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第六卷） 【郑成功，乳名福松，又名森，字明俨，号大木，明末清初南安石井人。 荷兰殖民台湾问题 荷兰殖民台湾问题 明·万历卅二年、天启二年荷夷两度占据澎湖 明朝末年，由于政治腐败，武备废弛，台湾、澎湖的防卫力量逐渐削弱，给外敌窥伺造成可乘之机。荷兰殖民者是侵华的急先锋。17世纪初，荷兰政府在其亚洲的殖民基地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建立东印度公司，作为“经营”东南亚的总部，专门从事对东方各国的经济掠夺和武力侵略，并企图把先来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赶走，垄断整个东南亚。 从明·万历廿九年（1601年）开始，荷兰殖民者（史称“红夷”、“荷夷”）以贸易、通商为名，对我国沿海各地进行袭扰。 明·万历卅二年（1604年）荷兰殖民者一度占据澎湖，被明朝都司沈有容领兵驱走。（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史迹·澎湖》、《泉州人名录·沈有容》） 明·天启二年（1622年）七月十一日，荷兰殖民者再次占领澎湖，在主岛红木埕建立堡垒作为侵华基地。他们从这里派遣船只骚扰台湾沿岸，劫掠大陆濒海地区，烧毁中国村庄和船只，把俘虏的中国百姓贩卖到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充当奴隶，与明军发生多次冲突。 明·天启三年（1623年），福建巡抚南居益亲自视察海域，派副总兵俞咨皋等人带领军队先后在铜山（今福建东山）、厦门海面击败来犯的荷兰海盗船，活捉而论那、高文律等70名。 明·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南居益驻于金门岛，派出3000名将士渡海直捣荷兰殖民者在澎湖镇海港擅自建立的堡垒，又分兵占据风柜、案山、莳上澳等要害，“绝其汲道，御其登陆，击其铳城夷舟”，并扬言准备用船载石沉塞海港。经过8个月的围攻，荷兵总数不及千人，“食尽计穷，始悔过乞降，拆城夜遁”，“彭湖信地，仍归版图。”（《明清史料·乙编·兵部彭湖平夷功次残稿》） 《两朝从信录》载：“初三日，牛文来律随竖白旗，差通事同夷臣到娘妈宫哀禀：牛文来律奉咬吧王差，携公文赴投本院，并无作歹，乞缓进师，客运粮米上船，即拆城还城。孙海道恐攻急，彼必死斗，不如先复信地，后一网尽之为稳，姑许之。” 明·天启四年、崇祯元年颜思齐、郑芝龙先后开发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在长达千年以上的历史中，大陆断断续续派出的官员、军队以及出海的商人、渔民同岛上的高山族同胞有过接触，福建沿海的居民移居澎湖、台湾的数量也逐渐增多。元朝和明朝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派驻军队，负责澎、台防务。（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沿革》、《泉州史迹·澎湖》） 明·天启四年（1624年），颜思齐、郑芝龙等自日本入台，漳泉无业之民亦先后至，凡3000余人，分成十寨，发给银两和耕牛、农具等，开始了台湾最早的大规模拓垦活动。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颜思齐卒，十二月众推郑一官为盟主，继统其业，并建立1支武装力量，横行海上。天启七年（1627年），郑芝龙受抚于明，授浯铜游击，复叛。 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郑芝龙又就抚于福建巡抚熊文灿，率部降明，授海防游击，离开他多年经营的海上贸易根据地台湾，坐镇闽海。当年闽南又遭大旱，饥民甚众。在熊文灿支持下，郑芝龙再度招纳漳、泉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船运到台湾垦荒定居，成为台湾历史上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第1人。（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芝龙》）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 “台湾者，海中荒岛也。 崇祯（1628—1644年）间熊文灿抚闽，值大旱，文灿向芝龙谋之。芝龙曰：‘公第听候所为。’文灿曰：‘诺。’乃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厥田唯上上，秋成所获，倍于中土。其人以衣食之余纳租郑氏。”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辛丑·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台湾在东南海中，绵亘数千里，土番杂处。”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台湾，福建海中岛……芝龙与颜思齐为盗时，尝屯于此。” 明·天启四年七月十三日红夷从澎湖移往台湾 据《明清史料·乙编·第7本》： 明·天启四年（1624年），因澎湖“先朝设有两营兵马，堤防甚备”，设置有管理台、澎军政事务的衙门，朝命福建当局收复澎湖，而允许荷兰人到更远一点的台湾去，也仅限于在那里同中国商人做生意，即如疏稿中所说：“况夷求市为名，或天恩之所可宥；及夷据澎以请，则国法之所难容”。 七月，驻守金门岛金门岛的南居益派出3000名将士渡海直捣荷兰殖民者在澎湖镇海港擅自建立的堡垒，又分兵占据风柜、案山、莳上澳等要害，“绝其汲道，御其登陆，击其铳城夷舟”，并扬言准备用船载石沉塞海港。 时荷兵总数不及千人，“食尽计穷，始悔过乞降，拆城夜遁”，“彭湖信地，仍归版图。”十三日，荷兵被迫于彭湖开始拆城，移往台湾。 由于明帝国国势衰微，在取得厦门海战和收复澎湖的胜利以后，没有断然阻止荷兰人在台湾建立据点。《熹宗天启实录》所奏商周祚奏疏，有“但不系我汛守之地，听其择便抛泊”之语，可见当时福建官吏确曾同意荷方移往台湾。 甘为霖《荷兰人侵占下的台湾》(《Formosa Under the Dutch》)也说：荷兰殖民者在澎湖投降后移往台湾大员时，“发现有些中国人定居在这里经营商业。”“我们认为，留在澎湖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宁愿携带一切货物离开澎湖前往台湾。在那边准备地方收购货物，和中国人进行贸易。”（《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荷兰人还保留有1封明·天启四年（1624年）八月廿日厦门地方长官给荷方头目宋克（Maarten Sonk，后来被委为所谓第1任荷兰的台湾长官）的复信（《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曰： “本函作为阁下要求事项之答复。 据报你们已放弃澎湖城砦，该地已恢复原貌，足见你们已忠实执行协定。因此我们深信你们的友好诚意。 现在总督大人已获悉荷兰人远道而来，要求在赤道以南的巴达维亚（Batavia）及我方的福摩萨岛（Formosa）之间与我方贸易。因此，我们决定前往福州报告巡抚及衙门，以便以友好关系与你们相处。 现在通商之事既已对阁下有了充分保证，你方船队司令可前往巴达维亚向你方长官报告一切。” 这里，台湾被称为福摩萨岛不符合中国习惯，但“我方的福摩萨岛”却是明确无误的。 写复信的官员原文为“Totok of Amoy”、“Foa”，《史料选编》译作“厦门都督”、“何”。“Totok of Amoy”可能是“TotokofAmoy”的误排，“TotokofAmoy”、“Foa”可能是泉州府海防同知何舜龄。 一是因为都督是明朝高级武官职衔，在明朝北京覆亡以前厦门地区不可能有都督。 二是因为当时泉州府海防同知何舜龄身份和经历最切合这封信的作者。《明清史料·乙编·兵部题彭湖捷功残稿》中说：“何舜龄当夷甫退，善后之图，轻七尺如鸿毛，驾一叶于鲛室，周旋咨度，为人所难。尤宜特与优叙，以示激劝者也。”何舜龄不仅负责处理荷军撤出澎湖的善后事宜，而且曾亲自乘船到荷兰军中谈判。 不久，在因征税问题与日本人发生纠纷时，荷兰人又说：“台湾土地不属于日本人，而是属于中国皇帝，中国皇帝将土地赐与东印度公司，作为我们从澎湖撤退的条件，……如果说有什么人有权利征收税款的话，那无疑应该是中国人。”（《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荷兰人莫名其妙所谓“中国皇帝将土地赐予东印度公司”云云，毫无根据，中国方面未见记载，尽管如此，但这也证明当时台湾是在和平情况下允许荷兰人暂时使用的，其性质和葡萄牙占领下的澳门有点相近。 殖民统治 霸占整个台湾岛 荷兰东印度公司利用允许荷兰人在台湾贸易这一机会，荷兰殖民者趁机大肆侵城略地，从此开始对附近居民实行殖民统治和野蛮的掠夺。 首先在现在的台南市海滨1个沙洲（当时把这个四面环水的小沙洲称“大员”）上建立要塞，命名为“热兰遮堡”（ZeelandiaFort，又称“台湾城”，即今台湾安平）。 明·天启五年（1625年）一月廿日，他们在台湾本岛上向本地居民“以友好方式”买进了“公司所需要的大片土地”，即后来建立“普罗文查城堡”及其附近地区的“赤嵌楼”（位今台南），所付的代价是15匹粗棉布。（《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甘为霖“荷兰人侵占下的台湾”》） 明·天启六年（1626年），侵占鸡笼（今“基隆”）和淡水。 明·崇祯三年（1630年），又占据澎湖，不时进犯漳、泉、厦。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荷军在台湾北部击败西班牙殖民军，霸占整个台湾。 清·顺治八年（1651年）五月十日，东印度公司决定向台湾的中国人征收人头税，每年达20万荷盾（《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甘为霖“荷兰人侵占下的台湾”》），尽管他们也知道“如果说有什么人有权征收税款的话，那无疑应该是中国人”（《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甘为霖“荷兰人侵占下的台湾”》）。 这一类的倒行逆施使“岛上中国居民认为受公司压迫过甚，渴望自由”（《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C.E.S.“被忽视的福摩萨”》）。 构筑城堡 荷兰殖民者既入处台湾，先后筑城（古堡，城邦）数处，曰“台湾”（“热兰遮堡”），曰“鸡笼”，曰“淡水”，以及土城数十处。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 “（台湾）后为红夷所夺，筑城数处：曰‘台湾’，曰‘鸡笼’，曰‘淡水’；此外又有土城数十处。 台湾之城，乱石叠高数丈，厚丈余，用火煅之，化为石灰，融结一块。其门户‘澎湖’。‘澎湖’、‘淡水’，地势低下，海舶至此，必易舟而入，故险而易守。”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辛丑·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明·天启末，红夷据其地，筑城一曰‘赤嵌’，一曰‘王城’，与中国、日本、广南贸易。以夷长揆一镇之，立法甚严，土番皆听约束，历三十余年无敢犯者。”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台湾，福建海中岛，荷兰红毛人居之……荷兰筑城二：曰‘赤嵌’、曰‘王城’，其海口曰‘鹿耳门’。 ”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芝龙之去台湾也，荷兰人请日本以台湾为互市，专治海舶，不治田赋。流民数万，田一岁三熟。久之，筑城曰‘台湾’，曰‘鸡龙’，曰‘淡水’。筑炮台，沉夹板于鹿耳门港口，置揆一王守之。”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台，故荷兰领土，方二千里，有二城，曰‘赤嵌’，曰‘王城’，余皆土番。芝龙尝屯耕其中，芝龙去，红夷入据之。” “台湾城”，即“热兰遮城”，俗名“红毛城”、“番仔城”，遗迹尚存，位于今台南市安平区。明·天启三年（1623年）10月，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台南，最早于大员港建立要塞和城邦，取名“Fort Zeelandia”（奥伦治城），旋更名“热兰遮城”，成为荷兰人殖民统治台湾的中枢。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4月，郑成功将荷兰人逐出台湾后，因怀念故乡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安平，将该城改为“安平镇城”，并作为“延平王”府邸使用，郑氏3代“延平王”均驻居此城，因此又称“台湾城”、“延平王城”，简称“王城”。 “赤崁城”，亦称“普罗民遮城”、“普罗岷西亚城堡”、“普罗文查堡”，俗称“赤崁楼”，尚存，位于赤崁地区（址在今台南市中区赤崁街与民族路交叉口上），是明·崇祯三年（1630年）荷兰殖民者所建要塞，地位仅次于“热兰遮城”。 “安东尼堡”，俗称“红毛城”（闽南语：Âng-mn̂g-siânn），位今新北市淡水区。最早是明·崇祯元年（1628年）统治台湾北部的西班牙人所建的“圣多明哥城”，后遭摧毁；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荷兰殖民者于“圣多明哥城”原址附近重建，命名“安东尼堡”。 荷兰殖民者与郑芝龙、郑成功 明政府收复澎湖之后，福建沿海恢复了平静。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具有海盗性质的郑芝龙（原名郑一官，西方文献称“一官”）集团的势力逐渐扩展。他们是一股主要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商人，但是为了取得粮食、淡水和其他物资常常对福建沿海地区进行掠夺。（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芝龙》） 明·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接受明政府的招抚，他利用官方身分扫除其他“海贼”，既可以向朝廷报功，又增强了自己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地位。 史料表明，他同荷兰殖民者在利益上有勾结，也有矛盾。明·崇祯六年（1633年），在明朝福建当局的坚持下，郑芝龙不得不配合其他明军在福建近海挫败了荷兰殖民者为主的海盗武装，但未暇顾及台湾、澎湖。 当时，台湾人口稀少，而大陆战乱频繁，福建居民大批迁入台湾垦荒或经商，同荷兰殖民当局的私人贸易也有很大增长。 郑成功以厦门、金门、南澳一带为基地建立强大的抗清武装之后，荷兰殖民者密切注视着明、清双方战事的发展。他们既担心郑成功的军队收复台湾、澎湖；又得寸进尺，凭借武力把西班牙人从台湾北部的鸡笼（今基隆）、淡水逐走，还计划从葡萄牙殖民者手中夺取澳门，然后进攻金门、厦门、南澳、烈屿。 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称： “这样，既增加了公司的利益，也会使国姓爷（郑成功）陷于衰亡，而且，还可以博得鞑靼人（指清朝）的好感和在中国境内贸易的自由，甚至还可以获得其对外贸易的特权。 从此，公司不仅将得到进入中国的根据地，而且还可以防止敌人通过台湾海峡。” 