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下：述评） （字景元、景希、希元，号西山，谥文忠 总体评价 总体评价 南宋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 “南渡草剏，诸贤有存。封之植之，迓续真元。人物彬彬，盛于乾淳。流风所渐，孔蔓且蕃。谁蕴崇之，欲剃其根。天固有定，隲我斯文。著乎人心，寓乎师传。 公出虽后，考寻遗言。精探力践，旁索细论。以淑同志，以儆群昏。散在（阙）内，如衢置尊。最后一书，细大毕陈。上自帝王，继天牧人。次及圣贤，明德新民。而孜孜者，正家明伦。 至公血诚，贯彻乾坤。在昔先儒，如物得春。清明之（阙），气合而浑。逮公之出，奋由难屯。或搔而绝，俄揠而信。信不一二，赍忠九原。蹙蹙四方，悠悠苍天。” 刘克庄《后村集·卷50》： “公少以文词独行朝中，所草大诏令，温厚尔雅，尤为楼公钥赏重。立螭以后言议出处，动关世道，谏书传四夷，名节当世三十年间，天下莫不以为社稷之荩臣，道德之宿老。故其于为学士也，惟恐其不秉政；既得政，惟恐其不久于位…… 公博极群书，而积勤不已，望临一代而执谦愈甚。闻人之善，忻悦奖誉，自以为不及也；闻人不善，颦蹙叹息，犹冀其能改也。故君子宗之，小人亦信服焉…… 自出身事主，忠国爱民……忘身殉国，终始如一，非至诚而能若是乎。” 王迈《臞轩集·卷11》： “先生为宗社计进退存亡关系，斯世海内一词，期以经济道之，将行命有所制。穷理致用，讲学有宗，时雨之教，春风之容。伪者献诚，慢者致恭，人谓先生为程淳公（程颢字伯淳，谥号淳公）；方寸不欺，守道自信，口无过言，身无玷行，人谓先生为马文正（司马文正，司马光谥文正）、淳公。位卑道立于独，人惜其亡，天下无福，人巷哭先生之道，远绍于程（程颢）；儿童走卒无不知者。权奸见忌，退处八年，著书西山，其乐怡然。 天日清明，甫及闻政，筋力未衰，乃婴病疢丐归者，屡仅畀内祠。丙吉病愈，上日望之，中外门人，孰不致祷。 夫何彼苍遽夺此老，述作万卷，珍重璠玙，最留意者《衍义》一书。谓此书成，死可无憾，自今观之，殆成语?。风涛汹涌，思济洪流，巨楫一折，沦胥是忧。自有都堂，凡几辅弼，如先生者不一，秉笔易箦之际，神气溶溶。 曰：予此心秋月当空，骑鲸而仙，先生何欠国病民痍，孰针孰砭！” 元代 黄震曰（引自黄宗羲《宋元学案·卷81·西山 真氏学案》）：“理宗时，天下所素望其为相者， 真德秀 文行声迹独重。嘉定、宝（宝庆）、绍（绍定）间，佥谓用则即日可太平。端平亲政，趋召至朝，正当世道安危升降之机，略无一语及之，乃阿时相郑清之，饰其轻举败事，谓为和、扁代庸医受责；又以清之开边建议，御阅卒以府库不足犒赏，事不可行，致前至诸军，质贷备衣装，无以偿，故哄，延及州兵皆哄，自是军政不复立。”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7》： “公之书本诸圣贤之学，以明帝王之治，据已往之迹，以待方来之事。虑周乎天下，忧及乎后世。君人之轨范，盖莫备于斯焉。 公当理宗入继大统之初，权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复召，首上此书，当时方注意用之，未几而公亡矣。《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公再出而世，终不获被其用，岂非天乎庸讵！知百年之后而见知遇于圣明之时也，然则公之祀岂止食于其乡而已乎。 今天子以聪明睿知之资，然犹能自得师，尊信此书以为道揆，况众人乎。学者之游于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诵公之书而致其学，圣朝将得人于西山之下焉，不徒诵其言而已也。” 脱脱等《宋史·卷437·列传第196·儒林7·真德秀》： “德秀长身广额，容貌如玉，望之者无不以公辅期之。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 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颂。都城人时惊传倾洞，奔拥出关曰： ‘ 真 直院至矣！ ' 果至，则又填塞聚观不置。时相益以此忌之，辄摈不用，而声愈彰。 及归朝，适郑清之挑敌，兵民死者数十万，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乱之机，而德秀则既衰矣。杜范方攻清之误国，且谓其贪黩更甚于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权臣玩忄妻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继庸医之后，一药之误，代为庸医受责。'其议论与范不同如此。 然自侂胄立伪学之名以锢善类，凡近世大儒之书，皆显禁以绝之。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 张烈《王学质疑》（殆知阁）：“余则笃学如蔡西山（蔡元定，字季通，学者称西山先生）父子、高明如陆子静兄弟、纯粹有用如真西山，仅列之儒林，此为《宋史》者有识也。” 