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矿冶 西周——春秋 西周——春秋 泉州最早的冶炼铸造遗存，当推《福建南安大盈出土的青铜器》（庄锦清、林华东，《考古》1977年第三期）一文本所述： 1974年，南安水头大盈大队农民在平整土地时，偶然发现一批青铜器。1976年，厦大历史系派庄、林二人前往调查，结果在大盈寨山发现一西周至春秋（约公元前1027—前403年）的史迹。出土遗物有青铜戈、戚、矛、匕首、锛、铜铃等6类20件，另有玉戈、玉璜等2类5件。这批青铜器、玉器虽与中原出土的略同，但又有地方特色。如铜铃造型是西周的，而其外表所印几何图形花纹，则是古越族的花纹；又弧形刃的青铜锛，和厦门出土的弧形石锛完全相同。可推断这批青铜器的铸造，既受中原西周文化的影响，但又是在闽越地区铸造的。 两晋——六朝 1957年，厦大考古实习队在南安丰州九日山福建狮子山下清理两晋与六朝古墓群时，在西晋·太康元年（280年）的古墓中，发现一铜质“部曲将印”。“部曲”是士族地主私人武装。这一铜印是北方带来的还是在泉州铸造的，尚不能判明，但可证明西晋时，确有中原士族地主合族南下泉州一带，也可能带来冶炼铸造技术。 唐 概说 唐初，泉州已由中州升为上州，海上交通也渐露头角。九世纪时，泉州港已被西方大食帝国称为中国四大港之一。 唐初，泉州已有冶铁和锻打铁器的技术。1936年泉州改造中山公园为体育场时，发现4座唐初（630—653年）古墓，冥器除大部分为陶瓷器外，尚有五铢钱3件、带钩13件、簪1件、坏铁钉20件等金属制品。特别是铁钉，很可能是当地产品。 《新唐书·地理志》载，泉州南安产铁，制品由泉州港出口。 《德化县志》（1992年第1版）载：“唐·僖宗（874—888年）时，蒋恋父子已从南山赤岭取矿炼铁。” 蒋恋父子 蒋高，江西吉州人，进士出身，唐僖宗（874年—888年在位）朝初期任太守，累擢至户部尚书左仆射。时朝政日非，民不聊生，黄巢等农民起义军纷起，蒋高因而弃官入闽，始居闽中莆阳东（今仙游县前坂）。文德元年（888年）僖宗崩，唐昭宗嗣位，屡招蒋高出山辅助朝政，蒋高不就，避居德化上壅积善坊黄井（今属“上涌镇”）。 蒋峦，蒋高第6子。蒋高任户部尚书左仆射时曾分管全国矿业，著有《冶炼法》一书，蒋峦因而熟悉冶炼技术。 来到上涌后，蒋高、蒋峦父子见德化铁器甚是缺乏，若开山取矿冶铁，既能利益地方，且能振兴家业，便跋山涉水，勘察山地，终在南山赤岭（今上涌门头村北山）发现铁矿藏。于是，在今桂格村与桂林村交界处的涌岭格创炉1座，从南山取矿炼铁，多招财宝，广置田园。 蒋峦即携妻择涌岭格东侧山后的“茶坑”（后称“传豪村”），开基架屋以居。尔后，蒋峦又往仁金畲（连根畲，今后宅村）创炉，经营冶炼，后人称冶铁处为“炉坪”。蒋峦两处造炉，所炼之铁供应内地有余，便运往泉州销售，很快成为当地巨富。 由于质优价廉，铁制品在泉州供不应求，为减少运输成本，蒋峦又在泉州直接开炉冶炼，开行销售。当时泉州所制铁器，大量销往东南亚各国。“陶瓷铜铁，远泛蕃国，取金贝而返，民甚称便”。 （详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民系·泉州宗祠·蒋氏·桃源堂》） 五代 闽国铸钱遗址 1974年，在承天寺出土“永隆通宝”钱范（铸模）。永隆是五代十国·闽国第5代闽王王曦（原名王延曦）的年号，时泉州属闽国，承天寺未建。（参见泉州历史网 www.qzhnet.com《泉州儒道释寺庙·承天寺》） 承天寺山门内甬道北壁嵌有 1 块石碑，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84年6月立。文曰：“古铸钱遗址 五代闽国王王延曦铸钱遗址，一九七四年在此地出土成批'永隆通宝'陶钱范”。“永隆通宝”是闽国 ·永隆（939—944年）间，闽王·王延曦在泉州设铸币场铸造的大铁钱。“泉州闽国铸钱遗址”是长江以南至今发现的唯一范铸遗址。 “泉州闽国铸钱遗址（五代）：鲤城区南俊路承天寺西南侧”，2005年5月列为第六批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出土 1973年12月至1975年5月间，泉州三中师生在其防空工地上“深挖洞”构筑人防工程及承天寺僧人在承天寺内西南侧广孝寺废址上挖地制药用“金汁”（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地产·金汁》）时，在夹有宋代瓷片的地层先后出土了3次陶质的“永隆通宝”钱范。这两个地方毗邻泉州古城东郊，前者系零星出土，后者发现钱范的堆积层较厚。铸钱遗址分布范围1000多平方米。（王洪涛《晚蚕集·泉州出土五代“永隆”钱范》，华星出版社，1993年） 1984年12月至1990年10月间，泉州承天寺建筑群动工修复，在寺内西围墙处地下，又出土不少“永隆通宝”钱范。（陈鹏《闽国与“永隆通宝”的铸造》打印稿） 2004年4月，福建省博物馆经国家文物总局批准对泉州承天寺后院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永隆通宝”陶质钱范。 除钱范外，还发掘到了许多块大、小不等的炉底和炉壁残块，均为红色陶质。其中有一个较完整的炉，炉身带孔，呈一个很规律的椭圆形，长径2.96米，短径1.79米，东南向，东高、西低，呈15度的斜坡，炉口应向西北。由此推测炉子由底座、壁、火膛、炉口等组成。底厚2～5厘米，壁残高约30～40厘米，厚5～8厘米。通高约60厘米，底座高约20厘米，这个炉子应是用来烘烤“永隆通宝”陶范的，因为周边并未发现铁渣铜渣。 这次考古发掘是在承天寺西部，即原鹦哥山的南麓，更确切地说是在南俊巷往南与泉州三中交界处的一片龙眼园内，揭露面积120平方米；发现五代铸钱遗物遗址主要分布在现龙眼树下靠近南围墙东西约80米、南北约40米的范围内。 