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芝龙（下卷） 【原名一官，字飞黄，一曰飞虹，后改名芝龙，明•南安县石井镇人。】 靖海 靖海 明•崇祯四年平山寇：升参将 崇祯四年（1631年），郑芝龙平山寇陈万、钟凌秀，捷闻，升参将。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崇祯）四年，山寇陈万、钟凌秀 倡乱，文灿命芝龙讨之，生擒凌秀。捷闻，升参将。” 歼灭刘香 刘香势力的崛起 郑芝龙受明朝招抚后，原先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刘香一股势力心有不甘，拉到广东，继续其海上劫掠营生。刘香势力与荷兰人勾結，在一段时间內对郑芝龙造成很大威胁。 刘香势力在广东崛起后，台湾海峽又转趋不平靜。新上任的福建巡抚邹维琏宣佈恢复海禁，並力阻郑芝龙与在台湾的荷兰人私下通商。郑芝龙势欲扫除刘香。 而在此之前，原为郑芝龙旧部的李魁奇和钟斌也先后叛离，但都遭到郑芝龙扫除，刘香成了他原先一起结伙的海寇中最后的对头，也是最难应付的一股势力。 崇祯五年12月福州海域之战 崇祯五年（1632年）12月4日，郑芝龙与刘香的船队在福州附近遭遇，发生血战，从早上打到傍晚，双方各死伤800－1000人。 郑芝龙之弟郑芝虎在身上两处负伤的情況下，冲入敌阵，被刘香的人用四爪锚和铁链缠住，几乎不能脫身，后为部下拼死救出。 刘香本人则向南逃逸而去。 崇祯六年７月郑、荷厦门之战 崇祯六年（1633年）７月，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为迫使明朝开放贸易，企图用武力强占大陆沿海，在刘香的帮助下，不宣而战，派出８艘战舰，对刚刚追剿刘香回到厦门沒有戒备的郑芝龙 部和明朝官兵发动突袭，击沉、烧毁和弄沉港內郑芝龙和明朝官兵的二十几艘战船。这些船只是郑芝龙的精锐部队，也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海上武裝船队，船上配备完善，架有16、20到36门大炮。 明朝的厦门官员在驻军遭到荷兰人痛击后，采取息事宁人态度，找人与荷兰人疏通，表示愿意通知厦门、金门、烈屿、鼓浪屿及附近各岛的百姓送上25头牛、25只猪和100只鸡，希望荷兰人不要再伤害百姓，使他们可以继续安心耕种。 崇祯六年9～10月澎湖、金门之战 崇祯六年癸酉（1633年）9月，普特曼斯与刘香在台湾的大员汇合，准备再度进攻郑芝龙。福建巡抚邹维琏檄调诸将，大集舟师，准备痛击荷兰侵略者。身任“五虎游击将军”的郑芝龙担任战斗前锋，实际负责运筹指挥这场战斗。郑芝龙舟渡漳州海澄，誓师出发。不久在澎湖的遭遇战中，焚毁荷船1艘，生擒荷将1名，溺死荷兵数百。 10月22日，由郑芝龙带领，明军150艘左右的帆船（其中50艘為特大战船）在金门料罗湾追上荷兰大船9艘、刘香船50多艘。郑芝龙报仇心切，奋勇当先，使用铁钩钩住敌船纵火焚烧战术，共焚毁荷兰快艇1艘，并捕获另1艘快艇。刘香临阵败逃，普特曼斯狼狈退回台湾。 农历十一月，郑芝龙又败刘香于小埕，刘香败遁粤东。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3》： “崇祯六年癸酉（1633年）冬十一月，刘香老焚劫小埕，芝龙统船击之。香败，遁粤东。 时诸贼咸称其‘香老'，姓刘，漳之海澄人，五短身材，性极骁勇。勾引无赖，驾小船出金门，劫掠商舡。突起猖獗，聚众数千，有船大小百馀号，杀伤官军，横行粤东、碣石、南澳一带地方。 ” 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奏捷书中称：“此一举也，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戫斩夷級二十颗，烧夷甲板巨舰五只，夺夷甲板巨舰一只，击破夷 贼 小舟五十余只 ……闽 粤 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间，此举创闻。 ” 经此一役，郑芝龙声势大振，普特曼斯只好放弃与刘香勾结，改与郑芝龙修好，转而表达今后想在台湾、而不是強势前往福建寻求对华贸易的意愿，由郑芝龙派船到台湾进行贸易。郑芝龙也不愿长期树敌，因此在1位住在热兰遮城的同安商人林亨万居间协调下，双方同意进行贸易往来。于是福建商船开始驶抵台湾。东印度公司史料说：如果公司想存在下去，须把一官这一根刺从公司脚下拔除。郑芝龙势力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崇祯七年5月金门外洋之战 九死一生的刘香不滿荷兰人又与郑芝龙修好，在1634年（崇祯七年）4月9日清晨天亮前，利用月亮被遮住，以部众600多人袭击大员（今台南安平）的荷兰人城堡热兰遮城，並且已经用云梯爬上了城墙。被荷兰哨兵发觉，经开枪和炮轰后，刘香率部众逃散而去。 数天后，这支海盜从高雄离开台湾，劫掠闽、粤。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 七年，刘香（一作香老）劫掠闽、粤，文灿令守道洪云蒸等招香，被执。” 5月20日与郑芝龙在金门外洋遭遇，李旦之子李国助倒戈投降明军。 崇祯八年四月广东田尾洋之战 崇祯七年甲戌（1634年）五月，熊文灿擢两广总督；十二月，熊文灿檄员到刘香船招安，被刘香留困。崇祯八年乙亥（1635年）三月（公历4月），督、抚檄郑芝龙征讨；四月（公历5月23日），郑芝龙在广东田尾洋击溃刘香海上武装集团，刘香与郑芝龙最心爱之弟芝虎搏战皆死。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3》： “崇祯七年甲戌（1634年）夏五月，熊文灿擢两广总督。 十二月，文灿檄惠潮分守道洪云蒸、巡道康承祖、参将夏之木、张一杰，亲到香船招安，被香留困。 崇祯八年乙亥（1635年）春三月（公历4月），文灿会同闽抚邹维琏檄郑芝龙，统所辖船收刘香老。 芝龙将新旧船只分为三程：第一程芝虎、芝豹为先锋，领船十只，快哨四只；第二程中军坐驾芝龙同卢毓英、芝鹏、芝蛟等，亦领船十只；第三程芝彪、芝凤、芝麟、芝豸、 芝鹤、芝鹗、芝獬、芝鸾等，各领船一只为援剿。择日祭江出师。 四月（公历5月），南风已发，芝虎等船不顺，行稍缓。 刘香在甲子，闻芝龙奉两广令牌，统船会粤师，不日即到。刘香大怒曰：‘一样皮毛，素无仇敌，何苦为人作鹰犬也！他见我们前岁小埕之役稍避其锋锐，彼就洋洋得意。吾誓必擒此，方快我愿。'即令李虎三、杨韬、陈玉、林武带船前去田尾洋防御。又令其弟金同康钟、李飞熊、张斌带船来往救援，自领大队胁洪云蒸共船迎敌。 芝虎船行至十日，方到田尾洋，与李虎三相遇。自巳（巳时，今上午9～11点）至申（申时，今下午15～17点），互相冲击，军士各损伤，而未分胜负，遂两收金。 次日又战，适香督船至，合击，芝豹、芝虎受困几危，幸芝鹏、芝豸、芝麟、芝燕船到，冲舟宗（“舟宗”合一字）救出，退十里停泊。是晚芝龙大队到，询问情由。 天明，芝龙率诸船列阵分击。香出洪云蒸退敌，云蒸大呼曰：‘吾矢死报国，亟击勿失！亟击勿失！'香大怒，立刃云蒸。各飘扬互攻终日，会天晚罢战。 芝龙大队泊赤湖，谓诸弟曰：‘今晚我们船泊在下风，半夜水转，刘香必乘潮水冲来。芝豹汝可带船往来飘驶，以防不测。芝虎汝可带船五只，在前椗寄椗。如遇有警，可放起连珠火箭，以便前来接应。'又发令：‘凡有船只浮水寄椗，头帆勿落，火炮预备，军士衣甲在身。' 刘香船仍收田尾，虎三过船见香曰：‘郑芝龙恃强，不识水性，今晚在赤湖。主公可点齐船只，多设火器，俟夜半水起乘潮顺风冲去，芝龙可擒。' 香曰：‘此计甚妙。'遂各预备。 至二更时分，潮起，风果微来，香加额曰：‘此天助我诛此狂奴！ '即统全队行。 甫至半途，忽前队了望报曰：‘前面一派黑影，恐是船来。' 虎三曰：‘他船泊在赤湖港，何得此处有船？令各船提防，听我炮响一声，齐赴杀进！' 芝彪见水涨二分，即令椗起浮水，徐行而进。远望前面摇动似船，乃曰：‘不出所料，今果来矣。椗帆俱起，安炮守候。听吾掌号，一面攻打。一面放起连珠火箭。' 虎三一船先到，即喝：‘前面何船？' 芝彪不应，令掌开炮，直冲过去。芝虎、芝豹望见火箭连起，炮声轰天，随督轰前来。刘香大队亦至。浑杀至日午，稍停战。 芝龙曰：‘刘香调度有法，虎三真个勇猛！' 芝虎听见，大喊曰：‘此贼有甚难破？俟吾擒他。'一船破舟宗（“舟宗”合一字）直入。手执藤牌，口含大刀，爬在船末。望 香 船将近，一跃过去乱砍。香即接战，众又合斗。龙 遥见，忙督船往救。芝鹄一船从横冲去，被香横身熕发出，裂开沈下。芝蟒船逼进，踮在斗头上，抛过火罐，香船著火。 虎三见香船发火，急来救时，不防芝豹从后赶来，发一门斗炮，竟穿虎三船尾楼，打死舵公，透入官厅碍火桶而药发，直从桅边斗头出，其船亦发火。虎三救不及，情急抱铳沈于海底。芝虎与刘香见火炽，难以脱身，互相乱砍，一并焚死。 芝豹、芝彪又连击沈船数只，方挥招旗招降，遂鸣金收其部众，仅走刘金三船投琼州去。 送康承祖、夏之木、张一杰等回粤，并发还掳掠妇女，具文申报。大痛哭芝虎、芝鹄身亡，令人广捞尸首，五日不可得。停甲子所，延僧建七昼夜梁皇宝忏，祭奠二人暨阵亡诸将士，然后班师。 刘香既灭，海波不兴，鲸鲵屏迹，实赖芝龙之威制。 （附记：芝虎，龙胞弟，胆略猛勇，浑名‘蟒二?。因听龙夸刘香、虎三好汉，心忿跳船，并香同死。常显圣零丁洋；今粤东虎门外，群奉祀之，甚然灵感。） ”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 “（崇祯）八年，朝命芝龙往讨（刘香）。 战于定海所三日，芝龙且败，芝虎望见香坐大舟，潜以小舟直冲其阵，跃登大舟，与香徙搏相持，坠海皆死。”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芝虎与刘香搏战死。” 崇祯十二年平复荷兰犯闽浙海军 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年）六月，荷兰国郎必即哩哥犯闽、浙地方。郑芝龙奉檄率舟师在湄洲外洋击退之。 清初·江日升 《台湾外记·卷3》： “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年）夏六月，荷兰国郎必即哩哥驾大夹板船九只，犯闽、浙地方。郎必即哩哥者，荷兰国之健将也，力能举鼎，兼精剑术。 其国之人，白面红须，鹰鼻猫眼。原无船只。因永乐差太监王三宝（即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偏历诸国，声言取宝，实侦建文（建文帝）。船到其国，国人恳求船式。三宝虑其有船，则可渡海，骚扰边疆，故意持一管坏笔，画一个扁圈，中间首尾直竖二、三节，将笔毛刷开，乱画几画与他。岂知荷兰人性乖巧，就画样打造，所有笔毛，一画安绳一条，为船中索路（俗云：夹板船索路多也），造成船只驾驶，比中国船加倍坚牢，且火器甚精。屡到中国，带哔吱、哆罗呢等货物贸易。回则停舟海中，一人坐在桅斗上，持千里镜，四方遥观。有商艘，则将所佩小船五、六只放下，每船坐六、七人，俟船将到，围笼，如我们伸头御敌，他将鸟铳吹打，一枪一个并无虚发。是以海上最畏遇他，所谓 ‘来商去盗'，明季之‘防猫儿眼'即此。 是岁统夹板船九只，犯闽、浙地方，官军屡为所败；军门仍檄郑芝龙平复。 芝龙接文叹曰：‘卢宁侯毓英惜已死矣！使其今日若在，则破此易易耳 '（毓英于十一年死，曾平倭，故云。） 遂著芝豹、芝彪为先锋，芝凤、芝蟒为左右援，自领芝麟、芝燕、陈秀、郭仪、陈霸等居中调度。临时又叮彪、豹曰：‘夹板利害，非比我们的船。凡事当先觑方便，可战则战，勿得恃勇，徒自损灭耳。'豹 领令去。 至湄洲外洋相遇，互相攻击。将及申时（今15—17时），芝龙船到，环围迫战。奈夹板船只高大，两边遮盖坚固，火炮利害，无计可施。反失芝蟒、芝鹤二船，伤者甚众，方鸣金收军，入泊枫亭港口。 即唤芝豹、芝彪等，嘱咐曰：‘夹板坚牢难破，须用火攻，方得取胜。汝可选带惯水者五、六十人，小渔船七、八只，将大竹锯筒，每人腰间带两个，船中麻棕灌油，并硝磺引火之物，船头以铁鍊带钉。他船高炮远，渔船小而撑快，直冲到彼船边，将斧钉住发火，人跳下水，浮漾走回。' 二人随选惯水好汉，备办起火诸物暨小船停当。龙即整师出敌，往来攻打。芝豹即发小船依计而行。果夹板船高炮远，小船撑快如飞，到即钉住发火。悉跳下水，或沈、或浮走回。芝彪又令快哨捞救，连烧夹板船五只，余败遁去。” 明•崇祯十三年擢潮漳总兵官、加都督同知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4》载，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年），天下张献忠、罗汝才等流寇流横，崇祯帝“令朝臣、各省抚按举将才”。 时刘香死后，台湾海峽恢复安宁，原来害怕海賊伏击的中国商船开始源源驶向台湾。如1636年（崇祯九年） 11、12 兩月，自大陆到台湾的船只有33艘，次年8月达29艘，1638年（崇祯十一年6月更达31艘之多。 郑芝龙剪除群雄，并把海上力量纳入地方官府体制，取得制海权，合法掌控东西洋贸易制度的运作。崇祯十二年（1639年），日本袄地锁国，退出东亚海洋竞争；荷兰殖民者也不得已与 郑 氏达成海上航行与贸易协议，规定荷兰的对日本贸易，需经郑芝龙将中国特产运至台湾，转手之后，方由荷兰方面运往日本出售。郑芝龙遂成为东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 至此，东南海疆各股武装集团李魁奇、杨六、杨七、钟斌等均唯郑芝龙之命是从。 几年间，郑芝龙平粵寇，征生黎，击退侵厦荷夷，消灭海上巨盜刘香，福建巡抚表奏朝廷：“芝龙果建奇功，俘其丑类，为海上十数年所未有。”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4》：“是以芝鹏赍军门荐本至京，恰合其机。先赂本省势权缙绅，如吏部丁启浚者（字哲初，泉州人，壬辰进士），然后关通阁部，相互会于崇祯之前，准授郑芝龙南澳副总兵，以靖海疆。”（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丁启浚》） 旋擢潮漳总兵官、加都督同知。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郑芝龙）以捕海盗刘香、李魁奇，攻红毛，功著，累擢总兵。”