胡瑜曰（引自 《元史·志第27下·祭祀6》）：“西山先生真德秀，博学穷经，践履笃实。当时立伪学之禁以锢善类，德秀晚出，独以斯文为己任，讲习躬行，党禁解而正学明。学问接道统之传，著述发儒先之秘，其功甚大。” 明代 湛若水《泉翁大全集》：“真西山《大学衍义》不及治国平天下，使人知是一本耳，正有深意可玩索。丘文庄乃作《衍义补》，是犹漆了断弦琴，规圆方竹杖也。” 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引自清圣祖· 康熙《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本）： “德秀尝为宫教，以谏皇子竑曰：‘皇子若能孝于慈母以敬大臣。则天命归之。否则深可虑也。'竑 不听，德秀因力请外而去，呜呼，何其先见之明若是耶！ 至理宗即位之初，为侍读，为直学士院，为焕章阁待制，任职不辞，可谓能择君者矣。 《易·蛊》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蹇》之‘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观其去济王也，合乎蛊之‘上九'；就理宗也，合乎蹇之‘六二'。一去一就，惟其时而已，非西山其孰能之哉！” “呜呼，小人之祸至是益烈矣！是时 史弥远 之元恶主于内，梁成大之群邪主于外，共相盘结以害君子。了翁、德秀，一世大儒，而终为小人所忌，弗果大用。历观宋自绍圣（1094—1098年）以迄于今，何泰之时常少，而否之时多耶。” 孙承恩《方山先生文录·卷3》：“求道孜孜，正学是继。立朝侃侃，力扶大义。《衍义》一书，发挥详明。执此以治，王道以成。” 薛应旗：“宋哲宗（1086—1100年在位）之世，非无范纯仁、韩忠彦也；南渡之时，非无李纲、赵鼎也；其后非无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按：范纯仁，字 尧夫，参知政事范仲淹次子。韩忠彦，字师朴，北宋宰相·魏郡王韩琦长子。） 张燧《千百年眼》：“自朱元晦（朱熹）、真希元（真德秀）诸公以名世儒宗，无裨于宋之削弱，于是谈者疑儒者为有体无用，而诚心正意之学果不足以平天下。” 清代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81·西山 真氏学案》： “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亭（朱熹），而鹤山（魏了翁号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西山（真德秀号西山）则倚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 “从来西山、鹤山（魏了翁）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不独举也。” 顾炎武《日知录·卷3》： “真希元（真德秀字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且如《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之作，而汉代之风略具乎此。 今以希元之所删者读之：‘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以异乎《唐诗·山有枢》之篇；‘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盖亦《邶诗》‘ 雄雉于飞'之义；‘牵牛织女'意仿《大东》，‘兔丝女萝'情同《车牵》。十九作中无甚优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严为绳削，真氏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六代浮华，固当芟落，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无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 ” 清·王夫之《宋论·卷14·理宗》： “济王·竑之死，真、魏二公力讼其冤，责史弥远之妄杀，匡理宗以全恩，以正彝伦，以扶风化，韪哉其言之也！弗得而訾之矣。 虽然，言之善者，善以其时也，二公之言此也，不已晚乎？”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30·文忠 真西山先生德秀》： “先生长身广额，容貌如玉，望之者无不以公辅期之。 立朝不满十年，奏疏凡数十万言，皆切当世务，四方人士想见其风采。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颂。