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晋—隋)

 两晋南北朝:
   泉州最早的佛教寺庙——建造寺(延福寺)。
   最早来泉州弘法者的番僧——拘那罗陀
(波罗末佗、真谛,南朝时印度高僧)
     ——《续高僧传》本传。
     ——拘那罗陀到泉州九日山延福寺的文献记述。
     ——拘那罗陀来泉和在建造寺翻译《金刚经》问题。

   南朝古墓的僧侣图案。

 隋

两晋南北朝

  佛教大约创立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印度北部,据《佛祖历代通》等书记载,佛教在秦、汉时期已经影响到中国,晋、唐之间又进一步在中国各地传播。

  两晋南北朝,战争连年不断,百姓困苦,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西晋末年,爆发诸王混战,南方较为安定,中原士族和大批劳动人民南迁,不仅带来中原文化,还把东汉时传入中原的佛教传播到泉州。

  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东石人蔡永蒹在《西山杂志》中据传说称晋江安海普见殿(今龙山寺)、东石西山寺、竺世庵均始建于东汉,不可考。

  南北朝時,德化戴云山有佛教僧人在石室蜕化,其处俗称祖师硿。

  泉州最早的佛教寺庙——建造寺(延福寺)

  晋·太康九年(288年),在当时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安丰州九日山附近建造延福寺。这是文献记载的泉州最早的佛教寺庙建筑。(泉州历史网《泉州寺庙·延福寺》)

  乾隆《泉州府志·坛庙寺观》转引《名胜志》云,泉州西门外九日山延福寺晋·太康年间建,去山二里许。唐·大历三年(768年),移建今所,寺额欧阳詹所书。大中五年(851年)赐名建造寺

  《泉州府志》收集的宋·晋江人曾会《修延福寺碑铭》亦云:“造寺也,始晋·太康九年(288年)。”

  之后,寺院和僧侣不断增加。

  最早来泉州弘法者的番僧——拘那罗陀

  拘那罗陀,又译为波罗末佗,汉名真谛,精于大乘佛教,是南朝时期的印度高僧。

  拘那罗陀梁武帝之请,从扶南泛海到广州,然后到南京(建业)、江西、江苏。在华期间,他翻译佛经49部共142卷,是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他致力于宏扬印度瑜伽行派学说,对佛学中的唯识论、“三性”等阐精发微,多有创建。

  拘那罗陀也是最早来泉州弘法者的外国僧人。南朝·陈·天嘉三年(562年)泛海抵达泉州,挂锡九日山下建造寺(即后来延福寺,位南安丰州),讲佛、播道、翻译《金刚经》,开创了泉州佛教与海外交流的先河,促进了佛教在泉州的发展。

  《续高僧传》本传

  《续高僧传·卷1·拘那罗陀传》曰:

  “拘那罗陀,陈言亲依,或云波罗末佗,亦云真谛,本西天竺优禅尼国(属今印度)人……远涉艰关,无惮夷险,历游诸国,随机利见……

  大同(535—546年)中,敕直使张汜等送扶南(今柬埔寨)献使返国,仍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并鐏经论。恭膺帝旨,以(南朝·梁)大同十二年(546年)八月十五日达于南海(今广州)。沿途所经,乃停两载,以太清二年(548年)闰八月始届京邑(建业,今南京)

  陈武陈武帝·陈霸先·永定二年(558年)七月,还返豫章(今江西),又上临川(今杭州)、晋安(今福州)诸郡。真谛虽传经论,道缺情离,本意不申,更观机壤,遂欲泛舶往棱伽修国(今马来半岛北部北大年),道俗虔请,结誓留之,遂停南越。

  (陈·天嘉二年,561年)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学徒追逐,相续留连。太守王方奢述众元情,更申邀请。谛又因循人事,权止海隅……至(天嘉)三年(562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以太建元年(569年)遘疾卒。”

  拘那罗陀来华时间,上引《续高僧传》说是南朝·梁·大同十二年(546年)八月十五日达于南海(今广州)。而下引北宋·曾会《重修延福寺碑铭》和《名山记》说是梁·普通(520—527年)中。由于《续高僧传》记载的拘那罗陀来华过程和时间都很明确,应以其为准。

  拘那罗陀到泉州九日山延福寺的文献记述

  拘那罗陀在其所译《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后记”云:“经游闽越,暂憩梁安,太守王方赊乃勤正心法,性爱大乘,仍于建造伽蓝(建造寺)请弘兹典。”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16·坛庙寺观·延福寺》收录北宋·端拱(988—989年)间曾会《重修延福寺碑铭》中有云:“古《金刚经》者,昔天竺三藏拘那罗佗,梁·普通(520—527年)中泛大海来中国,道经兹寺,因取梵文,译正了义,传授及今,后学赖焉。凡得法要分为人师者,由大悲至岩头,由观音至朱溪,由天主至隆寿,由西庵至昭庆,皆是寺所自出者。”这也是泉州海外交通见诸文献的最早记载。

  清·乾隆《泉州府志》九日山翻经石条载:“《名山记》:梁·普通中,僧拘那罗陀尝翻译《金刚经》于此。”