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崇祯）十三年，晋潮漳总兵，加都督同知。” 明 •崇祯十四年荷夷揆一占台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4》： “崇祯十四年（1641年），荷兰郎必即哩哥统船前来（有刻归一王者，误也），被郑芝龙烧坏五只。其余船率领逃回，困缚见王请罪。王曰：‘胜负乃兵家之常，卿不必过于自损。'遂赦其罪。 有国王之弟揆一王向前启曰：‘我国船只，兵粮俱足，俟臣带领一旅，前去与郎必即哩哥报仇。' 王曰：‘御弟欲领兵前去甚好；但唐朝人物不少，未可恃勇。卿欲去，须相机于附近地方先踞一处，安顿船只，收拾人心。蔗得通知来往，积聚兵粮，养精蓄锐，窥其衅隙，进可攻、退可守，不致孤军有覆败之虞。' 揆一王曰：‘谨领谕教。'即挑选精壮，配驾夹板船十五只，辞王出师。 王率文武饯行，临别又嘱其‘步步小心，唐人多诈。' 揆一王顿首拜命。顺南风，不论日月而行。 亦是天意使然，一日看前面山甚高，揆一王问左右曰：‘不知此处是中国否？' 内有旧跟郎必即哩哥军士答曰：‘看此处水色，不是中国。我们船尚在洋这边。' 王曰：‘既是这边地方，将船驶入，去看是何国。' 众船得令，乘风而入。王持千里镜，照观岸上，并无城郭。嘱咐‘将船一条边湾住，预备火炮以防意外。'传么子同兰带好汉一百名（么子、兰咸是官名，么子有总兵职，兰亦官衔，有守备职），每人长铳一、短铳三、腰各悬剑，驾小船巡看，侦问是何国。 么子随带人上岸，见鲲身有些旧址，却无乡村，仍下船过江登岸，行里许，方见有人，篷头跣足，赤身箛肚，佩弓负箭。么子令人招他，他亦就来；语言不谙，徒以手相比画，引到社。 适通事何斌同李英在澎湖被李魁奇追赶，船只走到鹿耳门打破（鹿耳门，台湾口子），两船人咸淹死，仅存何斌与一二水手，被水漂至大线头救起。身被海石蚝壳伤坏，调养才好，而又染病在社里。随出来与么子相见。 么子问何斌：‘此处何处？' 斌曰：‘名台湾。' 么子曰：‘有国王无？' 曰：‘无。悉是散居。' 么子闻言大悦，就邀斌同往船中，见揆一王，把终始陈说。王喜，厚待何斌，用为通事，事无大小，悉以谘之。 又问斌：‘此离中国多远？' 斌曰：‘此处到澎湖四更、到厦门七更，共十一更'（海里行船论更，亦似陆路论里）。 王曰：‘如此甚妙，此处既无统属，我今就安顿在此。' 朝夕与斌踏看地里，起筑城池。为永远计，择于七鲲身首，置城一座，名安平镇是也，又名‘七星赶月'。用糯米和灰，磨砖堆砌，外附炮台。对面赤嵌，亦起小城。王将带来军士悉与新港社土番结姻。即差夹板三只回国报命，并请给粮饷。迨工竣，又虑港门宽阔，船只易入，防患难周；随将旧夹板六、七只，乘巨石湾曲回旋，打船沈焉。凡船只入台者，必由炮台前经过；若从别处，则触沈坏夹板，其船必破。余处水浅招多。如此策画，固若金汤。 但台湾乃海外穷岛，为荷兰国揆一王筑城所踞，未足为奇。乃有一座锦绣江山，普天人民，已受二百七、八十年恩泽，误用庸臣，重文轻武，门生同年互相表里，只知市私恩有家致富，那肯布公心为国培元；朋党凌嚼，民不聊生，致四方盗贼蜂起。当事尚不知悔，上下蒙蔽，有钱贿赂者，则保题之。当时有出粟赈济者，则咸指他沽名市义，必有异志，合疏交攻。是以最英明之君，被几个草寇摆弄得昏迷。大众相视，束手而待毙耳。” 海商 郑芝龙集团在扫清海上障碍之后，“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內客外商，皆用 郑 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 芝龙 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 他利用泉州安平镇的航海和经商基地，打破官方的海禁，繁荣海市， 武装船队旗帜鲜明，戈甲坚利，航行于中国沿海、台湾、澳门和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地之间，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势和财力，扩大海上贸易，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郑芝龙“自就抚后，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今晋江安海），海舶可直通臥內，可泊船径达海。…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 他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同荷兰、日本、南洋各国商贸公司竞争逐角，是官商结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人物。 至南明·唐王政权，也以郑氏海上力量为支柱，正如郑芝龙所说：“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即无家。” 郑芝龙从事海外贸易，主要是同日本通商。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与《平户荷兰馆日志》记录：崇祯四年（1631年）郑芝龙两艘商船从日本长崎载货物返航泉州安海。崇祯十二年（1639年）驶往长崎的郑芝龙商船多达数十艘。崇祯十三年（1640年）两艘郑芝龙商船满载黄白生丝及纱绫、绸缎等货物，运往日本。另据《长崎荷兰商船日志》记录，从1641－1643年（崇祯十四至十六年）间，郑芝龙运载大量生丝、各类纺织品、黑白砂糖及麝香、土茯等药物，运往日本，颇受欢迎。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郑芝龙商船22艘由晋江县安平港直抵日本长崎，占当年开往日本的中国商船总数的22.68％，主要货物有生丝、纺织品、瓷器等。 郑芝龙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建立贸易关系。他运往日本的丝织物，有一部分是从澳门购进的，日本的货物也由他运到吕宋，转售西班牙。 郑芝龙 极力发展海上贸易，经常满载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驶往柬埔寨、暹罗、占城、交趾、三佛齐、菲律宾、咬留巴（今雅加达）、马六甲等国贸易，换回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等。在短短几年内，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商业贸易的最强竞争对手。 明末，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相继在南安石井建立造船坊，营造军、商两用船，年造三五艘，修数十般。 明 •崇祯十七年正月擢福建都督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4》： “时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年）七月，闯贼李自成设酒请草天王贺一龙，就席间斩之。随驰马至罗汝才营。汝才不知就里，出来迎接，亦被砍死。遂得两部人马，共有百万，据西安府为长安府。进攻榆林，破庆阳，连张献忠为唇齿，还师西安过年。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正月，兵科给事中曾应遴荐山东登州副总兵郑鸿逵缓急可用。诏益南赣兵三千，命逵镇守；又擢南澳副总兵郑芝龙为福建都督。”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农民军攻破北京，十九日崇祯帝登万寿山之寿皇亭煤山自缢，明亡。李自成即建立大顺政权。 四月，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投清，合兵长驱而进。李自成军连败两阵，廿八日只好退出北京，趱军从西北遁去。清兵定京师，五月初一日清世祖登极，国号大清，改元顺治元年。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40·封爵·国朝·郑克塽》：“又六年甲申（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 李自成 犯阙，庄烈帝（明毅宗·朱由检，即崇祯帝）殉国；我世祖章皇帝（清世祖·福临）扫除□□，定鼎京师。” 清·顺治元年南明•弘光帝立 五月十五日福王• 朱由崧立于南京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4》载： 清·顺治元年（明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廿五日，马士英、史可法等江南遗臣闻京师陷、帝后殉难， 以太子、二王不知存亡，议立亲藩图恢复。时 潞王 、 福王 （ 名 由崧 ，或作 由嵩 ） 、 周世孙 各避贼淮上，最后以“福王是万历神宗之孙、泰昌光宗之侄、大行皇帝之兄，伦序当立”议决。四月廿七日“遂迎福王于仪真燕子矶”，“五月朔（初一日），至江南；初四日，监国。 ”“乃于十五日即位，诏以明年为弘光元年……（王讳由嵩，万历第三子讳常洵之长子。） ” （按：朱由崧虽监国，但民间习称“弘光帝”，史称的“南明”从此始。） 九月南明封郑芝龙南安伯 南明·弘光以史可法晋师江北，乃设4镇备御清兵南下，又调郑鸿逵、黄蜚、郑彩为总兵（彩字羽良，泉之同安人），加鸿逵镇海大将军，守镇江；彩守三叉河口，为采石、芜湖备。（参见泉州历史网 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鸿逵、郑彩》）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4》： “弘光设四镇：晋黄得功靖南侯，驻庐、和…… 封刘良佐广昌伯，驻凤、泗…… 封刘泽清东平伯，驻淮、徐…… 又调郑鸿逵、黄蜚、郑彩为总兵（彩字羽良，泉之同安人），加鸿逵镇海大将军，守镇江；彩守三叉河口，为采石、芜湖备。” 八月，加封总兵郑鸿逵为靖魯伯。九月，加封总兵郑芝龙为南安伯。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4》：“九月，遣都督陈谦赍敕印封福建都督郑芝龙‘南安伯'。”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鸿逵初以武举从军，用芝龙功举甲科进三秩，授都指挥使。累擢掌印千户。崇祯十四年（1641年），成武进士。明制，勋著，授锦衣迁，亦至总兵。福王立南京，皆封伯，命鸿逵守瓜洲。”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北京破，福王立江左，改元弘光，封芝龙南安伯。 ”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嘉靖）十七年福王立，封南安伯。” 实际上，在清朝立国之初的2年里，郑芝龙集团仍居于海上和福建东南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海上王国。 清·顺治二年闰六月鲁王·朱以海立为监国于绍兴 清·顺治二年乙酉（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清·豫亲王·多铎定江南，南明·监国朱由崧被捕杀。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顺治二年，南都亡。”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贝世子遂分兵追赶星散余师。” “（绍兴府张国维）与方逢年、林厦卿、宋之普、陈函辉、熊汝霖、孙嘉绩、郑之尹等，于闰六月望日迎鲁王监国于绍兴府。 （王讳以海，字巨川，别号恒山，又一号常石子。太祖第九子檀封山东兖州府，为鲁王，王其十世孙也。崇祯六年（1633年）七月，封王为镇国将军。十五年（1642年）兖州陷，兄 鲁王·以派、以洐、以江及王长子、三子同日遇害，镇国夫人张氏以磁器触喉死。抚臣题请，下部议覆，应继王位。册使甫出门，而北京陷。弘光立，移封浙江台州府。） ” 顺治二年唐王·朱聿键于福州称帝 五月唐藩入闽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夏五月，大清兵至杭州。黄道周、曾樱、何楷、郭朝汾、黄景昉，蒋德璟、路振飞、张家玉、朱继祚等逃入闽。（参见泉州历史网 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曾樱、何楷、黄景昉，蒋德璟》） 镇海将军·郑鸿逵、总兵郑彩俱陈师江口；而唐藩（唐王·朱聿键）从河南逃难至，逵、彩 请见。语及国难，泣沾襟袂。 二人奇之，令副将江美鳌 （字龙弼，泉之同安高浦所人；复改文职，任广东连平知州，投诚）、 郑升 带兵卫之入关。”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 载：“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师下江南，鸿逵 兵败（自京口退至杭州），奉唐王·聿键入福建。” 六月初二日唐王立为监国 唐王·朱聿键既入闽，六月初二日，郑芝龙和在闽诸臣议立监国。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逵、彩闻杭城降，撤全师回至闽省。会巡抚张肯堂、巡按御史吴春枝、礼部尚书黄道周、南安伯·郑芝龙，议立唐藩监国。 （唐藩，讳聿键，性刚直，喜读书，善文翰，洒洒千言。初封南阳，以父騕失爱于祖端王，两姬谋夺嫡，未得请名。及端王薨，守道陈奇瑜、知府王三桂始为请嗣。后以统兵勤王，擅离南阳，被锢。会被难，逃于江口。） 黄道周执笔为谕曰： ‘孤闻汉室再坠大统，犹系人心；唐宗三失长安，不改旧物。岂独其风俗醇厚，不忘累世之泽哉？亦其忠义感愤，豪杰相激，使之然也。 孤少遭多难，勉事诗书；长痛妖氛，遂亲戎旅。亦以我太祖驱除群雄，功在百姓；方十三叶，而属彝骜然，睥睨神器。为子孙者，诚不忍守文自命，坐视其凌迟也。 