都城人不时惊传先生将至，倾拥出关，咸切快睹，时相益以此忌之，辄摈不用。及归朝，则既衰矣。 自侂胄立伪学之禁以锢善类，凡近世大儒之书显被禁绝。先生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服行。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 “明·正统（1436—1449年）间从祀孔庙。成化三年（1467年）追封浦城伯。国朝·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准学臣沈涵之请赐御书‘力明正学'四大字匾于祠。” “勉斋 黄氏曰：‘西山在朝，屡进危言，力扶大义，公论借以，开明善类为之踊跃。 '”（按：黄榦，南宋·福州闽县人，字直卿，号勉斋， 早年师事朱熹。）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30·文忠 真西山先生德秀》： “邵庵 虞氏曰：‘先生《大学衍义》之书，本诸圣贤之学，以明帝王之治，据已往之迹以待方来之事，虑周乎天下，忧及乎后世，君人之轨范盖莫备斯焉。' 敬斋 胡氏曰：‘自孟子后千四百年，无人见得此道分明。董子（董仲舒）见其大意，孔明（诸葛亮）天资有暗合处，韩退之（ 韩愈）揣见仿佛，至程（二程）、朱（朱熹）方见得尽，自朱子 后无人理会得透彻，真西山庶几。' 先文贞公（李光地）《观澜录》曰：‘朱子之后，在宋魏之华不如真之实也，在元吴之僻不如许之醇也，在明则薛、蔡守师传而陈、王立异户，考其师友渊源所渐，若犹惭于真、许焉。'又《榕村语录》曰：‘朱子后儒者，真西山、许鲁斋气象最好，真醇正许笃实。'” 黄百家曰（引自黄宗羲《宋元学案·卷81·西山 真氏学案》）：“从来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独举也。鹤山之志西山，亦以司马文正（司马光谥文正） 、范忠文（范仲淹谥忠文）之生同志、死同传相比，后世亦无敢优劣之者。” 全祖望曰（引自黄宗羲《宋元学案·卷81·西山 真氏学案》）： “西山（真德秀）之望，直继晦翁（朱熹），然晚节何其委蛇也！” “乾（乾道，1165—1173年）、淳（淳熙，1174—1189年）诸老之后，百口交推，以为正学大宗者莫如西山……愚尝详考其本末，而叹西山之过负重名，尚不止于此。 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入于佛、老，然其立身行己则固有不愧于古人者，龟山、上蔡而后，横浦、玉山皆是也。西山自得罪史弥远以出，晚节颇多惭德。其学术之醇疵，姑弗论可矣…… 西山以博学宏辞起家，故辞命为最著，然其两制文字，凡遇嘉定（1208—1224年）以后宰执，多有伊（伊尹）、傅（傅说）、周（周公）、召（召公）之誉，殆亦可以已而不已者与？” 乾隆帝曰：“自朱子以来，继传之儒，代不乏人，然推西山、鲁斋（许衡号鲁斋，元代大儒）为尤卓。西山生于宋末，虽为防政，不究其用；鲁斋当元初，尊信朱子，倡明正学，世祖累见信用，其功效颇著于西山云。”（引自《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 民国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4编·第4章》： “自朱熹以伪学禁锢，理学之书刮禁毁绝。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明道为己任，讲习服行，诏学者：‘且将朱文公《四书》涵泳，既深达其旨矣，然后以次及于《太极》、《西铭解》、《近思录》诸书，如此数年，则于义理之精微，不患无所见矣。又必合知行为一致，讲贯乎此，则必践履乎此，而不堕于空虚无实之病。'于是道学绝而复续，则德秀之力也…… 其学修齐诚正，本朱熹而肤；其文洞轩辟，依苏轼而达。奏议急言竭论，而纡徐委备以曲尽情事，固苏文所长；碑志综事经物，而提挈顿挫而不冗，则尤苏文所短也。 ” 林瑞翰《宋代政治史》（台湾中正书局，1992年版）：“理宗在位四十年，大抵而言，初期委政于史弥远，中期委政于郑清之、史嵩之，晚期委政于贾似道。清之在位，颇引用正人，故端平（1234—1236年）间，贤士如真德秀、魏了翁、李皇、洪咨夔等并见进用，时称‘端平更化'，以比元祐（1086—1094年。此指“元祐更化”）。” 理学思想 正学大宗 真德秀是著名理学家，早年师从朱熹门人詹体仁，是朱熹的再传弟子，学术渊源于朱熹（晦翁），为继朱熹之后的朱子理学正宗传人，尊朱熹为“百代宗师”。真德秀恪守朱熹遗说，理学思想基本上是祖述朱熹，主要任务在于振兴和发扬理学，重在阐发运用，虽学术成就有限，却是朱熹之后名望最高的理学家。清•全祖望题《真西山集》谓：“乾、淳诸老之后，百口交推，以为正学大宗者，莫如西山。”真德秀的学术如同他的政绩，为人所肯定，对后世影响较大。（参见泉州历史网www. 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朱熹、詹体仁》） 自韩侂胄立“伪学”之名后，正学得以复明，是真德秀和魏了翁的推动力量。