  拘那罗陀来泉和在建造寺翻译《金刚经》问题

  拘那罗陀来泉和建造寺(即后来延福寺,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儒道释寺庙·延福寺》)翻译《金刚经》一事,曾会《修延福寺碑铭》和《名山记》均有明确记载,应属事实,且今九日山西峰犹有“翻经石”遗迹。

  但拘那罗陀在所译《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后记”云:“经游闽越,暂憩梁安……仍于建造伽蓝请弘兹典。”《续高僧传》也仅记“至(天嘉)三年(562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

  学者普遍认为,南朝时今泉州地即属梁安郡。

  南朝·梁可稽的梁安郡,一在河南固始县东北,一在湖北黄安县南,都不是出海口,拘那罗陀都不可能“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

  还应该另有一个梁安郡。即拘那罗陀在所译《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后记”明确说“经游闽越,暂憩梁安”,这个梁安郡应在“闽越”,且有一座“建造伽蓝”(建造寺)供其“请弘兹典”。同时,按《续高僧传》所记,这个梁安郡在晋安(今福州)和广州之间,能“泛舶西引”、“飘还广州”。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泉州地。因此断言,泉州地即属梁安郡。

  方拥《拘那罗陀与泉州》(《泉南文化》,1990年第1期)认为,梁安郡可能是南安郡的误抄,因为泉州地从来不曾属于梁安郡。西晋·太康三年(282年)起,泉州地属晋安郡,郡治福州。晋安郡在梁、陈时也未曾改为梁安郡。梁武帝简文帝)、元帝方智陈文帝伯宗,都曾被封为晋安郡王。一直到南朝·梁·天监(502~519年)中,才析晋安郡置南安郡,泉州地属南安郡,郡治在今南安市丰州镇。《八闽通志·建置》云:“梁置南安郡后,以晋安、建安、南安三郡隶东扬州。”这里也不见有梁安郡之称。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家章巽真谛传中之梁安郡》(《中国水运史研究》,1987年第1期)认为,梁时,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个梁安郡,故址就在福建泉州的南安丰州,存在时间从梁·天监年间(502-519年)到陈·天嘉五年(564年),之后改名为南安郡。

  拘那罗陀能抵达丰州,在九日山上翻译大乘《金刚经》,和九日山的独特地理位置有关。梁安港(位于现金鸡闸)是有记载的中国南方最早通商口岸。晋江两江汇合点叫双溪口,离九日山只有两公里。以前这里是内海,现在每年农历八月大潮,潮水还能涌到金鸡新闸下。

  有学者据《续高僧传》推测,拘那罗陀曾两到泉州。

  一次是梁·大同十二年(546年)八月十五日经南海(今广州)登陆后,至太清二年(548年)闰八月始届京邑(建业,今南京),其间“沿途所经,乃停两载”,可能到过泉州。

  另一次是回程时,在陈·天嘉二年(561年)至天嘉三年(562年)九月应太守王方奢之邀“权止海隅”一年,后从泉州出海,即文中的“发自梁安”

  拘那罗陀在建造寺翻译《金刚经》的时间是在第二次。

  南朝古墓的僧侣图案

  2003年,丰泽区北峰镇招丰村石坑村发现一座长方形券顶砖式墓。

  经过清洗刻有汉字的墓砖,发现个别墓砖侧面反体阳刻有使马”、“小使等字,以及几何图形、钱币图案。而其中一块完整的墓砖侧面刻有“承圣四年”。“承圣四年”是南朝·梁元帝萧绎年号,为公元555年,推断该墓为南朝时期墓葬。

  墓室壁上发现了身披袈裟、双手合拢的僧侣图案,数量不小,样式同一。这种僧侣图案还是泉州首次在古代墓室内发现。从出土的文物及墓室内的图案,可以推测该墓主人生前可能信奉佛教。

  隋·开皇八年(588年),相传有僧人于安海灵源山顶立寺祀奉观音。

  金井卓望山南边有一西资岩,寺中的阿弥陀佛观音势至三尊大佛系依天然山岩巨石雕凿而成。蔡永蒹《西山杂志·西资岩》条载:“隋·开皇九年(589年)开发夷洲,委工部尚书蔡祖德造卓望山马嘶塔,遂凿三世尊佛,造寺曰大石佛寺。……西资岩之名称,即佛祖迦叶以资教益于中国也。”

  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陈后主之子陈镜台率亲族和部属南奔永春,在石鼓、蓬壶居住。陈镜台及其族人在永春奉佛祈求平安,佛教开始传入永春。大业十三年(617年),僧思慧在永春上场(今石鼓镇桃场村)魁星山下建恩惠院(唐·咸通[860—874年]间改称灵感寺),是佛教传入永春县的第一座寺庙。(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儒道释寺庙·灵感寺》)

  隋·大业三年(607年),石狮市建一庵堂,供奉观音菩萨,因名“观音庵”。该庵前于唐·开元六年(718年)建一石亭以供行人小憩,又称“观音亭”。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观音庵敕封为“凤里庵”

  隋·皇泰年间(618—619年),晋江市安海建普见殿(今龙山寺),以大榕树雕千手观音祀之。清·道光《晋江县志·卷69·寺观志·城外寺观·安海龙山寺》“隋·皇泰年间建。”

  隋代,石狮容卿村灵秀山建一寺院。在此期间,石狮还建有金沙庵,晋江罗山曾建有紫竹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