二十年来，狂寇荐惊，孤未尝兼味而食、重席而处。北方二载，两京继陷，天下藩服，委身奔窜。孤中夜卧起，尝涕纵横。诚得少康（姒少康，夏朝第6代君主）一旅之师、周平晋郑之助，躬率天下，以受彤弓，岂板荡哉？ 今幸南安（南安伯·郑芝龙）、定卤（定卤侯·郑鸿逵）二大将军志切匡复，共赋无衣。一二文臣，以舂陵、琅琊之义过相推戴。登坛读誓，感动路人。 呜呼！ 昔光武（东汉·光武帝·刘秀）、昭烈（三国·蜀汉·刘备谥“昭烈”）皆起布衣，所遭绝续，与大敌为仇；而能正言举义，躬承旧业。况今神器乍倾，天命未改。孤以藩服感愤，间关逢诸豪杰，应节投袂。知明赫之际，神人叶谟，上天眷顾我太祖，绍其子孙，犹未有艾也。 《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传》曰：‘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得道者多助。'自六月初二日监国伊始，一切民间利病，许贤达条陈。孤将悉与维新，总其道揆，以副海内喁喁之意焉。'” 闰六月唐王·朱聿键称帝 清·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郑芝龙、郑鸿逵与福建巡抚张肯堂、巡按御史吴春枝、礼部尚书黃道周等，拥立唐王• 朱聿键称帝福州，改元隆武。 以拥立功，郑芝龙受封平虏侯，掌握军政大权，旋晋平国公；三弟郑鸿逵（原名郑芝彪）为定西侯，旋进定国公；四弟郑芝豹（小字莽二） 封澄济伯，侄兒郑彩亦封永胜伯； 郑 家官居极品。八月，隆武帝诏赐晋平国公 ·郑芝龙加太师。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唐藩监国正议出师，有艳翊戴者，咸请正位，方可号召天下。诸臣多言监国名正，出关尺寸，建号未迟。李长倩亦有《急出关，缓正位，示监国以无富天下心》之疏。惟郑芝龙、郑鸿逵亟请正位，不正位无以压众心以杜后起。 遂定议，于闰六月十五日，共奉唐藩即位福州，改元‘隆武'。 命礼部尚书黄道周草诏曰： ‘朕以天步多艰，遭家末造，忧劳监国，又阅月于兹矣。天下勤王之师，既已渐集；向义之心，亦以渐起；匡复之谋，渐有次第。朕方亲从行间，鼓舞淬励，以观厥成。而文武臣僚咸称：‘萃涣之义，贵乎立君；宠绥之方，本乎天作。时哉不可失，天命靡不胜。' 朕自顾觖然，未有丕绩以仰对上帝，克慰祖宗；而临安委辔，尊让无期，大小泛泛，如河中之水。朕敢不黾勉，以副众志，而慰群望？ 稍稽载籍：汉光武闻子婴之信，以六月即位鄗南，即以是年为建元元年（25年），诞膺天命；昭烈闻山阳之信，以四月即位汉中，即以是年为章武元年（221年），立宗庙祖稷。艰危之中，岂利大宝？亦惟是兴义执言，系我臣庶之故也。 以今揆古，即以是年为隆武元年。其承天、翼运、定难功臣，悉以次第进爵，分茅胙土。稍俟恢复，以勒勋猷。其翊运、宣猷、守正文臣，亦以次第进级，别需表章。孝秀、耆宿军民人等，俱依前谕优给。所在山川鬼神，除淫祠外，皆遣官祭告，以示朕缵绪为天下请命之意焉。 ' 以布政司署为大内，改福州府为天兴府。 以黄道周、何楷、蒋德璟、苏观生、黄景昉、路振飞、曾樱、陈洪谧、林欲楫、黄鸣俊、朱继祚为大学士，入阁办事；张肯堂为吏部尚书，李长倩为户部尚书，曹学佺为礼部尚书，吴春枝为兵部尚书，周应期为刑部尚书，郑瑄为工部尚书，马思理为通政使，郑英为锦衣卫都指挥使，郑芝龙为平卤侯，郑鸿逵为定卤侯，郑彩为永胜伯，林察、张明振、周鹤芝、陈霸等各为伯。（参见泉州历史网 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陈洪谧、林欲楫》） 分天、建、延、兴为上游四府，汀、邵、漳、泉为下游四府，合两浙、两粤、滇、黔、晋、楚地方。 隆武凡有批答，皆亲为之，不假阁臣。且曾皇后性亦贤敏，颇知诗书；群臣每召对，辄于屏后听之，共决进止。 隆武同廷臣共议战守，定兵二十万。自仙霞关起，宜守者一百七十处，每处兵多寡不同，约计十万；其余十万，演习操练，以便出师。 ” “（八月）隆武以翊戴功，晋郑芝龙为平国公，加太师；郑鸿逵为定国公；林察、周瑞、 张明振、周鹤芝、陈霸等，各为侯；陈秀、郭曦、杨济时、施天福、刘全、张进等，各为伯。以御史郭承汾巡按贵州。 ［陈秀、郭曦系芝龙旧将，命守二关。 刘全系香胞弟。 承汾字懋衮，别号有水，泉之晋江人、癸未（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至己丑岁（顺治六年，1649年），被可望所执，不屈而死。尸弃东郊，历月余，颜色如故，诸兽虫不敢犯。总兵 许尽忠暗称奇，阴令家人黑夜瘗之。］”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40·封爵·国朝·郑克塽》：“（顺治）二年（1645年），唐王称号福州，乃封芝龙侯爵，加太师……”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郑鸿逵）与芝龙共拥立之，皆进侯，封芝豹 伯。未几，又进芝龙平国公、鸿逵定国公。”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 “芝龙与蒋德璟、黄景昉、黄道周、陈洪谧、林欲楫、黄鸣俊、朱继祚、张肯堂、李长青、曹学佺、吴春枝、周应期、马思理、郑鸿逵、郑英、郑瑄、郑彩、张明振、张推之、陈霸等拥立唐王于福州，改元隆武。（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蒋德璟、黄景昉、陈洪谧、林欲楫、郑鸿逵、郑彩》） 封芝龙平国公、鸿逵定国公、彩建国公，族戚部将封侯伯者十余人；挂印腰金，侍御乡校盈列朝内，军国大权悉归芝龙。”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顺治）二年，郑鸿逵、黄道周共迎唐王即位福州，改元隆武，（郑芝龙）晋同安侯，加太师。昆仲亦多封。 芝龙幼习海，群盗多故盟，或在门下。就抚后，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舳舻直通卧内，所部兵自给饷，不取于官。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以故郑氏威权振于七闽。 ” 浙江不受诏 浙江属南明所部不受诏，仍奉鲁王监国。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遣兵科给事中刘中藻赍诏往浙。 熊汝霖曰：‘吾知奉吾君而已。'不受诏。 国维曰：‘同是高皇子孙，当此之际，岂可异视，而受前龙后虎之迫乎？'遂勒手疏驰上隆武曰：‘国当大变，凡为高皇子孙臣庶，所当同心并力。成功之后，入关者王。监国退守藩服，礼制昭然。若以伦序，叔侄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监国当人心奔散之日，鸠集为劳。一旦南面正朔，鞭长不及，猝然有变，唇亡齿寒，悔莫可及！臣老矣，岂若朝秦暮楚之客也哉？' 隆武览疏，虽止问罪之师，然闽、浙水火矣。 马士英欲谒鲁王，张国维参其误国十大罪。英惧，不敢入，依方国安。 时张国维督师夺富阳。八月，复夺于潜。虽兵马云集，而各治其军，地方反受骚扰。” 文武不睦 日与文臣忤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芝龙以拥立非本意，日与文臣忤。” 朱聿键的意向是以恢复明室为己任，具体目标是首先恢复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他称之为 “半功”），进而收复北方（他称之为“全功”）。郑芝龙的用心却是，以迎立隆武作为定策勋臣第一，借隆武朝廷的名义巩固自己在福建等地区惟我独尊的地位，带有很大的割据色彩。 这样，隆武朝廷从建立开始，就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之中。朱聿键得到了除鲁监国据守的浙江东部地区以外南方各省的支持，至少在名义上是公认的南明第2个正统朝廷。然而，他的政权是依靠郑氏兄弟的支持才得以建立，又处于郑芝龙集团实力控制下的福建，一切作为都必然要受到郑芝龙的挟制。 朱聿键即位以后，为抵制和摆脱郑氏家族的控制作了相当大的努力。隆武朝廷建立不久，朱聿键和郑芝龙、郑鸿逵之间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朱聿键为提高朝廷的威望，特别注意网罗人才，以礼敦聘各地名声较高的官员入朝任职，延请入阁的大学士名额超过了明代任何时期。郑芝龙却凭借实力根本不把这些文官看在眼里。 朝班事件 朝廷建立不久，就发生了朝班事件。郑芝龙自以为帝由己立，朝见时自然应当排于文武诸臣的前面，首席大学士黄道周却以祖制勋臣从来没有位居班首的先例为理由，坚持不让。在隆武帝亲自干预下，黄道周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隆武召黄道周、何楷、曾樱、路振飞、黄景昉、苏观生、何吾驺等诸文武入朝，会议战守策。 郑芝龙首站东班。楷让之曰：‘文东武西，太祖定制。今郑芝龙妄自尊大，不但欺凌臣等，实目无陛下。 ' 龙曰：‘文东武西，虽古来定制，然太祖已行之，徐达业站东班首。' 道周曰：‘徐达乃开国元勋。汝敢与达比乎？' 龙曰：‘以今日较之，我从福建统兵恢复，直至燕都，功亦不在徐达下。' 楷曰：‘俟尔恢复至北京，那时首站未迟。' 遂互争殿上，隆武亦无奈何，各为慰解罢。自此文武不睦。 （东旭曰： 余读摄政王之书，‘中华全力受制潢池'；又‘南中诸君子，苟安旦夕，不审时机，聊慕虚名，顿忘实祸。'阅崇祯血诏：‘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实亡国之臣！'又‘贼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则未死之臣独无耳目心思乎？应须猛省，志切匡君报国。若天命有在，人事不臧，然后如文相国（文天祥）也可。乃尺寸未建，空慕虚名，共相推戴，既正大位，身为宰辅，当如萧相国（萧何，谥“文终”，西汉开国功臣，相国）筹饷关中，以佐军需；否则，如狄梁公（狄仁杰，字怀英，谥“文惠”，唐·武周朝宰相，卒赠司空、梁国公）汲引人才，以巩皇国。何计不及此？徒以区区班位，互讦廷陛，此愚之所不解也！ 然何楷 、黄道周、蒋德璟、黄鸣俊、黄景昉、林欲楫、朱耀祚、陈洪昆、王忠孝、唐显悦、林兰友、沈佺期、郭贞一等，皆与芝龙梓里（同乡），当痛哭流涕，导以忠义，感以贞诚：今日之事，不但东班首位，且薄天子而不为也。 抑鄙芝龙出身绿林，非资格正途，不屑教诲耶？即不屑教诲，不应比肩事主；既已比肩事主，宜效蔺相如（战国·赵国上卿）朝而称病、遇而避舍，先国家而后私仇。顽石尚可点头，况于人乎？ 诸君子不顾其君以全国，徒重其礼以使气，互相讦激，一旦芝龙拂袖，不接粮饷，群然计绌；不得已，请师募兵，请从海道。且有甚者，急而散去，致隆武孑然一身，挈后而奔。 噫！是谁之咎欤？诸君子有知，不但不敢再阅崇祯帝诏语，且亦不敢再读摄政王书也。）” 郑氏拥兵不前 南明·隆武元年九月隆武帝登坛拜将谋出关北征 南明·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 ，南明·隆武帝登坛拜将，谋出关北征。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 ·卷 5 》 ： “（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九月，隆武听知于潜富阳之捷，即仿淮阴（指西汉“淮阴侯·韩信 ”）故事，令人筑坛郊外，拜郑鸿逵为大元帅，率周鹤芝、张明振、杨济时、陈秀、郭曦 、陈霸、郑升等领兵五万，诸葛倬等为监军，出仙霞关，往严、衢接应张国维、方国安等恢复浙东；郑彩为副元帅，率施天福、郑联、郑斌、张进、朱寿、刘全、江美鳌等领兵五万，以张家玉为监军，道出五福、杉关，连江抚杨廷麟，会楚抚何腾蛟合师。 同月，（浙江）张国维、方国安等与贝世子对江相拒，屡战未分胜负。 王之仁上书监国（鲁王）曰：‘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黄龙之志。乃一败后，遽欲以钱塘为鸿沟。天下事何忍言？臣为今日计，惟有前死一策。愿以所隶沈船一战。今日死敌，犹战而死。明日即死，恐不能战也！' 鲁王览毕，计无所出，遂遣都督陈谦入闽，启称‘皇叔父'，不称‘陛下'。隆武不悦，下谦于狱；芝龙力救。 监察御史陈邦芑密奏：‘谦为鲁王心腹、芝龙至交，今日若不除，恐为后患。' 隆武信之，夜半出片纸，斩谦于狱。 （弘光时，曾差陈谦为使，赍印敕到闽封芝龙‘南安伯'，敕内误写‘安南伯'。谦教龙留印换敕。谦回至浙，弘光已蒙尘。故龙与谦厚。谦系狱，芝龙力救不得。以为有虞必经门首，然后免冠请救；岂知夜半斩于狱中，有‘我未曾杀伯仁，伯仁实为我而死 '之句哭祭之。） 隆武帝赐郑芝龙子郑森国姓朱名成功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郑鸿逵 引其子肇基陛见， 隆武赐姓出。 芝龙闻知，次日亦引其子森入见。隆武奇其状。问之，对答如流。隆武抚森背曰：‘恨朕无女妻卿！'遂赐姓，兼赐名‘成功'，欲令其父顾名思义也。封为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咸称‘国姓'。 十月，日本国王惧芝龙威权，认翁氏为女，妆奁甚盛，遣使送到安平，即成功生母也。 ”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既而成功陛见，帝奇之，赐姓朱，改名成功，封御营中军都督。” （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成功、田川氏》） 郑芝龙谋杀户部尚书何楷向朝廷示威 在1次朝见群臣时，郑芝龙、郑鸿逵当着皇帝的面挥扇去暑，户部尚书何楷上疏劾奏他俩“无人臣礼”；隆武帝嘉奖何楷敢于直言，立即给他加了左佥都御史的官衔。 郑氏兄弟怀恨在心，因此处处刁难何楷，何楷被迫请求致仕回籍，隆武帝违心同意他暂时回乡养病。郑芝龙仍不罢休，为向朝廷示威，派部将杨耿在何楷过乌龙江时截杀何楷；杨耿怜之，最后仅割掉何楷的1只耳朵复命，谎称已杀。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载：“大学士黄道周、何楷因与芝龙争班位不睦。