庆元（1195～1200年）党禁时，朝廷宣布程、朱理学为伪学，书籍禁绝，许多理学家遭到迫害，但真德秀不为时论所动，以斯文自任，在家乡筑精舍讲学，大力提倡朱子理学。他虽未能亲见朱熹，但自谓于朱学“尝私淑而有得”，人称“小朱子”。清·全祖望称“西山之望直继晦翁”。在确定理学正统地位方面，真德秀与魏了翁（鹤山）齐名，《宋元学案·西山 真氏学案》谓“从来西山、鹤山并称”。朱熹在儒学中能够占居崇高地位，除其自身对儒学巨大贡献之外，也与真德秀和魏了翁等人的宣扬分不开。 真德秀的一传至数传弟子，主要有王应麟、马光祖、金文刚、孔元龙、吕良才、吕敬伯、江埙、刘炎、陈均、周天骏、徐元杰、刘克庄、程掌、徐几、汤千、刘汉传、王天与等。 真德秀的理学思想虽然上继程、朱，不越其轨，但是，仍然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大学衍义》 真德秀关于理学方面的著述丰富，除《西山文集》所收之外，其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读书记》中，称可作《大学章句》之佐，并将其视为人君治国的理论依据。 《读书记》“以六经、《语》、《孟》之言为主”，分甲、乙、丙、丁4个部份，“甲记曰性命道德之理，学问知行之要；乙记曰人君为治之本，人臣辅治之法；丙记日经邦立国之制，临政治人之方。丁记曰语默出处之道，辞岁取舍之宜。” 程、朱理学后来能够成为官方正统学术思想，真德秀贡献颇大，特别是他所修的《大学衍义》一书 。 《大学衍义》是《读书记•乙记》的上编。真德秀在朝任待读时，特将《大学衍义》进呈理宗，并逐章逐句向 理宗进行了讲解和发挥，期指导最高统治者用理学思想治理国家。 真德秀《大学衍义自序》： “臣始读《大学》之书，见其自格物致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后有伦。 益尝抚卷三叹曰：‘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 即又参观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达之天下者，然后知此书之陈，实百圣传心之要典，而非 孔 氏之私言也。 三代而下，此学失传，其书虽存，概以传记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道亦不以望其君。独唐·韩愈、李翱尝举其说……盖自秦、汉以后，尊信此书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为圣学之渊源、治道之根抵也，况其他乎？ 臣尝妄谓《大学》一书，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则必治，违之则必乱。” 《大学衍义》大旨在于正君心、振纲纪、明治道、肃宫闱、抑权幸，当时就深为理宗所称赞，说《大学衍义》一书“备人君之轨范焉”。也为南宋末和后来的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元武宗[至大元年—四年（1308—1311年）在位]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元仁宗[皇庆元年—延祐七年（1312—1320年）在位]谓：“修身治国，无逾此书。”明太祖·朱元璋尝问以帝王之学何书为要，宋濂举《大学衍义》，乃命大书揭之殿之两壁，集群臣听宋濂讲析，时睇观之，还定为太子必读书。同时，《大学衍义》成为元、明、清3代儒生的必读之书 。 宇宙本体论 真德秀继承朱熹的世界观和本体论思想，并丰富和充实了朱熹对“太极”、“阴阳”、“理气”、“道器”等哲学范畴的理解，形成1个以理（太极）为最高本体，以“理—气—物—理”为逻辑结构的宇宙本体论。 性即是理 真德秀在“理”、“气”问题上的重心，并不在宇宙论的阐述，而是同所有的宋、明理学家一样，是在为人类社会寻找最高准则和道德规定的最终依据，因此，更多论述的是本体论的内容和建构。 真德秀一再强调“性即是理”，性、理相通，理不离气，理在事中，把“理”、“性”、“命”与“天”相提并论，仁义礼智之理先于事物而存在，是“天与”之实理，都具有先验性与绝对性，从而保证了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合理性与可能性。 真德秀曰：“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四库全书影印本《四书集编•孟子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真德秀又曰：“苍苍者，天之形色也；曰理曰性曰命，天之道也。知以苍苍者非天，而不知理、性、命皆天，固失之矣；知理、性、命之皆天，而不以苍苍者非天，则失之尤甚也。”