形制 王洪涛《晚蚕集·泉州出土五代“永隆”钱范》（华星出版社，1993年）引彭信威《中国货币·第四章“唐代货币”》载：“‘永隆’是五代十国时割据福建的‘闽’国景宗王廷曦的年号（939-943年）。廷羲为王审知少子，既立，改名曦。在永隆四年（942年）铸‘永隆通宝’大铁钱，文字制作及大小同前开元大钱差不多。背面有‘闽’字或仰月，穿旁有星。永隆大钱当铜钱十枚，当铅钱一百枚。” “永隆通宝”属中国古代传统的方孔圆形钱，钱径约3～4厘米，外郭深厚，边径0.5厘米，重20～25克，穿作方形，字文对读，书法草率（被称之为“返童体”）， 铸工粗劣。文字制作及大小与闽太祖·王审知（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审知》）所铸开元大钱差不多。 据泉州文管所《泉州五代铸钱遗址发掘报告》打印稿等称： 泉州出土的“永隆通宝”钱范系铁钱范，做工也很粗糙，有的还留有手印、指甲痕。范材为泥质，外形不规则，6.5×5厘米不等，面范阴文兼隶楷“永隆通宝”4字，字长1厘米、宽0.8厘米，字划反书，字迹不工整。 钱范分面范和背范两种，都是圆形的。面、背范的深浅不一，但合范后总深度（即钱品厚度）为3毫米，是比较整齐统一的。由此推测，母范钱径比较标准统一，而子范的差异属正常范围（经实验泥范烘干，收缩率为5%左右，且与泥胚干湿度及烘干火候有关。 面范有“永隆通宝”4字，为略带楷意之隶书，书法严谨又不失灵活。 背范在穿上作十月形，穿下阴刻“闽”字，字迹不清。大多数还有仰月纹、月纹，其深浅、曲率和上下位置都有所不同。极少数的“永隆通宝”钱上没发现仰月纹，可能是因为用来铸该钱的背范上的仰月纹较浅，而且经过千年的氧化、侵蚀及当时有一定时间的流通，仰月纹渐渐被磨掉而消失了。合范时在外郭边缘有一流道，供浇铸时注入铁水。 此外，“永隆通宝”上还发现有星纹，但一枚钱就只有一枚星纹，要么在正面要么在背面，正面有星纹的背面就没星纹，背面有星纹的正面就没星纹，极少数的正、背面都有星纹，这可能是错范。星纹是在成型之后，再另盖上去的，有的陶范星纹周边的地张由于受挤压而略有变形。星纹的位置大体可分为闽左星、闽右星、穿左星、穿右星、月左星、月右星，具体各异，但往往从同一探方出土的钱范星纹位置相对一致。星纹的作用应是一种制作陶范的班组或工匠之记号。 历史意义 “永隆通宝”的铸造时间，在闽王·王延曦·永隆四年（942年）八月至永隆六年（944年）三月，其铸期极短，不超过两年，所以铸造的数量并不多，传世甚少。又由于它是一种大铁钱，铁在空气中很容易发生氧化反应，能保存下来的更少。再者，它是采用“一钱一范”浇注法铸造的，即一个钱范仅铸一枚铁钱，铸好之后就毁范取钱，故能完整留存至今的“永隆通宝”钱范更属凤毛麟角，弥足珍贵。 中国历史上一般都是铜钱，可是为什么“永隆通宝”在泉州铸造用生铁呢？有专家在文章中说，泉州的安溪盛产煤、铁，沿海也有储量丰富的铁砂，而铜矿资源极为稀少。“永隆通宝”的发现，说明当时泉州化铁温度已经至少提高到熔点1535℃，才能铸造出带有文字的铁钱。虽然其铸造技术达到较为精细的程度，但仍是当时工艺最粗糙的货币之一。不过专家认为，这不是制作技术的倒退，而是泉州先民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条件，因地制宜摸索出的一套简单易行的制钱方法，是了不起的“创新”。 考古规律表明，降水量越少的地区，古代的范铸遗存越丰富。凡最高降雨量在1200毫米以下的省，如山西、河北、河南、陕西及山东省内都曾发现了春秋战国及汉代的范铸遗址。在1200毫米以上的江南，除泉州以外至今未发现范铸遗址，这显得泉州钱范铸造遗址弥足珍贵。 “永隆通宝”铁钱在当时与铜、铅钱并行。欧阳修《新五代史》曾记述当时铸大铁钱，以一当十。《五代史卷》引《十国纪年·闽史》更有记载：“王延羲永隆四年八月铸‘永隆通宝’大铁钱，一当铅钱百。”“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上述均未记铸铜钱事，惟宋·洪遵详细记载永隆钱事项：“钱径一寸四分，重十钱三叁，文曰‘永隆通宝’，字文漫漶，制作不精，以铜为主。”可见当时还有铜质“永隆通宝”钱，历代钱币研究者所编录的《钱谱》也称“永隆钱”有铜、铁、铅三种，但现在所能见到的“永隆通宝”实物，仅有铅、铁两种，惟独缺铜质钱。且传世甚少，有“永隆、天德难求”之说。 留从效设鼓铸处 《泉州府志》载，南唐·保大（943—957年）间，节度使留从效在郡西设“鼓铸处”，用鼓风冲天炉冶铁铸造兵器，至今留有铁炉庙遗址。（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留从效》、《泉州儒道释寺庙·铁炉庙》） 留从效还在其故乡永春大量建冶铁工坊，其余绪遍及南安、惠安、晋江、安溪各地。至今各地发现的五代冶铁遗迹达数十处之多。 《清源留氏族谱·鄂国公传》载，留从效“以陶瓷铜铁，远泛（贩）于蕃国，取金贝而返，民甚称便。” 梧宅古冶铁遗址 梧宅古冶铁遗址，位于洛江区河市镇梧宅下堡村铁渣山（俗称“铁屎山”），是五代至宋时的冶铁场遗址； 山下有铁山宫。（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儒道释寺庙·铁山宫》） “梧宅古冶铁遗址”，1983年1月列为泉州市（县级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铁屎山”是由古铁渣堆积而成的山头，故名；类似这样的铁渣在这里还有许多。 《鲤城区志》载，自从该遗址 1958年被发现后，已采集标本有冶铁工具坩埚、成块铁碴、五代陶罐、底部残器及宋代瓷片等。遗址迄今未经发掘。 