清·顺治九年郭怀一起义 荷兰侵占台湾后，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强征重税，进行搜刮，激起台湾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汉族和高山族人民的反抗和斗争遍及全岛各地，绐终没有停止过。 清·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1652年）九月，赤嵌地区的一个村长郭怀一发动反荷起义，附近中国百姓群起响应，参加者多达16000人，他们只有很少一些火枪，绝大多数手持梭标、木棍、竹杆，凭借一腔热血同殖民者展开拚死的搏斗。 荷兰的台湾长官尼古拉斯·费尔堡派出军队血腥地镇压了这次起义，郭怀一和部下1800人遇难。在这以后的半个月里被杀、被俘的中国人在9000人以上。 连横《台湾通史·卷1·开辟记》记： “（永历）十一年（连横所记时间有误，应为永历六年，1652年），甲螺郭怀一集同志，欲逐荷人，事泄被戮。 怀一在台开垦，家富尚义，多结纳，因愤荷人之虐，思歼灭之。 九月朔，集其党，醉以酒，激之曰：‘诸君为红毛所虐，不久皆相率而死。然死等耳，计不如一战。战而胜，台湾我有也，否则亦一死。惟诸君图之！’众皆愤激欲动。 初七夜，伏兵于外，放火焚市街。居民大扰，屠荷人，乘势迫城。城兵少，不足守，急报热兰遮，荷将富尔马率兵一百二十名来援，击退之。又集归附土番，合兵进击，大战于大湖。郭军又败，死者约四千。 是役华人诛夷者千数百人。” 荷兰殖民者认为郭怀一起义是郑成功策动的，无论这种说法有没有根据，参加起义的人数之多证明了台湾的中国人不能忍受荷兰人的殖民统治。 郭怀一起义被镇压后，清·顺治十年（1653年），荷兰殖民当局重修“赤嵌城”，配备火炮2门，常驻士兵17名，借以加强对台湾本岛上据点的统治，防范当地中国百姓再次反抗。 复台决策 清·顺治十六年何斌建议规取台湾 何斌，又名何廷斌、何斌官，南安水头人，郑芝龙旧属，曾在大员（热兰遮）任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评议会的通事（翻译）长达十几年，深悉当地情形，也常往来台湾海峡两岸为通使。早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何斌就曾秘探台湾鹿耳门港路，绘制成图。（参见上文“清·顺治十四年·五月台湾通事何斌秘探台湾鹿耳门港路”） 清·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值郑成功南京之役失败退归厦门，方谋所向，遇何斌于红夷船。何斌以台湾为郑芝龙故土，且地形可依，建议郑成功取以安身立命。郑成功颇为所动，但诸将皆以为难，并不赞同。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成功之败（指南京之役）而归也，以厦门单弱，方谋所向。中途遇红夷船，其通事乃南安人也，谓成功曰：‘公何不取台湾？公家之故土也。有台湾则不患无饷矣。’”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辛丑·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 “通事何斌进曰：‘台湾沃野千里，四通外洋，横绝大海，足与中国抗衡。土番受红夷欺凌，每欲反噬。以天威临之，如猛虎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饷兵。进战退守，无逾于此。’且陈可取情状甚悉。 协理戎政杨朝栋亦主取之。成功悦。”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 “红夷译有何斌者，说成功曰：‘台湾沃野千里，四通外国，横绝大海，足与中国抗衡。诚得而有之，进可战，退可守。’ 且陈其可取状，曰：‘金门，台湾门户也，公既有之矣。金门外为澎湖，有山可泊舟。能夺澎湖，一夕可抵台湾。’ 成功大喜，欲进取之。诸将以为难，卒不听。” 其实，郑成功将率军收复台湾的流言在荷兰殖民者当中已传播了很久，但不清楚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何时出现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郑成功真正酝酿复台是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大举进攻南京遭到失败之后。即使没有何斌的建议，郑成功也会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了台湾。 此前，从郑芝龙开始，郑氏集团就在台湾建立了包括贸易在内的多种联系，郑芝龙还曾经组织大量移民赴台垦荒。（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芝龙》） 郑成功起兵后，他管辖下的商船经常往来于台湾海峡，他手下的户官郑泰还在台湾置有产业。被认为是荷兰末任台湾长官揆一的著作中说得很清楚：“其实许多中国居民对公司的情况同何斌一样熟悉”；“国姓爷已经雇到三百名非常熟悉福摩萨海岸的领航员”（《被忽视的福摩萨》，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揆一固然有为自己辩护的意思，但大量商船经常往来于双方之间证明他说的是事实。 退回金门、厦门海域时，郑成功仍然拥有1支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水上舰只损失并不多。凭借海上优势，他击败了达素带领来攻的清军。但是，就全国而言，明、清双方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形势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李定国联明抗清战败，大陆各省基本被清军占领，西南永历朝廷一蹶不振。 先期动作 明末清初·杨英《先王实录》载： 清·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十二月，“议遣前提督黄廷、户官郑泰督率援剿前镇（戴捷）、仁武镇（康邦彦）往平台湾，安顿将领官兵家眷。”“时众俱不敢违，然颇有难色。” 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1660年）正月，达素统领清军入闽，郑成功为集中兵力迎战，不得不暂时推迟这次军事行动。 五月，郑成功在击退达素大军后，加紧复台的准备工作。他派遣商船貿易台湾，並积极从事整补。 六月，郑成功集议夺踞台湾问题，但诸人无以应，遂中止。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七年庚子，附永历十四年）六月……成功虽喜大胜，终苦弹丸两岛，难以抗天下兵。集洪旭、马信、黄廷、王秀奇、陈辉、杨朝栋、林习山、吴豪、冯澄世、蔡鸣雷、薛联桂、陈永华等商议：若得有一处，方可以进战退守。诸人无以应，但持南北固守为对。 功曰：‘吾闻台湾离此不远，意欲整师夺踞，何如？’ 吴豪曰：‘台湾前乃旷野，故太师曾寄迹其间；今为红毛所踞。现筑城二座：一在赤嵌、一在鲲身。临水设炮台，又打沈夹板数只，纡回曲折于内港。凡船欲入者，必由炮台前经过；若越此，则船必触犯沈夹板而破。坚固周密，将二十余载。取之徒费其力。’ 成功闻言，亦中止。” 清·顺治十七年十月郑成功欲整师下粤未果 清·顺治十七年（南明·永历十四年，1660年）十月，将军达素回京，郑成功欲整师下粤，适监国·鲁王殂于金门，未果。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七年庚子，附永历十四年）十月，将军达素回京。 成功欲整师下粤，报原浙江监国·鲁王殂于金门，令兵部侍郎王忠孝礼葬于后浦。” 冬，郑成功派出大批军队到广东潮州沿海地区筹集粮食。 清·顺治十八年正月何斌献图 清·顺治十八年辛丑（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徐孚远从滇归，报说南明永历帝谋恢复不堪状。适何斌因侵用揆一王库银数十万，惧揆一王清算，潜到厦门投郑成功，再次建议出兵收复台湾，并出袖中地图以献。该图标明船舰如何航行才能绕过荷兰炮台在鹿耳门登陆。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正月，徐孚远从滇归，而粤东路阻，趋龙门之安南，安南国王欲孚远以臣礼见。孚远说系天朝使者，守节不屈。国王亦怀成功威，不敢加害，礼重之，置船送孚远回。见成功，陈说刘九皋、刘之清途中阵亡，惟周金汤与孚远至永安见帝。帝命李定国出师，战败，孙可望投诚。帝被吴三桂所逼，议欲走缅甸。成功闻之，欷歔叹息，而心愈烦。 适台湾通事何斌侵用揆一王库银至数十万，惧王清算，业令人将港路密探。于元夕大张花灯、烟火、竹马戏、彩笙歌妓，穷极奇巧，请王与酋长卜夜欢饮。斌密安双帆并艍船一只，泊于附近。俟夜半潮将落，斌假不胜酒，又作腹绞状，出如厕，由后门下船。飞到厦门，叩见成功。 功问其来意，斌曰：‘台湾沃野千里，实霸王之区。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国；使人耕种，可以足其食。上至鸡笼、淡水，硝磺有焉。且横绝大海，肆通外国，置船兴贩，桅舵、铜铁不忧乏用。移诸镇兵士眷口其间，十年生聚、十年教养，而国可富、兵可强，进取退守，真足与中国抗衡也。’遂出袖中地图以献，历历如指诸掌；并陈土番受红毛之苦，水路变易情形。若天威一指，唾手可得。 成功闻其言、观其图，却如六月中暑得服凉剂，沁人心脾，满心豁然。起抚何斌背曰：‘此殆天之使公授予也！自当重报。汝勿扬声，吾自有成算。’留斌于内，人莫知焉。” “揆一王当于元夕赴何斌之请，灯酒笙歌，酣乐达旦。斌虽乘月逸出，王以斌为困酒。迨次早觅斌无踪，方知其遁，亦只疑其侵用，岂料引师夺国。”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通事何斌献策成功取台湾。” 顺治十八年正月军事会议 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郑成功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正式提出将收复台湾作为根本战略计划，训话道： “天未厌乱，闰位犹在，使我南都之势，顿成瓦解之形。 去年虽胜达虏（指达素军）一阵，伪朝（指清朝）未必遽肯悔战，则我之南北征驰，眷属未免劳顿。 前年何廷斌所进台湾一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造船制器，吾民鳞集，所优为者。近为红夷占据，城中夷伙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 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辛丑·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 “春正月，帝（清·顺治帝）崩，太子（指“康熙帝”）即位。明主在缅甸…… 至是，成功以世祖新崩，未暇征战，遂决意取之。诸将咸有难色。” 军事会议上发生剧烈辩论。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正月……成功既纳何斌之言，又详阅其画图，知水路不从炮台前经过，胸中已有成算。 次日，大会诸侯伯、提镇、参军等文武议事。 功曰：‘自攻江南一败，清朝欺我孤军势穷，遂会南北舟师合攻。幸赖诸君之力，虽然已败，但恐终不相忘。故每夜徘徊筹画，知附近无可措足；惟台湾一地离此不远，暂取之，并可以连金、厦而抚诸岛。然后广通外国，训练士卒，进则可战而恢复中兴，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诸君以为何如？’ 宣毅后镇吴豪起身对曰：‘前日藩主曾以台湾下问，豪已经细禀；非豪之不用命，怎奈炮台利害、水路险恶，纵有奇谋而无所用，虽欲奋勇而不能施，是徒费其力也。’ 功曰：‘此常俗之见，不足用于今日而佐吾之一臂也。’ 黄廷曰：‘台湾地方闻甚广阔，实未曾到，不知情形。如吴豪所陈红毛炮火，果有其名。况船只又无别路可逵，若必由炮台前而进，此所谓以兵与敌也。’ 功曰：‘此亦常见耳。’ 建威伯·马信曰：‘藩主所虑者，诸岛难以久拒清朝，欲先固其根本，而后壮其枝叶，此乃终始万全至计。信，北人也，委实不知。但以人事而论，蜀有高山峻岭，尚可攀藤而上、卷毡而下；吴有铁缆横江，尚可用火烧断。红毛虽桀黠，布置周密，岂无别计可破？今乘将士闲暇，不如统一旅前往探望：倘可进取，则并力而攻；如果利害，再作相商，亦未为晚。此信之管见也。’ 功曰：‘此乃因时制宜，见机而动之论。’ 豪复执曰：‘台湾实豪屡经之地，岂不知其详？既知其详而不阻谏，徒附会其说以误藩主大事，豪负罪多矣。’ 诸将议论不一。 陈永华曰：‘凡事必先尽之人，而后听之天。宣毅后镇所言，是身经其地，细陈利害，乃守经之见；亦爱主也，未可为不是。如建威伯之论，大兴舟师前去，审势度时，乘虚觑便，此乃行权将略也。试行之以尽人力，悉在藩主裁之。’ 杨朝栋亦倡言可行。 功大喜曰：‘朝栋之言，可破千古疑惑。著礼官择日，命世子经监守各岛。台湾非吾亲征不可。’ 议遂定。 是夜二更，成功祷天，效俗出听背后言，以决征台吉凶。忽闻一妇人唧譨曰：‘国姓好死不死，留这一个长尾星，在此害人。’长尾星是吉兆，就于门上留一记号。次日，差卫兵到号处带其妇人来见。妇人惊怖，魂不附体。功询之，方知是出征兵眷。慰之曰：‘莫怨藩主，此乃天也。’赏银四两、白麻五筋，令之去。” 这次军事会议的显著特点是：郑成功部下将领和兵员多是经济比较发达的福建沿海州县人，而当时台湾尚处于初期开发阶段，吴豪的意见自然有一定的代表性。马信是北方来归将领，陈永华是文官，他们虽支持复台，不足以扭转会议倾向。杨朝栋是郑鸿逵旧将，他表态之后，郑成功立即抓住时机，断然作出决策，体现了他的领导艺术。 兴师驱荷，是中国近300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1个极其重要的决策，对台湾这块自古以来中国的领土的发展前途影响至为深远，出兵前这次军事会议在史册上是重要的1页，多数闽籍将领的留恋乡土，胸无远志，正好衬托了郑成功的目光远大。 何斌自告奋勇充当向导，无疑对郑成功率兵复台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某些史著过分夸张了何斌的作用，好像没有他出谋划策，郑成功就下不了决心，复台之举也许不会发生。这是由于不了解郑氏集团同台湾的密切关系而产生的一种误解。 真正促使郑成功下决心收复台湾的因素只有2个： 一是郑军有效控制的沿海岛屿无法支持1支几十万兵员的庞大军队的后勤供应，为了继续同清廷抗衡，郑成功需要一块足以解决粮饷物资供应的后方基地。正如沈光文《台湾赋》所说：“金门寸土，不足养兵；厦门丸城，奚堪生聚？” 二是他根据各种渠道（包括何斌），获悉荷方在台湾的兵力部署情况，对战争心中有数。 军事部署 清·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郑成功对复台进行军事部署。郑成功的基本意图，是取台湾为复明基地，而不是撤往该地。所以，他必须考虑既能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回台湾，又不能失去厦门、金门、南澳一带近海岛屿，为此进行了充分、周密的准备。 搜集资讯 不断侦察台湾情况，秘密搜集情报，勘测航路，了解荷军兵力配备、设防等情况。 扩充军力 郑成功积极扩充军队，使陆师达到72镇，每镇1000人；水师20镇；总兵力达到10余万人。 同时，筹备粮饷、器械，传令大修船只，加紧训练，听令出征。仅2个月时间，郑成功就修造兵船300多艘，其中有大帅船，先锋船、哨船等。船一般有2层甲板。主力战船大青头（船体多饰以青色）长约10丈，宽2丈1尺，高l丈5尺，吃水8尺，载重3～4千担，总共只配备2门大炮，前1后1。（《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1962年福建版）因为大炮都设在固定炮床上，要瞄准敌舰就得移动整个船体，影响到作战效率。 决定率主力亲征 郑成功决定亲自统率主力出征台湾。这支主力又分为首批和二批。 