（四库全书影印本《读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理一分殊 真德秀在朱熹论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理一分殊”说的理解。 真德秀曰： “夫子之理，浑然泛应曲者，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所得其所也…… 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在大道言之，一本是元气之于万物，而只是一气之所生，万殊则是草木、昆虫之所待，而生一个自是一个模样；在人事言之，则一理之于万事万物，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动息、洒扫应对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贯。万殊则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当于道者，一个自是一个道理，其实只是一本……所谓众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贯通之，则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无不通矣。”（四库全书影印本《四书集编•论语集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真德秀认为，“理一”是道之体，其特性是至诚无息；“分殊”是道之用，表现为万物各得其所。同时，他也从天道与人事两个方面分开立论，指出天道以一生生不息之元气为本，以各个具体事物之禀受为分殊，这样他不以“理”为分殊之本而直接以“气”这个中间环节为本，回避了作为形而上本体之“理”不能直接生物的难题。他最终的本体不是“气”，而是“理”，“气”与万事万物又必定回归到最高的本体“理”上去。 德性天与 真德秀继承董仲舒的尊天神学，并将程、朱理学同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结合起来，强调“德性天与”和“顺天应人”。 真德秀认为，“理”即具体事物的规定性和法则，一定而不可改变。一物具有一物之理，人也是物，故也具有“人之理”，和人的形体一样，都是“天与之”的。“人之理”即“仁、义、礼、智”。恻隐、辞逊、善恶、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肢之为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伦，皆是天偏爱于人而赋予的。 真德秀把人受性于天比为臣受任于朝。循守“仁、义、礼、智”是人的天职，否则即是违“天”。君主和人都必须服从天命，并以此来规劝君主修养。指出“帝王当尊者莫如天，所当从事者莫如敬”，只有修德才能保位。朝廷为天下之本，人君为朝廷之本，心为人君之本。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则发号令，没有不善，而朝廷正。朝廷正，则贤与不肖有别，君子小人不易，而百官正。他所指的不是人格化的神，天所以能主宰万物是它蕴含着“理”，这“理”便是纲常名教。父子之思谓“仁”，君臣之敬谓“义”，夫妇之别为“礼”，知此为“智”，守此为“信”。“理”是扶持宇宙的栋干、安国生民的枚石；没有“理”，则人将不人，国将不国。 真德秀虽然认为“天”能主宰万物，能赏罚予夺，主要不是因为“天”是人格神，而是其本身蕴含着秩序万物的“理”，这个“理”能发挥出人格神的“福善祸淫，不少差忒”作用。在真德秀看来，人类社会的秩序（即纲常名教），就是“天理”所在。 穷理持敬 但人先天具有的“仁、义、礼、智”的“理”，是良知，但不是义理之极至。故人 必须通过“洒扫应对”等人伦日用等事物，以先验之理推究事物之理，扩充心中之理，从“本然之知”升华到义理之极至。天下没有无理之器，也没有无器之理，“即器而求之，则理在其中。”（《西山文集•卷30•问大学只说格物不说穷理》） 真德秀祖述朱熹“穷理持敬”思想，强调“即器求理”与“持敬”相辅而行的涵养论，把认识论同道德修养论紧密结合起来，把“穷理持敬”视作“正心修身”之术。真德秀曰：“欲穷理而不知持敬以养心，则思虑纷坛，精神昏乱，于义理必无所得。知以养心矣，而不知穷理，则此心虽清明虚静，又只是个空荡荡地物事，而无许多义理以为之主，其于应事接物，必不能皆当。” 所谓“敬”，即外表端庄严肃、内心静一、无二无杂，使外表的端庄严肃同内心的专一无杂相互交正。静时要一，动时亦要一。闹居未有作为，此心要主一。应事接物有所作为时，此心亦要主要一。静时能敬，则无思虑纷绘之患；动时能敬，则无举措烦扰之患。如此则本心不失，这是为学之要。 真德秀的“穷理持敬”思想是对二程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二程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认识论与道德论的统一性，强调把二者相结合、相辅而行。