楷辞回，过乌龙江，被劫，截其耳而去。”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8》载，何楷回乡行至半途，见伏兵持刃突出，心知是郑氏指使，镇静如常， “出谓贼曰：‘知君所欲得者，吾头耳，毋及他人。'伸颈命取之。众愕眙许时，曰：‘好一个都院，且取若耳可矣。'割耳而去 ， 以已杀报 芝龙 。 隆武 闻 元子（何楷字玄子，此处避 康熙讳）被盗杀，哭几日。当时人作一对曰： ‘都院无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 郑鸿逵、郑彩逗遛不前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郑鸿逵、郑彩各提师逾关，未及百里，上疏请饷，逗遛不前。 ”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 “（郑成功）寻封忠孝伯。 唐王倚芝龙兄弟拥重兵，芝龙族人彩（郑彩，郑芝龙的侄儿）亦封伯（永胜伯），筑坛拜彩、 鸿逵为将，分道出师，迁延不即行。” 朱聿键原希望郑芝龙、郑鸿逵统兵出福建，建功立业。在他的一再训令下，郑芝龙不得不派永胜伯·郑彩带兵出杉关，援救江西建昌义师。郑彩到达杉关之后却按兵不动，无论监军给事中张家玉怎样催促，他一概置之不理。不久听说清军将至，拉起队伍就跑，3日夜退到浦城。张家玉极为愤慨，上疏劾奏；隆武帝下诏削去郑彩的伯爵。（《思文大纪·卷4》） 《思文大纪·卷4》还载，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又因郑鸿逵部将黄克辉从浙江省江山撤退回闽，隆武帝大怒，指责郑鸿逵“始则境内坐糜，今复信讹撤转，不但天下何观，抑且万世遗耻。未有不能守于关外而能守于关内者”，下诏将郑鸿逵由太师降为少师。 隆武元年黄道周出关抗清 黄道周自请出关抗清 黄道周愤诸将不前，自请出关。沿途招征，至延平时，募众仅数千、马仅十余匹、粮仅1月；郑芝龙拒助饷。黄道周仍义无反顾地出分水关（又名大关，位福建崇安）、仙霞关（位今浙江江山市保安乡西南，地当福建、浙江、江西 3省交界处），与清兵抗击。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道周愤诸将不前，以其坐而待亡，不如身自出关。奏请 ‘以师相募兵江南，江南多臣门生故吏，必有肯效死力者。且可连杨廷麟、何腾蛟等，伺动静作进取计。'隆武允请，朝饯启行。” “道周沿途招征。至延平乏粮，驻军上疏请饷。隆武命芝龙助资。龙奏曰：‘现今两师进兵，动以千万。饷且不足，焉有余粮接应此未经操演之众乎？'不与一粟。 隆武无奈，惟给空札数百道应之。道周亦以空札付，鼓励劝进，又得百人。进师建宁，札崇安县，遣人通杨廷麟、万元吉等为声势。 寻有以‘外交诸藩'蜚书闻于隆武，遣使驰示道周。 ”黄道周只得上疏自辩。“隆武览表，驰手劄慰之。 道周遂出崇安分水关。 ” 七月请兵不应 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黄道周师至广信府（府治位今江西上饶市广信区），募得3个月兵粮；闻徽州（府治位今安徽黄山市歙县徽城镇）破，乃整部署，分三路进兵；一路向西攻抚州(今临川)，另2路北上分攻婺源、休宁。又向隆武帝驰疏请兵，不应。不久，三路皆败。 清初·江日升 《台湾外记·卷5》： “秋七月，道周师至广信府。闻徽州（府治位今安徽黄山市歙县徽城镇）破，遣将守马金岭。集绅衿父老，谕劝捐助，得万人。乃整部署，分道进兵。 游击黄奇寿战捷于牛头岭，遂营之。 其出婺源（今江西上饶市婺源县）者，参将王加封失防伏兵，战死；游击李忠被擒。黄奇寿闻报，援之莫及。 参将李瑛、倪彪出童家坊，被马步冲突，亦溃。 参将应士瑛从间道出援，屯高偃桥。 道周遂驰疏请兵，略曰…… 隆武览表，无以应之。道周计穷。” 十二月兵败婺源，被执 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六日，黄道周率队复进兵婺源决战。至童家坊，闻乐平已陷 。二十四日抵明堂里，遇伏，被徽州守将张天禄俘获。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十二月，（黄道周）集门人诸将议曰：‘敌人虽众，虚声耳。若延来春，则彼弓弛马懈，即可破也。奈粮饷不足何？与其半途溃散，废却前功，不如决战以报朝廷。'相持泣下。 复进兵攻婺源。至童家坊，忽报乐平已破，信州士大夫各致书迓道周。道周以成师既出，义不反顾，遂鼓励诸门人帅义师千余人以前。次明堂里，仅三百人，马十匹，粮三日。又移军婺城之十里。 天微曙，报提督张天禄率兵四至。道周策马挥赖继谨等督师鏖战。参将高万荣请于道周曰：‘当引兵登山，凭高可恃。'道周从之。 正移师间，一队骑兵从间道突出，箭如雨。军遂乱，道周被执。舆至婺源，张天禄亲至劝降。道周骂不绝口。继而门人蔡春溶、赖继谨、赵士超、毛玉洁亦解至。 道周绝粒断浆，作自悼诗八章…… 左右承贝勒、洪承畴命，命侍者跪进茶一杯。道周接在手，踌躇未饮。左右恳曰：‘求相国用清茶一杯。'道周因听‘清茶'二字，遂掷杯于地，亦周薇、周粟之义也。（俗无果泡茶，名曰‘清茶'。）” 隆武二年三月就义于南京 南明·隆武二年丙戌（清·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贝勒檄至，二月解黄道周等至南京（金陵），拒降。洪承畴疏请黄道周免死，不准。三月五日从容就义于东华门刑场。（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洪承畴》）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顺治三年丙戌（附明·唐王时在福州称号隆武二年）正月，贝勒檄至，调道周赴江南。周复进水浆。临发，作《婺源诗》三章示赖敬孺（继谨字也）、蔡时培（春溶字也）…… 途至新安，上元灯节，作三章…… 又见鱼龙百戏，世事不竞，再绝粒。 十八日，过新岭，吊金正希诗四章……” “二月……道周至金陵，幽于禁城。既而改系尚膳监。诸当道与故知者，悉承贝勒意劝降。周曰：‘吾既至此，手无寸铁，何曾不降？'劝者曰：‘欲降须剃发！'周失惊曰：‘君剃发了？噫！幸是剃发国打来，即剃发；若穿心国打来，汝肯同他穿心否？'劝者惭退，道周闭目。 次日，见玉梅盛开，索被袜不得，怆然作诗四章，示诸子。 洪承畴承贝勒命，亲诣尚膳监请见。道周喝曰：‘青天白日，何见鬼耶？松山之败，承畴全军覆没。先帝曾设御食十五，痛哭遥祭，死久矣！尔辈见鬼，吾肯见鬼么？ '遂闭目。 有欲南回者，蔡、赖、赵、毛各有家报。请命道周，周不作书。但署蔡书皮：‘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又署赖书皮：‘纲常万古，性命千秋。天地知我，家人何忧？'又断粒，计有十四日，复进水浆。夜闻钟声，感诸旧事，书十二章。” “三月……贝勒诸王见道周抗节不屈，益重之，令人再劝。承畴亦遣门生往劝。道周书一联：‘史笔流芳，未能平卤，忠可法！洪恩浩荡，不思报国，反承畴！'粘畴署前。畴见笑曰：‘庸儒不识时务！毋使彼沽名而反累我。'遂启诸王，出道周于曹街。周从容自若，望南谢君恩、望东谢亲恩，坐于旧红毡，引颈受刑；乃壬子日也。同时受难者漳州赖继谨与蔡春溶、侯官赵士超、六合毛玉洁等。 （黄道周字幼平，一字石斋，漳之诏安县铜山所人。以《易》登天启壬戌（天启二年， 1622年）进士。阁部路振飞至其地，勒铜山三忠臣于风动石上：一黄道周，一陈璸，一陈士奇。）” “其（黄道周）门人蔡春溶、赖继谨、赵士超和毛玉洁同日被杀，人称‘黄门四君子'。” 南明•隆武帝亲征 随着隆武帝与郑芝龙集团双方矛盾的激化，隆武帝明白除了离开福建，摆脱郑芝龙兄弟的控制，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于是，他决意亲征，目的是第1步把行在移到江西赣州，然后视情况而定，如果江西用兵得手，局势稳定，可以西连湖南何腾蛟部，东接福建郑芝龙部，南靠广东，收就近指挥之效。即便江西作战不利，还可以西移湖南，南下广东。朱聿键决策移跸明、清双方激烈争夺的江西，而不是迁往比较安全的广东，说明他确实是有恢复之志的，和后来的永历帝不可同日而语。 清·顺治二年八月始议亲征 清·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八月，江西督师万元吉就曾上疏请移跸赣州。 李天根《爝火录·卷12》载，隆武元年（1645年）八月，江西督师万元吉上疏请移跸赣州，疏中写道：“赣（指赣州）居上游，豫（豫章，即南昌）不能仰面而攻，且左为楚，右为闽、浙，背为东粤，足以控制三面，宜驻跸。”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众廷臣与诸当道帅师不前，不但恢复无期，且恐失备御。蒋德璟疏请行关，确察情形，相机督战；隆武听之。璟至关，竟以疾去。”（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蒋德璟》）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及两浙败，关门不戒，帝议亲征，芝龙亦以不出关无以压民望。 当是时，清军已迫福建上游。芝龙乃分兵为二，声言万人，实不满千。以鸿逵为元帅，出浙东；郑彩为副，出江右。帝仿淮阴（淮阴侯·韩信）故事，筑坛郊送之。既出关，疏称饷缺，驻不发，诏书切责任。不得已逾关，行四、五里而还。” 清·顺治二年十二月廿六日御驾抵建宁 李天根《爝火录·卷13》载，隆武帝•朱聿键御驾于清·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十二月十六日离开福州，廿六日到达建宁，开始作向西转移的准备。 《思文大纪·卷3》作：“十二月初六日，御驾亲征。”又记：“帝手敕凤阳知府张以谦：‘朕今正位福京，志雪救民。八月十八日，兵发五路；十二月初六日，朕驾亲征。'” 朱聿键和忠于他的臣僚作的这种战略部署，连时任清·江西提督的金声桓也看得很清。 顺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十六日金声桓题本（《明清档案·第3册》）写道： “以臣今日细观福建（隆武朝廷）陈兵之势，俨然一常山之蛇，以浙东为首，江西为腹，湖南、广西、云贵为尾，敌畏江南满州，故宿重兵于浙东以拒钱塘之渡（指鲁监国政权的兵），乘臣江西兵力之单弱，意欲夺路而出，以震动江宁；何腾蛟拥重兵从上游而动武昌，满州有数，东南半壁岂不一鼓而复乎？ 臣计南赣、建昌、广信之贼虽号有三十余万之众，若得满州二万从江西来，合臣兵二万，臣效前驱，立可翦灭无余，随由南赣直捣闽广，凭腰肋之间铲为两断，敌人首尾不能相顾，钱塘可一苇而渡矣。然后合力平定云贵，一统之业岂不易易哉！” 清·顺治三年二月南明·隆武帝下诏亲征，驻跸延平 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二月，南明 • 隆武帝下诏亲征，驻跸延平（今福建南平市延平区 ）。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二月，隆武下诏亲征，以兵部尚书吴春枝留守。 吏部尚书张肯堂与郎中赵玉成同籍金陵，疏言：‘臣等生长海滨，请以水师千人，从海道直抵君山，袭取金陵，以迎陛下。'隆武大喜，亟催芝龙造艘。龙佯诺，亦不果。 隆武行，驻跸延平。 吴炳从江西至延平，陛见。擢吴炳为福建布政司，提调棘闱。以编修刘以修为主考，诏如两都例，各省士子得与试。取中举人叶瓒（福州府人，原姓万）等二百一十七名。 三月，赐姓成功条陈：‘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隆武叹曰：‘騂角也！'封忠孝伯，赐上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大将军印。 鲁王遣柯夏卿、曹维才入聘。隆武加夏卿兵部尚书、维才光禄寺卿。 遣都御史陆清源赍手书出浙东报王曰：‘吾无子。王为皇太侄。同心僇力，共拜孝陵。吾有天下，终致于王。取浙东所用职官，尽列朝籍，无分彼此。'” 明、清双方都认识到江西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问题是，南明·隆武帝既调不动郑芝龙的军队由福建入江西，他寄于厚望的何腾蛟派精兵强将由湖南入江西迎驾也全盘落空；而清方洪承畴却抽调了柯永盛、高进库等部赴江西协同金声桓部作战，先后攻陷吉安、赣州、南安等府。（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 · 洪承畴 》） 江西战局的逆转，归因于郑芝龙、何腾蛟的私心自用，它不仅直接导致了隆武朝廷的覆亡，而且对后来南明局势的发展影响极大。顺治五年（1648年），金声桓、李成栋反清归明时，都是在赣州城下屡遭挫败，不能全力北上。 向日本借兵问题 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日本·正保三年，1646年），郑芝龙派遣黄征明为正使，出使日本借兵。 黄征明一行从福州向日本出航，途中遇到暴风，船只飘散，其中有的刮回大陆，为清军所捕获。黄征明本人也身阻海上，不得已而重整小船，重新派遣陈必胜、黄征兰2人为使者，带着许多礼品去日本，九月初到达长崎。 使者带去郑芝龙的书信共8封，其中致日本的正京天皇2封、将军3封、长崎王（长崎奉行）3封。 林春斋（林恕）《华夷变态》记载，其父林罗山回忆列席幕府会议讨论时，郑芝龙给正京天皇的1封信的内容是： “……附隆武皇帝（唐王）之敕旨，引周之彭濮、唐之回鹘之事，意在求借劲兵也。前云借兵五千，今欲更多，以战胜敌兵。” 信中关于“前云借兵五千”一事，一般认为指南明·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日本·正保二年，1645年）十二月崔芝向日本要求派兵。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十二月，命水师先锋副将崔芝齎书至日本请兵，别以书贸甲二百领。日本幕府不从。” 时仕于唐王的都督崔芝，以林高为使者，派去日本，要求派兵3000。对于这次借兵，幕府向长崎奉行指示说：“……此次林高虽来申述，然而事起仓促，无意满足。