跟随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将领和官员有马信、周全斌、萧拱宸、陈蟒、黄昭、林明、张志、朱尧、罗蕴章、陈泽、杨祥、薛进思、陈瑞、戴捷、黄昌、刘国轩、洪暄、陈广、林福、张在、何祐、吴豪、蔡鸣雷、杨英、谢贤、李胤、李袭。 二月，郑成功基本完成战前准备工作后，遂从厦门移师金门，集船只、将士于料罗湾，准备东征。渡台前夕，“时官兵多以过洋为难，思逃者多，随委英兵镇搜获捉解。” 布置留守兵力 在金门、厦门、南澳一带，郑成功留下了相当兵力以留守。以时年21岁的世子郑经守厦门，调度各岛。（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经》）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即行檄南澳（忠勇侯）陈霸防备（广东）苏（苏利）、许（许龙）二处。 又拨郭义、蔡禄二镇，带本部兵士前往铜山（今东山），与（忠匡伯）张进协守，策应南来之师。 又以参军蔡协吉佐兄泰（郑泰，成功宗兄，户官）守金门。 命洪天佑、杨富、杨来嘉、何义、陈辉督船守南日、围头、湄州一带，接连金门，以防北来之师。 洪旭、黄廷、王秀奇、林习山、杜辉、林顺、萧泗、郑擎柱、邓会、薛联桂、陈永华、叶亨、柯平等，又擢洪旭之子磊、冯澄世之子锡范、陈永华之侄绳武三人，共辅世子经（郑经）守厦门，调度各岛；时经年二十一。” 荷兰殖民者的战争准备 当时，荷兰殖民者有着和葡萄牙人一样的问题：战线太长，人力物力不足。而且1652年（清·顺治九年）后英荷战争一直在欧洲沿海展开，牵制了荷兰人绝大部分精力和人力。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后荷兰人全力备战第二次英荷战争，加紧建造大型战舰。至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荷兰海军已拥有70艘大型战舰，平均装炮50—80门。这些战舰必须在欧洲对付英国人，不可能支援台湾，所以在远东的荷兰军实力很有限。 但是，荷兰殖民者为了阻止郑成功收复台湾，也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准备，守备十分严密。 增加兵力 到战前，荷兰侵略军在台湾的总兵力约2800人，战舰有“赫克托”、“斯·格拉弗兰”、“威因克”、“马利亚”等甲板战船，以及小艇多艘。主力舰“赫克托”长30丈，宽6丈，树5桅，下三层装有照海镜、铜炮和2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 修城筑堡 在台南海岸修建了一些坚固的城堡和炮台。其中的台湾城和赤嵌楼（今台南市西北的镇北坊），是荷兰侵略军用主要力量防守的两个城堡。 储备物资，实行封禁 规定禁止任何中国人进入赤嵌楼要塞，禁止渔民下海捕鱼，不准商船与大陆贸易，禁止与大陆通信，以防走漏消息等等。 搜集情报 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侦察郑军的动向。 调整兵力部署 将其兵力主要配置在两个方向上： 一是台湾城及其附近的小岛和海面、江面，兵力约1800人，舰船多艘，由荷军头目揆一亲率。 二是在赤嵌楼驻兵500多人，由描难实叮率领；其他港口和城堡约有400～500人守卫。 在此之前，鹿耳门港已用沉船堵塞航道。此港水浅礁多，不便通行，没有派兵防守。 揆一的意图是，依恃台湾城炮台的火力，居高临下，封锁海面，另派甲板船防守大港海口，阻止郑军登陆。 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誓师东征 三月初一日祭海誓师 清·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年）三月初一日，郑成功在金门举行隆重的祭海誓师仪式。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辛丑·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三月，成功兴师攻台湾……”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功自领马信、周全斌、萧拱宸、陈蟒、黄昭、林明、张志、朱尧、罗蕴章、陈泽、杨祥、薛进思、陈瑞、戴捷、黄昌、刘国轩、洪暄、陈广、林福、张在、何佑（佑，浑号钻子，漳州平和人。后投诚，征乌喇有功，官襄阳、梧州二处副总兵）、吴豪、蔡鸣雷、杨英、谢贤、李胤并其四弟袭，于二月（？）初一日祭江兴师。 兵部尚书唐显悦、兵部侍郎王忠孝、浙江军门（巡抚）卢若腾、吏部给事中辜朝荐、右副都御史沈佺期、御史徐孚远、光禄寺卿诸葛倬、监纪许国、进士郭贞一、林兰友、蔡国光等，并宁靖王（朱术桂）、鲁王世子（朱桓）、泸溪王、巴东王暨留守各提镇、参军、文武郊饯东征。” 从参加饯行宴会的人来看，基本上包括了当时在金、厦地区的全部明朝头面人物，当然，其中一些人并不赞成郑军主力开赴台湾。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十八年，（清廷）用黄梧议，徙滨海居民入内地，增兵守边。成功自江南败还，知进取不易；桂王入缅甸，声援绝，势日蹙，乃规取台湾。”（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清初迁界》、《海丝之路没落篇·清·辛丑播迁》） 进军台湾 征台兵力 台湾本岛地形东高西低，人口会聚西部，以“澎湖为门户，鹿角为咽喉”。郑成功根据敌情地形，确定如下作战方针：首先收复澎湖，以之为前进基地，然后乘涨潮之机，通过鹿耳门港，实施登陆，切断台湾城、赤嵌楼两地荷军联系，分别予以围歼，然后收复台湾全岛。 关于郑成功征台的兵力，国内史料一般认为是分两程进发：郑成功亲率第1梯队先期出发，有艨艟400艘，将士24000 人；第2梯队由黄安等指挥，有战舰20余艘，部队6000人。 荷兰·菲力普·梅《梅氏日记·1661年5月1日》（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梅氏日记》）记载：他们从被抓的郑军2个俘虏得知：“国姓亲自来了，他带来的兵力有三万个武装士兵；此外还有一万个士兵留在中国沿海，其中六千个在陆上守备，四千个乘戌克船在海上巡弋。他们有相当多的炮，有大炮也有小炮，还带来很多饭锅、炒锅和火药。” 三月初十日侯风料罗湾 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三月初一日祭海誓师后，三月初十日郑军侯风金门料罗湾。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辛丑·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三月……以忠振伯·洪旭、前提督黄廷居守思明州，户官郑泰居守金门，自率文武官亲军武卫前进。”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二月……（？三月）初三日午刻，成功舟师齐出辽罗（料罗湾），是夜放洋。” 【按：各种史籍的时间记载，有明历与清历的差异。下同。】 三月廿四日进抵澎湖 三月廿四日清晨，郑军舟师抵达澎湖，因荷军兵力薄弱，很快予以占领，分驻各岛屿。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二月……初四早，令人上桅看山。报曰：‘澎湖山望见。’至未刻，抵澎湖，即收入娘妈宫；诸船悉到，无一失者。 初六日，功祭祷海岳，并巡视附近诸屿。与众将言曰：‘台湾若得，则此为门户保障。’随拨陈广、杨祖、林福、张在等带兵三千，留船十二只，守澎湖。”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成功取台湾，遂起师。二月至澎湖。” 此时，张煌言闻知郑成功主力征台，派罗子木携亲笔函到军前劝阻。 郑军继续东征，进至柑桔屿海面时，遭风雨所阻，被迫折回。 三月廿九日致信揆一喻降 清·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年）三月廿九日（公历4月29日），郑成功致信荷兰殖民当局，要求“热兰遮”投降。 信件全文如下（此信原本当为汉文，但在中方文献内尚未发现，据英文本转译）： “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致书于大员长官费烈德瑞克·揆一阁下： 余父之时及后来余本人均试图一本友好之念与该公司相处，为此目的余等每遇荷兰人犯即行释放，遣之回乡，遐方诸国尤以贵公司当已洞悉，贵公司定能历述余之深恩厚意。阁下居于此地已历多年，亦必尽知此情，而余之英名阁下谅必早铭于心。 现今余已亲统大军临于此地，意在不仅利用此地区，并将建立容纳众多人口之城池。 但是，如果与此相反，你们不听余言，故持异议，敌视于我，当深思任何人将不获生存，全遭屠戮；假如你们企图暗中离开尔等之城堡，逃入船中，开往巴达维亚，尔国严格之法律有禁于此，亦将处以死刑；在此情况下尔等亦无生路。 你们无需在是否投降于我之问题上争论不休，也无需过多地考虑此举是福是祸，因为迁延时日只会错过机会，那时你们将后悔无及，望及早作出决定。 最后，我已派出十二船官兵进入尔等之城，以防止一切抢掠与混乱，这样居住于那里的人——中国人以及荷兰人——都将保有其财物，无人受害，如此一切人均将安全有保，任何人无需害怕余之官兵。 书于永历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钤国姓爷印。”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成功使谓之曰：‘土地我故有，当还我；珍宝恣尔载归。’”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成功至赤嵌城，使告揆一王曰:‘此地乃先人故土，珍宝不急之物听尔载归。土地仓库归我。’” 郑成功的喻降信件于公历五月一日送达热兰遮城荷军手中。当天，荷兰殖民者在台湾设立的评议会讨论是否接受郑成功所提条件。 与会者知道形势极为不利，正如这次会上荷兰人表述的：“他们的力量很强大，他们的中国臣民遍布全境，完全能够切断我们的粮食供应。”但是，与会者非常明白一旦投降，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几乎不可能再回到这个岛屿来”（《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引“可靠证据·卷下·第3号·1661年5月1日福摩萨评议会记录”》） 。 经过一番紧张的商议后，评议会决定第2天派议员樊·伊伯伦和检察长勒奥纳·德·勒奥纳杜斯为全权代表去同郑成功谈判，他们“婉转地对其率领大军前来表示不满”（《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引“可靠证据·卷下·第四号·1661年5月2日大员决议录》），要求保留热兰遮炮台及其通往航道的入口和位于赤嵌的普罗文查堡，郑军则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入全岛的其余部分”（《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引“可靠证据·卷下·第三号》）。 这实际上是一种缓兵之计，其意图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迷惑郑成功，先行保住在台的两个重要军事据点，等待荷占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的援军，再重整旗鼓，霸占台湾、澎湖。 郑成功洞察殖民者的阴谋，坚持荷兰人必须全部撤出台湾。他对使者义正辞严地说：“该岛一向是属于中国的。在中国人不需要时，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居；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两使者狼狈而归”（《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引“可靠证据·第二十号”》）。 在揆一领导下，荷军固守“热兰遮”待援。 清·顺治十八年攻复赤嵌城 清·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年）三月卅日三更后，郑成功留下陈广、杨祖、林福、张在四将带领3000兵力镇守澎湖，在自己的座船上竖起帅旗，发炮3声，金鼓震天，亲自率领舰队，冒着暴风雨横渡海峡，进攻台湾。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73•祥异•纪兵附》（同治补刊本）：“（顺治）十八年四月，成功入台湾，据之。”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成功大举克之（事详通纪）。” 四月初一突破鹿耳门 清·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年）四月初一日（公历４月30日）拂晓，郑军航抵台湾外沙线，辰时至鹿耳门港外。 由鹿耳门外海进港有2条航路：一条是南航道，口宽水深，但有敌舰防守，陆上台湾城又置重炮瞰制航道，不易通过。另一条是北航道即鹿耳门航道，门阔仅里许，水中沙石淤浅，舰船触之立碎，仅一线可容三舟并进，水路长数十里，横渡可至赤嵌楼。由于航道水浅，荷兰人事先又沉舟塞港口，大船无法通行，只有涨潮时才能通过。郑成功决定由北航道突入。 四月初一中午，海潮大涨数尺。郑成功以手加额曰：“此是天哀怜孤家。”郑成功乘机率队进发，命何斌坐于斗头导航，引导船队绕过荷兰炮台，大小战舰鱼贯顺利通过鹿耳门，进入内海，将舰船分布在台江之中。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二月……初七日，功下令曰：‘本藩矢志恢复，念切中兴。前者出师北讨，恨尺土之未得；既而舳舻南还，恐孤岛之难居。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待时；非为贪恋海外，苟延安乐。自当竭诚祷告皇天并达列祖，假我潮水，行我舟师。尔从征诸提镇营将，勿以红毛火炮为疑畏；当遥观本藩鷁首所向，衔尾而进。’ 初八早，成功坐驾竖起帅旗，旁列五方，中悬龙纛。发炮三声，金鼓震天。令洪暄引港船先面东而去，诸提镇照序鱼贯。至未刻，遥见鹿耳门。 成功命设香案，冠带叩祝曰：‘成功受先帝眷顾重恩，委以征伐。奈寸土未得，孤岛危居！今而移师东征，假此块地，暂借安身，俾得重整甲兵，恢复中兴。若果天命有在，而成功妄想，即时发起狂风怒涛，全军覆没。苟将来尚有一线之脉，望皇天垂怜、列祖默佑，助我潮水，俾鷁首所向，可直入无碍，庶三军从容登岸。’ 祝毕，令人于斗头将竹篙探水深浅。徐回报曰：‘是藩主弘福，水比往日加涨。’成功复问曰：‘加涨有多少？’曰：‘加涨有丈余。’成功大喜，放炮、擂金鼓、打招旗与后面船只好看跟踪。 又密令何斌坐斗头，按图纡回，教探水者点篙，徐徐照应。转舵扬帆，呐喊从赤嵌城而进。” 登陆 郑军将士们利用涨潮的机会，强行登陆。郑成功身先士卒，冒着敌人的炮火，首先登岸踏勘营地。全体官兵深受鼓舞，纷纷跳下船只，冲上海岸。 台湾城上的荷军以为中国船队一定会从正面进攻，只在南航道岸上准备了大炮。郑成功偏偏从鹿耳门开进台湾，避开了敌人的火力。荷兰军队对郑军这种出乎意料的行动惊慌失措，来不及调整大炮，只好仓促出动夹板船到海面阻击。 郑军水师冲过荷军防线，先在赤嵌楼以北的禾寮港登陆。该地住民几千人群出相应，赶到岸边，带着货车和各种运输工具，帮助大军。不到2个小时，已有数千名战士踏上了台湾的土地。 郑军晚泊禾寮港，登岸紮营近街，水师防北浅尾，大批战舰和船只也驶抵“热兰遮”和“普罗文查”（即“赤嵌城”）之间的海湾。 荷兰·菲力普·梅《梅氏日记》（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梅氏日记》）记载： “去年（1661年）四月最后一天(30日)，星期六，上午约十点钟……突然看到大员城堡（即热兰遮城）飘着旗子，我去普罗岷西亚市镇（即普罗文查堡，赤嵌镇区）。