区爆发的若干较大规模的叛乱活动，多要仰赖原驻防两淮、防守宋金边境的屯驻大军（即淮兵），才得以敉平乱事。
嘉定（1208—1224年）以后，由地方势力为主的左翼军虽然仍是福建地区的重要军队，但它在维护地方治安的能力显然逊于往昔，宋廷乃借调派的方式，让淮军将领渗入左翼军中。
情况改变后，外来武力与当地既存武力之间，是否引发利益冲突或能和好相处，由于史料不足征，无法得其详。不过，到景炎元年（1276年），随同流亡政权到泉州的万余淮兵，当是元军由淮渡江的争战过程中，不愿归顺新朝，或在主帅领导下南下勤王的部队，他们既追随二王等人由福州到泉州，历经海陆流徙的艰辛，仍不改其对宋室的忠诚。
这种情形尚可从后来张世杰在至元十四年（景炎二年，1277年）七月回师攻泉州城时有淮军参与，及同月留在福州的淮兵谋杀害降元的知福州王积翁以接应张世杰，最后全为积翁所杀，知道这批淮兵不仅是晚宋支撑政局最精锐的部队，也是对宋室忠诚度最高的部队。
这种情况显然与在体制上虽然仍隶属于中央，但实际上却是地方性格占优势，以维护地方利益为前提的左翼军，对待宋元政权交替，在政治方向的抉择有很大的差异。
这二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及政治利益的武力集团，共处泉州，冲突必不可免。况且这批淮兵可能是阻碍蒲寿庚与泉州左翼军等地方势力弃宋投元的最主要力量，当然要设法铲除的。
因此可以说，当宋元政权交替之际，在泉州的蒲寿庚与左翼军为主的地方势力，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与抗元派士大夫、宗室以及淮兵，对新旧政权的认同有极大的差异，甚至发生冲突，遂使蒲寿庚等人须借左翼军等铲除不同政治意见的集团，而投向新的蒙元王朝。
入元、明
入元，以殿前司左翼军隶左副万户府。寻隶于府，又刷土军以益之，乃立营建左副新刷土军万户府署于泉州城北泉山门外。明·洪武（1368—1398年）初，调左副新刷土军隶山东宁海卫。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80·古迹·泉州府·晋江县·殿前司左翼军统制厅》：“元·至元（1271—1294年）中以其军（殿前司左翼军）隶左副万户府；寻废。”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80·古迹·泉州府·晋江县·左副新刷土军万户府》：
“左副新刷土军万户府，在府北泉山门外。
元·至元间以殿前司左翼军隶于府，复刷土军以益之，乃立营建署于州之后门，万户赤干迁建今所。
国朝•洪武初归附，调其军（左副新刷土军）隶山东宁海卫。府署故址犹存。”
结论
宋室南迁后，在江南重建政权，女真的优势骑兵，形成它立国的重大威胁，为了生存与发展，在国防上采取守势策略，重兵布署在长江以北的边防线上，其余次要地区则以禁军、乡兵守卫。由于强邻压境，长期倚重兵防卫，增加财政负担，为了增加收入，宋廷实施茶盐专卖，及鼓励海外贸易。东南滨海而又产茶盐的诸路，乃成为国赋的重要来源地区，因此，宋廷亟欲维护此一地区的安定，以保障财政收入，巩固政权。然而茶盐与商舶的厚利，亦易引诱走私贸易及各种嗜利者谋取暴利，甚或引发不法，他们凭藉对地理形势的熟悉及熟谙海性的优势，一旦面临武力镇压，极易酿成暴乱，为祸地方。此时，精锐的屯驻大军远守北方边防，调动不易，何况这些正规军既不熟悉南方地形，其装备又不利于丘陵起伏的东南地区，想借之敉平乱事，并不容易。而平时负责守卫地方的军队，战力脆弱，难以面对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因此，这类叛乱的规模，虽未必对赵宋王朝构成威胁，但对地区性的安定与国家财赋收入，影响则甚大。
从南宋建立起，福建地区相继有范汝为、叶浓等叛乱，其后，小规模变乱则经常发生，地方军队既难以发挥息乱之效，只有赖各地自发性的民间自卫武力奋力作战，才能保家卫乡。这些地方武力成了维护地方安宁、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陈敏所领导的奇兵，就是一个典型的私人武力。后来，薛弼由广州移知福州，他目睹广东结合地方武力成立摧锋军，在维护地方治安上，发挥了卓越的成效，到任后，积极推动，在他的努力下，终能结合地方武力，与不同来源的军队，仿照广东摧锋军的例子，在福建成立了一个地方属性较强的左翼军。由于军队的主要组成分子是地方人士，又受到地方官吏的支持，由地方供应军需费用，因此，很快的展现了因时因地制宜的机动性和优势战力，缔造了多次平乱的优越成果，成为维护福建地区及东南沿海治安的重要武力。