可将此意告知，令林高早早回国。 ”表面上做出的答复是拒绝，其实是在暗地作出兵准备。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曾经向其侄儿板仓重矩透露出兵计划，而且极其具体地记录下了计划的内容，决定派“主将一人，副将十人”，“知行一万石征发一骑和步兵三至五人”。 对南明的乞兵，日本德川幕府一直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当时的德川幕府虽然“颇有经略中国的雄心”（ 栗田元次郎《日本近代史·第四章·锁国》），在中国明、清交战中也是同情南明的，将清兵入主中原视为 “华变于夷之态也”（林恕《华夷变态·序》），但是，事关与清廷的两国关系，不能不权衡明、清战事演变和得失利弊。 幕府接到郑芝龙这些书信后，将此事作为是极为重大的事件，以老中们为中心，反复讨论了数天，当时“尾张和纪伊的两位大纳言和水户中纳言”，即所谓“御三家”也来到江户，发表了意见。 讨论结果，据林信笃《宽永小说》说，“御三家”均赞成出兵。“据云尾张大人云：‘三人中，吾居长，应派吾为主将。'自己要求出阵。反对的仅有井伊直孝，他反驳说，‘御三家'的意见有一定道理，是可以信赖的，‘但，……关于求援事，吾以为不会立任何功劳，亦无益之至。'结果大家认为井伊直孝言之有理，取消了派遣援军。 ” 《南龙公谱略》的记载稍有出入，说反对的不是井伊直孝，而是“御三家”中纪伊的德川赖宣。“赖宣 卿云：国家出援兵，无功则不仅为本邦之耻，且长期与外国结仇，成为永世之害；如我兵有功，得其地亦荒其田，于国无益，反招后世之弊，不可从其请……” 不过，总的来说，有相当多强有力的赞成意见，赞成的占优势。但最后大概是慎重论取胜，暂且决定观望静候，但正如石原道博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内心里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出兵的意图。 幕府准备特派丰后府内城主日野根织部正等人为正使去长崎，直接向郑芝龙的使者转达幕府的意见。这时传来了唐王和郑芝龙的据点福州沦陷的消息，于是把一切都取消了。 栗田元次郎《日本近代史·第四章》 记载，德川幕府“以拒绝为耻，纪州、尾州、水户之藩更竟欲出任总大将”，只是获得郑芝龙降清和隆武亡的消息才罢。 《细川家谱》收录阿部对岛守等3位老中给细川肥后守的1封信，也说：“此次大明兵乱，平户一官（ 郑芝龙）乞援事，书翰虽到，无法应之。书中疑问之点甚多，但为大明与日本之长远计，上意可派遣上使赴长崎，询问一官使者情况，然后传达上意。此时长崎十月四日书函到达，报告福州失陷。事已如此，一切无及矣。遵照上意，可将上述有关情况奉告江户有关方面，并转致阁下。诚惶诚恐，谨言如上。” 清·顺治三年郑芝龙降清 三月芝龙挟二心 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三月，清军进占浙东，南明·鲁监国·朱以海遁舟山一带海岛，政权濒于瓦解。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开始部署清军入闽事宜，降清的明臣招抚江南经略洪承畴（南安人）、招抚福建御史黄熙胤（晋江人）向贝勒献劝降郑芝龙策，得允，即修书入闽劝郑芝龙降清。（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洪承畴、黄熙胤》） 据顺治三年八月黄熙胤《招抚郑芝龙情形事本》报告，早在该年三月间，黄熙胤的使者苏忠贵就秘密到达福建，“见到郑芝龙，见其有诚意归附”。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贝勒因江上之战不得取胜，悒悒不已。招抚江南经略 洪承畴 与招抚福建御史 黄熙胤 献策曰：‘唐藩虽然称帝，但兵马钱粮悉出郑芝龙手。不如密书赂彼，若全举版图，许以王爵，则彼自弃暗投明。福建可不劳一矢，浙中诸丑俱散。 ' 贝勒大喜曰：‘二公所论极高，计成，开国第一功也。宜速行，勿滞！'一面按兵，一面著熙胤同承畴修书入闽。 [承畴，号亨九，壬辰（误，应为“丙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熙胤，辛未（明·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皆泉之晋江县人）。 ]”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招抚大学士洪承畴与芝龙同县（南安县），通书问，叙乡里，芝龙挟二心。”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 “清使洪承畴招抚江南，黄熙胤（晋江人）招抚福建，二人与芝龙同乡，献策于贝勒，修书入闽，许以破闽封为王。 芝龙意决，不告其弟鸿逵及子成功，遽召熙胤子志美，复书，有‘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倾心者巳非一日'之语。”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芝龙）又以偏安一偶，不足以拒清师，密有反顾意。 时招抚江南者内院洪承畴、招抚福建者御史黄熙胤，皆晋江人，与芝龙通音问。” 四月 隆武帝责以揽权逗兵 郑芝龙对隆武帝的诏谕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揽权逗兵不前。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隆武帝责之。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芝龙因廷争拂意，虽奉诏谕，口应心违。 （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隆武见诸帅不前，责芝龙揽权逗兵。 龙免冠顿首曰：‘臣武夫，赋性戆直，不能逢迎。今既见疑陛下，安敢负此重担？情愿角巾私第，以终圣世。' 隆武曰：‘朕之大事，悉以委卿，岂疑卿乎？但人有言，不得不为卿道耳！'固留之。 下诏切责两帅（指郑鸿逵、郑彩）：‘倘畏缩不前，有国法在！'郑鸿逵、郑彩虽出关，仍上疏请饷，逗留如前。” 决意降清 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郑芝龙接洪承畴、黄熙胤书许以3省王爵，降清之意遂决，瞒着其弟郑鸿逵、子郑成功，复书由黄熙胤之子黄志美密遣老苍头送出浙江与承畴、熙胤，明确示降。五月，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得讯。（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洪承畴、黄熙胤、郑鸿逵、郑成功、黄志美》）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四月）芝龙接承畴、熙胤书许以三省王爵，决意投诚。 不通其弟鸿逵、子成功，即驰札泉州，召熙胤子志美[乙卯（？应为“己卯”，明·崇祯十二年， 1639年）举人，后官粤东南海知县]谋复书，有‘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倾心贵朝者非一日也'之句，交志美。美密遣老苍头送出浙江与承畴、熙胤。” “五月，招抚经略洪承畴、黄熙胤接芝龙复书，遂启贝勒。 ” 六月博洛又遣使持敕书赍送郑芝龙 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五～七月，清军迅速平服温州、绍兴、义乌、金华、衢州、台州 、江山等地。 据当年八月黄熙胤《招抚郑芝龙情形事本》（《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报告，期间的六月初，清军渡过钱塘江，贝勒·博洛又命苏忠贵“持敕书赍送郑芝龙”。郑芝龙既得贝勒书，决意降清。 六月，清军兵分两路，由仙霞关、分水关进逼福建。（由浙、赣入闽有3个必经关隘，即仙霞关、杉关、分水关，一般称为“三关”。其中仙霞关最险。） 七月，守关将施天福等尽撤兵四溃。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七月）守关将施天福等接 芝龙 密谕，遂声言乏饷枵腹，难以御敌，尽撤兵四溃。” 八月 郑芝龙率部返安平 南明·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郑芝龙谎报海盗进犯其家乡晋江安平，疏请移兵安平，不待允许，径自率部返回安平；同时，秘密下令仙霞关守将武毅伯·施福（即施天福）等人放弃天险，自撤关兵。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隆武）廷臣会议出江西会杨廷麟，未果。 郑芝龙疏称：‘海寇猝至。今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则无家，非偏征不可。'拜表即行。 隆武手敕留之曰：‘先生稍迟！朕与先生同行。'使者奉敕至河，芝龙已飞航去矣。 且密谕与守关将施天福（字昆玉，泉之同安人）、郭曦（漳之龙溪人）、陈秀、周瑞等撤关兵。” 据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载，八月间，郑芝龙还“密遣人通内院洪承畴、御史黄熙胤”，探视清朝态度。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芝龙托入海取饷，遂密谕仙霞关守将施天福、郭曦、陈秀、周瑞等尽撤官兵。”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芝龙疏请航海，拜疏即行，遣使止之，不及。 武毅伯·施福撤关兵归。” 八月十三日清军从容渡过仙霞关 南明·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十三日，清·挂征南大将军印贝勒·罗托等从浙江衢州（今衢州市）拔营平闽。时郭曦、陈秀献仙霞关，清军从容渡岭。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八月十三日，挂征南大将军印贝勒·罗托、总督闽浙 张存仁、抚院佟国鼎统满汉，从衢州拔营平闽。师次渔梁，郭曦、陈秀献仙霞关，贝勒从容渡岭。” 稍后的王沄在《漫游纪略·卷1》曾云：“仙霞最险……两崖斗绝，中通鸟道，仰高俯下，因险设关，裁容一夫。今已颓废。闽人言，先年郑氏望风送款，预撤守兵，启关以俟，故入闽者无血刃焉。” 清·乾隆 《泉州府志·卷40·封爵·国朝·郑克塽》：“（顺治）三年秋，大师入闽。”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顺治）三年（1646年），贝勒博洛师自浙江下福建，芝龙撤仙霞关守兵不为备。”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九月，清师至，从容过岭，无一守将。” 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朝亡 八月廿一日隆武帝遁汀州 隆武帝知仙霞关失守，郑芝龙又去，独立无靠，决意幸赣，于南明·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廿 一日启行。廿三日，贝勒至延平，知隆武由汀州欲遁江右，遣总兵李成栋领师追之。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隆武知仙霞失守，芝龙又去，独立无靠，遂决意幸赣。于八月二十一日启行，从者惟 何吾驺、郭维经、朱继祚、黄鸣俊而已。 二十三日，贝勒至延平知府王士和缢死。询土人，知隆武由汀州欲遁江右，遂遣总兵李成栋领师追之。” 八月廿八日帝、后被乱箭射杀于汀州府堂 隆武帝从顺昌抵汀州行在，随行兵卒仅五百余人。南明·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廿八日，李成栋追兵到，帝、后等奔至三元角，追兵又至，逃入汀州府堂，悉为乱箭射死。隆武朝亡。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总兵李成栋奉贝勒命，领兵追隆武。 隆武驻跸顺昌，侦报延平追骑将至，遂率曾后等仓皇上马。惟忠诚伯·周之藩从驾，给事中熊伟率兵五百余随行（伟字文江，江西南昌府人，癸未进士）…… 抵行在。 二十七日薄暮，之藩辞欲出教场提调备敌。隆武不允，令其护卫，至三鼓回宿。五鼓上朝，到行在门首，忽闻嘈咶声，未敢突进。停足听之，方知帝、后口角。叹曰：‘此何时也？倘敌兵突至，将奈何？' 天明，隆武出视事。见之藩勤劳，加之藩总督御营。问诸辅臣，仅黄鸣俊、朱继二一人，何吾驺、郭维经悉逸去。至关帝庙前，成栋追兵到，群呼问曰：‘谁是隆武？ '之藩挺身应曰：‘我即是也。'问：‘欲何为？'之藩诡认，殆欲脱主难耳。群矢齐射，之藩鏖战，胸膛连中八箭，随中随拔去，手击死数十人。忽脑后中两箭，坠马被杀。时秋暑正盛，群尸败腐；独之藩越九日夜面如生。乡人奇之，收葬于汀之罗汉岭。 隆武与后等奔至三元角，成栋追兵又至。熊伟抽剑督二十余人向前与斗。伟为箭伤喉，坠马死。隆武与后逃入汀州府堂。腹饥，从者市汤员二进。方举筋，成栋领骑兵冲入，挥箭齐发，隆武与后嫔诸人悉为射死。朱继祚、黄鸣俊俱遭掳。 （东旭曰：隆武帝、后死于汀州府堂，乃顺治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40·封爵·国朝·郑克塽》：“唐王败。”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唐王坐是败。”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清师）遣使至延平执帝、后。”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驾陷汀州。” 【辩】 清军长驱入闽，九月十九日陷福州。《思文大纪·卷8》：“九月十九日，清兵至福州，从北门而入。” 