《洛阳江志·文物》载：“（梧宅古冶铁遗址）该地小山头的地表堆满古铁渣，故称‘铁屎山’，是五代宋时冶铁遗址。铁渣分布范围长约百米，宽五十米，堆积最厚达4米，部分已被破坏。” 廿世纪80年代在此采集的铁渣标本，经检测其含铁量达54%以上，证明该地铁矿质地不错。 清溪县冶有银铁 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小溪场升为清溪县（即今安溪县）。首任县令詹敦仁在升县文告中说：“土之所宜者为桑麻谷粟，民乐耕蚕，冶有银铁。”指出泉州属邑不仅产铁，还第1次指出产银。（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詹敦仁》） 1977年在安溪普查时，在湖头、长坑、尚卿、祥华、剑斗、福前、感德等地发现14处铁矿遗址，尚卿的福林村还发现银场遗址。尚卿福林村“福林银场（安溪县）”、官桥镇上苑村南头“南头铁场（安溪县）”、湖头镇都贤“都贤铁场（安溪县）”，均列为泉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金、银雕刻技术已甚精湛 1982年，泉州遭台风袭击，开元寺大雄宝殿前拜庭中一株古榕被台风刮倒，击毁殿前一方形宋代石塔，而石塔中包着1个五代的石经幢，从中发现一批珍贵文物。（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寺庙·开元寺》） 其中有银质鎏金佛像：一为观音佛像，高15.5厘米，重17克，有葫芦顶神帐、佛像、须弥座三部分，正面刻有人字形帐面，背面阴刻楷书5行52字；另一是释迦牟尼雕像，高仅4厘米，重17克，肩后有佛光。雕琢精细，纹理清晰，甚为精美。 此外，有八梭花边铜镜2面，正方形小铜镜1面。 从出土经幢铭文，知为五代·后晋·开运三年（南唐·太保四年，946年）所造。可见当时金、银雕刻技术已甚精湛，并已出现成熟的鎏金技艺。 宋 概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高华称，宋代泉州港曾以金、银、铜、铁、锡作为出口商品，金条、金块、金银器、铜鼎、铜锅、锡器也大批出口，元代尤盛。 冶铁 宋代泉州的矿冶业有很大发展。当时沿用喇叭炉，用箱盖板开闭鼓风（这种木制手拉风箱一直沿用到民国），以木炭加热升温冶炼。其原料，山区普遍用铁矿石，沿海用铁沙。 明·万历《泉州府志》载，北宋·开宝中（968—975年），泉州设置矿冶场务201处，开征铁银课。泉州产铁之场，北宋盛时15场，南宋后期仍存5场，较著者，如永春倚洋[开宝元年[968年]置，今湖洋]、安溪青阳[或作“清洋”，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前置。参见下文“青阳铁场”]、德化赤水。 《宋史·志第42·地理5·福建路·泉州》： “永春，中，闽桃源县，有倚洋一铁场。 安溪，下，有青阳铁场。 德化，下，有赤水铁场。”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中，曾提及全国的炼铁业是 “西北甘肃、东南泉郡，皆锭铁之薮也。” 明·嘉靖《安溪县志·卷1地舆类·山川·坑冶（附）》 ： “清洋铁场，在龙兴里。宋·熙宁（1068—1077年）开，今废。 铁矿山铁场，在感德里，地名潘田。立铁炉八座扇炼，递年纳课，今炉废而课犹存。” 明·嘉靖《安溪县志·卷1地舆类·贡赋·铁课》： “宋产铁之场，在永春曰‘倚洋’，安溪曰‘青阳’，德化曰‘赤水’，而晋江之石岗、卢湾、牛头屿、长箕头，惠安之卜坑、黄崎、潐头、许埭、港尾、沙溜、卢头、峰前、牛埭皆有铁砂。 庆历三年（1043年），立法禁兴贩入海，后有诏许于两浙货卖，未几罢。 至淳祐（1041—1252年）中，永春东洋、肥湖，德化信洋、山田、丘埕铁砂尚有业作者，通判掌之。诸县岁额钱五十五贯七十文，曰‘炉税钱’，解送建宁府坑冶。” 四库本《钦定大清一统志·卷328·史部·地理类·泉州府》：“青阳故铁场，在安溪县西北，《九域志·清溪县》有青阳铁场。旧志在龙兴里，俗讹为清阳，宋开，今闭。又潘田铁场，在县西北铁矿山。” 清·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卷336·永春州·古迹·铁场》： “铁场 《九域志》：永春县有倚洋铁场。 旧《志》：在县西北铁矿山下，久废。” 据叶清琳廿世纪50年代的田野考古发现，宋代安溪不止青阳一处铁场，湖头都贤炉内村虎仔仑、尚卿乡科名圩、科阳村等都是大型铁场；距离青阳5公里的科名圩，也是一处大型冶铁场，铁渣堆积如山，分布面积约3千平方尺左右，商店、民房、学校等都是建在铁渣堆积层上面。 泉州各地多有开采铁沙以供冶铁，如晋江之石菌（石圳）、庐湾、牛头屿、长箕头，惠安之卜坑、黄崎、礁头、洋埭、港尾、沙溜、卢头；惠安并在卜坑、黄崎、曾炉、卢头、沙步、牛埭等地“置冶煮炼”。 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安溪青阳铁冶大发，即置铁务于泉州，设立政府部门专门管理；并大量铸造铁钱。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庆历五年，青阳铁冶大发，即置铁务于泉州。”据《宋会要辑稿》载，熙宁十年（1077年），泉州铁场（务）课税，青阳场商税、盐税远高于永春倚洋、德化赤水，由此可见彼时青洋庞大的产业规模。 南宋·淳佑元年（1241年），永春县东洋（现属达埔）、蓬壶群众开始用铁沙炼铁。 南宋·淳佑间（1241—1252年），德化冶铁业有所发展，信洋、上田、邱埕继续采炼。 1963年，厦大南洋研究所派人在泉州北门外今洛江区河市镇梧宅乡下堡村调查。那里有座铁山宫，对联为“铁马金戈驰使节，山长水远村英史”。