左翼军的组织建制，与广东摧锋军及以后成立的湖南飞虎军一样，充分反映南宋朝廷亟欲延续北宋以来“强干弱枝”的国策。虽然军队的军需财务和人员组成，多仰赖福建地区，但军队名义上隶属于殿前司，由中央及福建安抚使分层负责指挥训练与节制，军队驻扎地区的长官反而无权干预，形成军、政二元化的指挥体系。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南宋朝廷在政策上，既要维护地方治安，却又担心地方权重，形成尾大不掉而为害政权的苦心。但是这样的指挥架构，既削弱地方长官的权限，也可能因地方军、政首长不能和衷共济、协同一致，而影响到地方的治安，甚或敉平暴乱的成效。因此，不断有地方长官，尤其是左翼军总部驻扎所在的知泉州，向宋廷反映军、政分离的弊病；建议由知州节制左翼军，以发挥更大的效果。几经波折，到了嘉定十四年(1221年)，宋廷终于同意知泉州可以节制左翼军。这一转变，显示宋廷到中期以后，外因蒙古南侵，金朝濒于覆亡，北方情势不稳，边境日益紧张；内政上也由于朝臣对和战及皇位继承的意见分歧，引发政争，使朝政日坏，加以内乱相继，中央难以掌控一切。为避免乱事蔓延，影响地方治安，不惜对既有的“强干弱枝”政策做较大的修正，试图赋予地方长官较大的权限来调度军队，借以维护社会秩序。地方长官既可以指挥军队，遂使左翼军与地方势力的依存关系，日益密切，地方性格更为彰显。
左翼军成立之后，在敉平地方叛乱上，屡获佳绩，以至在高、孝之际，宋廷要征调它北上，参与御金甚至北伐的军事行动。这一举动，一方面显示宋廷肯定左翼军的实力不逊于在边境上防金的精锐之师，欲借地方军来填补正规军之不足，同时也表示宋廷在军事指挥体制的规划上，维持“强干弱枝”基本国策的理念，并落实在实际的军事调度上，借以彰显中央政府的权威性，甚或具有冲淡左翼军在福建地区的影响力的意味。不过，由于开禧之役，宋方失利，受征调北上的左翼军，不仅士卒受损，船只也被毁坏，使其整体战力大为减弱。此后，宋廷面临内忧外患，朝政日坏，中央无法强化军队训练，提振战力，为扭转此一颓势，在真德秀等人不断呼吁下，同意由知泉州节制左翼军。然而，节度指挥权的下移，并无法改变左翼军战力削弱的事实。因此，嘉定以后福建地区兴起几次较大规模的变乱，左翼军都难以独力平息，甚至需要调动在边境上防卫金兵的精锐部队──淮兵，才得以敉平乱事，而且在平乱过程中左翼军多居于次要角色。此一现象，说明军队调度、指挥权的转移，未必能有效提振战力，但这一改变，不仅提高了地方长官的权限，更突显了地方上各种势力彼此之间复杂的关系与利益的纠葛。
左翼军的战力，尽管有每况愈下的情况，但仍是福建地区平时维护治安最重要的武装力量。左翼军与福建，特别是泉州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一方是社会秩序的守护者，另一方则是生活资源的供应者。自从知泉州可以直接节制左翼军以后，地方势力与地方官吏之间，形成一个更强而有力的互利团体，彼此依存度增高，尤其在晚宋政权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为了救亡图存，对地方长官的任命不再遵守惯有的避籍制度，泉州出现了由当地士人田真子出任知州的情况以后，泉州地区各种势力之间，彼此的关系更为密切，地方上的共同利益，势将凝聚彼此的力量，形成地方优先的观念。此一观念也将主导着他们尔后对政治方向的抉择。
从这个线索去探索，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左翼军及泉州地方精英在最后阶段，弃宋投元行动背后的因素。蒲寿庚和田真子、夏璟等人，在南宋晚期分别掌管泉州地区的财政、行政与军政，他们都是隶籍泉州的地方精英。当流亡政权抵达泉州时，既要仰赖当地的人力、财力来支撑岌岌可危的政权，却又要指挥一切，这种情况当然引起泉州领导精英的不满，他们对宗室长期在地方为祸反感，又不免与淮兵有所冲突。况且当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拥宋与降元之间的利弊得失至为明显，对掌握地方势力的领导者而言，在地方优先观念的驱使下，如何抉择以维护地方利益，必有所斟酌、折冲，乃至爆发冲突。蒲寿庚、田真子、夏璟等人做了面对现实的选择，最后导致以暴力的手段，铲除抗元的士大夫、宗室和淮兵，毅然走向依附新的王朝。左翼军加入了这场冲突，也选择了新的方向，这与他们的领导者的利益考量，固然关系密切，但也颇能反映地方势力的利益依归。他们要杀害拥宋的这批人，显然与宿怨和利益均有关系，而正规淮兵是当地唯一具有实力阻止依附新王朝的军队，对包括左翼军在内的地方势力而言，虽然与淮兵的利益纠葛未必深切，但威胁性却更大，必须加以铲除。总之，左翼军与泉州地区的多数精英分子，面对新旧政权交替之际，为维护自身及地区利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经过折冲与冲突的过程，最后经由武力解决争端，一齐走向弃宋投元的政治行列。这是南宋地方军中采取现实的立场，面对变局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