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春 【字景山，原名罗大经。 身世。 罗大春（1833—1890年），字景山，原名罗大经，清·贵州施秉县施家冲（现城关镇南门村）人，后定居浙江衢州西安县城（今衢州市柯城区）；道光十三年（1833年）生。 身世 罗大春出身普通农户家庭，其父因缠上官司而家道中落，罗大春8岁辍学；11岁母卒，父亲又卖掉家里所有田产以葬。 罗大春13岁便孤身一人外出闯世界，上贵阳、下四川、闯云南、去缅甸，差点病死外乡。16岁返家时，父亲在外飘荡未归，家里的几间旧房子也已被卖与他人。 从戎，累至大同总兵 清·道光廿九年（1849年），为生存，17岁的罗大春只好选择了当兵吃粮的道路。 罗大春当兵也历尽坎坷。先，闻湖南“三合会”起义，官军招兵，他就往湖南跑。等罗大春到湖南时，“三合会”起义已被平定，官军不招兵了。又听闻广西“三合会”起事，广西招兵，又往广西跑。一路上，罗大春既无同伴又无盘缠，还身患重病，凭毅力和坚韧，终于在古州（榕江）遇到了为官军运输弹药粮食的民工队，成了1名临时运输队员。因没有熟人保荐，当不了兵，只能当1个临时工。时因清兵屡战屡败，指挥官没辙，只得下令：“无论长夫余丁，有能奋勇杀贼立功者，赏与兵士同。”这给罗大春的命运带来了转机。 道光廿九年（1849年）十一月廿九日，罗大春在广西金田村首次参加了对“三合会”起义军的战斗，立下战功，罗大春获40两银子的奖赏、纳为正式士兵。长官认为其名“大经”谐音“大惊”，不吉，为改“大春”。 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等人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太平天国起义，很快席卷半个中国，坚持到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陷落。罗大春参与镇压太平军，转战 黔、湘、桂、鄂、皖、浙、赣、闽等地，屡建奇功，不断升迁。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进攻长沙，罗大春所在的部队奉命救援。路过湘潭时，清军纪律松弛，抢劫奸淫无恶不作。罗大春奉命前去维持秩序。他手执“信矢”，严惩清军中为非作歹之徒，还将100多名妇女安置在大营之中，派士兵彻夜巡逻保护。 在阑干山、吕驿亭之战中，清军被太平军围困20多天，即将弹尽粮绝。危急时刻，统帅秦定三派罗大春潜出军营，为部队筹集粮食弹药。由于罗大春的黔军平时纪律严明，听说是罗大春来筹粮，当地百姓纷纷把自己仅有的粮食献了出来，短时间内就筹到粮食110石，还有300多人主动为他运送粮食弹药。 咸丰四年（1854），陕甘总督被捻军包围在刘湖一带，罗大春所部奉命前往解围。顺利解围后，统帅秦定三 得到消息：盘踞在霍丘、六安一带，拥众三、四十万的捻军陈玉部，似有归顺之意。秦定三决定招降陈玉，将校不敢往，唯年仅22岁的罗大春挺身而出，只身赴敌劝降。当时罗大春虽然官职很低，但他的英勇善战，在捻军中已很有名气。到陈玉营地后，他慷慨陈词，引古据今，舌战群雄。先后说服陈玉的4个高级谋士和4位高级将领， 终使陈玉降归清廷。由于招降了陈玉部，使占据六安的太平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不主动放弃六安。 咸丰六年（1856年），镇远镇总兵秦定三率领的3000人马被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和李昭寿率领的太平军包围。在弹尽粮绝、援军又被打败的情况下，时任记名守备的罗大春主动请缨，率部突围，为大军杀出1条血路。战斗中，罗大春一马当先，部下将士拼死突围。结果不仅突出重围，还以少胜多，击溃了太平军，摧毁了太平军40 多座营垒，陈玉成、李昭寿弃马躲进灌木丛中才得以脱身。这一仗，使罗大春在清军中声名鹊起，太平军也将其 当成劲敌，悬赏捉拿：“有能于两军相见生擒罗某以献者，与黄金一百，黄袍、长短褂各十袭。其兵也，立授总制职；其官耶，于本职上陟三级。” 咸丰九年（1859年），罗大春27岁，升任参将。 咸丰十年（1860年），罗大春28岁，擢大同总兵。