在那里大家说，国姓爷率数百艘戎克船来到鹿耳门港道……” “那时敌人（指郑军）已将很多船只驶入内海（即现台南市西门路至安平之间），在我们的注视下，毫无遭遇抵抗地……他们的士兵在距离普罗岷西亚约五分钟路程（约1500米）的Zantecang的砖窑旁登陆。” “敌军（指郑军）……经过哈根那森林，来到海边小森林，在普罗岷西亚北边，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分机构）在公园小溪后面扎营，在那里搭起上千个白色帐篷，时间是下午一时半。” 可知，郑军是在1661年4月30日上午10时至12时登陆，登陆地点在“Zantecang”的砖窑旁。根据《梅氏日记》译注者江树生对Zantecang这一地名的考察，认为Zantecang的译音应该是“柴头港”，即今台南市西门开元寺附近。南明·杨英《先王实录》则认为郑军登陆地点为“禾寮港”。到底是“柴头港”，还是“禾寮港”？哪一种说法可靠？1661年，梅氏已在台湾生活工作18个年头，其职业是土地测量师。自然，应以梅氏的说法比杨英为准确。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成功遄（“遄”：快速）攻台湾。至澎湖，适遇水涨，竟以海舶渡之，直抵城内。”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辛丑·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 “夏四月，成功入台湾。 成功舟次澎湖，下令曰：‘视吾鹢首（“鹢首”：船头。古代画鹢鸟于船头，故称）所向！’至鹿耳门，水骤涨丈余，大小战船衔尾而进，纵横无碍。红夷大惊，以为自天而下。成功以手加额曰：‘此天所以哀吾而不委之壑也。天怜孤臣，有宁宇矣！’引兵登岸，先取赤嵌。”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二月……初七日……成功即整队登岸。斌请曰：‘急围夺仓廒，然后列阵进兵，恐其焚毁。’ 其守赤嵌酋长猫难实叮见成功大队登岸，军威赫耀，一面遣郎何机从鲲身请援，一面发炮。”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荷兰人恃鹿耳门水浅不可渡，不为备。成功师至，水骤长丈余，舟大小衔尾径进。红毛人弃赤嵌走保王城（热兰遮城）。”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澎湖）前望鹿耳门，水浅难入。酾酒祷于神曰：‘天苟祚（“祚”：保佑）明，愿大水助我。’俄而潮水聚涨，舟毕集，举炮攻城。红夷出不意，惊溃。” 重创荷军的反击 当时，荷兰在台湾的兵力只有1000多名，长官揆一和评议会率800多名驻于沙洲上建立的“热兰遮城堡”，海面有以赫克托号为主的4条战舰，在隔湾（当时称“大员湾”）相对的台湾本岛上的“普罗文查堡”有400名兵员防守。此外，在鸡笼（今基隆）、淡水有微不足道的一点兵力，后来都集中到“热兰遮”。 郑军顺利登陆后，荷兰侵略者互为犄角的要塞“赤嵌楼”（“普罗文查堡”）、“台湾城”（“热兰遮城堡”）2处城堡及仅有的几艘战舰，便暴露在郑军面前。郑军不到两小时就占据了有利地形，择地扎营，修起了防御工事，使赤嵌楼与台湾城处于分隔被围状态。 骄横的荷兰殖民者妄图凭借船坚炮利和城堡坚固，企图在海上和陆地同时实施反击，一举击败立脚未稳的郑军。 海战 海面上，荷兰殖民者首领揆一以最大的“赫克托号”（又译“海虎托号”）带领三艘战舰阻击郑军，凭借火炮等装备的优势首先向郑军舰船开炮。郑军采取“以多击少”的战法，派出各装两门火炮的60艘舰船迎战，双方展开激烈炮战。战况非常激烈，发射炮弹的硝烟弥漫，以致在稍远的地方无法辨认双方船只。 郑军的战舰在制造和装备的火炮上虽稍逊于敌舰，但水兵们英勇顽强，利用自己在数量上的优势四面围攻荷舰。在镇将陈广、陈冲的指挥下，郑军以伤亡1000多人的代价，用炮火引发赫克托号的弹药仓，引起强烈爆炸，赫克托号连同所载士卒葬身海底。重创战船两艘；另一艘荷舰“斯·格拉弗兰号”也被郑军火船引燃，见势不妙，仓皇逃往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平底船“白鹭号”和“马利亚号”也分别逃往日本和巴达维亚方向。尚存几只小船逃进“台湾城”下，再也不敢出战。 海战以荷方惨败告终。荷军力量遭受重创，郑军以数量优势夺得台湾海峡制海权，自己也损失了近一半战船。其后的台湾之战就没什么象样的海战了。 陆战 在陆上，“赤嵌楼”的守将猫难实丁先下令开炮轰击郑军营盘，接着派贝德尔上尉（中方文献作拔鬼仔）率领240名精兵出击。 荷兰·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记载： 贝德尔对中国军队非常轻视，认为中国人都是胆小如鼠，“只要放一阵排枪，打中其中几个人，他们便会吓得四散逃跑，全部瓦解。” “据荷兰人估计，二十五个中国人合在一起还抵不上一个荷兰兵。 他们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是这样看法：不分农民和士兵，只要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不是胆小而不耐久战的，这已经成为我方战士不可推翻的结论。…… 他们认为，国姓爷士兵只不过同可怜的鞑靼人（指清军）交过锋，还没有同荷兰人较量过；一旦和荷兰人交战，他们便会被打得落花流水，把笑脸变成哭脸。” 战斗在郑军登陆的一个名为水线尾的沙洲上展开。 郑成功派黄昭带领500名铳手携连环熕200门在正面列阵阻击，杨祥率藤牌手500名绕到敌之左翼侧攻，肖振宸率领20艘大船摇旗呐喊，作进攻热兰遮状。 贝德尔的军队同黄昭部接战时，以12人为一排，连放3排枪，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郑军并没有一听枪声就失魂落魄地四散奔窜，而是沉着应战，像一座铁壁一样阻挡着荷军前进；杨祥部从旁夹击，“箭如骤雨”，这些自命不凡的荷兰官兵的“勇气”“完全为恐惧所代替，许多人甚至还没向敌人开火便把枪丢掉了。他们抱头鼠窜，落荒而逃”。 郑军乘势全线出击，“直到上尉及其部下一百十八人全部战死”，剩下80名见机行事的士兵涉过水深及颈的海面，逃到船上返回热兰遮城。 台湾城（热兰遮城）守将阿尔乡普又带着200名殖民军出击，也惨败逃窜。 荷兰·菲力普·梅《梅氏日记·1661年4月30日》（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梅氏日记》）记载，郑军士兵作战十分英勇，有一名郑军的士兵被荷兰殖民军的步枪打伤了，“虽然他身上已被射中几颗子弹，躺在地上，他不肯投降，还向城堡的人射了十九或二十支箭，直到我们的黑人青年，用一枝他射过来的箭射中他的臂部，他才摇晃地跌向另一边，用手脚爬离我们的视线。” 这次水上和陆上的战役，在中、荷双方文献中都有记载，情节大致相符，细节处略有差异。 迫降“赤嵌城” 围城 赤嵌城，亦称“赤嵌楼”、“普罗岷西亚城堡”、“普罗文查堡”。 荷兰侵略军海陆两战失败后，仍企图固守“赤嵌楼”、“台湾城”这2座孤立的城堡。 荷兰·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载： 郑军“切断了海陆交通，包围了普罗文查要塞，切断了它同热兰遮的联络，使各自陷于孤立。 他们也完全控制了乡村，禁止福摩萨人（指高山族同胞）同被包围的军民有任何接触，使他们不能帮助遭到攻击的荷兰人。 上述行动由于得到中国居民中二万五千名壮丁的帮助，在三四小时内就完成了。那些惊慌绝望的福摩萨人也被迫向敌人屈服，同所有中国居民一样，被利用来危害我方。” 在完成对荷兰两座城堡的包围之后，郑成功决定先攻取台湾本岛上的“普罗岷西亚城堡”（又译“普罗文查堡”，即“赤嵌城”）。 揆一见势不妙，派人表示愿“年年照例纳贡”，要求郑成功退兵。郑成功严正声明：台湾“一向属于中国，……自应当把它归还原主”，勒令他们“立即离开全岛”。 郑军切断“赤嵌城”水源，欲迫使“赤嵌城”荷军投降。 荷兰·菲力普·梅《梅氏日记·1661年5月1日》写道： “下午，在我的部下当中听到第一个为饥饿和口渴而抱怨的声音，我上去城堡，要去为他们和我自己取些吃的和喝的东西，天啊！那厨师抱怨得更厉害了，他告诉我，井里完全汲不到水了…… 叫人下去挖井清理，并派一个队长随时监督饭食，合理地分配，务必使每人都分得食物，并得解渴。 我把这事告诉掌旗官 Jan Lanbcris，但他说，挖深这口井是没有用的，因为又一直涌出泥浆，必须到城堡外去另挖一口井。 虽然也派几个黑人青年去城堡的大门外，向海滩约四、五竿（约16公尺）的地方挖井，情况也一样不好，因系沙地，只舀出很少的水，挖出来的洞孔立刻又被周围的沙子闭合了。所以最后就把洞挖大，挖到硬地下面，挖出一个大洞，但是过了很久，也只汲得半含着泥浆的水；晚上，厨师就用这样的水煮饭。”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赤嵌）城中红夷不过千余人，其余皆郑氏所迁之民也。以火炮攻城，城坚不受炮。台民导之曰：‘城外高山有水，自下而上，统于城濠，贯城而过。城中无井泉，所饮惟此一水。若塞其水源，三日而告变矣。’从之。” 郑军团团围困，切断“赤嵌城”与外部的联系，荷军没有援兵，没有武器弹药和粮食的补充，城堡内的武器弹药和粮食出现严重短缺。 菲力普·梅《梅氏日记·1661年5月1日》中写道： “同日（1661年5月1日）下午，地方官命令秘书 Osscwei jor、两个队长和我去查看，除了火药房里封起来的那四缸火药以外，在地下室还储备有多少武器和粮食。 结果发现，只有二千五百颗步枪子弹，一又二分之一拒腐坏的荷兰的引线，四分之一束不能用的爆炸用引线，一又二分之一小桶火药，只有两小桶火药放在上面地方官的屋子里，这些火药后来都拿去城堡的各棱堡分发了；有三十袋散开的米，五十袋稻子，一坛咸肉和一小桶船上的烧酒。” 赤嵌城是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要塞，其地位仅次于首府“热兰遮城”。在“热兰遮城”的荷兰殖民者曾派3艘战船前来支援，但是，都被早已防守等待打援的郑军水师打败。菲力普·梅《梅氏日记》记载：“我们那艘最强的船爆炸了，另外两艘遂向南边退下。” 描难实叮献“赤嵌城”降 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郑成功也在努力争取“赤嵌城”（“普罗岷西亚城堡”）能和平解决。 郑成功曾派杨朝栋等人前去劝降，并限定时间要他们投降，“届时普罗岷西亚城堡没有挂出白旗就不再等候，要用武力攻城，攻取之后谁也不得存活。”（《梅氏日记·1661年5月3日》） 赤嵌城（普罗岷西亚城堡）的地方长官猫难实叮曾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菲力普·梅一开始主张抵抗到底，但到5月3日（农历四月初四），他动摇了。菲力普·梅《梅氏日记·1661年5月3日》记载：“这些话（指在会上对如何对待的发言），特别是关于勇气的那些话，使我的思潮来回摇荡，最后我认为，情况已恶劣到应由万能的神来带领了，不应该强求振作来增加失望，也不应该使那么多跟我们在一起的可怜无辜的人遭遇危险、困难、死亡，也考虑到我们只能保住这城堡一、二天，最久三天，只能抵挡一、二次的攻城，如果敌人奋勇攻城，无论如何也终会在四天之内投降。”所以“应该好好来谈判缔和。” 这代表着不少荷兵的想法。 郑成功下令兵士携草围城，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再不投降就点火焚城。最终，赤嵌荷兰城防司令猫难实叮向热兰遮求救无援，不得不挂起白旗献城出降。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三月……初十日，成功令兵士每名草一束，围屯赤嵌城。遣通事吴万、李仲说实叮：‘如不降，周围放火焚之！’ 实叮惧，出降。功厚待之，令过安平说揆一王。 成功克赤嵌城，加额曰：‘此天哀吾，特赐此土以为安命。’命各镇罗列安营。”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克赤嵌。” 描难实叮投降郑军的时间 关于赤嵌城长官猫实叮投降郑成功大军的时间，海内外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是1661年5月4日（农历四月初五）。主要依据是荷兰·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的记载：5月4日，“司令官献出了普罗文查要塞以及一切军用物资，他本人及所有士兵都成了战俘。” 而菲力普·梅《梅氏日记》则认为是5月8日（农历四月初九）。 查阅《梅氏日记》中有关5月4日和5月6日的日记中，没有荷兰人投降和献城的记载。 《梅氏日记》记载： 5月2日（农历四月初三），郑军断赤嵌城的水源，活捉两个荷兰人，“脱光他们的衣服，要他们送信给 Valentijn（猫实叮、描难实叮）”。 5月3日（农历四月初四），猫实叮向住在热兰遮城的长官揆一请示是否投降？ 5月4日（农历四月初五），由于“长官揆一担心负责任”，在信中告诉猫实叮可以自作主张，这封信后来被郑军缴获，赤嵌城的荷兰人还在准备抵抗。有的荷兰人说猫实叮拟献城。“国姓爷对想抵抗几天的人，是一点儿也不宽容的”。4日下午郑军又来攻城。猫实叮要梅氏到郑军送信议降。当时，郑成功提出2个条件：荷兰人一定要离开赤嵌城区；“不能往大员（即“热兰遮城”）去”。 5月5日（农历四月初六），荷兰人还扬言“我们不能向中国人的命令低头，不能相信他们，所以拒绝了”； 5月6日（农历四月初七），猫实叮接受郑成功提出的条件，“交出钥匙，收拾行李”，“把步枪交出去之后，就从国姓处得到80袋米，10只活猪，10只绵羊和山羊……”； 5月8日（农历四月初九），“荷兰人两个两个分别上戎克船”离开赤嵌城； 11日（农历四月十二日），“国姓爷带三四十个骑兵，个个武装，每人都在枪矛上插一支小旗，还佩戴弓箭，骑过赤嵌。” 由此可见，1661年5月4日（农历四月初五）投降献城的记载有误。准确的时间应该是：1661年5月6日（农历四月初七），猫实叮签订投降书；5月8日（农历四月初九），荷兰人投降，离开赤嵌城区。 清·顺治十八年收复台湾城（热兰遮城） 四月进军“台湾城” 清·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年）四月初七（公历5月6日），郑成功占领“赤嵌楼”并取得赤嵌地区控制权后，即组织进攻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首府——“热兰遮城”（又称“王城”、“大员城”、“台湾城”，郑成功后来将其改名为“安平”）。 郑成功除留一部兵力扫清其他地方的残敌外，亲自督师，采取正面进攻和翼侧迂回、水陆配合的战法，指挥将士渡海从南端进攻台湾城，从水陆两路围攻台湾城。 四月初八日（公历5月7日），郑军登陆安平，进攻荷兰驻兵，占领台湾南部，荷兰人退据安平“台湾城”。荷兰国派遣克宁克代揆一守台，值交战中，克宁克率淡水、基隆之荷兰人逃往日本。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揆一王当于元夕赴何斌之请，灯酒笙歌，酣乐达旦。斌虽乘月逸出，王以斌为困酒。迨次早觅斌无踪，方知其遁，亦只疑其侵用，岂料引师夺国。 （元月）十八日申刻，忽风雨骤至，潮水冲岸，声振云霄，闻者惮栗，直交子时方息。天明，王率诸酋长登城望海。影见一人幞头红衣，骑长鲸从鹿耳门游漾纡回，绕过赤嵌城而没。王与酋长面面相觑，称异曰：‘岂梦耶？’ 迨至三月初十日午后，（揆一王）遥闻鹿耳门外炮声轰天，急集诸酋长登台，持千里镜照见许多船只，旌旗飞耀。王笑曰：‘唐人不知死活，敢犯吾境。著炮台上火炮齐备，候船到时，接连而发，则无遗类矣。’欢笑自若。 少顷，见首船转头向北而上，忽而回东，忽而转北，从者悉依首船行，尽不从炮台边过。王顾左右荷兰曰：‘此港路从来泥沙浅污，今日唐船何得无碍？岂不异哉？’一面令主炮者发炮，炮远弗能及；一面令酋长黎英三带兵落夹板出去截击。 迨至人齐，将申酉起风之时，正值潮起风发（台地每于申酉时风甚大，今亦然）。俄而见大队舟师已达赤嵌，兵士登岸列阵，军威盛壮。王虞其逼城，将拨落夹板者吊起，即令黎英三从鲲身过援赤嵌。