所在的铁渣山（当地称铁屎山），堆积的铁渣高达数米，含铁量达54%。铁层中有宋代青瓷片，为宋时炼铁之处。（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寺庙·铁山宫》） 临近的兴化军莆田县，也是“海滨有铁沙场，舟载陆运凡数十里，依山为炉，昼夜火不绝”（周瑛《弘治兴化府志·卷12·货殖志》引《绍熙志》），故能“比层鬻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绍兴五年二月乙酉》），蔚成风气。 当时泉州商贸，把所造的锅、鼎、针等铜铁制品兴贩于不产铁的两浙，还与桐油一起输往南海诸国。 冶铜 《宋史·食货志》还记载，北宋·治平（1064—1067年）间，建、汀、漳、泉等州，都设有“铜冶”。说明北宋时泉州已采炼铜矿了。 据楼钥《攻女鬼（“女鬼”合一字）集》记载，南宋·乾道（1165—1173年）间，三佛齐国“请就郡铸铜瓦三万片，舶司得旨，令泉、广二州监造付之。” 冶银 泉州冶银遗址主要有安溪县尚卿福林、祥华、感德等地，其中尚卿福林宋代官方冶银场规模及历史为安溪之最。今福林冶银遗址仍存有多个当时矿井，福林有角落地名如“上官厅”“下官厅”等，较好地说明了该处冶银场的官办性质。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在安溪崇信里（今祥华乡）开龙崇银场（又称“龙池银场”），至元丰元年（1078年）封闭。 明·嘉靖《安溪县志·卷1地舆类·山川·坑冶（附）》 ：“龙崇银场，在崇信里。宋·熙宁二年（1069年）发矿，元丰元年（1078年）封闭，久废。” 清·康熙《安溪县志·卷1·山川形势之一·舆域·坑冶（附）·龙崇银场》：“龙崇银场，在崇信里。宋·熙宁二年发矿，元丰元年封闭。” 清·乾隆四库本《钦定大清一统志·卷328·史部·地理类·泉州府·古迹·龙池银场》：“又龙池银场，在县（安溪县）西崇信里，宋·熙宁三年开，元丰元年闭。” 从宋代开始，泉州已出现将各地征集的田赋、榷税的零碎银两，重新溶解，铸成大银锭的技术。 锡器制造 锡器制造技术也已掌握，至今鲤城区尚留有“打锡巷”地名。 实例举隅 宋朝泉州五邑兴建了109座石桥、10余座大石塔，雕刻许多石窟佛像、石龙柱，需要大量钢钎；东西塔的塔刹也是用铸铁制成的，把刹尖和顶檐翅角牵连起来的是8条大铁链，等等，从一个侧面反映宋代已有锻打熟铁、淬钢等技术。（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儒道释寺庙·开元寺》、《泉州桥梁》等） 1974年，泉州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宋代古船。出土遗物中有保寿孔中的铜镜，以及散于各舱中的用具有铜钩、铜钵、铜盆、铜钮、铁搭钩、斧头、钉送、铁锭等。据后来研究，船为泉州所造，所有铜、铁器件，起码亦有部分是泉州所产。可见当时泉州锻造及淬钢技术已相当成熟，达相当水平，且广泛使用。 青阳铁场 青阳铁场，位于安溪县西北尚卿乡青洋村（古属“龙兴里”）。 “青阳铁场 （安溪县）”，列为泉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2020年列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2021年7月列为世界遗产名录，“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 ”是其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遗产点）之一。 史载 青阳铁场，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前置，清废。 北宋《元丰九域志·卷9·泉州·清溪县》有载。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称：“庆历五年（1045年），青阳铁冶大发，即置铁务于泉州。 ” 《宋史·志第42·地理5·福建路·泉州》：“ 安溪，下，有青阳铁场。” 《宋史·食货志》载：“庆历五年，泉州青阳铁冶大发。” 清·康熙 《安溪县志·卷1·山川形势之一·舆域·坑冶（附）·清洋铁场》：“清洋铁场，在龙兴里。宋·熙宁元年（1068年）开，今闭。” 清·乾隆四库本《钦定大清一统志·卷328·史部·地理类·泉州府·古迹·青阳故铁场》： “青阳故铁场，在安溪县西北。 《九域志》：清溪县有青阳铁场。 旧《志》：在龙兴里，俗讹为‘清阳’。 宋开。今闭。” 新编《安溪县志》也载：“青阳铁场在龙兴里，宋·熙宁元年开……然非出产木炭，则不能设炉。焦毁所及，草木为赭，而山为髡。”后废。 【按：引文中所谓青阳铁场于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开不确，因青阳铁场在庆历五年（1045年）即已“大发”，始置应早于此。 】 明代以后，安溪的冶铁业逐渐由“青阳铁场”转移到感德、湖头等地。昔日的铁场一度沦为荒芜的梯田。 遗址概述 青洋村在五阆山之阳，方圆十几公里，村民主要集居 在村部（位村庄中部，俗称“中堀”）附近和上游青洋埔2大区域。 青洋有铁矿，环抱村庄的后山遗留10余处的古矿洞遗迹及2处烧炭遗迹。与青洋毗邻的湖上乡珍地村，也曾是个采矿区，现在还可以找到许多矿洞、矿井。 历史上，青洋村的炼铁炉窑曾多达上百处。据叶清琳廿世纪50年代的田野考古发现，尚卿乡青阳几乎整个村庄都是冶铁遗址，当地民房和田园地下都是当年冶铁留下的铁渣遗物积存。