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率数十万太平军围攻杭州，使城内既缺弹药又无粮草。十一月廿七日，罗大春率部在望江门外与太平军鏖战通宵，正在激战时，太平军已从凰山、清波两门攻进城来。罗大春只得率部突围，杭州失守。巡抚王有龄在城破时自杀，清廷震怒。作为守城主要将领之一的记名总兵罗大春因此被革职查办。 太平军攻克杭州后，左宗棠补授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年）左宗棠进军浙江，让罗大春随营听候差遣。罗大春即随左宗棠督师驻浙江衢州，遂定居西安县城（今衢州市柯城区）。 在收复严州、杭州的战斗中，罗大春又立战功，经左宗棠保奏，罗大春官复原职，任漳州总兵。 同治元年至三年（1862—1864年）间，清军围攻南京（天京）。九洑州是太平军在长江北岸的一个重要堡垒，厄守咽喉要道，对清军江南大营造成很大威胁。清军多次攻打不下，伤亡惨重，清军统帅派罗大春去攻打。罗大春采取突然袭击、贴身近战的办法，对堡垒发动攻击。罗大春身先士卒，第1个从炮洞中钻进去，攻破了太平军的堡垒，从而消除了太平军对清军江南大营的威胁。为表彰罗大春的战功，清廷下旨授“冲勇巴图鲁”称号（按：巴图鲁，满语“勇冠三军之将”之义。清朝268年间，获此称号者仅33人。） 官提督 署福建陆路提督，补福宁镇总兵 清·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 同治五年（1866），罗大春署（代理）福建陆路提督，不久补福宁镇总兵。当年，经罗大春建议，左宗棠奏请朝廷，正式成立“福建船政局”、“船政学堂”、“福建船政制造厂”（位马江，俗称“马尾造船厂”），“购机器、募洋匠、自制火轮兵船”，开启了闽、浙自造军舰的大幕。 同年，清廷命沈葆桢总理船政事务，统管造船厂和前后学堂、水师营。几年后，在连续建造“万年清”、“湄云”、“福星”3艘兵舰之后，沈葆桢奏请批准将福建船政的军舰编成舰队，称“福建船政轮船队”，由“轮船统领”统一管理。首任“轮船统领”由原来的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担任。中国近代第1支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就此破茧而出。 同治十一年（1872年），罗大春40岁时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贵州施秉，出资修建施秉文笔塔。之后，又在杭州捐银3000两，购地3亩多，修建“西龙试馆”（“西”即衢属旧名西安，“龙”即龙游），方便衢州学子到省城赴考。为确保“西龙试馆”能正常管理、运营，罗大春还撰《西龙试馆告竣请绅公议善后启》。 实授福建陆路提督，兼署福建水师提督，兼福建船政轮船统领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罗大春正式授任福建陆路提督，兼署（代理）福建水师提督，相当于福建海、陆两军总司令，任上在宁波等要塞增设炮台多座。同时，罗大春还奉命担任第2任“福建船政轮船统领”，接任时有自制舰8艘，成为当时成军最早、战斗力最强的福建海军的“舰队司令”。而大名鼎鼎的北洋水师，则是到光绪六年（1880年）才建立的。 在任水师提督和轮船统领 期间，除认真训练，提高舰队战斗力外，罗大春积极支持创办我国近代第1所培养海军人才的学校——“船政学堂”，积极选派一些中下级军官前往英、法、德等国参观学习，培养懂得西洋技术的海军人才；还将自己的指挥舰“扬武”号改成训练船，作为“船政学堂”学员的实习基地。许多后来在中国海军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当时都是罗大春的部下，如：担任北洋海军右翼总兵的刘步蟾，当时是福建轮船“建威”号管带；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壮烈牺牲的邓世昌，当时是福建轮船“琛海”号的大副。 同治十三年（1874年），“福州船政局”的舰船已初具规模，此时的“轮船统领”罗大春麾下，拥有拥有自制舰“扬武”、“万年清”、“湄云”、“福星”、“伏波”、“安澜”、“镇海”、“飞云”、“超武”、“靖远”等15艘，总吨位达2.2万吨；其中千吨以上的战舰达半数以上。