甫到三鲲身，遇郎何机，曰：‘兵少难援，且回见王。此兵实天降，非倾国往救，安能御敌？’ 王曰：‘此从何来？’遂挑选排枪手，来日过赤嵌决战。 成功早起，闻安平荷兰击鼓吹笛（即掌号）。功知欲出兵，传诸将谕曰：‘荷兰无别伎，惟恃火炮而已。黄昭！尔可带铳手五百名、连环熕二百门，分作三队，前往鲲身尾，列阵以待，候他对攻。杨祥！尔可带藤牌手五百名，从鬼仔埔后绕过鲲身之左，横冲截杀。萧拱宸！尔整铳仔船二十只，看彼队伍将过七鲲身欲与我们交锋，随即摇旗呐喊驾驶，作过去攻城状。彼兵见之，自然慌乱，不敢恋战，破之必矣。’调拨已定，又令诸镇列阵静伏守候。 荷兰果行至七鲲身尾，方欲对垒，忽见赤嵌快哨摇动，欲过安平攻城，心遂虚。而杨祥领藤牌又到，跳舞横冲。荷兰愈慌，立阵不住，败下，死者过半，退守其城。” 五月首攻失利 郑成功指挥的将士到达“台湾城”时，即将该城包围，并控制制高点。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辛丑·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红夷败，退保王城，酋长揆一死守，不下。”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成功挥军进围，王死拒之。大炮时打，功亦不敢逼。虽督兵围困，只鲲身硬路，其余悉环水，而荷兰又不时将百余猛突出打铳，诸军多被损伤。功令兵士斩竹作籧篨堆土环栅，七鲲身设立门户，置炮台以防之，于是军稍安。” 荷兰殖民者在整个台湾地区的据点，只剩下近海沙洲上孤零零的1座“热兰遮城堡”。即如荷方记载，“大员（“热兰遮城”所在沙洲）只是一块荒漠的沙洲，寸草不生，四面环海，不能跨出一步。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力或其他方法打击敌人。惟一的希望是守住‘热兰遮城堡’，等待从巴达维亚得到有力的援助”（《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 “台湾城”城高墙厚，守备完善，城四隅向外突出，置炮20尊；南北各置巨炮10尊。荷军火炮密集，射程远，封锁了周围每条道路，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接近，都会受到堡上炮火的轰击。这时，困守在城内的侵略军只有870人，退据堡垒继续顽抗。 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年）五月初二，郑军第2梯队黄安、刘俊、陈瑞、胡靖、颜望忠、陈璋六镇乘船20艘抵达台湾，从台湾城南面逼近该城城堡。 郑军兵力得到加强，供给得到补充，遂从五月初五开始，在所有通向城堡的街道都筑起防栅，并挖了1条很宽的壕沟，围困荷军。同时准备了攻城器械和炮具。 郑成功一面积极准备攻城，一面再次写信谕令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最高官员揆一投降。郑成功指出，台湾“岛屿上的居民都是中国人，他们自古以来占有耕种这一土地”。荷兰人只有离开台湾才是唯一出路，“如果你们能用友好的谈判方式，退出台湾，你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将受到保障。”（荷兰·菲力普·梅《梅氏日记》，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梅氏日记》） 揆一是一个思想非常顽固、态度非常傲慢的家伙。他回信给郑成功说：“为了我国及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的福利，即使危及我们的生命，也必须继续保卫本城（指热兰遮城）！”揆一反而提出以每年送给郑成功几万两饷银和土产为条件，并送给劳师银十万两，要求郑成功退兵。（荷兰·菲力普·梅《梅氏日记》） 郑成功断然拒绝，他说：“台湾一向属于中国，现在我亲自前来索取，来自远方的荷兰人，自然应该把台湾归还给主人。如果进行顽抗，我将被迫用最大的力量来实现收复台湾的主张，到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必须承担这次战争的全部费用。” 郑成功即下令攻城，调集28门大炮，向台湾城猛轰了４个小时，摧毁台湾城大部胸墙，击伤许多荷军。揆一负隅顽抗，不顾一切列炮于城上，集中轰击，迫使郑军后撤。 围困“台湾城” 俟其自降 郑成功召集部将商讨，鉴于台湾城池坚固，强攻一时难以奏效，为减少伤亡，进一步作好准备，决定改取长围久困、且耕且战、俟敌自溃的方针。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发动攻击。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辛丑·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郑成功）乃列营环围以迫之，俟其自降。”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进围王城。” 安抚各高山族聚居地 当时，郑军的粮食供应也相当困难，士卒甚至靠采集李子等果实充饥。在围困台湾城的同时，郑成功抽出力量，把部队分派到各汛地屯垦和征税，深入台湾各地，争取群众，发展生产，为彻底打败荷兰殖民者奠定基础。 郑成功亲自带领户官（随从侍卫官）杨英和许多将士到各高山族聚居地巡行，“男妇壶浆迎者塞道”。高山族各社首领纷纷诣军营谒见，郑成功设宴招待，并赐给他们每人1件浅色的丝袍、1顶有金色顶球的帽子和1双靴子。传说高山族几个村社的首领向郑成功献上金、银、草、土4样礼品。郑成功十分诚挚地对他们说：“我进兵台湾，是为收复台湾的土地，不是为了要钱财。”说罢，他收下土块和一束草，把金银退了回去。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五月，黄安、刘俊、陈瑞、胡靖、颜望忠、陈璋等六镇统船二十只至台。功擢黄安为右虎卫。 改赤嵌为承天府，杨朝栋为府尹。又设二县隶之：一天兴县，以祝敬任之；一万年县，以庄文烈任之。” “七月，张志、黄明纵管事杨高凌削土番，大肚番阿德狗让杀高反。成功令杨祖征之。祖与让战，中标枪死。其锋甚炽，欲出援荷兰。功复令黄安、陈瑞二镇往征。安设伏诱战，遂斩阿德狗让，抚绥余党，班师。” 八月打援 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年）农历五月廿八日（公历6月），从台湾海战中逃跑的“马利亚号”船驶抵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报告了荷军在赤嵌城战败和台湾城被围的消息，荷兰驻巴达维亚殖民当局为挽回败局，便派海军统领雅科布·考乌（Jacob Caeuw）任援军司令，率领科克伦号、厄克号等10艘战舰、752名士兵以及够吃八个月的米、牛肉和猪肉，赶赴台湾增援。 《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载，八月十二日（农历七月初五），来自巴达维亚荷兰援军到达热兰遮海域，揆一等堡内荷军欣喜异常，以为可以内外配合击退郑军。不料天公不作美，海上飓风突起，考乌带领的荷舰被迫离港，远泊海外达廿八日之久。在风平浪静之后，考乌的舰队也没有再回到“热兰遮”来，找了个借口自行返回巴达维亚了。困在“热兰遮堡”中的荷军“空喜欢了一场”。“他们知道舰队只载来七百名援军，这不会使他们的处境比战争开始时更好。” 菲力普·梅《梅氏日记·1661年8月12日》也记载：“8月11日、12日，由十艘荷兰船和一艘中国帆船组成的我方舰队停泊在南边的泊船处，我们非常高兴……但是我们的希望泡汤了。”（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梅氏日记》） 中国文献则记载，风平浪静之后，考乌的舰队才有5艘战舰在台湾城附近海面停泊。荷兰侵略者得到增援之后，力求迅速改变被围的不利处境，决定用新到的舰船和士兵把郑军逐出台湾城市区，并击毁停泊在赤嵌楼附近航道上的郑军船只。其部署是：以两艘战船迂回到市区后海面摧毁郑军炮位，出动300～400名步兵进攻市区，另派大小20艘舰艇袭击郑军战船。任命卢特•塔华隆•贝斯为总指挥，要求对郑军决不饶恕船上任何人，见人就杀，不留1个。 闰七月廿三日（公历9月16日），荷军从海、陆两路向郑军发起进攻。 在海上，荷军企图迂回至郑军侧后，焚烧船只。而郑军避开与荷军舰队海战，隐蔽在岸边，当敌舰闯入埋伏圈后，立即以陆海两面万炮齐发。经过1小时激战，郑军以亡150人、伤若干人的代价，击毁荷军战舰2艘、俘获小艇3艘，击毙荷军1个艇长、1个尉官、1个护旗军曹和128名士兵，另有一些人负伤。其余荷舰逃往远海，再也不敢靠近台湾城。 明末清初·杨英《先王实录》记：“甲板船（又作“夹板船”，帆动战舰）来犯，被藩令宣毅前镇陈泽并戎旗左右协、水师陈继美、朱尧、罗蕴章等击败之，夺获甲板二只，小艇三只，宣毅前镇副将林进绅战死。自是，甲板永不敢犯。”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辛丑·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 “秋八月，红夷率甲板及成功战，成功击败之。 红夷先以甲板接战。陈泽、陈广等攻之，沉其船，焚其次船。至是复会甲板至。令陈泽督水师击之，获其巨舰二只，并小艇诸船。自是甲板不敢复出。”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八月，揆一王尽出其众，分水攻赤嵌、陆攻鲲身。功令黄安统众御陆，亲统陈泽等左右戎旗配船合击。鏖战终日，黄昭获夹板一、小艇三。荷兰大败，仍死守其城。” 因海上失败，荷军在陆上未敢发起进攻即草草收兵。从此揆一再也不敢走出台湾城来了。 郑成功则积极准备进攻“台湾城”。菲力普·梅《梅氏日记》在1661年9月中旬记载：“国姓爷在赤嵌派人用竹筏做成许多火船，里面装着苎麻、麻布、茅草和其他杂草，并放满硫磺、沥青、椰子油、火药等物，又令很多戎克船，载着士兵停泊在大员（热兰遮城）与普罗岷西亚（赤嵌城）之间。” 但是，揆一仍然十分顽固，并与清朝互相勾结。《梅氏日记·1661年9月24日》记载：“满洲人答应派七千人助战，这七千名士兵现在已经在舰上等候出航。”这使郑成功十分恼火，并布置对“台湾城”的荷军进行猛烈攻击。 红夷乞降 十二月初六日郑军攻台湾城 台湾城被困足有８个月，城堡内荷兰士兵死伤1600人，只剩不到700人。被围荷军弹尽粮绝，不少士兵吃了发霉的食物而中毒，战死饿死者众多，士气低落，陷入绝境。郑军则进行休整，不断加筑工事，架设巨炮，准备继续攻城，民众还协助郑军断绝了荷军的水源。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围七阅月，红毛存者仅百数十。” 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岛上荷兰军心动摇，有些士兵出城投诚，黑人士兵则携带武器倒戈反荷。 公历12月16日，一批荷兰守兵在军曹拉迪斯（HansJur－genRadis）带领下出城向郑军投降。他们不仅讲述了热兰遮城内的详细情况，还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充分利用围城内普遍存在的惊慌情绪和疲弱状态，不仅要用封锁，而且要用连续攻击，来彻底疲惫敌人，使其完全绝望。这样做既不费事，又不需要很长时间，因为城堡建筑得很坏，经不起大炮猛轰两个整天”。一是先攻占热兰遮堡旁边小山头上的乌特利支圆堡，取得制高点。（《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 郑成功欣然接受了这些建议，立即调集军队，配备了28门巨炮，开始攻坚战役。 清·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年）十二月初六（公历1662年１月25日）清晨，郑成功下令发起总攻。先攻占城外重要据点乌特利支堡，然后居高临下，向台湾城猛烈轰击。28门大炮同时开火，两小时发射了2500发炮弹，打得荷兰殖民军无处藏身。郑军士兵呼叫着冲上去，搭起云梯，攀上城墙。 菲力普·梅《梅氏日记·1662年1月25日》记载：“凌晨，国姓爷开始用他的大炮猛烈炮击……他们炮轰得那么猛烈又持续，很快就把城堡白色的石灰脱落，露出整片的红色，碉堡的顶盖掉下来，墙壁也被打出几个大洞……听说，这天炮轰碉堡的炮弹多达一千七百颗。晚上约八点时，碉堡发出爆炸，使原本残留的部分炸飞起来……”（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梅氏日记》）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辛丑·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十二月……成功督攻王城，平其炮台。”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十一月，成功令宣毅前镇陈泽同右虎卫左协陈冲，驾小船数十只，内装硝磺引火诸物，乘北风烧夹板。又令黄安督众鲲身夹攻。 揆一王分众御敌。夹板被烧三只，死伤甚多，王大烦躁。” 十二月十三日揆一降 在猛烈进攻中，郑成功仍然不忘开展政治攻势，他曾多次与菲力普·梅把他的信译成荷兰文寄给揆一，劝他迅速投降，还把它写成大标语，摆在台湾城前面。 揆一同评议会的成员经过五六天的会议反复权衡利弊之后，终于决定“趁早把城堡交与敌人，争取优惠条件，是为上策”（《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引“可靠证据·卷下·第十九号”》） 。在评议会一致同意下，揆一派出使者向郑成功接洽投降事宜。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红夷乞降。”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辛丑·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十二月，红夷酋长揆一降于成功……揆一乞降，许之，凡珍宝辎重听其搬回本国，揆一泣谢。”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十一月……功见大胜，时荷兰势窘，功遣通事李仲入城说揆一王曰：‘此地非尔所有，乃前太师练兵之所。今藩主前来，是复其故土。此处离尔国遥远，安能久乎？藩主动柔远之念，不忍加害，开尔一面：凡仓库不许擅用；其余尔等珍宝珠银私积，悉听载归。如若执迷不悟，明日环山海，悉用油薪磺柴积垒齐攻。船毁城破，悔之莫及。’ 王与诸酋长闻之悚然，愿罢兵约降，请乞归国。仲出，覆成功。功允其降，许放归国。随将王库银两、火药、火炮照册缴纳；其余诸物，悉听其搬下夹板。”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揆一王乃罢兵立约。” 郑成功以中国军司令的身份，而不是以起义领袖的身份，对荷兰评议会派来的两名谈判代表说：“该岛一向是属于中国的。在中国人不需要它的时候，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居；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当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接着又说：“为了愿意同公司友好，如果公司愿意依照上述办法退出福摩萨(该岛实际上是属于他的，而不是属于公司的)，他将宽恕这些敌对行为。但如果荷兰人玩忽他的宽大为怀，拒绝交还他的财产，企图继续霸占下去，他只好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力量来求其实现。” 郑成功没有受过荷兰的殖民压迫，也没有痛恨殖民主义的情绪，所以极力表示没有损害荷兰人利益的意思。他说：“尽管他的人民屡次受到荷兰人的虐待，但此来的目的并非同公司作战，只是为了收回自己的产业。