其 《安溪文博留墨》中还这样描述青洋铁矿场：“铁矿石是从四周近山开采出来，且有不少露天矿，容易开采，运输路程近的燃料有山林，就近采伐烟火弥天铁流滚滚，这就是当年青阳铁场的景象。” “下草埔冶铁遗址”是“青阳铁场”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也是国内首个考古发掘的宋、元时期“块炼铁”与生铁冶炼并存的冶铁遗址，与晋江下游的冶炼铸造作坊，共同构成了泉州完整的冶铁业生产链。 整个“下草埔冶铁遗址”核心区域大约5000平方米，东西长52米，南北宽19米，包括1处冶炼场遗迹，以及周边的1个古矿洞、1段古道（白花岭古道）、1处青阳余氏家族的祖屋（“谏草堂”）遗址、1座冶炼提供薪材的山地。冶炼场遗址位于青洋村南450米1处梯田上，北为现代铁矿坑，南为荒废田地，东西两侧均为山地。矿山位于冶炼遗址的东北处的山坡，铁矿资源丰富，已调查多处古铁矿洞。矿山及遗址周边的山地生长有茂密的树林，是冶炼所用木炭的来源。遗址的东部有1条古道通往西溪，是产品外运的路线，这便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再到运输的产业链条。 “下草埔冶铁遗址”考古发掘 2019年10月起，历时1年半，经国家文物局统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安溪县博物馆对“下草埔冶铁遗址”约2500平方米冶炼场所展开前后3期的考古发掘，同时对遗址周边的古矿洞、古道、墓葬、余氏祖厝遗址等展开调查 。 在下草埔冶炼场所考古发掘中，先后发现6座冶铁炉（L1— 6）、3处房址、多个活动面、护坡、池塘、小丘、板结层及石堆，分布着冶铁生产区、铁务官署区、工匠生活区。与冶铁有关的遗迹年代集中于宋、元时期。 【板结层】 下草埔遗址考古发掘区域位于梯田地貌的山坡上，东高西低，在高低超过20米的落差中，坐东朝西错落分布着17级台地，面向东处，层级分明。台地上是平整开阔的活动面，由炉渣、矿石、碎陶瓷片堆叠硬化而成“板结层”，大约形成于宋、元时期，是当时工人们的活动场所 。台地“板结层”上，清晰可见6座冶铁炉遗址和3处房址遗址。 这里普遍存在的“板结层”现象，是下草埔遗址的重要特点，是在冶炼过程中形成的典型地方现象，或谓 这种技术在国际上还是首次发现。 可以发现相邻“板结层”间距大致等同，在60—80厘米之间。每当冶炼垃圾堆积到一定的高度，便会在上端以“板结层”方式进行处理，将炼出来的炉渣堆积、铲平、压实，一方面起到固定冶炼垃圾的作用，是就地处理冶炼垃圾的简易有效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随后冶炼的一个操作平台。因此，安溪这边宋、元时期的冶场呈现出自下而上、依靠山坡修筑冶炉的独特冶炼方式，而且一旦到了山坡的一定高度，该冶场也就随之弃用，另择再往上一层继续开炉冶炼。 冶炼遗物主要包括炉渣、矿石、烧土、炉衬4大类，其中以炉渣数量最为丰富，普遍分布于发掘区各探方中。根据炉渣质体比，可将炉渣分为高铁渣与挂渣。下草埔冶铁遗址及周边冶铁地点地表散布大量高铁炉渣、大块石头堆积等冶金遗存，具有明显排出渣特点，尤以槽型排出渣和扇形排出渣典型。 台地上散布大量的大型石块，石块可见人为切割痕迹，平面规整，切角分明，部分石块带有弧面或单面烧结。这些石块可能用作炉衬、炉壁、建材等，说明遗址使用石块垒砌小高炉进行冶炼。在台地 10也发现了两座炉，这两座炉都是用夹砂泥质耐火材料修建，炉底圈呈椭圆形，两炉上部结构受损严重，炉膛保存较为完好。 经初步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实验分析，下草埔冶炼遗址使用小高炉进行块炼铁冶炼，炉容量远大于地炉冶炼，排出渣产量大。小高炉冶炼生产积铁块经过锻打形成铁块、铁片等初加工产品后，再加工或运输至其他地区进行锻造再成型，制成铁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 经过对炉壁、炉渣成分的实验分析，可进一步证实该遗址的冶炼性质为“块炼铁”遗址，以木炭为主要燃料。据《天工开物》记载，古代冶铁所用燃料，有煤炭跟木炭两种。根据对遗址上提取的10余件炭样的C14年代测定，其年代集中在10—12世纪。 所谓的“块炼铁”冶炼，是指直接还原出固态铁的冶炼过程，由于还原气氛不如生铁冶炼，渣铁分离不完全，其产物常呈海绵状，炉渣铁含量较高。中国古代传统钢铁冶炼技术以生铁及生铁制钢技术为核心，目前经考古调查发现的“块炼铁”冶炼遗址主要位于广西贵港、云南、湖北一带。“下草埔冶铁遗址”是目前国内首个考古发掘的宋、元时期“块炼铁”冶炼遗址，有助于了解我国古代块炼铁冶炼的具体步骤及相关遗存特征，了解遗址内生产与生活的图景，促进构建宋元时期福建乃至长江以南地区冶铁业的技术特点和组织结构。 此外，在下草埔遗址 除发现冶炼遗物（炉渣、矿石、烧土、炉衬4类，以炉渣数量最丰富）、石块外，还有：①钱币。如“祥符元宝”、“皇宋元宝”铜钱各1枚、“熙宁通宝”3枚，均铸造于11世纪初期，可佐证遗址的年代。 ②金属器。分为铁制品和铜制品。铁钉是遗址目前仅见的经锻打铁制品之一，还有铁片、铁块等“块炼铁”粗加工产品，是遗址性质的直接证据。③ 陶瓷器。出土的陶瓷器多为各类生活用具，年代集中在南宋中晚期至元代，以安溪窑生产的青白瓷为主，兼有磁灶窑、德化窑、建窑等窑口产品。部分器物上保存有墨书题记，如“吴”、“朱”、“庄”之类，应为冶铁工匠的姓氏。 【冶炼炉】 在“下草埔冶铁遗址”，发现6座冶炼炉，其中不少冶铁炉型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6座冶炼炉中，有依傍山坡修筑的冶炼“ 块炼铁”小高炉；有规模更大、多次修缮重建的竖炉；有锻炉，锻炉周边遴选获得锻造剥片；有原为南宋中期的冶铁炉，南宋末至元代被改造成灶。 