又从国外购得“海东云”、“长胜”、“建威”3舰，共有18艘兵船。三月，罗大春组织了中国近代海军的首次大规模海上演习，亲自指挥我国第1艘巡洋舰“扬武”号旗舰，率领“万年清”、“伏波”等11艘军舰参与。 常驻泉州提督署 罗大春同治五年（1866）署福建陆路提督，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式授任福建陆路提督兼署福建水师提督，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调防台湾，9年间常驻泉州提督署。 同治五年（1866年），罗大春和泉州知府沈荣桂还一起处理过泉州南街头新花山教堂事件。 提督署东有武庙，位今泉州北门中山公园西侧原黎明大学旧址内，原为提督东教场，康熙廿七年（1688年）提帅张云翼始建，祀关帝。民国十八年(1929年) 改为黎明高级中学，遂废。（详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儒道释寺庙·武庙·泉州武庙》、《泉州人名录·张云翼》） 武庙由地方提督倡修早有先例的。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6·祠庙志·武庙》载：“武庙，在萼辉铺提署之左，前系提督东教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提帅张云翼建，称武庙，朔望行香，春秋致祭，而秩祀之典尚在涂门庙（关帝庙）。至嘉庆（1796—1820年）间，提帅颜守英始移秩祀之祭于此庙。后中殿坏，嘉庆十八年（1813年），伯爵军门许文谟（福建水师提督）捐修，住持僧然中董其役。”（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儒道释寺庙·通淮关岳庙》） 旧泉州武庙门口立有罗大春“纪德碑”，晋江县廪生林霁书写并勒石，后遭破坏，现仅存残碑，上下部分皆有缺失，藏执节巷林霁后裔居处。 碑的正面有曰：“……气驱使五行……（水）相济海若……极詟四裔保……统领轮船施秉罗大春，龄颂温陵林霁书勒石。” 碑的背面缺字更多，但还可辨出此碑碑文是由福建巡抚王凯泰亲撰的，主要是歌颂驻节于泉州的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的赫赫功绩，以及筹资修缮泉州武庙的善举。残存文字有曰：“……保忠愍公镇守福宁捐资建此署前闽制……越二百余年黔中罗景山军门奉……于是兵容之整肃系于是，遂不可忽新之维……一千三百两有奇三百两支公家钱也……”可分析出在同治年间（1862—1875年），泉州武庙曾由 罗大春筹款又进行了1次修缮。 据《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载，王凯泰出任福建巡抚一职是在同治九年（1870年）至光绪元年（1875年），而碑文中提到的罗大春已任“轮船统领”，则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之后。依此推断，该“德政碑”勒石时间应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至光绪元年（1875年）之间。 驻防台湾 日本入侵台湾 清·同治十年（ 1871年）十二月，“八重山”号和“太平山”号两艘琉球贡船在归途中意外遭遇台风，被刮至台湾岛南端。“八重山”号船上45人全部获救。“太平山”号触礁沉没，船上69人溺死3人，66人游上陆地，闯入台湾少数民族住地牡丹社、高士佛社，并与当地原住民发生冲突，船员54人被杀，幸存的12人则在当地汉人帮助下前往台南府城，辗转返乡。 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步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一批激进派官员妄图通过武装侵略，向海外扩张势力。 同治十三年四月（1874年5月），日本以发生于同治十年（1871年）的“牡丹社事件”为由，叫嚣“为琉球复仇”，组建征台远征军，在美国帮助下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3000余侵犯台湾。