在理学思想上进一步强化了知行统一观。 真德秀发挥朱熹的心性说，把内外体用之学变成“成己成物”之学，主张以成己为体、成物为用。认为心之本体，湛然虚明，全体是仁，仁即天理；只是由于物我之私，使此心昏蔽而不明，犹如乌云遮住光明；经过涵养操存工夫，可达到心与理一，心中之仁可全体复明；由此推己及物，即可亲亲、仁民、爱物，达到万物一体境界。 真德秀虽然也讲“格物致知”，主张以读书为本，但又提出“求仁说”，认为心即是仁，不是心外别有仁，求仁只能反求诸心。他把向自己本心求仁看作学问的最后归宿，说“仁则其归宿之地，而用功之亲切处也”。他的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心学特点。 真德秀还强调体用不离，学以致用，主张把道德原则贯彻到实际行动和具体措施中去。他还提倡经史并用，认为性命道德之学与古今世变之学“其致一也”，二者不能“析而二”之，学问的目的在于究当世之务。 泛神论 儒家学者历来有“神道设教”思想，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是对鬼神之有无持存疑态度。《易传·系辞》谓“阴阳不测谓之神”，认为事物之变化是阴阳二气的神妙作用。人们对那些神妙莫测的阴阳变化就称之为“神”。比如对人的精神现象古人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一般认为那是精气使然，人死后，精气散了，又归回到大气之中去了。张载道：“鬼神，二气之良能也。” 真德秀也有神道设教的思想，曰：“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不可测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显然示人也），人之神曰鬼（鬼谓气之己屈者也）。”但这种解释已接近于朴素唯物论的观点。 从这一观点出发，真德秀进一步指出：“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则神者气之伸，鬼者气之屈……神者伸也，鬼者归也。且以人之身论之，生则日人，死者日鬼……自其生而言之，则自幼而壮，此气之伸也；自壮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则鬼游魂降，寂无形兆，此气之屈也。及子孙享把以诚感之，则又能来格，此又屈而伸也。” 真德秀用精气说来论证了他的形神观。曰：“《易·系辞》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人之生也，精与气合而已。精者血之类，滋养一身者，故属阴。气是能知觉运动者，故属阳，二者合而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聪者，即精之为也，此之谓魄气充乎体。凡人心之能思虑，有知识，身之能举动，与夫勇决敢为者即气之所为也，此之谓魄。魂魄合则生，离则死。”用这种观点解释人之形神关系，其理论远不及范缜之精确，但已与彻底的有神论产生了离异的倾向。 理财思想 “称提”必须循序推进 真德秀历经孝宗（1163—1189年在位）、宁宗（1195—1224年在位）朝，期间南宋朝廷也进行了数次“称提”（调整会子与铜钱的比价），但除孝宗时稍有起色外，其余几次皆以失败告终，加之开禧（1205—1207年）以来楮币（宋时发行的“会子”纸币）发行量暴增，楮币的实际兑换能力甚至低于官方规定。 宋理宗（1225—1264年在位）在位初期，“称提”是其更化重点。真德秀并不认为此次“称提”是适当时机。但居于“称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楮币的贬值之势，真德秀认为国家调整楮币与铜钱的比价、颁行新楮币，本应是思虑周到、循序推进的，但朝廷政令急迫、朝令夕改，不仅给以国家俸禄为生的士大夫造成了损失，而为平息不满，又滥立罪名以威吓；为防止百姓从中牟利，又强制民间储藏和兑换楮币，并准以民间告奸，加之地方胥吏趁机鱼肉百姓，造成籍没家产和判发流配的百姓不可胜数，因此造成苛政，不仅使得民间骚然，而作为统治中坚力量的士大夫亦多有不满，反而加深了南宋的统治危机。 蠲免税租 真德秀认为灾荒之年，各地因受到旱伤，应当与民休息，减免税租。他认为政府蠲免税租可以提高农民抗灾能力，摆脱灾荒阴影，鼓励他们继续布种进行生产；减少流民的数量，也减轻官府赈济的压力。然而，蠲除税租必定减少国家财政收入，但真德秀认为，解决民困更为重要，故而奏请倚阁夏税、蠲除秋苗。 奏乞倚阁夏税 宋代施行两税法，夏税是五月半起征、八月初纳毕的田赋。 真德秀奏乞倚阁第四、第五等人户的夏税时曰：“灾变如此，天意难测，转移之要，全在民心……惟国家大施非常之恩恤，以召人和，庶几天意可回，而灾变可息。”（真德秀《西山先生 真文忠公文集 •卷10•奏置惠民仓状》：四部丛刊初编本） 他一再强调灾变之后，善待百姓是去除灾异最有效的方法。