一、编号L3的冶炼炉 保存状况较好，体量较大，使用时间较长，有多次使用和改建痕迹，目前可区分出至少5次使用痕迹，自东北至西南方向分别称为L3—1、L3—3、L3—5、L3—4、L3—2。 5座炼炉均为夹砂土坯砖砌筑而成，上部被破坏，东部被晚期人类活动切削破坏。 最外圈的L3—1和L3—2是最初使用的炼炉，现仅存1段弧形残炉壁。L3—1残长1.2m，壁厚30—35厘米，被切削部位仅存10—18厘米，炉壁中烧瘤处厚5—10厘米，据测量数据可计算出该处内径约98厘米。L3—2残长70厘米，壁厚14—25厘米，内壁无烧瘤而发白，厚4—5厘米，据测量数据算出该处内径约76厘米。 L3—1和L3—2损坏后分别改建为L3—3和L3—4。其中 L3—3破坏严重，现仅存一段弧形炉壁，残长1.05m，壁厚30厘米，被切削部位仅存约20厘米，炉壁中烧瘤处厚10—20厘米，据测量数据算出该处内径约88厘米。L3—4保存状况稍好，平面形状呈内圆外方，内壁挂满蓝紫色烧瘤挂渣，残口内径32厘米，残深40—45厘米，壁厚25厘米—30厘米，烧瘤挂渣可见两层，厚度均为5—10厘米，说明该炉在冶炼时至少经过1次修补。炉体东部有一疑似鼓风通道的小坑，该坑呈椭圆形，口径15—25厘米，深40厘米。 二、编号L5的冶炼炉 破坏较为严重，仅见底部。炉体平面呈圆形，朝向正西，夹砂黏土砌筑。现深约20厘米。残内径50—55厘米，壁厚8—10厘米，内壁未见烧瘤，炉内有烧瘤碎块散落。 正西方向炉壁有一长25厘米的缺口，缺口下有一小坑，坑口呈椭圆形，口径15—20厘米，深15厘米，坑内堆积为棕色黏土，出土物包括两片碎瓦片和1片灰陶片。 L5炉内部另有一低温用火遗迹，呈不规则圆形，推测为灶（编号Z4），据此推断冶炼炉L5在废弃之后利用其炉膛改作灶继续使用。 三、编号L6的冶炼炉 清理L6炉底坑、排渣道内堆积，以及L6西侧小范围操作面，发现炉底坑、排渣道内的多层堆积基本一致，仅在排渣道槽道底部发现一薄层炭屑层，该炭屑层铺于黄色黏土层上。该黄色黏土层即为 L6炉基垫土，且构成L6周围操作面垫土。 L6系以黄色黏土为炉基的浅地穴式炉，废弃后被整体移平，仅余炉底与炉底坑内堆积。区域内垫渣、平整L6后形成F4室外地面，L6周围活动面亦被F4室外地面及地面垫渣所叠压。 四、编号L4的锻炉 保存相对较完整，在平地起建的地上炉型。 炉体整体呈方形台，顶面中央向下开半球形凹槽，于凹槽内壁施以炉衬材料，即为炉膛。西侧底部遗有一紧贴坑壁的水缸。内底部填土经浮选、重选、磁选、手选后收集到较多碎炭屑、碎玻璃态渣、锻造剥片、烧土粒等锻造遗存。据此初步判断L4应为锻炉。 五、编号L1、L2的冶炼炉 L1与L2东西相邻，两炉属于露天作业炉，连线呈东北—西南向排列，L1在东，L2在西。两炉炉型结构相似，均为半地穴式、“葫芦”形小竖炉，炉体腹大颈小，炉上部填料口遭破坏，现存炉口顶端略高于炉旁操作面。 其中，L1保存较好，炉膛未被破坏，膛内残留原生堆积的大体积冶炼产物；L2北侧被全部破坏，炉膛被晚期填土填平，仅于膛底部残余碎炉壁残块。 【人员活动房遗址F3、F4】 目前发现的房址主要集中于“下草埔冶铁遗址 ”北部。 F4的房址，在L4的旁边，围墙里面是1个2进的小房子，用炉渣把墙垫起来，还有用小石头和平石垫起来的墙 ，以及很多瓦砾。房子所倚建的基础地面是用炉渣包括红烧土块、各种冶炼废弃物淀积起来的活动面，所以房子在整个冶炼时期来说是属于比较晚的，至少是冶炼活动持续一段时间后房子才出现的。从地层关系来说，相当于炉废弃之后房子才建起来。 F3屋内两房间地基上各有一堆破损严重的瓦片堆，包括筒瓦、板瓦、瓦当，以红瓦为主。西侧屋后墙边的地基上散落有多块修整后的石块，以及大块的炉渣。出土的瓷器包括青瓷、青白瓷和白瓷，可辨认器型有碗、盏、盘口壶、瓶等，年代大致为南宋中晚期至元代。此外，屋内出土瓷器类别多为生活类用品，无瓷器生产、祭祀等相关遗存，屋内南间东南角发现灶台1座，故判断F3为生活用宅的可能性大。 【古道】 下草埔考古挖掘区东部有条古道，称“白花岭古道”，通往尚卿乡科名村。直至廿世纪末，它还是青洋村民出行的主要通道。 白花岭连接青洋村庄，有地称“许岭”，相传曾是许氏工匠聚集处。现在余氏村民对“许岭”还有2个传说：①“许岭”到处都是矿洞，廿世纪30年代，村里野猪泛滥，白天野猪藏匿在矿洞里，夜间到处破坏庄稼，因此村民曾组织对矿洞进行封堵。②“许岭头”有个矿井，内有“十八双草鞋、十八支拐杖”，相传这里发生过矿难，有18个人罹难。 现“白花岭古道”已被拓宽，一部分成为机耕土路，另一部分已翻建为水泥路。据说，水泥路部分原来是石块铺就的古道，沿着山体还存有断断续续的石块，但草木葱茏，难寻踪迹，割开草木，古道也只隐约可见。 此外，还有“湖头盘岭古道”、“科洋鸡髻崎山古道”，这些都是构成青洋冶铁史迹具有完备生产运输系统的必要元素。 “鸡髻崎山古道”连接新林渡。 鸡髻崎山，又名“接天山”，属五阆山脉。清·康熙《安溪县志·卷1·山川形势之一·舆域·山·鸡髻崎山》：“鸡髻崎山（在龙兴里），形似鸡冠，因名。自麓至巅，路十余里，为下六里及上游等府必经之途，不殊蚕丛九折。”清末·著名教育家、诗人戴凤仪（字“希朱”）曾登临此山，并作七绝《登接天山》：“谁是山高可接天？此间霄汉宛相连。我来欲向苍穹问，何日乾坤获转旋。”（详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山川·鸡髻崎山·安溪鸡髻崎山》、《泉州人名录·戴凤仪》 ） “鸡髻崎山古道”有“半岭亭”，是古道的“风雨亭”、“休憩亭”。“半岭亭”的左侧，是古道通往新林渡的方向。 新林渡在龙潭溪上，位于今蓬莱镇新林村附近。明·嘉靖《安溪县志·卷1·地舆类·溪》：“龙潭溪 ，在龙兴里，通舟楫抵源口渡。”龙潭溪是晋江上游，船只可在新林渡装货，经源口渡、西溪，汇入刺桐港，远泛诸国。 【青洋余氏】 现在的青洋村，村民以余姓为主，占98%以上。 