日军从台南射寮琅峤（今恒春）登陆，分3路扫荡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等地原住民，诸社不敌，最终纷纷投降。日军在台湾有恃无恐地建立所谓“台湾都督府”，并着手修筑营房、道路、医院等，盗采当地资源，向民众派发日本国旗，企图久踞。 消息传来，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李鹤年、福建陆路提督兼署福建水师提督罗大春均主战。 《台湾文献丛刊》收录罗大春同治十三年（1874年）1 份奏报，称： “日本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自元·至元年间（指前至元十八年，1281年）范文虎、阿塔海十万之兵歼于平壶岛下，于是有轻中国之心。明之永乐（1403—1424年）、嘉靖（1522—1566年）得到刘江、俞大猷、戚继光辈，先后统兵力剿，寇掠始息。（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俞大猷》） 我朝二百余年，三岛蛰伏，未尝蠕动，非真能安分守己，殆震詟于征服准部、回疆、西藏、缅甸、金州诸处，历历武功，照人耳目，彼自揣此时毛羽未满，不敢遽飞。然此二百余年中，俯首帖耳之日，亦即养精蓄锐之日……夫彼蓄数百年之心，弗肯休也。 力不易穷，则自恃其力，不知止也。如徒以口舌谕之，恐今日唯唯于先，明日否否于后，虽至舌敝唇焦，终归无裨。” 从泉州秀涂港出发移驻台湾 清·同治十三年（ 1874年）五月，同治帝接到奏报，旋即指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巡视台湾” ；经沈葆桢奏调，并派罗大春渡台，驻守台湾北部苏澳地区，从事“开山抚番”工作 。 五月，沈葆桢率“安澜”、“伏波”、“飞云”3艘军舰赴台，带去台湾的海军将领，不仅有中国的，还有福建船政学堂的日意格、斯恭塞格2位洋人教师。罗大春《罗景山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载：“嗣得沈星使咨抄五月初七日疏草，知于五月初一日由马尾乘‘安澜’轮船，潘帮办乘‘伏波’轮船，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乘‘飞云’轮船行。星使于初三日抵澎湖，勘炮台、水口形势；初四日，乃抵安平。” 稍后，“扬威”、“振威”等军舰也相继开往澎湖列岛进行威慑。 时罗大春不仅已正式担任福建陆路提督和轮船统领，还是福建水师的代理提督，可谓福建的“三军司令”，而当时台湾尚未建省，属福建管辖，此举等于是变相剥夺他的军事指挥权，罗大春对此十分不满。罗大春认为，作为军事主官，他的重点应该是统筹福建沿海和内地的防务，况且苏澳地区不在与日本作战的前线，随便派1个人去就可以了。清廷见罗大春迟迟不动，下旨严责巡抚李鹤年等人。李鹤年等人为开脱责任，编造了罗大春骄傲自满、不服管束等罪名，奏请清廷严办。于是，清廷下旨，予罗大春革职留任。 同治十三年（1874年）六月 ，罗大春从泉州秀涂港出发移驻台湾。《台湾文献丛刊》收录罗大春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十一日递交的奏报称：“窃查五月十六日，准闽浙督臣李鹤年咨，准钦差大臣沈葆桢函商，奏调奴才驻扎台北苏澳……于本年六月二十日，由泉州秀涂口乘坐‘靖远’轮船，随带兵勇一哨，计一百零八员名，放洋东渡。本衙门日行事件，委令提标中军参将周德富代拆代行。” 附：《北京专约》的签订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五月沈葆桢到达台湾后，提出纵横外交和实力备战相结合的对日方针。沈葆桢首先把历年来洋船漂台事件及日军入侵中国台湾的前后经过，分别摘要照会各国公使，最大限度地在国际上孤立日本；其次是分批次向台湾增兵，从大陆抽调当时最精锐的洋枪队13营到台湾布防，还招募广东兵勇2000多人随时待命。此外，从天津调运的新式洋炮和从福建调拨的数万公斤火药也先后抵台。 沈葆桢的调兵遣将使得在台的中日双方军力发生了根本变化。