因此，他奏请皇帝矜恤百姓，首当下户，即第四第五等人户。对于下户而言，没有比灾荒年代的催科更严重的了。真德秀还举孝宗淳熙年间倚阁夏税之例：“淳熙七年，江饶等州旱，既诏：逐州第五等人户未纳夏税，倚阁五分，复虑艰于输纳。又诏：逐州第四、第五等人户，未纳今年夏税，日下倚阁。其后，池州兴国军旱，皆尝蠲放当年夏税，载在史籍，不可胜举。”（真德秀《西山先生 真文忠公文集•卷10•奏置十二县社仓状状》：四部丛刊初编本） 蠲免秋苗 如同倚阁夏税一样，到了秋季征收秋苗之际，真德秀顾及灾害严重，恐百姓无力承担，故而再奏皇帝，蠲免秋苗：“江东路安抚转运使司状，照对江东一路旱蝗为灾，除信州成熟外，其余州、军、府，嘉定七年苗米畸零欠数不多，民正艰食，岂堪催科。”（《西山文集• 卷7》） 此奏获得了皇帝批准，遂令建康、宁国府、太平、徽、饶、池州、南康、广德军将嘉定七年（1214年），第四、第五等人户现欠苗米权与倚阁，并贴出牓文，晓谕百姓。 真德秀从性善论出发，秉持重德轻刑的思想，提出御民要以教化为主，以德服人，而不是用残酷的刑罚来镇压。 真德秀非常推崇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在《大学衍义》中解释说：“臣按：政刑所以禁民之身，故虽免于罪而无所愧耻；德礼所以善民之心，故有愧耻而且至于善。” 概说 真德秀 所处的南宋 宁宗 、 理宗 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 真德秀 有强烈救世之心，又与 叶适 等 事攻学派 的人物来往频繁，受其忠孝思想影响，服世观念尤重。于是， 真德秀 格外强调文学的政教功用，这使得他在赏析文学作品的时，首先是从论道说理、政教功用的目的出发。 （参见泉州历史网 www.qzhnet.com 《泉州人名录 • 叶适 》） 在文章功能上，从体用角度，真德秀把文章的功用分为“成己”、“成物”2个实用方向，完全否定文章之学，斥为既不能成己又不能成物的无用之技。 为己之学“则理不可以不穷，性不可以不尽，不至乎圣贤之域，不止也”。 成物即见于政治教化。真德秀开口必言“有益”，闭口不忘道德，不限制文章的内容和题材，只要有助于教化、针贬时弊的作品，就能使其倾心。这个观点，在其著述中反复论及。如：“清隐之诗，南城包显道评之当矣。予尤爱其《赠陆伯微》曰：‘老去放令心胆健，后来留得姓名香。'《寄御史》曰：‘阴阳消长风闻际，堂陛尊严山立时。'《送愿父弟》曰：‘江湖多少盟鸥地，莫近平津阁畔行此。'皆有益之言。” 散文 奏疏文 真德秀于时政多所建言，杨长儒曾赞其 “长于作奏疏”。在真德秀51卷《文集》中，奏议诏敕类文章共有22卷不下数十万字，占整个文集的一半，这是真德秀作为文臣生涯的记载。其中，在开禧、嘉定、宝庆、端平年间的2次立朝，不到10年间就上奏疏48封，以直声著称。 真德秀奏疏是富有时代精神的政论文章，内容主要是宣扬三纲五常、正心诚意、修身治国和剖明时事，无论是明辨性理、弘扬教化之作，抑或是言事论之文，皆为修辞立诚、详尽平实的儒者之言。如魏了翁所言：“诚积所言，辞平理畅。”故而能被众人称赞并流传甚广。 序跋类 真德秀的序跋类散文包括序记、诗文序跋、和书法墨迹序跋。 在序记中值得关注的是学记、书院记与祠堂记。此类序都是道学家弘扬其道学思想、推行教化的路径之一， 也是最具有道学特色的部分。这类文章言简意赅，叙述事件后以大篇幅议论为主，以阐述义理、宣扬名节为写作目的，是典型的“鸣道”教化之文。如《铅山县修学记》，阐述知行合一，勉励士子在“工于本心之理”的同时需“求当世之务”以泽民。《潮州贡院记》，劝勉士子立德立言，明义礼之分，知名节之德。《永春大夫御史黄公祠记》记“似古循吏”的永春县令，全篇叙他“公廉强介，察见微隐，吏不能欺，民不忍欺”等事迹，希望官吏皆能师公之所以治己者，而推之以治人，形成清廉的风气。其它诸如《明道先生书堂记》、《政和县修学记》、《建宁府修学记》、《忠孝祠记》等文章都表达了“明义理而切实用”的思想。 真德秀作大量的诗文集序、送行序等，如《黄叔通自鸣集序》、《清源文集序》、《赠萧长夫序》、《送朱择善序》等文，也无华靡雕琢之处，文笔生动简洁。题跋虽比记序短，但却更能体现出个人情思与品味。 如《题全氏步云斋》： “金鸡一峰为浦城最胜处，而全氏步云斋是踞其癫，人物彬彬多自此出。中改为道宫， 忠甫 今创小斋其右，以复前人旧迹。 予一日摄衣而登，群山回环，万象呈露，恍然若超尘世而游无何有之乡。则为之叹曰:‘古人喜高居远眺者，岂徒以动心骇目云哉。天壤之间，横陈错布，莫非至理，虽体道者不待窥粲然毕睹。然自学者言之，则见山而悟静寿，观水而知有本，风雨霜露接于其目，则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识也。” 此文起笔直接而不突兀，简练而传神，以“最胜处”与“踞其巅”道出了布云斋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人想见“步云”之名的由来，颇有韩、柳气质。下文写登斋之所见，联系到理学天道，颇有理学家意趣。 诗歌 真德秀诗崇尚说理。