从清初始，诸史家纪事，屡有记隆武帝于八月廿八日在汀州被执，清军占领福州（南明·福京）后，随即被送至福州，绝食，斩于市。但此说不确。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附辩曰： “（东旭曰：…… 诸家纪事，悉书隆武被执，送福州斩于市。但时有锦衣卫陆昆亨从行，眼见隆武帝、后戎装小帽，与姬嫔被难。昆亨脱出。百姓收群尸葬于罗汉岭，竖其碑曰：‘隆武并其母光华太妃讳英、忠烈徐娘娘之墓”?后昆亨归郑，继而为僧，年八十有奇，为口述云。故特表出。）” 南明·桂王·朱由榔立于肇庆 清·顺治三年十月南明立桂王·朱由榔为监国 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十月十四日，闻隆武受难报，南明诸臣立桂王·朱由榔为监国，以肇庆府（今广东肇庆市）为行宫。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广西巡抚瞿式耜与两广总督丁魁楚、兵部尚书吕大器、李应茂等闻隆武受难报，设位以哭。并会议立君，承继大统。式耜曰：‘桂王相貌雄伟，举动端严，贤而当立。 '于冬十月十四日立桂王监国（王讳由榔，封永明王，寻晋封桂王）。 以肇庆府（今广东肇庆市）为行宫，丁魁楚兼大学士、吕大器兼中枢大学士、瞿式耜吏部右侍郎兼内阁大学士掌铨事。” 清·顺治三年十二月桂王即位，改元永历 清·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八月隆武帝死后，其旧相何吾驺、苏观生遁至粤东，原欲到粤西以元老共立桂王，舟次三水县时，闻桂王已为瞿式耜等立为监国， 即返棹羊城（广州），适唐、邓诸王航海至广，遂与在广诸臣共议，十一月初五迎立隆武之弟、唐王·朱聿钅 粤入城即位，改元绍武。 苏观生不奉桂王谕，杀来使，令陈际泰率兵攻肇庆。桂王遣兵部右侍郎林佳鼎督师出御，相遇于三水县，林佳鼎全军覆没。 报到，丁魁楚议不即位无以压人心而号召天下，乃自梧州迎桂王·朱由榔，于十二月十八日即位肇庆府署，改元永历，史称永历帝。 【按：绍武朝仅存在1个多月，同年腊月十五清兵夺占广州，朱聿 钅粤自缢而死，或说被杀）】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正会议战守，防设险要，忽太监王坤趋桂王暂还梧州。 [坤，崇祯十六年（1643年）间曾督饷宣府，甚作威福。北京陷，依弘光，欲督饷闽粤，改名肇基。不果行，而弘光遁。坤入闽，隆武不用。奔粤，依桂王，奉迎趋媚，王信惑之。后为定闽王·刘锡胤所逐。] 时有隆武旧相何吾驺、苏观生遁至粤东，亦闻桂王贤而貌奇，欲到粤西以元老共立。舟次三水县，闻为式耜所立，耻不预其议，即返棹羊城。适辅明侯·林察载唐、邓诸王航海至广，观生与吾驺、黄士俊会布政使司顾元镜等共议，迎立隆武之弟讳聿钅粤入城即位，改元绍武，颁诏布告。 桂王亦遣兵科给事中彭燿至广宣谕。观生恶之，遂潜杀耀，令陈际泰率兵攻肇庆。 桂王亦遣兵部右侍郎林佳鼎督师出御，相遇于三水县，战而佳鼎失利。是晚韶州兵至，合广兵复攻佳鼎。鼎平地未有沟栅之固，惟与佥事道夏四敷分头鏖战，全军覆没（佳鼎，兴化府人，甲戌进士）。 报到，丁魁楚议不即位无以压人心而号召天下，乃自梧州迎桂王，于十二月十八日即位肇庆府署，改元永历。 以晏清为吏部尚书（辛未进士，黄州府人），瞿式耜为吏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掌铨事，何三省为户部尚书（癸未进士），黄奇遇为礼部尚书（戊辰进士，潮州府人），曹烨为兵部尚书（进士，河南人），黄日晟为刑部尚书（辛未进士，同安），井济为工部尚书（辛未进士，河南人），郭之奇为詹事府正詹加巡抚御史（戊辰进士，寻亦擢为大学士。后永历奔贵州安隆，奇不及同行，削发为僧，死于绣花针，即今花县也）。 王澄化为兵部右侍郎，督师至三水，连营守峡口，以拒广兵。何腾蛟为总督，镇衡州。吕胤锡为巡抚，治长沙。焦琏、陈邦传各督兵，分守粤西。孙可望镇守云南。李定国镇守贵州。太监王坤为司秉笔。” 郑芝龙降清 清·顺治三年九月清军南下疾取兴化、泉、漳等府县 清·顺治三年（1646年）九月贝勒入福州后，即遣兵疾取兴化、泉、漳等诸郡县，唯安平仍为郑芝龙所踞。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贝勒提大师至福州……贝勒入城，安民毕，遣韩代、提督赵国祚、总兵孟全胜、王之刚、副将杨佐、王进功、王邦俊等领兵平兴化（今莆田市）、泉、漳等府。 守兴、泉总兵陈天榜、茅一经剃发投诚，守漳总兵刘文谦同黄光辉、武刚伯·陈秀、靖安伯·郭禧亦剃发投诚。独安平为郑芝龙所踞（安平即安海），军威甚盛，船只齐备，不肯投顺。”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芝龙以对议未定，退泊安海，楼舡尚百艘。使人私于贝勒，自述撤关不守之功以邀封，且惧以立藩为罪。” 后来郑芝龙为表示归降诚意，曾上《闽省降员郑芝龙题本》（《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说：“臣闻皇上入主中原，挥戈南下，夙怀归顺之心。惟山川阻隔，又得知大兵已到，臣即先撤各地驻兵，又晓谕各府、州积贮草秣，以迎大军。”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成功走金门。 方清军之未至也，芝豹入泉州，大索富民饷，不应，立枭之；抵暮得数万金。 芝龙退保安平，军容甚盛。以洪（洪承畴）、黄（黄徽胤）之信未通，犹豫未敢迎师。 ” 清·顺治三年九月博洛招降 清·顺治三年（1646年）九月，清军统帅贝勒·博洛接韩代驰报安平仍为郑芝龙所踞，一面派固山额真·富拉克塔等统兵直逼南安，显耀兵威；一面遣曾任明朝兵部尚书的泉州乡绅郭必昌（晋江人，同郑芝龙关系密切）持书往安平招抚郑芝龙。（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郭必昌》） 清初·江日升 《台湾外记·卷5》： “韩代驰报，贝勒遣投诚兵部尚书郭必昌持书招之。（昌，字太徽，己丑进士，泉之晋江人。） 其略曰：‘吾所以重将军者，以将军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为，必竭其力。力尽不胜天，则投明而事，乘时建功，此豪杰事也。若将军不辅主，吾何用将军哉？且两粤未平，令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吾欲见将军者，商地方故也。' 芝龙得书大喜，厚待必昌，遣员同必昌进降表。”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 载：“博洛师次泉州，书招芝龙。”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博洛命泉绅郭必昌招之，芝龙曰：‘我非不忠于清，恐以立主为罪尔。'会固山兵迫安平，芝龙曰：‘既招我，何相逼也？' 博洛乃檄固山，离三十里而军，以书邀之曰：‘吾所以重将军者，以将军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为，必竭其力。力不胜天，则投明主而事，乘时建不世之功，此士之一时也。若将军不辅立，吾何爱将军哉？且两粤未平，今铸闽、粤提督印以相待。吾所以冀将军来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贝勒复令郭必昌贻书曰:‘吾所以重将军者，正以能立唐藩也。人臣事君，苟有可为，必竭其力。及乎天命已去，则幡然乘时以建不世之功。今两粤未平，藉将军兵威以慑之，已铸闽粤总督印以待将军。' ” 郑成功苦谏未果 郑成功对其父的所作所为颇不以为然，在这关键时刻更是极力劝阻，未果，遂密带一旅遁金门。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其子成功劝曰：‘吾父总握重权，未可轻为转念。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然后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龙曰：‘稚子妄谈！不知天时时势。夫以天堑之隔，四镇雄兵，且不能拒敌，何况偏安一隅。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 成功曰：‘吾父所见者大概，未曾细料机宜；天时、地利，有不同耳。清朝兵马虽盛，亦不能长驱而进。我朝委系无人，文臣弄权，一旦冰裂瓦解，酿成煤山之惨。故得其天时，排闼直入，剪除凶丑，以承大统。迨至南都，非长江失恃，细察其故，君实非戡乱之君，臣多庸禄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饮恨，天堑难凭也。吾父若藉其崎岖、扼其险要，则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 龙曰：‘识时务为俊杰。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时追悔莫及。竖子渺视，慎毋多谈！' 成功见龙不从，牵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 龙见成功语繁，厌听拂袖而起。 成功出，适遇鸿逵于途，告以始末。逵壮之。功遂密带一旅，遁金门。 鸿逵入，芝龙语及成功少年狂妄轻躁，不识时务始末。 鸿逵曰：‘夫人生天地间，如朝露耳！能建功立业，垂名异世，则亦时不可失也。吾兄当国难之际，位极人臣，苟时事不可为，则弟亦不敢虚鼓唇舌。况兄尚带甲数十万，舳舻塞海，饷粮充足，辅其君以号召天下，豪杰自当响应。何必委身于人？此弟深为兄所不取也！' 芝龙曰：‘吾弟所言，眼前之事，非长远计耳。甲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之变，天下鼎沸，亦秦失其鹿，故清朝得而逐之，业已三分有二。若以小丈夫之气，振一旅而敌天下兵，恐亦不量力也。不如乘其招我，全军归诚。正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古来豪杰亦往往有行之者。清朝正未必忍相弃耳！' 鸿逵曰：‘既吾兄志决，亦不可不为之虑。' 芝龙曰：‘人以诚心待我，我即以诚心应之，何疑焉？吾弟静听，俟吾单骑往会贝勒；看他如何相待，再作商量。' 鸿逵曰：‘吾兄已有成算，弟亦将奈何？惟有洗耳听佳音耳！'”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40·封爵·国朝·郑克塽》：“芝龙降，强成功不从。”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芝龙率所部降，成功谏不听。”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芝龙得书大喜，召成功计事。 成功泣谏曰：‘父教子忠，不闻以贰。且北朝何信之有？' 芝龙曰：‘丧乱之天，一彼一此，谁能常之？若幼恶识人事。' 鸿逵亦力谏，不听。 遂进降表。过泉州，大张文告，艳投诚之勋。 ”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 “芝龙得书大喜，议降。 安昌王·恭木枭（“木枭”合一字）、侍郎朱永佑、安南侯·杨耿、平夷侯·周鹤芝、定洋侯·辛一垠、武康将军·顾乃德等皆以为不可，芝豹、成功尤痛哭苦谏。” 清·顺治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奔赴福州谒见贝勒博洛 郑芝龙不顾郑成功苦谏，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十五日带季子郑渡及500名士卒在到达福州，谒见贝勒博洛（日期据计六奇《明季南略·卷8·郑芝龙降清》）。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龙令李业师、周继武等挑选好汉盔甲鲜明者五百人随从，刻日往省面贝勒。又差往金门，寻成功同行。功不从，上书有‘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之句。芝龙见之，嗤其狂悖。即唤季子渡同行。 贝勒得必昌复命，随敕府县接应，凡所过驿站，供奉威仪甚壮。塘汛飞报贝勒，即差官过乌龙江，递茶远接，又令文武郊外相迎。龙见贝勒相待殷勤，满心欢喜。 进城见贝勒，贝勒握手，欢若平生，且恨相见之晚。龙请以擅立唐藩之罪。贝勒再三安慰曰：‘此足见将军之经权有方，可为则为之、不可为则择主而事。况两粤未平，海滨地方非仗将军熟识，未可一旦而奏肤功。今日得见，实朝廷之福，将军休疑虑焉。' 龙顿首称谢，遂剃发。大开筵宴，赏赐倍厚。”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芝龙欲以成功见博洛，鸿逵阴纵之入海。 ”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芝龙意已决，单骑见贝勒，握手甚欢，纵饮三日。”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郑芝龙）至福州，见博洛，握手甚欢，折矢为誓，命饮酒三日夜。” 清·顺治三年十一月卅日清军进劫安平 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卅日，固山·韩岱率清兵进劫安平，翁夫人（田川氏）未及逃出，受辱自殛，享年四十五。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40·封爵·国朝·郑克塽》：“成功母死于兵，遂谋为反……”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俄而贝勒·博洛及韩固山猝至，乃走，田川氏不去，伏剑死，成功大号，悲不自胜。” （详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田川氏、郑成功》） 顺治四年郑芝龙被胁带赴京 清·顺治四年（1647年），博洛和郑芝龙久等郑成功来归未果，博洛师还，挟郑芝龙归京师。