日军一方面远途跋涉、补给不足、增援兵力匮乏，另方面士兵水土不服，营内疾疫流行，士气极其低落。中日虽尚未交锋，胜负形势却早已明朗。 迫于中方强压，日本政府内部也认为军事占领台湾无望，转而采用外交手段来缓解两国对抗。经英国斡旋，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赴天津与李鸿章展开谈判。 1874年10月31日，军事上占尽优势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 》（又名《中日北京专条》、《台湾事件专约》、《台事北京专约》、《台事专条》）。清朝承认台湾“生番”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军出兵是“保民义举”，清政府付给日本抚恤银10万两和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费用”40万两，共计50万两白银；日军撤出台湾，将其在台湾建造的道路、房舍等归还给清政府。 罗大春《罗景山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载： “十月初九日，郡中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书，称倭事已定；立约之事，彼此画押互易。其使大久保（利通），旦日赴台湾会其中将西乡从道撤兵还；其所建修道路、房舍，均归于我，云云。 次日，倭领事福岛九成谒我星使，称大久保（利通）已至琅峤，并呈现行事宜五：一则约星使面交割；一则请注销前此文移为罢论；一则请彼国人民死葬于番者，以后许其祭扫；一则于交代讫，速以其情上总理衙门；一则请以后中外交涉之事，以时照会于彼驻厦新设领事。 ” “开山抚番” 罗大春抵台湾北部苏澳地区驻防后，时日本入侵台湾南部，与日本人没有正面接触，因此，罗大春重用陈辉煌等熟悉当地情况的当地人，开展“开山抚番”工作。“开山”，即开辟台北后山的道路；“抚番”，即招抚当时还未归顺清廷的台北地区生番（少数民族）。尽管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初九日已得邸报知倭事已定，但“开山抚番”工作并没停止。 罗大春改革修路记酬办法，将原来的按天记酬改为按所修路段的难易程度和工程量记酬；在修路的同时，“步步为营”，修筑兵站炮台，增加护卫的兵勇和修路的民工，最多时，兵勇达到15营，以兵护路，加强和巩固台湾海防。仅4个多月，就修通了苏澳至花莲的200里道路（“苏花公路”的前身）。对沿路生番，剿抚兼施 ，以抚为主，道路修到哪里，抚番工作就开展到哪里。 罗大春大力招商垦荒，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富绅开垦荒地，推动清廷取消大陆人赴台和台湾人进入生番地区的禁令、对垦荒者给予资金支持等。仅同治十三年（1874年），宜兰地区就垦荒800甲，可开垦的荒地几乎开垦殆尽。 罗大春捐资在台北苏澳地区兴办义学，开台北兴学教化先河。为“淡、兰文风为全台之冠”（沈葆桢 语），打下良好的基础。现台湾苏澳国小的校史上，首创人就是罗大春。 同治十四年（1875年）七月，经罗大春1年来的招抚垦荒，加上道路通畅，台湾北部的开发初具规模。又经沈葆桢、罗大春等推动，清廷决定在台湾北部设“一府三县”，将府治设在艋舺，改名“台北”，下辖“淡水”、“新竹”、“宜兰”3县。至此，台湾北部从苏澳到岐莱（花莲），全面纳入了清廷的有效管理之中。 至今，台湾苏澳地区还留有“罗大春开路纪念碑”、“罗大春开辟道路里程碑”、“罗提督兴学碑”，其中“罗大春开辟道路里程碑”被认为是台北南澳地区最有价值的古文物之一。 在台期间，罗大春亲撰有《罗景山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现录入《台湾文献丛书》），记述所见所闻。后刊有线装本。 连横《台湾通史》曾高度评价罗大春的功绩：“开山之役，为台大事。而能聿观厥成者，则沈葆桢创立之功，而闻柝、大春、光亮疏附之力也。” 罗大春《罗景山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披露光绪元年（1875年）有清朝官员曾上疏称：“台地自去年倭人启衅，外假复仇、内图占地，狡谋已露，逆焰方张；不得已，而有‘抚番开路’之举。