为了证明他无意夺取公司的财产以自肥，他愿意允许荷兰人用他的船只来装运动产和货物，就是拆毁城堡，把枪炮及其他物资全部运回巴达维亚去，也无不可。” 公历2月1日，双方达成协议。郑成功本着宽大的精神，尽量给荷兰人以良好的待遇。 投降协议书开头说：“本条约经双方订定，并经双方同意，一方为自1661年5月1日至1662年2月1日包围福摩萨岛热兰遮城堡的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殿下，另一方为代表荷兰政府的热兰遮城堡长官弗里德里克·揆一及其评议会，本条约包括下列十八款。” 第一款：“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从此不记前仇。” 第二款最重要：“荷方应将热兰遮城堡、外堡、大炮、剩余的军用物资、商品、现金以及其他属于公司的财产全部交与国姓殿下。” 第六款：“经检查后，荷兰士兵得以在长官指挥下，扬旗、鸣炮、荷枪、击鼓、列队上船。” 第九款：荷方人员被拘禁在台湾者“应于八日至十日内释放”。 第十四款：荷兰人“全部撤出城堡以前，城堡上除白旗外，不许悬挂别种旗帜”。 此外，国姓将捕获之四艘小艇及其财物发还公司，并负责拨出需要的船只运载公司人员及其财产上船；允许荷兰人携带私人钱财和航行往巴达维亚途中所需的各种生活用品；殖民当局的档案可以运往巴达维亚；双方交换俘虏等。 据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记载：“当这一投降条约由双方按照手续签了字，条约上的各项条件一一履行，一切弹药、储藏物资（指条约允许部分）都运到船上之后，我方战士便全副武装，举着旗帜列队从城堡走出，把城堡交给国姓爷的军队，他们立即进入城堡，完全占领该地。” 一般学者认为，双方签字的日期就是条约中所写的公历1662年2月1日（清•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日）。但也有一些记载稍异： 阿布列特·赫波特《爪哇、福摩萨、前印度及锡兰旅行记》（《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写道：“1662年2月10日，和约成立了。”并说条约规定，“所有枪炮必须先射击而后留下。” 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十二月，红夷酋长揆一降于成功。” 十二月初三日纵荷夷归国 条约签字后，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但荷兰人交出“热兰遮城堡”尚过了8～10天时间，大约是2月9～10日 。1662年3月16日到3月27日，荷兰人分搭8艘船离开台湾，从而结束了荷兰侵略者在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荷夷）遂以大舶迁国，成功王其地。”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辛丑·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 “成功纵其（揆一）归国，台湾平。” “（揆一）率残兵五百余名归荷兰。”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成功纵揆一王回国。（或认为，十二月初三日即双方签约日期。） 今安平镇城楼，相传内有红毛火药库，不敢开，虑其暗用火石，恐一动便发也。后被朱一贵打开，内系铜熕、药、铅等项。”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40·封爵·国朝·郑克塽》：“（顺治）十八年（1661年），成功破荷兰，取台湾据之。”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城下，（红毛）皆遣归国。”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以大舶迁其国。”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十二月，红夷食尽出降。送其主归国。土番亦奉约束，尽收其地。” 时人沈光文正在台湾，对郑成功率领的中国军队光复台湾兴奋不已，赋诗云：“郑王忠勇义旗兴，水陆雄师震海瀛。炮垒巍峨横夕照，东溟夷丑寂无声。”(侯中一编《沈光文 斯庵先生专集·遗诗·七言·题赤坎城，匾额图》) 清·顺治十八年清廷禁海 清·顺治十八年辛丑（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清·顺治帝薨，初九日玄烨继位（史称康熙帝），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4人辅政；以翌年为康熙元年（1662年）。 海澄公·黄梧密陈“灭贼五策” 清·顺治十八年辛丑（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海澄公·黄梧上本密陈“灭贼五策”。清廷不作决定，唯派兵部尚书苏纳海来闽勘迁。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是年（清·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世祖章皇帝（顺治帝）宾天，而今上（玄烨）即位，以明年为康熙元年，大赦天下。诸辅臣以闽疆连年用兵，倾费钱粮，而两岛何其未平？请旨切责总督李率泰与兵部尚书苏纳海。 会海澄公·黄梧一本，内密陈灭贼五策： ‘一、金、夏两岛弹丸之区，得延至今日而抗拒者，实由沿海人民走险，粮饷、油、铁、桅船之物，靡不接济。若从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尽徙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则不攻自灭也。 二、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竖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如此半载，海贼船只无可修葺，自然朽烂，贼众许多，粮草不继，自然瓦解。此所谓不用战而坐看其死也。 三、其父芝龙羁縻在京，成功赂商贾，南北兴贩，时通消息。宜速究此辈，严加惩治，货物入官，则交通可绝矣。 四、成功坟墓现在各处，叛臣贼子诛及九族，况其祖乎？悉一概迁毁，暴露殄灭。俾其命脉断，则种类不待诛而自灭也。 五、投诚兵官散住各府州县，虚糜钱粮。倘有作祟，又贻害地方不浅。可将投诚官兵移住各省，分垦荒地，不但可散其党，以绝后患；且可蕃众而足国也。’ 廷议：‘遣兵部尚书苏纳海来闽勘迁。’” 湖广道御史李之芳异议 对黄梧“禁海”之议，湖广道御史御史李之芳并不赞同，上疏为辩；清廷不置可否，留中。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湖广道御史李之芳闻之叹曰：‘自古养兵，原以卫疆土；未闻弃疆土以避贼也。’ 上疏曰： ‘为冒死条陈，乞俯恤民瘼，以固国家事。 山贼、海寇，何代无之？但当制驭有方，使民获宁宇；未闻堂堂天朝迁民避贼者也。夫迁民，事势之至不可者，今窃为陛下陈之： 圣朝仁政，以得民为本；万民归心，以输纳为先。五省沿海一带，遭逆荼毒，正供、杂派输将恐后。此足征顺民之大端，而深可怜悯者也。梁惠移粟，孟子短之。今诏谕欲徙五省沿海边民，何以垂训后世？此臣所谓不可者，一也。 昔日明政不修，逆闯（指闯王·李自成）犯阙，北京沦没。我期兴仁义之师，驱除逆党，救民水火，是以率土归心，满、汉一家。今中左弹丸之地，不思征讨，遽迁以避，其如天朝体统何？所谓不可者，二也。 郑成功江南大败，胆破心寒。今已远遁台湾，所有馀孽，或剿或抚，呼吸可定；况沿海皆我赤子，一旦迁之，鸿雁兴嗟，室家靡定。或浮海而遁，去此归彼，是以民予敌。所谓不可者，三也。 周成王亦有迁顽民于洛邑，当得田宅以优养之、设庠序以教育之，使其民知礼义而无异心。今欲迁沿海一带，当日出示，谕限数日，官兵一到，遂弃田宅、撤家产、别坟墓，号泣而去，是委民于沟洫也。为民父母，岂忍若是？所谓不可者，四也。 江南薄土，一夫受田不满三亩；一家聚食，尚捕鱼买贩以补不足。圣谕颁下，欲酌给田宅，安插移民。田宅无所措。当道者未有处置，惟催赶日促，使民而逃。贫者不过数日之粮，富者亦但数月之储，逼处内地，无家可依，无粮可食。饿寒逼而奸邪生，不为海寇，即为山贼。一夫持竿，四方响应，其若之何？所谓不可者，五也。 郑成功前年欲抚时，求海滨二府驻防，文武官长听其选择，税赋尽输军国之用，尚欲纳东西二洋船饷数万；时正以为不可。今五省之民，沿海已居其半，当道者不思制插安民，只欲尽以迁移，能使贼自毙乎？是贼未必能歼灭、未必能尽降；而国家先弃五省之地土、人民。所谓不可者，六也。 江南鱼盐，为富强之资。沿海一带，鱼盐之利何啻数千万？土产之物，百倍其利。况乃日用之需，盐更五谷之辅，一日无盐，物将日腐。且土产年例解京，从此而止。所谓不可者，七也。 夫郡县内地，亦赖边界以捍御，故朝廷设边界为郡县藩篱，亦以卫民。今兵不守沿海，尽迁其民，移居内地；则贼长驱内地，直抵其城邑，其谁御之？不如分守内地之兵，拨一半守边界卫所，联络乡民，以相助战守，使贼不敢睨视边界；如是则内地免守。所谓不可者，八也。 当道者，不为深谋远虑，操一朝之权，弃百姓过于反贼。万一不顺，问谁之咎？臣今愚忠，冒陈天听，稍可济元元之命，万死不敢辞。或以臣言为可采，则臣死荣于生；倘以臣言无可用，虽不死何益于国？伏望颁除迁移之令、下哀痛之诏，使民沾恩惠、国享长宁！’ 疏上，留中。 （李之芳，山东进士。甲寅之变，为浙江总督。江元勋犯衢州，实赖之芳。后拜相国。）” 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征台期间内陆动态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当郑成功征台期间，内陆发生了铜山守将蔡禄、郭义降清、郑芝龙族诛、清廷厉行“迁界”3件大事。 蔡禄、郭义叛于铜山 五月郑成功闻报蔡禄、郭义有意降清 郑成功大军初至台湾，地方尚待开拓，军心未定，所用粮饷、军械仍须由金、厦运送。 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五月间，世子郑经派兵部都事杨荣押送补给物资时，报告守铜山（东山）的蔡禄、郭义二将暗中勾结叛将黄梧，密谋降清。 郑成功惟恐后方不稳，命杨荣回厦门向洪旭传达密谕，让他转令蔡、郭2将立即率部来台，如果2人拖延观望即证明确有异图，授权洪旭当机立断，处死2将。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五月……适世子经差兵部主事杨荣押送粮饷、军器暨诸食物到台，成功闻金、厦各岛咸宁，惟有谣传东山蔡禄、郭义暗通黄梧，欲投诚。 功随发密谕，交杨荣回厦门与洪旭，令行单调二镇带全师过台。‘若遵令，则无他意；如迟延观望，急除之。” 六月初三蔡、郭叛 洪旭奉谕派人往铜山传达郑成功的调兵命令。蔡禄、郭义既同黄梧有勾结，接到率部渡海赴台的命令，自知阴谋败露，决定立即发动叛乱。 铜山主要守将忠匡伯·张进是忠于复明事业的，蔡禄、郭义为了把铜山献给清朝，企图胁迫他一道降清。他们谎称广东许龙兵到，调兵分据四门。张进得知二将谋反，携印从后门逃出，被叛将追及。张进无奈，只好假装表示愿意同蔡禄、郭义归清；暗中却同部将吕簇商议对策，吕簇建议派人急往厦门向世子郑经请援。 张进知道叛军已控制东山全岛，使者无法通过，决定在自己的卧室内密置火药数十桶，邀请蔡、郭2人前来议事，待2人到后点燃火药，同归于尽。这样，逆首既除，吕簇可以乘机请郑经急派兵将收拾局面。定计后，即由吕簇通知蔡禄、郭义，说张进有机密事相商，因身体不适，请2人前来议事。不料，2人怀疑其中有诈，拒不入内。张进命吕簇和随从避出，自己点燃火药捐躯。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辛丑·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 “六月，明·铜山守将蔡禄、郭义叛来降，忠匡伯·张进自焚死。 进守铜山，恩威并著。蔡禄、郭义畏往台湾，据城以叛，胁进前行。进不从，曰：‘吾守土而已。’密置火药署中，欲俟禄等前来焚之。禄等侦知，不赴，使人促行。进遂举火，合室自焚。 清兵入据铜城。”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旭接谕，差人往铜山传藩令：‘着二镇带本部兵，配所坐船只，即往台湾。’ 郭义遂整船欲东。蔡禄与其部将陈华、罗栋（华，漳之漳浦人，后投诚，官京口总兵；栋，平和人，后投诚，官重庆）谋曰：‘不意藩令来如此之急。’ 华曰：‘事已八九，岂可半途而废？’ 栋曰：‘恐二爷不允！’ 禄曰：‘二爷是吾事。尔可速差人往海澄公处为要！’ 华曰：‘今夜即去。’ 禄遂藏罗、陈二将于内，差人请义。 义到，禄曰：‘国姓信谗，以大兄之故（大兄指万礼。前礼等同盟，以万人合心，以万为姓。万礼即张礼，死南京。成功回厦，建忠臣庙享诸死者，以甘辉为首，次张万礼。后有人怨礼，言其非战死，是逃履水，忙不及去甲，溺死，岂可与阵亡将士齿？成功信之，遂撤去），怀疑我兄弟二人。我业已遣人投诚。我去，汝能保其无恙乎？不如俱去，何如？’ 义曰：‘大兄虽不死于战而溺于水，实亦没于王事，非同谋叛者等。与汝我何干，而相疑至此？?禄一时无以答。 其兄万五（礼小功弟，即长林寺僧道宗也）击榻曰：‘君臣不可相疑，疑则必离。今者藩令来召，是疑之渐也。况台湾新辟，荒凉之地，去者多不服水土；此决不可去。若召而不往，非臣子之礼，势难两立。七弟所见甚高，宜从之。’ 义意尚踌躇。道宗复迫之曰：‘自古英雄弃暗投明，若当断不断，乃妇人之仁也。’ 义方决，禄即出陈华、罗栋二将，插刀立誓。即将船收回，声言杠椇不坚，难以冲过横洋，停泊修整燀洗。义、禄又将军器密带入城，欲谋并铜山，虑忠匡伯·张进重兵，难于下手。 六月初一清晨，禄往关帝庙求签，得第十七首，诗曰：‘田园价贵好商量，事到公庭彼此伤。纵使机关图得胜，定为后世子孙殃。’即唤庙祝张初向前谕曰：‘本镇欲夺一寨，不知此签诗意，胜负如何？尔可解一解。’ 初接签，读完复曰：‘依此签意，随去即得。稍迟，则有备无济矣。’ 禄闻之，意遂决。传陈华、罗栋并锺瑞等率众哄说许龙兵上山。义、禄分据四门，劫隆武举人忠匡伯·张进衙（时有隆武丙戌科举人林沃心在铜山，闻知道宗有‘何物释子坏长城，畏死何堪见乃兄’之句。乃兄指万礼也。）。 进闻城中哄，急传亲随欲出。而门者奔报曰：‘万二、万七反了！兵已围城。’ 进忙怀其印，即从后门登山，向北而走。陈华尾追，进回顾曰：‘尔不念夙昔乎？何相逼也？’ 华曰：‘无他意，请本爵安民。’ 进曰：‘吾将印交汝。’华得印便回。 进欲越城，见无船只停步，而禄又差罗栋至，进无奈回见二镇，说之曰：‘吾亦有心久欲投诚，奈无人为引。今既二公举事，何不预知，使吾葱忙？今若不弃，愿与偕行。’禄、义大喜，随出牌谕安民。 进曰：‘凡事尊让之，可称交善。’禄、义信以为然。 初四日，进托病不出。禄促原察言司薛联桂至，欲杀之。道宗卫救，禄虽阳许，而心未灰。桂惧，随道宗住于九仙岩，朝夕不敢离。后同禄、义投诚，授江西督粮道。 初六日，吕簇请进曰：‘公既与二镇合心献城投诚，亦当整备，恐旦夕兵至，去无及矣。’ 进泣曰：‘进海滨一匹夫耳！生逢乱世，受先帝恩重，位至伯爵。复荷藩主深信，共事恢复，委托土地之寄。今日失守，罪不容诛，尚有何面目与之同行再屈膝于他人？’ 簇曰：‘公既如此，即当飞通世子，用计图之。’ 进曰：‘难矣！二贼用意深久，险阻必周。若他人谋泄，为祸愈惨，为丈夫羞。’ 簇曰：‘然则坐以待毙乎？’ 进曰：‘惟尔义侠可托，吾欲密置火药数十桶环布卧室，请二贼入内议事，掷火与之偕亡。他兵无主必乱，尔然后按兵请救。’簇跪泣，受计。 初七日，簇趋谓禄、义曰：‘本爵恐厦门、南澳闻知，合兵前来，则甚费力。何公爷接应，至今未到，心甚忧焉。奈本爵忽染病畏风，尚有机密事不便传述者，烦二位将军入内计议。’ 禄、义闻请即行。将至府门，小鹿忽跳，遂踌躇未前，而请者又至。禄、义愈疑，随诡答曰：‘尔代吾转覆本爵：原欲入内共商，适有紧急军情难缓，俟明日来会未迟。’即反步回。 簇急将语覆进。进叹曰：‘计不成矣，天也！吾尽吾心而已。’遂冠带，挥吕簇等左右出。