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5》： “贝勒密与诸内院议曰：‘闻芝龙平生桀黠多智，好持两端。今大队不来，而单骑至此，实有观望之意。古云擒贼擒首，若纵之去，恐有意外之虑，以贻生灵忧。不如乘夜召其陛见，挟其北上；则蛇无首，其馀碌碌，无能为也。' 诸内院曰：‘殿下所见甚明。' 张存仁曰：‘不可。四方未定，当以诚信待人；芝龙今既真心相向，一旦挟之北去，恐失后来慕义向化之心。 ' 贝勒不听，命督、抚连日筵宴。至第三夜，内院到郑芝龙寓所，传：‘有旨意，欲公陛见，面询方略，以平两广。'守至天曙，即与芝龙同上北京。”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40·封爵·国朝·郑克塽》：“我贝勒王以芝龙送京师。”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顺治）四年，博洛师还，以芝龙归京师。 ”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博洛知成功雄，俟以俱行，久而不至。芝龙叹曰：‘此子不来，清朝其道敝乎！' 夜半，忽拔砦，挟芝龙以北。 ”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贝勒）忽一夕拔营，挟之（郑芝龙）北去，从行者五百人皆拘置别营，不得相见。” 目睹其事的华廷献在《闽海月纪·卷2》记载，当时福建各地应聘而来的明朝官绅齐集福州，忽然接到清朝巡抚的请柬，通知次日在洪塘聚会，去了之后， “则胡笳四起，毳幕参差，兔网弥天，雉罗遍野。聚立而嗫嚅者几及百人。内院、抚军席地而坐，执册指名，首朱胤冈（朱继祚字胤冈），次黄跨千 （黄鸣骏字跨千），又次余公诚，余系南中流寓在闽，亦被罗织。拊其背而徘徊，谓：‘此三人者非尚书、阁老乎？可随我去。'每人一卒守之。中有紫衣胡服者为郑飞黄（郑芝龙字飞黄），亦与焉。彷徨有顷，名次及吴旧抚矣。军门持册手麾曰：‘余俱赴京听用。'于是诸人哄然而退，不啻鸟出笼、鱼入海也。时见兵即刻拔营起，四公竟载与俱行。”（此文亦收入《明季南略·卷8·附闽事纪》，文字略有不同。按：据华廷献记载，博洛胁带郑芝龙等“拔营起行”似在白天，与他书记载半夜有异。） 郑芝龙无奈，只好委婉地向博洛求情，表示就他个人而言既然已经投降清朝，进京“面圣”正是自己的愿望；不过，留在福建沿海的长子和兄弟拥有相当兵力，自己一旦进京，呼应不灵，恐怕海上从此多事。博洛的估计同他正好相反，以为掌握了郑芝龙，郑氏家族群龙无首，又不能不为芝龙的安全着想，必然惟清朝之命是听。因此，他让芝龙当面写了几封信，借以招抚 郑 氏子弟和部将，并且对芝龙说：“此与尔无与，亦非吾所虑也。”（《明季南略·卷8·郑芝龙降清》） 招降旧部 博洛回京之前，利用郑芝龙的声望招降其旧部，奉郑芝龙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澄济伯·郑芝豹和部下总兵10员，兵将11万3千（《清世祖实录·卷34》）。 当李成栋由吴淞总兵奉调由浙江、福建入广东时，清方不仅利用了郑芝龙“平国公”的牌劄招抚了白沙、甲子等广东东部沿海地带，而且原属郑芝龙部下的总兵施郎（后改名施琅）、梁立、黄廷、成升、洪习山还由武毅伯·施福带领率兵马5千名跟随佟养甲、李成栋进军广东，在扑灭顺德县“海寇”和镇压东莞、增城地区的张家玉抗清义师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清世祖实录·卷34》）。（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 《泉州人名录·施琅》 直到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年）三月“□（虏）镇抚施福、耿献忠大小船数百号上梧州 ”（鲁可藻 《岭表纪年》），即在李成栋指挥下一直攻入广西东部，对南明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 清、郑和谈 清廷将郑芝龙作为招降郑成功的工具 授精奇尼哈番 郑芝龙在清军挟持下被送到北京，清廷并没有兑现博洛承诺的“闽粤总督”职位，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才授他三等精奇尼哈番的空头官衔（《清世祖实录·卷40》），先后拨入汉军正白旗、正黄旗，实际上是遭到软禁。 《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镶黄旗下正钦尼哈番·郑芝龙揭帖”云：“职初入京时，蒙朝廷宏恩，拨入正白旗下，赐屋齐化门小街居住。”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郑芝龙）隶汉军正黄旗，授三等精奇尼哈番。 ”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 “芝龙至京，授精奇呢哈番，隶汉军正黄旗。芝龙子六，长即成功，次世忠、世思、世荫、世袭、世默；芝龙入京，惟世忠从。 先是，芝龙请留芝豹及世恩守其祖、父墓，母、妻、妾及诸子迎入京，并请改隶厢红旗汉军；诏允所请，仍官世忠为二等侍卫。” 安抚 顺治八至九年（永历五至六年，1651—1652年），郑成功在福建沿海地区多次击败清军，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继续推行其民族征服政策，不得不把以汉制汉作为主要手段。招降郑成功就是为实现这一谋略的重大步骤。 在清廷看来，郑氏家族的首脑郑芝龙是自己手里的1张王牌，利用他出面招降其子郑成功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达到平定东南海域的目的。 顺治九年（1652年）清廷1件密奏稿内提出招抚郑成功的建议，其中有“应赐督臣密敕一道，内开招抚 成功等语，先遣才干官同郑芝龙家人到彼宣布德意”等意见。（《明清史料·丁编》 ） 为了使招抚工作得以进行，清廷首先给处于软禁状态的郑芝龙恢复名誉，肯定了他在1646年降清的功绩，把 郑芝龙被骗到北京后遭到监视的过失推到多尔衮身上，承认了清廷处置失当，对郑芝龙予以安抚。 《清世祖实录·卷 66·顺治九年七月戊戌》载，七月间，顺治帝派内大臣遏必隆、鳌拜、哈世屯、大学士范文程等传谕郑芝龙：“朕闻尔子弟在福建为乱。尔投诚有功，毋轻出城行走，恐人借端诬陷。即往坟茔祭扫，亦必奏明乃去。朕嘉尔功，故以此告谕。尔子在京有成立者可送一人入侍。” 八月初一日，应郑芝龙请求，将其由正黄旗拨入镶黄旗，授予郑芝龙在京的第2个儿子郑世忠为二等侍卫，同时命兵部给勘合将郑芝龙的部分亲属从福建护送来京团聚。（《清世祖实录·卷 67》） 令郑芝龙作书谕郑成功降 顺治九年（1652年）十月初九日，清廷给浙闽总督刘清泰发出1件敕谕（《明清史料·丁编·第1本》），其中云：“今已令郑芝龙作书，宣布朕之诚意，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如执迷不悟，尔即进剿。如芝龙家人回信到闽，成功、鸿逵等果发良心悔过，尔即一面奏报，一面遣才干官一二员到彼审察归顺的实，许以赦罪授官，仍听驻扎原住地方，不必赴京。”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上命芝龙书谕成功及鸿逵降，许赦罪授官。成功阳诺，诏金砺等率师还浙江。”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至是，上命芝龙书谕成功及鸿逵降，许赦罪授官并听驻原地方防剿闽、浙、广东海寇，往来洋船令管理。” 封爵授官 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初十日，封郑芝龙同安侯，而使赍敕封成功海澄公、鸿逵奉化伯，授芝豹左都督。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顺治）十年，封芝龙同安侯，而使赍敕封成功海澄公、鸿逵奉化伯，授芝豹左都督。” 敕谕中首先肯定了郑芝龙“当大兵南下未抵闽中即遣人来顺，移檄撤兵，父子兄弟归心本朝，厥功懋矣”。接着指责“墨勒根王（多尔衮）不体朕心，仅从薄叙，猜疑不释，防范过严；在闽眷属又不行安插恩养，以致阖门惶惧，不能自安。……加以地方抚、镇、道官不能宣扬德意，曲示怀柔，反贪利冒功，妄行启衅，厦门之事，咎在马得功”，并说明“已将有罪官将提解究拟”。然后说清廷遣人赍敕传谕，开导归诚，郑成功、郑鸿逵“果令李德持家书来，并传口语”，“书词虽涉矜诞，口语具见本怀”，“尔等保众自全，亦非悖逆”。除封爵授官之外，特遣郑芝龙 表弟黄征明为使者专程赴闽传达谕旨，以解疑畏。为了表达诚意，敕谕中宣布“满洲大军即行彻回；闽海地方保障事宜，悉以委托”。（《清世祖实录·卷75》）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 ：“（顺治）十年，诏封芝龙同安侯、 成功海澄公、鸿逵奉化伯，授芝豹左都督。使至闽，芝豹随母入京。 ” 李德系郑氏家丁，为芝龙、成功父子之亲信，在清、郑和谈中北往南来，传递消息。郑芝龙也派李德、周继武等持亲笔信要成功接受清朝招抚。《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芝龙 虑成功不受命，别为书使鸿逵谕意。” 郑成功的回信 郑成功阅信后说：“清朝亦欲绐我乎？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也。”他给郑芝龙写了一封模棱两可的回信（见杨英《先王实录》，陈碧笙校注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摘要如下： “违侍膝下，八年于兹矣。但吾父既不以儿为子，儿亦不敢以子自居。坐是问候阔绝，即一字亦不相通。总由时势殊异，以致骨肉悬隔。 盖自古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儿初识字，辄佩服《春秋》之义，自丙戌（顺治三年，1646年）冬父驾入京时，儿既筹之熟，而行之决矣。忽承严谕，欲儿移忠作孝；仍传清朝面谕，有原系侯伯，即与加衔等话。夫既失信于吾父，儿又安敢以父言为信耶？ 当贝勒（博洛）入关（仙霞关）之时，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卑辞巧语，迎请之使，车马不啻十往还，甚至啖父以三省（浙江、福建、广东）王爵。始谓一到省便可还家，既又谓一入京便可出镇。今已数年矣，王爵且勿论，出镇且勿论，即欲一过故里亦不可得。彼言岂可信乎？ 父在本朝，岂非堂堂一平国公哉！即为清朝，岂在人后哉！夫归之最早者且然，而况于最后者？…… 虽然，儿于己丑岁（顺治六年，1649年）亦已扬帆入粤屯田数载矣。不意乘儿远出，妄启干戈，袭破我中左，蹂躏我疆土，虔刘我士民，掳辱我妇女，掠我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余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谷，何可胜计？…… 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其肯以坐享者反而受制于人乎？且以闽粤论之，利害明甚，何清朝莫有识者？ 盖闽粤海边也，离京师数千里，道途阻远，人马疲敝，兼之水土不谙，死亡殆尽。兵寡必难守，兵多则势必召集，召集则粮食必至于难支，兵食不支则地方必不可守。虚耗钱粮而争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无利者也。如父在本朝时坐镇闽粤，山海宁宁（谧），朝廷不费一矢之劳，饷兵之外，尚有解京。朝廷享其利，而百姓受其福，此有利而无害者也。清朝不能效本朝之妙算，而劳师远图，年年空费无益之赀，将何以善其后乎？其或者将以三省之虚名，前啖父者，今转而啖儿；儿非不信父言，而实其难信父言者。 刘清泰果能承当，实以三省地方（浙江、福建、广东）相 ◇，则山海无窃发之虞，清朝无南顾之忧，彼诚厚幸。至于饷兵而外，亦当使清朝享其利。不亦愈于劳师远图，空费帑金万万者乎？ 况时下我兵数十万，势亦难散。散之则各自啸聚，地方不宁；聚之则师旅繁多，日费巨万。若无省会地方钱粮，是真如前者啖父故智也。 父既误于前，儿岂复再误于后乎？儿在本朝，亦既赐姓矣，称藩矣，人臣之位已极，岂复有加者乎？况儿功名之念素淡，若复作冯妇，更非本心。此可为智者道耳。不然，悬乌有之空名，蒙已然之实祸，而人心思奋，江南亦难久安也。 专禀。” 郑成功并不打算投降清朝，他趁和谈的机会，派兵前往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招兵买马、征取粮饷。 和谈僵局 顺治十一年（1654年）正月十三日，清内院侍读学士郑库纳、扎齐讷等赍捧封郑成功为海澄公的敕印到达福州，招成功降。清廷命郑芝龙派其家人李德同行。 十六日清使郑库纳等到达泉州，十九日至安海公馆驻劄。 廿日，郑成功设香案拜受敕印，清使坚持要他先剃发然后开读诏书；郑成功则以“具疏自行奏请”（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为托辞拒绝剃头。双方相持不下，无法开读诏书。 廿五日，郑库纳等离开安海回福州，和谈陷于僵局。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成功不受封，攻掠如故。” 清政府的许多官员都看出郑成功并无归顺诚意，福建巡抚佟国器、两广总督李率泰先后上疏朝廷希望不要为郑成功所愚弄。连原来主张招抚并充当“保人”的浙闽总督刘清泰也在密奏中说：“抚局之变，不可不防，则剿局之备，不可不早”，要求清廷派“固山额真一人统领满洲大兵移镇闽浙之间”。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永吉在顺治十一年四月的揭帖中更直接了当地要求 “厉兵秣马以应变”。（《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 和局破裂 在一片讨伐声中，身居虎穴的郑芝龙慌了神，他深知自己的生死荣辱取决于能否招抚郑成功。