当时固谓海防未固，则外侮难消；山险未通，则海防先无从下手。盖台湾四面环海，前山各口消息尚能探悉，岛岸尚可周知；后山则途径不通，人迹罕到。但谋前山拒虎，一任后山狼进；虽日事筹防，而防务究无把握。人第知今日开山之为抚番，固不知今日抚番之实以防海也；人第知预筹防海之关系台湾安危，而不知预筹防海之关系南、北洋全局也。”揭示“开山抚番”工作的真实意图，是为了打通台湾岛南北沟通的渠道，为台湾海防奠定基础。 光绪元年（1875年）下半年，由于罗大春“开山抚番”成效卓著，沈葆桢奏请清廷取消他的处分，官复原职。 请病假内渡 光绪元年（1875年），罗大春复职不久，即因病辞职内渡。 据《台湾文献丛刊·福建台湾奏折·提督罗大春请开缺片》（光绪元年七月廿一日）： “再，准陆路提臣罗大春文称：‘本年正月间，在新城染患疟痢，转成胁痛、呕血等证；经臣等奏明，蒙恩赏假两个月安心调理。该提督祗聆之下，钦感莫名。遂于淡、兰等处广觅医药，加意调治。方期迅即痊愈，勉效驰驱；讵时阅三个月，不但前病莫减、血证转深，且心神恍惚，夜寐不成。前在军营所受劳伤乘虚俱发，内则遇事怔忡，外则筋骨酸楚。医云：系血气虚损，心脾交困；非静养日久，难以复元。伏念一介武夫，忝膺专阃；苟力能报效，敢惜微躯？惟假期已满，病势日增，前调福宁镇总兵宋桂芳业已东渡接办台北抚番开路事宜，责成有寄；而提督本缺以卧病海隅，致旷职守，心实不安。惟有恳恩将福建陆路提督开缺，另行简放，俾得交卸回籍，从容调理；倘病躯稍愈，仍当重效驱策，仰答生成等因。迭次咨函，请为代奏前来。’ 臣等查该提督自粤西从军，转战苏、皖、闽、浙，可谓老于戎行；自渡台以来，剿抚兼施，条理缜密，臣等正资其臂助。第人才难得，该提督积劳之后，又值台北苦疫之时。倘回籍可以速痊，尚冀将来为朝廷收得人之效。后山诸务，业有总兵宋桂芳接办；其陆路提督可否开缺，另行简放，俾得回籍调理之处？ 出自天恩。谨合词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不久父殁，罗大春回衢州治丧。相传，时罗大春刚从台湾内渡，回衢时曾带回红漆棺材3口，或以为罗大春在台湾发了洋财，可是棺材里居然全是樟木板。罗大春就是利用这些樟木板，请人刻了许多书。据民国《衢县志》载，罗大春组织刊刻有《左恪靖伯、侯奏稿》（按：左宗棠 曾封爵一等恪靖伯，后又晋二等恪靖侯）、《吾学录》、《史纬》、《批点四书》、《活人方》等。以刊补《史纬》为例，俞樾《罗景山军门<思痛录>序》中曰： “君虽绛灌之伦而雅好文墨，尝得晋江陈亹斋大令所辑《史纬》一书，谓其简不失要，约不伤严，心好之。为补刊其原版之残缺者，使成完书，分贻同好，因以全帙见赠。”众多雕版原藏于衢州西安故宅，“文革”毁。 卒建宁镇总兵任上 清·光绪四年（1878年），罗大春46岁，出任湖南提督。上任不久，罗大春上疏请求募勇练兵。不知何故， 却被革职回家。赋闲衢州期间，民国《衢县志》记罗大春“虽出身行伍，而好矜恤寒士，曾于岁末访查贫士，赠给度岁之资。” 光绪十年（1883年），罗大春奉命入闽查办匪乱。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开战，左宗棠疏请起用罗大春。但廷旨只让“前湖南提督罗大春”赴左宗棠军营“听候差遣委用”，并没恢复他的职务。是年，左宗棠病逝于福州，罗大春随后也请病假回衢州去了。 光绪十六年（1890年），罗大春再次起用为福建建宁镇总兵，上任不久，是年即病故于任上，终年58岁。 罗大春一生戎马，三落三起。晚年，以一生亲身经历撰写《思痛录》，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真实记录了清军将领的贪生怕死、结党营私、贪污腐化，是1部极具历史价值的自传。晚清著名学者俞樾为作《序》，有曰：“势之盛衰及同时其传之人贤否、功罪，无不具于此篇。岂独见君之将才哉？仰亦可以观史才矣！”现仅存1卷。 与罗大春素未谋面的李鸿章赞罗大春“勇敢善战且得民心”。 晚清国学大师俞樾誉其为清末“中兴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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