当地村民屋宅门额横匾镌刻着“下邳衍派”。下邳曾经是华夏大地上1座不同寻常的历史名城，三国时期，就有“一部三国史，半部在下邳”的盛况。 余姓在南北朝和唐代南迁入闽。 据《清溪青阳余氏宗谱》载，安溪余氏1世祖余叔昉（或作余昉，号东园），于北宋 •景祐四年（1037年）从漳州迁入清溪龙兴里青阳。余昉带兵打仗戎马一生，56岁退下战场后，一路游历寻找隐居之所，经过青洋路口，看到九车溪里漂着菜叶等生活杂物，溯溪而上来到青洋，发现青洋为铁矿开采之地，这里工匠云集，人居颇旺，于是择地肇基。余昉留有《闲隐青阳》五绝诗1首：“久抛弓箭作耕夫，闲步青山冶铁炉。信使直须求野草，鸱皮幸不殉江湖。”千年后，从这里繁衍的余氏人口达13万多人，分散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台湾、广东、江西等海内外多地。 《清溪青洋余氏族谱》记载的余氏宗祠，有中洋祖、寨口尾祖宇和中兴祖宇。其中寨口尾祖宇又称“谏草堂 ”，系开基祖余昉于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始建，《族谱》记载“谏草堂”楹联亦为余昉所作：“青山长不墨之画，春光常在；阳水歌无弦之音，逸韵长存。”（这一对联如今镌于青洋村村口的山门上）清末“谏草堂”圮，残垣保存至民国廿五年丙子（1936年），因开垦荒地被掩埋。2000年后，祖厝陆续被掩埋于现代开矿堆砌的渣土之下。 2008年之后，因恒珀利矿厂开矿，矿渣堆积如山，该谷地被洪水携带的淤泥、碎石填满，遗址东部逐渐积水，形成一水田，原有地貌也发生极大变化。2019年考古发掘时，在“下草埔冶铁遗址”西北处揭露出“谏草堂”遗址，面向五阆山，房屋总长约14.7米，进深约4米（东北—西南的墙基未完全揭露），中部主室面积最大，宽8.7米。 在余氏入居之前，青洋是个“杂姓”地，姓氏众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匠在这里长期聚居，从事冶炼劳作，人们便以其姓氏作为驻地标签，名称沿用至今，如吴坪尾、许厝垵、许坑、许岭、高墘头、黄连溪、官头尾、大林埔、陈登墓、陈五阆脚等，以及直接与冶炼有关的有内炉、外炉、矿垌尾等。 青洋村有1座“永安堂”，原名“积善堂”，据说已有近千年历史，主要供奉玄天上帝，是当地村民最主要的信仰之一，每年农历三月初三神诞日，是村庄人员聚集最多、最热闹的一天，家家户户备足三牲五果，到永安堂集中庆贺。青洋村隔邻科名村、科洋村2村，玄天上帝也是最主要的信仰之一，都建造规模颇大富丽堂皇的庙宇供奉玄天上帝。科名村、科洋村是青洋村通往外界的必经之路，也是古代内外安溪交通往来的重要通道。玄天上帝即真武大帝，在泉州地区被供奉为第二代海神。青洋村、科名村、科洋村的玄天上帝崇拜，不能说与海交贸易没有关系。（参见泉州历史网 www.qzhnet.com《泉州儒道释寺庙•真武庙》） 曾炉寺冶铁遗址（铁屎岸冶铁遗址） 曾炉寺冶铁遗址，亦称铁屎岸冶铁遗址，位于泉港区山腰叶厝铁屎岸自然村南300米的曾炉寺村(原隶属惠安县)。此地处泉港区最南端，与惠安县东北部辋川镇交界。 “曾炉寺冶铁遗址（泉港区）”，列为泉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976年，考古人员对该地进行调查时，发现铁渣（泉州方言“铁屎”）散布范围达2000多平方米，因开拓耕地，遗址的大部分被辟为田，铁渣埋于田底，耕田时常被犁耙翻出来，在沟渠穿过的断层中，尚可见厚达数尺的铁渣堆积物，并夹杂有稀疏的木炭屑。据说，村内有一户人家曾经保存过一块重50多斤的废铁渣锭。早年在曾炉寺村西南与海交界处，铁渣高高堆积如堤岸，当地村民历来称之为铁屎岸；至调查时尚存一条300米长的田间板车道，纯为大小块不等的铁渣混着泥土而成。岸南300米处的一自然村即名铁屎岸村。 此地既临海，又有河流从辋川许埭、前黄崇福流经曾炉寺村汇聚入海，可渔、农并举，当地人民巧妙利用铁渣筑堤，围海拓地，引水灌田，至今大片良田犹在，即曾炉埭。现曾炉寺前尚立着一方明代水利碑记。铁屎岸还曾是山腰通往惠东南尤其是辋川地界的快捷方式，如今已用基石水泥加固，用以防潮护田，成为田海交界线。 惠安县（含泉港区）冶铁历史悠久，始于宋朝或以前。明·嘉靖《惠安县志·卷5》载：“宋时卜坑、黄崎、曾炉、卢头、沙步、峰前、牛埭俱产铁砂，置冶煮铁，至今尚有遗屑。”明·嘉靖《惠安县志·卷7》载：“宋时邑尝煮铁。”如今多数冶铁遗址已毁或无迹可考，铁屎岸一带是迄今为数甚少且保护较好的一处。 曾炉寺村西南方有曾炉寺，寺外农田名曾炉埭，村、寺、埭均以“曾炉”称呼，或是缘于宋时有 曾 姓于此经营冶铁作坊，沿称至今，但时过境迁，已不可考。现冶炉址已无存，只有曾炉寺内一对清·光绪年间重修寺宇时留存下来的石柱，以及同一时期所镌的对联 “炉火放开天眼碧，山容掩映佛头青”，可想见古时曾炉寺的治铁盛况。（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儒道释寺庙·曾炉寺》） 元 元朝是泉州港鼎盛时期。为适应对外用兵和对外贸易的需要，矿冶业的规模更加扩大。 据元·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有51个国家和地区从泉州港输出铜、铁等金属器皿。（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人名录·汪大渊》、《泉南著述·岛夷志略》） 元代冶铸技术水平的进步，虽未见文献记载，但从铸造“布金院大钟”的能力，可见一斑。（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寺庙·布金院》） 布金院位于泉州府城南门外晋江廿四都仑后乡（今石狮市宝盖镇仑后村），始建于隋。