自投火药，发霹雳如雷，黑烟满天，而衙焚，忽进尸自天半下落于街。”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铜山守将郭义、蔡禄入漳州降。”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顺治十八年）是秋，铜山守将郭仪、蔡禄率众降清，忠匡伯·张进自焚死。” 六月初九郑经遣兵平叛 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留守厦门等岛屿的郑经在处理铜山谋叛事件上优柔寡断。 六月初三日，接蔡禄、郭义叛铜山报，才实施戒严，准备船只。 六月初九日，得知张进被迫自焚时，才由厦门派黄廷等将领统军乘船南下铜山平叛，镇守南澳的陈霸（即陈豹）也率领舟师前来铜山会剿。 六月十九日，蔡禄、郭义纠众把铜山抢掠一空后，在清·黄梧、福建右路总兵王进忠、诏安副将刘进忠接应下，由八尺门渡至大陆向清方投降。黄廷、陈霸等在铜山登岸已为时过晚，只好派兵防守炮台，安抚遗民，向郑经报告善后情形。郑经命黄廷等回厦门，陈霸仍归守南澳，洪天祐、黄元相继守铜山。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辛丑·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 “忠勇侯·陈霸与洪旭统水师复之。 报至，成功感叹，命厚恤其（指“张进”）家。使总监营翁天佑守其地。 是役也，原任思明州知州薛联桂亦同蔡禄等降，（清廷）诏封授为江西督粮道。”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六月……初三日，郑经接禄、义叛铜山报，即戒严，整船。 初九日，又接张进赚计不成自焚信，遣黄廷、杜辉、黄元、洪天佑、何义、黄昌、杨来嘉等镇，下铜山擒禄、义。南澳陈豹闻禄、义变，亦亲督舟师会剿。 禄、义知二处师动，于八尺门排渡通师过铜山。而海澄公·黄梧同右路总兵王进功，督兵驻札陈埭，令诏安营副将刘进忠带兵过江接应禄、义（进忠后为潮州总兵）。 十九日，禄、义任众抢掠，空其城，由八尺门投诚。黄廷合陈豹师登岸，遣将分道追弗及；惟谨守炮台，安插馀民，飞捷报经。经令黄廷等回厦，陈豹仍归南澳。以洪天佑同黄元相继守铜山。” 八月清•兵部尚书苏纳海至闽 清•顺治十八年辛丑（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八月，清•兵部尚书苏纳海至闽。斥地方官员弃海岛不管不顾；令黄梧拏诸大商贾，禁止与厦门、台湾通商；毁石井郑氏祖坟等。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八月……兵部尚书苏纳海至闽。 斥弃海岛，令黄梧拏诸大商贾。 毁郑氏之祖坟；惟安海‘五马奔江?水葬者，无处寻觅。挖起者，将大杉木锯开两边，中凿孔相连，将各尸合在内，用铁箍箍上，外加封皮。 沿途递解，逢郡县收狱。 至福州，因差者横肆无状，威喝县官；县官恶之，以其未奉旨，通详中止。” 十月初三郑芝龙族诛 清·顺治十八年辛丑（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十月初三，清廷把拘禁中的郑芝龙和他的儿子郑世恩、郑世荫等全家11口“照谋叛律族诛”（《清圣祖实录·卷5》），杀于北京柴市。（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芝龙》） 《明清史料·丁编·第3本·顺治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谕兵刑二部”》载：清廷见郑成功毫无受抚之意，下谕说，郑芝龙“怙恶不悛，包藏异志，与其子成功潜通，教唆图谋不轨，奸细往来，泄漏军机等项事情，经伊家人尹大器出首，究审各款俱实。如此负恩叛国重犯，不宜尚加监候。”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议具奏。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辛丑·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 “冬十月，弃同安侯·郑芝龙于市。 初，芝龙在京，屡以书谕成功就抚，不则恐见诛戮。成功复书有云：‘儿昔者再三苦谏而吾父不听，今事已差池，言之何益。设有不幸，儿当缟素（“缟素”：白色的丧服）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而已。’然世祖亦不之罪也。 至是，世祖崩，执政者与芝龙有隙，遂促杀之。以十月初三日斩于燕京之柴市，子孙在京者皆与焉。”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十月，郑芝龙家人伊大器出首龙与子功不时书信往来，谋为不轨，遂收芝龙。 寻而弃龙于燕市，并子弟共十一人。”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40·封爵·国朝·郑克塽》：“是岁（顺治十八年，1661年），朝命弃芝龙于柴市。芝龙至京师，初封同安侯；至是，诛。”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是岁，圣祖（康熙帝）即位，戮芝龙及诸子世恩、世荫、世默。” 清·顺治十八年辛丑（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十月，清廷在大陆沿海厉行迁界，史称“辛丑播迁”，人民流离失所，汹汹思动。（详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清初迁界》、《海丝之路·没落篇·清·辛丑播迁》）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辛丑·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 “冬十月……迁界，徙沿海居民于内地。 闽海以成功故，历年用兵，捐师糜饷（“捐师糜饷”：耗费兵力，空费军饷）。苏纳海议曰：‘蕞尔（“蕞尔”：形容比较小的地区）两岛，得遂猖獗者，实恃沿海居民交通接济。令将山东、江浙、闽广海滨居民尽迁于内地，设界防守，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则海上食尽，鸟兽散矣。’从之。于是分遣满员督迁各省。”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 “（顺治十八年秋）清遂下迁海之令，沿海居民移入内地，设兵驻防。 成功闻之，叹曰：‘吾不东征得此土，且无用武地矣。夫滨海幅员上下数千里，尽委而弃之，岂计之得哉？吾养锋蓄锐，徐以俟之耳。’ 自是立屋宇，广城郭，设七十二镇以守之。 是岁缅人献永历帝，明亡。成功准天复故事，仍称永历十五年。” 张煌言《上延平王书》 张煌言认为清廷“辛丑播迁”是反清复明的绝好时机，再派罗子木携信入台，力挽成功回师大陆。张煌言在《上延平王书》（《张苍水集》）中毫不客气地说： “窃闻举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业者，尤在地利…… 即如殿下东都（今台南。郑成功改赤嵌为东都）之役，岂诚谓外岛足以创业开基，不过欲安插文武将吏家室，使无内顾之忧，庶得专意恢剿。但自古未闻以辎重眷属置之外夷，而后经营中原者。所以识者危之……故当兴师之始，兵情将意，先多疑畏。 兹历暑徂寒，弹丸之域（指台湾城），攻围未下。是无他，人和乖而地利失宜也。语云：与众同欲者罔不兴，与众异欲者罔不败。诚哉是言也。 是虏酋短折，孤雏新立（清帝福临病死，玄烨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一月幼年继位），所云主少国疑者，此其时矣。满党分权，离衅叠告，所云将骄兵懦者，又其时矣。且灾异非常，征科繁急，所云天怒人怨者，又其时矣。兼之虏势已居强弩之末，畏海如虎，不得已而迁徙沿海，为坚壁清野之计，致万姓弃田园，焚庐舍，宵啼露处，蠢蠢思动，望王师何异饥渴。我若稍为激发，此并起亡秦之候也。 惜乎殿下东征，各汛守兵，力绵难持，然且东避西移，不从伪令，则民情亦大可见矣。 殿下诚能因将士之思归，乘士民之思乱，回旗北指，百万雄师可得，百十名城可下矣。又何必与红夷较雌雄于海外哉！ 况大明之倚重殿下者，以殿下之能雪耻复仇也。区区台湾，何预于神州赤县，而暴师半载，使壮士涂肝脑于火轮，宿将碎肢体于沙迹，生既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 况普天之下，止思明州（厦门）一块干净土，四海所属望，万代所瞻仰者，何啻桐江一丝，系汉九鼎。故虏之虎视，匪朝伊夕，而今守御单弱，兼闻红夷搆虏乞师，万一乘虚窥伺，胜败未可知也。 夫思明（厦门）者，根柢也；台湾者，枝叶也。无思明（厦门），是无根柢矣，安能有枝叶乎？此时进退失据，噬脐何及。古人云：宁进一寸死，毋退一尺生。使殿下奄有台湾，亦不免为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厦门），别图所以进步哉！ 昔年长江之役，虽败犹荣，已足流芳百世，若卷土重来，岂直汾阳、临淮不足专美，即钱镠、窦融亦不足并驾矣。倘寻徐福之行踪，思卢敖之故迹，纵偷安一时，必贻讥千古。即观史载陈宜中、张世杰两人褒贬，可为明鉴。九仞一篑，殿下宁不自爱乎？夫虬髯一剧，祗是传奇滥说，岂真有扶余王乎？若箕子之居朝鲜，又非可以语今日也。 某倡义破家以来，恨才力谫薄，不能灭胡恢明，所仗殿下发愤为雄，俾日月幽而复明，山河毁而复完。某得全发归故里，于愿足矣。乃殿下挟有为之资，值可为之势，而所为若是，则其将何所依倚。故不敢缄口结舌，坐观胜败。然词多激切，触冒威严，罔知忌讳，罪实难逭矣。惟愿殿下俯垂鉴纳，有利于国，某虽死亦无所恨。 谨启。” 张煌言对郑成功的决策复台是不赞成的，信中处处流露出对郑成功的失望，认为复台的目的是脱离抗清前线，仅从郑氏一家私利考虑取远离大陆的台湾为安身立命之所，是无意复明的表现。这表明张煌言和郑成功两人的着眼点有很大的差异。 张煌言是在儒家学说熏陶下成长的仁人志士，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缺点是眼界狭窄。他在信中说的清·顺治帝去世，主少国疑，实行迁海政策等给复明势力提供了有利时机，虽有一定道理；但从全局来看，清廷已经比较牢固的稳定了在大陆的统治，张煌言的立论未免过于乐观。 相形之下，郑成功比他现实得多。郑氏家族本是海上起家的，这种家族历史背景使他视野开阔，台湾、澎湖沃野数千里当然包括在赤县神州之内，为解决数十万兵员和其他人士的粮食、物资供应，光靠金门、厦门、南澳等弹丸之地是绝对支持不下去的。清廷实行沿海迁界政策，郑成功了解的情况决不亚于张煌言。这一政策并不意味着清朝把沿海约三十里的广袤土地让给郑军，任其屯田扼守；而是一种短视的封锁政策，旨在切断郑军从内地取得物资的通道。如果郑军登陆，清政府将凭借陆战的优势驱逐其下海。郑成功正是有见及此，不顾张煌言和部下多数将领的反对，毅然决定进军复台。 何况，张煌言写这封信时正是荷兰殖民当局即将投降之时，如果郑成功采纳了他的意见，就将功亏一篑，台湾的历史走向很可能完全不同，郑氏集团的抗清事业也必然更早失败。 这再一次证明，分析各种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非常复杂的，即便像张煌言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也不免在个别重大问题上作出错误的判断。 与此相呼应，明朝宗室如鲁王·朱以海，宁靖王·朱术桂皆留居金门，遗老卢若腾留居澎湖，徐孚远则单独跑往广东，王忠孝也批评郑成功在“乘此时一呼而集、事半功倍”的时候，而“僻处海滨，不图根本，真不知其解也。” 张煌言等人极其尖锐地提出了忠与不忠的问题，对成功施加压力。成功作何反应，未见记载，但从其严令各岛军眷入台看，可以肯定他是不为所动的。 藤牌兵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关后，铁骑横扫大江南北。郑成功坚守东南一隅，誓与清廷不共戴天，军中设有藤牌兵，专门训练用作冲锋陷阵的主力，以对付清军的骑兵。 藤牌兵是郑成功的子弟兵，多为泉州、漳州人，使用的武器是1面藤牌、1把长刀。藤牌用于防御，长刀锋利可削铁甲，可谓是一守一攻，配合默契。藤牌是用藤编浸油制成的，形状像1顶大圆帽，故亦称“团牌”或“滚牌”。 清初·计六奇《明季南略》载：藤牌兵作战编制的基本单位是“伍”，3人1伍，一兵执藤牌，以遮蔽掩护其他2名士兵，而这2名士兵，1人砍敌人战马，1人则砍杀敌人。或说藤牌兵作战时，左手持牌，跳舞滚动，迅猛向前，滚至敌人面前时，抡起右手所持大刀，砍杀敌人。当遇到敌人大队步骑兵时，则使用密集队伍把藤牌擎起作为掩蔽，起到限制敌人弓马的作用；如果发现敌人散开，立即变为小队，每兵活动范围为前进8尺、后退1丈，进退灵活，尤适宜在田塍或泥泞的地区作战。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率军北征，挺进长江，势如破竹，攻打瓜州、银山时，就凭藤牌奇兵取胜。可惜后来因坐失良机，功亏一篑，郑成功只好退兵。 郑成功藤牌兵发挥最大的威力，还是在于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宝岛台湾的战役中。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载：“赐姓公（郑成功）未得台湾也，积蓄皆贮海澄。铁甲十万副，谷可支三十年。藤牌、滚被、铳、炮、火药，皆以数万计。”可见郑成功东征，藤牌是重要的装备。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4月30日，郑成功率领船队，出其不意，乘涨潮驶进鹿耳门，在赤嵌城西北附近的禾寮港登陆。驻台的荷兰总督揆一大惊，命令汤马斯·贝德尔上尉率240名士兵荷枪实弹，进攻扎营北线尾的郑军。郑军集中3000人从正面迎战，又拨出700～800人从后面绕过小山进行抄袭。荷军见势不妙，争相逃命。郑军由杨祥率领藤牌兵，乘势猛攻，敌军118人被歼，狂妄的贝德尔上尉也命丧当场。 揆一离开台湾后著有《被忽视的福摩萨》一书（“福摩萨”即台湾），书中说：郑成功的盾牌兵（即“藤牌兵”）是用来代替骑兵的，每10人中有队长1人，负责指挥，并督促士兵冲锋，士兵则低头弯腰，躲在藤牌后面，不顾死活地冲陷敌阵，十分英猛，荷军见此阵势，都吓破了胆。 黑人洋枪队