六月间，他上疏清廷，一面斥责郑成功“索求不止，致使诏使往来频繁，其罪并非不深”，一面又婉转代为解释，列举成功对清使如何恭敬，有“亲亲敬主之心，则终非叛臣逆子”。谈到郑成功拒绝剃头这一关键问题时，他先引述“差官黄征明、李德、周继武等言，当劝郑成功剃头时，郑成功言，凡为臣者，以礼事君，不在些微细事等语”，借此证明郑成功是“不懂我朝法令，且其五六名亲信下官，不愿剃头，从中梗阻挑唆，以致稽迟”。接着表示自己鞭长莫及，“恨不能亲揪郑成功之头剃发”。最后说他经过昼夜苦思，终于想出了1个妙策，建议清廷准许派他的儿子郑世忠同钦使一道赴闽，“臣次子郑世忠 ，现为侍卫，每日侍从皇上，……伊与郑成功情如手足，朝夕相处。若上传皇恩，下述父言，婉言开导，则郑成功势必心悦诚服。倘若众官内有一二人阻挠归顺，郑世忠则以君父之命，将其立斩，以遏恣意妄为者。如此，郑世忠全可速报奉命剃头一事。”（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郑亲王•济尔哈朗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 郑芝龙的建议经王、大臣会议后，清廷同意作最后1次努力。 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廿八日，清帝再次颁发敕谕给郑成功，其中除重申封海澄公、挂靖海将军印，给泉、漳、惠、湖4府驻扎军队外，对郑成功的其他要求断然拒绝。 八月十三日，清廷派遣的内院学士叶成格、理事官阿山，同郑成功二弟郑世忠以及郑氏家族亲旧黄征明（成功表叔）、李德、周继武等携带敕书到达福州，先命李德、周继武去厦门向郑成功讲述清廷和郑芝龙的意图。 廿四日，叶成格、阿山抵泉州，又派郑世忠、黄征明往厦门晓以利害。郑成功不为所动，依然敷衍拖延。 九月十七日，叶成格、阿山应约到安平镇与郑成功晤面，于廿日无功回泉。 廿四日晚上，郑世忠、周继武、李德、黄征明等往见成功，声泪俱下地哀告：“二使此番失意而回，大事难矣。我等复命，必无生理，并太师老爷（指郑芝龙）亦难！”（杨英《先王实录》） 据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初十日 《同安侯•郑芝龙密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载： 当时郑世忠说：“若剃发归顺，可全老父阖家。” 成功答道：“吾不剃发即可保全父命，剃发则父命休矣。” 世忠“复哭劝其回心转意。成功于李德身旁手执银盅，高声恫喝：剃发乃身分大事，本藩自会定夺，谁人敢劝，哪个敢言！世忠未敢再开口”。 周继武说他也同郑世忠一起“哭劝成功 剃发归顺。成功起誓，先撤官兵，再议剃发之事。佞官沈佺期曰：藩主剃发为令尊大人，我等剃头又为谁人。况且同在海上数年矣”。 和局至此完全破裂。 郑成功为书表明志向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使至， 成功 不受命，为书报芝龙。” 黄征明离开安平之际，要求郑成功写一回信给郑芝龙，成功依言写了1封长信说明整个事件经过并表明自己的态度（见《台湾外纪·卷4》。《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收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郑亲王•济尔哈朗题本也引述了书信全文，字句略有不同）。主要内容有： “和议非本心也。” “不意海澄公之命突至，儿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继而四府之命又至，儿不得已接诏以示信。至于请益地方，原为安插数十万兵将，固图善后至计；何以曰：‘词语多乖，征求无厌'？又不意地方无加增，而四府竟为画饼，欲效前赚吾父故智，不出儿平日所料。遽然剃发，三军为之冲冠！……在清朝总以剃发为是，在儿总以不削发为是。……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毫无暧昧。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 “（二使）在泉月余，目睹脱巾情形，未曾与儿商榷，徒以剃发二字相逼挟。儿一剃发，即令诺将剃发乎？即令数十万兵皆剃发乎？即令千百万百姓俱剃发乎？一旦突然尽落其形，能保其不激变乎？叶、阿二位不为始终之图，代国家虚心相商，而徒躁气相加。……使臣如此行动，朝廷可知也，能令人无危乎？能令人无惧乎？ 况儿名闻四海，若使苟且作事，不特不见重于清朝，亦贻笑于天下后世矣。大抵清朝外以礼貌待吾父，内实以奇货居吾父。此番之敕书与叶、阿之举动，明明欲借父以挟子。一挟则无所不挟，儿岂可挟之人乎？且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大幸也。万一父一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 在给二弟郑世忠的信中（《先王实录》），郑成功把自己的志向说得更清楚： “兄弟隔别数载，聚首几日，忽然被挟而去，天也！命也！弟之多方劝谏，继以痛哭，可谓无所不至矣。而兄之坚贞自持，不特利害不能以动其心，即斧刃加吾颈，亦不能移吾志。何则？决之已早而筹之已熟矣。今兄之心绪，尽在父亲复禀中，弟闻之亦可以了然矣。大抵清朝若信兄言，则为清人；若不信兄言，则为明臣而已。他何言哉！…… 夫虎豹生于深山，百物惧焉；一入槛阱之中，摇尾而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厥尽孝道，从此之后，勿以兄为念。噫，汉有子瑜而有孔明，楚有伍尚而有子胥，兄弟之间，各行其志，各尽其职焉。” 十一月，郑成功派遣五镇营兵及战舰百余艘南下，会西宁王·李定国并力勤王破敌；郑芝龙则把郑成功寄来的部分书信上交清廷，指斥“逆子”“请地益饷，抗不剃发，寄臣书信语多违悖，妄诞无忌”（《清世祖实录·卷87》）。 十二月，郑成功攻漳州，属十邑俱下；转攻泉属，各县望风迎降；转大扰福州、兴化等郡。 被族杀于北京柴市 失去利用价值 和谈既已失败，清廷改而用兵。郑芝龙失去了利用价值。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十二年，左都御史龚鼎孳请诛芝龙。国器亦发芝龙与成功私书。”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十二年正月，左都御史龚鼎孳疏劾芝龙:‘蒙豢养者十年，弥桀惊，家仆往来海上，信息频通。子弄兵海壖，父高枕都下，酿祸之根，请早除。'巡抚佟国器亦获芝龙与成功私书上之。” 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结合《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辑录的材料可知，清廷官员一再上疏要求严惩郑芝龙，主要理由是郑芝龙与郑成功利用和谈的机会，派出使者多方联络，郑芝龙不仅在给郑氏集团亲属旧部的信中流露了不满情绪，而且必然以口信方式泄露清方军事部署等秘密。 为此： 正月，左都御史龚鼎孳请诛郑芝龙。 正月，在清廷任职的福建人杨国永疏中说：“郑芝龙或欲亲往（福建），或欲讹封为王以合其意。” 正月廿八日，吏部员外郎彭长庚疏请“先废郑芝龙以除内奸”。 正月卅日，正白旗下云骑尉杨国永题本：“灭郑成功易，除郑芝龙难。郑芝龙一日不除，郑成功一日难灭……伏乞皇上速灭郑芝龙家族。” 正月卅日，兵部尚书张秉贞等密题“请将郑芝龙本人及其妻孥一同迁居，另行禁锢。将其家人及财物一并监管原处，视其郑成功系降系拒，再行酌处”。 清帝批示：“郑芝龙之案事关重大，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核实密议具奏。” 《三抚密奏疏稿 ·抚闽密奏》 收录的福建巡抚佟国器二月廿五日《为报明缉获书札并投验告示恭候睿裁事》奏本和三月十五日《为再报续获书札仰祈睿鉴事》奏本报告，截获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一月间带出北京的几次郑芝龙的私人信件 ，更坐实了廷臣的指控。《为报明缉获书札并投验告示恭候睿裁事》中报告，郑芝龙派家人回原籍收取田租，还表示打算具题本请求清廷同意让他的第3个儿子郑世恩离开京师回泉州管理田产等事务。 郑芝龙预感到噩运即将降临，内心彷徨。在其给林忠的谕帖中说：“本爵美景日近，定不忘尔旧人”；给林瑞骥谕帖中说：“本爵得意日近，定不忘尔。”用的是反语。 囚禁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乃夺芝龙爵，下狱。”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 ：“诏革芝龙爵，下狱。” 首先受到控制的是郑芝龙的胞弟郑芝豹。在郑成功与叶成格、阿山谈判破裂的时候，郑芝豹、郑彩却同意降清。《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收录，正月卅日兵部尚书张秉贞密题本中谈到：“其（郑芝龙）胞弟郑芝豹来京，已乘船抵浙江兰溪等语。今若囚禁郑芝龙，恐其途中闻知而惊逃。故此派本部章京吴克新前往伊处迎之，并与该处官员会同商议，沿途派官兵护送至京。”二月廿一日张秉贞等题报，浙闽总督佟岱赴任途中在嘉兴遇“候补左都督总兵官郑芝豹”，兵部请旨将郑芝豹“速解来京”。此件批红：“依议，作速密行。”（后囚宁古塔） 囚禁郑芝龙及其在京家属之事与时间，《清实录》不载，但时间不会早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廿一日旨批密捕郑芝豹时，也不会迟于六月初五日，因为六月初五日兵部尚书李际期疏中明言：“现今已将郑芝龙囚禁，正待议处之时。”应在二月下旬。 族诛 招降郑成功终不应 顺治十三年（1656年），郑成功督师北上，克闽安及罗星塔，攻连江，进攻罗源、宁德等邑，于护国岭击杀清将 阿格商。清廷大震，迫郑芝龙差家人谢表持巡抚佟岱书到宁德見郑成功，再度相劝就抚。郑成功怒叱不理，令谢表持书还，自是抚议永绝。 顺治十三年（1656年）三月，黄梧请速剪芝龙；诏流芝龙及其家属于宁古塔。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 列传·郑芝龙》：“十四年三月，黄梧具揭兵部，请速剪芝龙，以绝盗根。诏流芝龙及其家属于宁古塔。梧等谓不杀芝龙，成功之心不死，海上诸伪将投诚之意不决；总督李率泰以闻。” 顺治十五年（1658年）八月，郑成功统军陷浙江舟山。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 “济度次泉州，檄招降，不纳；易为书，成功依违答之。 上又令芝龙自狱中以书招成功，谓不降且族诛，成功终不应。” 民国 · 陈 衍 《福建通志 · 卷 32 · 列传 · 郑芝龙 》 ： “ 八月， 成功 陷浙江舟山，闻大军南来，遁。 十二月， 芝龙 仆 尹大器 首其父子交通状，敕 芝龙 自狱中以手书招 成功 ，不降即夷其族。 ” 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大举进攻南京，失败后返回厦门。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一月，康熙帝即位。三月初一日，郑成功在金门祭海誓师，进军台湾；四月初一（公历４月30日），郑军登陆台湾；四月初八日登陆安平，占领台湾南部；五月，郑成功攻台湾东都，改赤崁城为承天府；荷兰人战败，降于安平。清·乾隆《泉州府志·卷40·封爵·国朝·郑克塽》：“（顺治）十八年，成功破荷兰，取台湾据之，□号为承天府，置天兴、万年等县。” 族诛于北京柴市 顺治十八年（1661年）九月廿四日，康熙帝《谕兵刑二部》：郑芝龙“怙恶不悛，包藏异志，与其子 成功 潜通，教唆图谋不轨，奸细往来，泄漏军机等项事情，经伊家人尹大器出首，究审各款俱实。如此负恩叛国重犯，不宜尚加监候。”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议具奏。（《明清史料 ·丁编·第三本》） 十月初三日，清廷把拘禁中的郑芝龙和他的儿子郑世恩、郑世荫、郑世默等全家11口“照谋叛律族诛”于北京柴市（《清圣祖实录》卷五）。郑氏在北京老少无遗。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40·封爵·国朝·郑克塽》：“（顺治）十八年……是岁，朝命弃芝龙于柴市。芝龙至京师，初封同安侯；至是，诛。”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是岁，圣祖即位，戮芝龙及诸子世恩、世荫、世默 。”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十月，清廷弃 芝龙 于柴市，子孙在北京者皆被杀。成功闻之，大恸曰：‘吾固知有今日也！'令诸部举丧，设位以祭。”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十八年冬，磔芝龙于市，子世恩、世荫、世默等俱伏诛。”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郑芝龙》“案”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后有“案”，曰 ： “《南安县志》谓芝龙从大贾李习贩日本，习与同寝；《清朝野史大观》谓逃往李旦舟中，有宠；《海峰文集》谓为海寇所获。则从盗而为所宠者可信。 《县志》言芝龙弟芝虎、鸿逵，而芝豹不言弟；《逆臣传》则称弟鸿逵、芝豹，未及芝虎事；《野史》则言芝豹、芝彪即鸿逵，而不及芝虎。虎、豹必亲弟，鸿逵当从弟。 至《谈往》谓芝龙因中冓事为父所逐，野史略同。暧昧事不必深究，总之必为父所逐而已。《谈往》文又俚俗，今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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