铜钟上铸有“布金院大钟”、“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岁次甲辰，三月上己日谨题，浙江平阳州铸匠周明德、周景之造”，印有《心经》全文及梵文咒语。该钟现为市文管会保存，重约1.5吨。能铸造这样1口大钟，钟上又有那么多优美铭文，字迹清晰，可见其铸造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布金院大钟”体型重量都很巨大，起卸运送十分不便，在浙江平阳定制后运来不大可能。应该是请来浙江2位周姓师傅指导，用地坑筑模法，先计算好用铜数量，采用多座化铜炉同时熔化好铜汁，将铜水从多个铸孔1次铸入模型内，才能铸出均衡一致的整口钟，而毫无分段灌铸的痕迹，浑然一体，匀称光滑。 明 明·洪武（1368—1398年）间，永春景山李姓因私自冶铁，被抄家灭族，仅一人逃脱。 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成于天顺五年（1461年）]称：“泉州府安溪、永春、德化县均出铁。” 明·弘治初期（1488～1489年），在安溪感德里（今感德镇）潘田设８座铁炉扇炼，并纳税。清·康熙《安溪县志·卷1·山川形势之一·舆域·坑冶（附）·铁矿山铁场》：“铁矿山铁场，在感德里，地名潘田。” 明·嘉靖《安溪县志·卷1地舆类·土产·货品》：“铁出感德、潘田等处，外县人业作，转贩得利。”说明明代前安溪铁矿开采、冶炼已成人们经济收入一大来源，甚至外县人也争相来从事铁矿业的开采和贩卖。 明·嘉靖《安溪县志·卷1地舆类·贡赋·铁课》 “我朝悉罢官坑冶，铁课均敫丁田。 本县课铁一千三百二十七斤一十二两（每斤征银二分五厘解工部，又一半每斤折钞一百二十文解府。）” 明·万历二年（1574年） ，永春玉斗、铅坑群众用土法开采铅锌矿。 明·万历卅二年（1604年）年，永春知县梁道凝、德化知县俞思冲奉令率兵丁衙役封闭凤溪、铅坑等铅矿。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初刊于崇祯十年（1637年）]记载全国的炼铁业时说：“西北甘肃、东南泉郡，皆锭铁之薮也。”“东南泉郡”即指泉州，时泉州境内，安溪是最大的铁矿与冶铁地，而尚卿则是当时安溪冶铁业的主要产地。 明代，安溪冶金业居福建省首位，但有“公冶”、“私冶”之分。明《安溪县志·卷4·风土》所谓“公冶官收其税，私冶无收焉”。当时公私并存，且放任“私冶”发展，可见经济环境之宽松。 安溪祥华乡珍山、白玉、祥华等村也有明代冶银、冶铁遗址，其中珍山村山后的古冶银遗址，属“私冶”性质，有3个采银矿井，银渣遍布范围300平方米，堆积厚度近1米。 冶铁业发达的安溪感德、潘田乡亦如是。 在安溪湖头五阆山周围7个乡镇，明代冶银、冶铁遗址遍及。明代湖头李森就是靠冶铁冶银起家的，号称“富甲闽中”，岁饥赈济响动京畿。（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森》） 清至民国 清·康熙元年(1662年)，永春江姓群众在天湖山铅坑开采石灰矿。 清·康熙《安溪县志·卷4·风俗人物之一·贡俗（附土产）》在述及当时安溪冶铁情况说： “铁，出感德、潘田等处，外县人业作，转贩得利。 ” “其民食盐、铁之利焉…… 感德、潘田诸乡，产铁处也。有公冶，有私冶；公冶官收其税，私冶无取焉。 作冶者皆汀、漳旁郡人，耗我米谷，焦煅所及，草木为赭，而山为髡，或时有构聚伏藏之患。曩时官亦尝大逐之，然而，小民工作，舍此亦无所牟衣食，利之所生，不得而绝也。而至私冶无取，则吾不知何故也。 冶之为利，在民间则奢，入县官则俭。日者矿税之使四出，县中驿骚矣。若夫出铁之人，以入海货诸东南彝，人走死地如鹜，何论犯禁也！此不可不为之桑土，而非一县专责也。 ” 清·乾隆丁丑版[乾隆廿二年（1757年）]《安溪县志》载：“铁，产矿地不一，然非山出木炭，则不能设炉冶。” 清·道光元年（1821年），肖志在泉州创办“鼎成号”手工冶场，使用起源于元代的地坑筑模法冶炼技术，大量生产铁锅、铁鼎及铁制农具，改变了明、清时代矿冶铸造铜、铁器皿技术没有质的飞跃的状态。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从西方传入用“西乃”氰化物（Cyanides）溶解加工后的金银残屑，然后将其置于炭上，用吹管吹旺炭火，可以回收。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四月，在安溪潘田鉄山再设炉炼铁。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永春铅坑采石灰工人开始用无烟煤烧煅石灰。 清·光绪廿九年(1903年)，安溪人陈纲、周光启、余弼臣等联合外国商人，集资40万元，准备开采安溪煤矿。 清·光绪卅三年(1907)十一月，美国技师到安溪潘田调查铁矿。 清代，永春铁匠用赤粘土、稻草、食盐混合建槽开灶，用废铁生产“槽子钢”。 清末民初，电镀技术也盛行起来。 清朝、民国期间，泉州金银楼有数十家。工匠已掌握用吹管在炭块上加热金银使之软化，便于雕刻打制金银首饰。 民国三年(1914年)6月，台湾林本源到安溪潘田调查铁矿。 民国四年(1915年)1月，华侨吴资深到安溪潘田调查铁矿。 民国廿八年(1939年)，福建省政府派人到德化复勘倚洋、乌山赤铁矿及青心伦磁铁矿，发现蕴矿面积大，而在章康发现银铅矿，质量纯美。 1941年，福建省省土地土壤调查所调查后得出结论：倚洋铁矿，年开采千吨左右，输供当地及永春7个炉冶炼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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