其纯粹抒情的诗歌不止是枯燥的哲理之理，还包括各种政理、事理，且占得比重较大。《 西山 集》收 真德秀 诗 1 卷，另有贴子词等，共 157 首，《全宋本》 西山 诗另有辑诗《全 宋 诗订补》又有辑补诗 2 首，共 167 首诗歌，总体分为山水题咏、交游感事诗、政务诗、理学诗 4 大类。 真德秀 的众多诗句，大量运用比喻、拟人、夸张、通感等修辞手段，具有丰富生动的艺术想象力。大多语言流畅，少雕琢诗句，可 为 “儒子诗” 的代表。 真德秀尽管明白诗赋最主要的作用是来抒情言志，其文学性、抒情性最为明显，但是他还是将文道相融合，相互渗透，在讽刺和赞美之间凸显性情之正的诗歌。真德秀将大量陶渊明的诗歌选入《文章正宗》，最重要的是靖节之诗符合其“兴寄高远，读之使人忘宠辱”的评选标准。无论是自己创作诗歌还是评选诗歌的标准，真德秀都将“实用”、“主理”、“求正”、“尚雅”、“崇古”作为文学创作的追求。 真德秀的诗歌是朱学精神的投影。在其诗歌里突现了朱学所倡导的“孔、颜乐处”文化人格，具体表现为 朱 学对自然、社会、宇宙3方面关系中构成的3个层面。真德秀的诗与朱学文化人格的3个层面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可以说真德秀的诗是他的朱学文化人格的诗性体现，是他理想人格的投影。真德秀此类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好于诗中谈性理，通俗而流于枯燥，是南宋中后期诗歌发展中的不良倾向。 骈文 制诏类 真德秀在理宗• 端平元年（1234年）入翰林院期间，作为“天子之私”的词臣，曾为皇帝起草过许多诏书。内容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回应臣子的陈请，大多是不允官员致仕闲退，或不允其辞免除某职务，此类篇目较多，有骈有散；二是下诏为大臣庆贺生日，此类篇目较少，皆骈体行文。 真德秀起草的诏书中不直言拒绝，却又能体现“不允”的态度，篇幅简短，意图明了，很有说话技巧。同时，他的语言委婉舒缓、从容不迫，语气不卑不亢不急不躁，他不喜为尖峭刻厉之语，常常在纡徐不迫的笔墨中行文。 真德秀骈文喜用反问句，在其起草的诏书文辞当中尤为明显，例如不允何异乞守本官致仕的诏书有：“况莫崇乎八座之班，而至简者百工之事，纵令自佚，何以过兹？”（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反问句表面看来是疑问的形式，但实际上表达的却是肯定的意思，而且能够加强语气，把确定的思想表现得更突出、强烈。故真德秀起草的诏书中大多没有尖刻、激进之语，而是用巧妙的反问技巧引导对方去思考，以恳切的语气向臣子陈述去就之分，既让人感觉皇恩浩荡，又让人自觉惭愧不好意思再有所推辞或不尽力事主，文辞之间充满力量。 真德秀的制诏类骈文并非简单模板式的填鸭，而是有切合情事的充实内容。 如 不允 曾从龙 辞免讲授《春秋》终篇的诏书 有曰：“三代飨国之长，原于太子；六经致治之法，备在《春秋》。博求孝悌道术之英，推明是非褒贬之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肯定了《春秋》大义对于国家治平、个人伦理道德完善的作用，《春秋》 “一字寓褒贬”的特色也有所体现。（参见泉州历史网 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曾从龙》） 又如不免俞烈辞免《周易》终篇侍读官的诏书，也是先言《周易》的重要性，“朕若稽先朝，最重《易》学。”还有“韦编几至于绝三，卦画冀明于重六”中，含有孔子勤读《周易》的典故“韦编三绝”和《易》卦的深奥内容。（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不允李大性辞免兵部尚书的诏书中，所言皆是“不忍毒兵于民”、“以息边警”、“整戎经武”等与战争、边事相关的内容，切中时事政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表启类 真德秀表文共28篇，其中谢表18篇、贺表7篇、进献表2篇、慰表1篇。 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中引真西山之语：“大抵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事忌深僻，造语忌纤巧，铺叙忌繁冗。”这是真德秀在理论上对表文写作提出 的要求和实践标准。（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贺表一般是新帝即位，或帝王有庆典武功等事，臣子献文称贺。这种文体，多半以骈体写就。真德秀的谢表主要有谢官、谢赐和谢上3类，例如 《复官谢皇帝表》、《谢皇太后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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