非洲黑人伴随西方殖民军队来华 明末清初，随着西方殖民者叩关而来，许多非洲黑人也来到了中国。这些黑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被贩卖的黑奴，二是在殖民者的迷惑下，出于宗教热情来华进行冒险活动的黑人。他们在西班牙、葡萄牙与荷兰军队中当兵，成为殖民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天启二年（1622年），在葡、荷争夺澳门的战争中，黑人对战斗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来自非洲的黑人甚至成了葡萄牙驻澳门军队的主力。 黑人忠勇善战。明人史籍中记载黑人“善斗”，战斗力很强；清·工部右侍郎赛尚阿奏陈澳门情况时也说，此间有“番哨三百余人”，皆以黑人充当，“终年训练，无间寒暑”。 黑人洋枪部队成为郑成功的贴身卫队 虽然黑人在澳门等地的社会中担当了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工作，但却没有相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许多黑人不满奴役，加之明朝边疆将领的召唤，纷纷逃出虎口，寻找新的生活。清·顺治四年（1647年），从澳门逃跑的黑人已超过200人，其中很多逃到了南明势力控制区，他们明确表示不愿再为葡萄牙人干活，愿意为南明皇帝工作。当时，东南沿海一带许多地方势力的军队中，都有黑人士兵。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手下就有1支由黑人组成的军队。（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芝龙》） 史载，南明·隆武帝依附郑芝龙，在福州称帝。郑芝龙手下有一支由300名不同民族黑人组成的部队。这些黑人都是基督徒，对郑氏父子忠心耿耿，深得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信任。根据比利时传教士鲁日满的记录，这些黑人多是咖吠哩人，据推断，可能是南部非洲的班图人。这些黑人作战英勇，为郑氏集团的建立和巩固作出贡献。 西方人撰写的《在华方济各会会志》中曾写道：“这些士兵是郑芝龙从澳门和其他地方弄来的”，“他们的头领叫路易斯·德·玛托斯，是一个聪明、理智的黑人。”郑芝龙“手下一直有大量的从澳门来的棕褐色基督徒为其效劳。他们有自己的连队，是优秀的铳手(火枪手)。他最信任他们，用他们护身、充兵役。” 有1次，黑人通宵达旦地庆祝耶稣升天节。黎明时鸣号放枪，巨大的声响令郑芝龙吃了一惊，还以为遭到敌人进攻。得知原因后，郑芝龙不但没有惩罚他们，还下令赏赐酒水、糕点，并赐银作为白天继续庆祝的费用。郑芝龙对手下如此之宽容，难怪会有那么多的黑奴前来投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黑人士兵逐渐能够听懂汉语，但仅“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 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黑人精锐部队，在郑芝龙降清后继续为郑成功服务。其中，有1支由黑人雇佣兵组成的洋枪部队，成为郑成功的贴身卫队。在郑成功进攻南京的战役中，黑人部队在南京城墙下和长江边与清军浴血奋战。 黑人士兵参加收复台湾的战役 郑成功的黑人部队还参加了收复台湾的战役。 郑成功围困荷军主力于“赤嵌城”和“台湾城”时，采取了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战法，黑人部队也起了作用。郑成功曾派手下的黑人士兵同荷军中的“乌番兵”（黑人士兵）进行联络，策动他们投降。这些“乌番兵”属于奴隶士兵，平时备受荷兰殖民者欺凌。在郑成功强大的政治攻势之下，不少“乌番兵”出城投降，加入了郑成功的部队。 郑军在围歼荷军时，得到黑人士兵的配合。由于资料所限，这些黑人的最后归宿不甚清楚，只知道在郑经（郑成功之子）统治台湾期间，有支黑人军队曾作为宫中卫队及仆役使用。作为长期忠诚服务的报答，一些中国妇女曾被许配给黑人战士，为他们生儿育女。（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经》） 郑成功容貌形象 荷兰·菲力普·梅《梅氏日记》（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梅氏日记》）记载，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5月4日，作为荷兰使者，测量师菲力普·梅第1次见到郑成功后，曾述及郑成功的形象： “他坐在帷幕正中央的一张铺有刺绣桌巾的桌子后面，身穿一件漂白的麻纱长袍，头戴一顶褐色尖角帽，式样像便帽，帽沿约有一个拇指宽，上头饰有一个小金片，在那小金片上挂着一根白色的羽毛。” “我猜他年约40岁，皮肤略白，面目端正，眼睛又黑又大，那对眼睛很少有静止的时候，不断到处闪视。嘴巴常常张开，嘴里有四、五颗很长，磨得圆圆、间隔大大的牙齿。胡子不多，长及胸部。” “他说话的声音非常严厉，咆哮又激昂，说话时动作古怪，好像双手和双脚飞起来。中等身材，有一条腿略为笨重，右手拇指戴着一个大的骨制指环，用以拉弓。” 开拓台湾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73·祥异·纪兵（附）》（同治补刊本）：“（顺治）十八年四月，成功入台湾，据之。” 郑成功大力开拓台湾，岛上经济和文化得到迅速发展。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称“台湾之人是以大和”。 清·顺治十八年五月始置一府两县 郑成功坚持奉永历正朔，以台湾为“东都”。 早在清·顺治十八年辛丑（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五月，被荷兰殖民者占据的“台湾城”（亦称“大员城”、“热兰遮城”）和“赤嵌城”（亦称“赤嵌楼”、“普罗岷西亚城堡”、“普罗文查堡”）尚未攻克，郑成功即着手在台湾建立政权机构，改“台湾城”为安平镇，“赤嵌城”为承天府，府尹杨朝栋；府下设2县：一为天兴县（位今嘉义），知县祝敬，管北路；一为万年县（位今凤山），知县庄文烈，管南路。 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十二月初六日，诸镇兵诣郑成功辕门控告用小斗给发月粮扣克军粮事，郑成功质实，杀府尹杨朝栋、知县祝敬、斗给陈伍等示众。以郑省英为府尹。令黄安监守安平镇，周全斌总督承天府南北诸路。 清·康熙元年壬寅（明·永历十六年，1662年），台湾既平，乃旧，唯总号台湾为“东都”。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壬寅·清·康熙元年（明·永历十六年）》： “二月，成功开创台湾府、县。 台湾既平，成功改（台湾城）为‘安平镇’，‘赤嵌城’为承天府。设县二：曰‘天兴’，曰‘万年’，总号‘东都’。”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五月……改赤嵌为承天府，杨朝栋为府尹。又设二县隶之：一天兴县，以祝敬任之；一万年县，以庄文烈任之。” “功以荷兰去，台湾平，遂祭告山川神祇，改台湾为‘东都’。附红毛城置第宅，居焉。” “（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诸镇兵诣成功辕门，告给发月粮扣克，用小斗。质实，杀府尹杨朝栋、知县祝敬、斗给陈伍等示众。以其叔芝莞之长子郑省英为府尹。令黄安监守安平镇，周全斌总督承天府南北诸路。” 【按：杨朝栋、祝敬用小斗散粮未必是私克入己，很可能是存粮不足，即便罪有应得，也不该牵及家小。】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40·封爵·国朝·郑克塽》：“（郑成功）乃号（台湾）为‘承天府’，置‘天兴’、‘万年’等县。”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成功乃号台湾为‘东都’，示将迎桂王狩焉。”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成功改台湾为‘东都’，置一府、二县。”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 “壬寅，改台湾为东都，王城为安平镇，赤嵌为承天府，以郑省英为府尹。 先是，成功受永历延平郡王之封而不称，至是始服王服，朝诸将。” 制度建设 荷兰人踞台时，搬用西方议会制度，将台领地分为4个行政区，在大员（台湾城）设置行政长官和评议会，下设地方长老会议，任命各蕃社、各汉人村归顺的头人为长老，作为殖民统治的代理人。 郑成功复台后，铲除荷兰人的殖民统治，按照中国封建体制的机构设置，设府县，定职官，编户籍，兴办学校，将儒家王道文化传播台湾。 官制仍因其旧，设吏、户、礼、兵、刑、工6官，并置6科都事及“察言”、“承宣”、“宾客”诸司。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以陈永华为谋主，制法律，定职官，兴学校。”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制法律，定职官，兴学校。” 招贤纳士 郑成功一向重视对人才的使用和培养，海上起兵后广为招贤纳士。 郑成功赴台时，“当时士大夫东渡者，盖八百余人。延平礼待诸缙绅之避乱而至者，军国大事，时来询焉。”这800士大夫中，较著名的有沈光文、卢若腾、王忠孝、沈佺期、张煌言、曹从龙等，他们均为当时的宿儒名士，对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卢若腾、王忠孝、沈佺期》） 又设“储贤馆”、“育胄馆”以纳贤士。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起池馆以待故明宗室遗老之来归者。” 永历开科粤西，成功资赞诸生赴考，于是“岛上衣冠济济，犹有升平气象”。 清•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巡视劝农 清•顺治十八年辛丑（南明清永历十五年，1661年）十二月，为制定一套切合实际、有益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治理政策，在荷夷投降后，郑成功立即亲自带领何斌等属下巡视新港、目加溜湾、肖垄、麻豆、大目降、大武垅、他里雾、半线等地，走访各社。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顺治十八年辛丑，附永历十五年）十二月……（郑成功）自领何斌、马信、杨祥、萧拱宸等，带铳手三百、牌手三百、弓箭手三百、大刀手二百，备具口粮十日，从新港、目加溜湾巡视。 见其土地平坦膏沃，土番各社俱罗列恭迎（土番俗无跪，蹲下合掌，即跪之礼也）。成功锡以烟布，慰以好言，各跳跃欢舞。观其社里，悉系斩茅编竹，架楼而居。虽无土木巩固，实有疏林幽趣。计口而种，不贪盈馀；以布作幔，不羡繁华。诚三代以上人民也。 由萧垄、麻豆、大目降、大武垄、他里雾、半线各处踏勘而回。”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巡视里社土番，锡以烟布，慰以好言，皆受约束。” 当郑成功了解台湾百姓耕种收割等技术落后 ，即派“农师”指导，并分配熟牛、犁耙、锄等给各社，授于犁耕镰割等技术，赏勤者，罚怠玩。 围地屯垦 必要性 郑成功在围困荷兰殖民者时，就着手部署军队屯田。 其原因： 一是官兵、眷属众多。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亲率大军渡海东征时，首批13镇，有官兵25000名和眷属数千。继而6镇官兵第2批抵台，约有12000人，眷属也搬到台湾。 郑成功复台当月（1662年2月），为促进开发，加固根本，即令诸水陆提镇搬迁家眷入台。清·江日升《台湾外纪》亦云：“各岛搬眷，俱迁延不前。”翌年正月重申前令，严格执行。 二是清廷厉行禁海、迁界。 郑成功复台后，清廷为在经济上困死郑氏，下令在大陆沿海禁海、迁界。（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历史事件·清初迁界》）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40·封爵·国朝·郑克塽》：“属朝命迁界，成功闻之叹曰：‘使吾不得此一块土，是犹婴儿绝乳，亡可立待矣！’” 三是台湾地广人稀。 当时台湾地广人稀，高山族同胞“计口而种，不贪盈余”，土地利用率很低。在视察过程中，郑成功“见其土地平坦膏沃”，适合屯田养兵和移民垦荒。 清•顺治十八年十二月会议讨论决定围地屯垦事 清•顺治十八年辛丑（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十二月郑成功巡视劝农后回到住所的次日，立即召集各提督、镇将和参军议事，讨论决定围地屯垦事宜。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1》： “次日（指“巡视劝农回衙的次日”），大会诸提镇、参军议事。 成功曰： ‘大凡治家治国，以食为先。苟家无食，虽亲如父子夫妇，亦难以和其家；苟国无食，虽有忠君爱国之士，亦难以治其国。 今上托皇天垂庇，下赖诸君之力，得有此土。然计食之者众、作之者寡，倘饷一告匮，而师不宿饱，其欲兴邦固国，恐亦难矣。 故昨日躬身踏勘，揆审情形，细观土地，甚是膏腴。当效寓兵于农之法，庶可饷无匮，兵多粮足。然后静观衅隙而进取。’ 黄安曰：‘开疆辟土，垂业万世，诸将自当唯唯。但欲寓兵于农之法何如，愿请指示。’ 功曰： ‘古者量人受田，量地取赋。至商虽变为井田，亦是九一之法，兵民无分。迨至秦，井田废，兵民始分：民任转输，兵任征战。后汉、唐、宋、元屡年征战，兵甲蕃众，筹饷者徒为仰屋；故善为将者，不得不兴屯以富兵。如诸葛屯斜谷、司马屯淮南、姜维屯汉屯、杜预屯襄阳，悉是两敌相对，恐转运维艰，土有饥色，故寓兵于农以备敌。若夫元之分地立法、太祖设卫安军，乃天下已平，恐虚糜空乏，故以为农者七、为兵者三，寓农以散兵，非无故也。 今台湾乃开创之地，虽僻处海滨，安敢忘战？暂尔散兵，非为安逸，初创之地，留勇卫、侍卫二旅，以守安平镇、承天二处。其余诸镇，按镇分地、按地开垦，日以什一者了望，相连接应，轮流迭更。是无闲丁，亦无逸民。插竹为社，斩茅为屋。围生牛教之以犁，使野无旷土，而军有余粮。其火兵则无贴田，如正丁出伍，贴田补入可也。其乡仍曰‘社?，不必易；其亩亦曰‘甲?，以便耕。一甲三十一戈二尺五寸（豪按：据高拱乾修《台湾府志》及王礼修《台湾县志》，作一甲二十五戈），一戈东西南北四至长一丈二尺五寸。今归版图，亦以此为则，照三年开垦，然后定其上、中、下则，以立赋税。但此三年内，收成者借十分之三，以供正用。农隙，则训以武事；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耒以耕。寓兵于农之意如此。 马信诸镇咸起谢曰：‘藩主今日不惜辛勤，跋涉兴师，开辟海外乾坤，创业以遗子孙，诚古来之未有也！今又寓兵于农，实万世良法。自当凛遵而行。’ 即日贴分，各照地方领兵前去开垦。” 清•康熙元年正月分遣诸将屯田 清•康熙元年壬寅（南明•永历十六年）正月，郑成功分遣诸将屯田。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2》： “圣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壬寅（附永历十六年）正月，成功分遣诸将屯田。 忽报其父芝龙凶信，功顿足躃踊，望北而哭曰：‘若听儿言，何至杀身；然得以苟延至今日者，亦不幸之幸也！’令文武官员各挂孝。（明末清初·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则云，郑成功“叱为妄传，中夜悲泣，居常郁悒。”） 及知毁墓，向西切齿而骂曰：‘生者有怨，死者何仇？敢如此结不共戴！倘一日治兵而西，吾不寸磔汝尸，枉作人间大丈夫！’ 每与诸将言及五省沿海人民移徙内地，叹曰：‘吾欲留此数茎发，累及桑梓人民！且以数千里膏腴鱼盐之地、百万亿众生灵，一旦委而弃之，将以为得计乎？徒殃民而已！吾若不决志东征，苟徇诸将意，株守各岛，岂不笑吾英雄为其束缚？今当驰令各处，收沿海之残民，移我东土，开辟草莱，以相助耕种，养精蓄锐。俟有衅隙，整甲而西，恢复迎驾，未为晚也。’” 推行 郑成功在控制区施行“兵农合一”之屯田制。全体官兵“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耒以耕”，自己动手生产，解决军粮供应，以减轻民众负担。 （明末清初·杨英《先王实录》、明末清初·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壬寅·清·康熙元年（明·永历十六年）》： “成功闻迁界，怃然曰：‘举五省数万里鱼盐之地无故而弃之，涂炭生民，岂得计哉？清之技亦穷矣！吾养兵蓄锐，天下事未可知也。’ 于是辟草莱，兴屯聚，严法令，犯者虽亲不贷。或谏以用法宜稍宽，成功曰：‘子产治郑，孔明治蜀，皆以严从事。况立国之初，不加一番整顿，则流弊不可胜言矣。’众皆拜服。”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2》： “（康熙元年壬寅，附永历十六年）正月……功在台，令过于严，犯者虽亲信无赦。 成功曰：‘此知其一，不知其二。立国之初，法贵于严，庶不至流弊。俾后之守者，自易治耳。故子产治郑、孔明治蜀，用严乎？用宽乎？’ 信服其论。 二月，成功檄洪旭、黄廷同兄泰等，陆续载诸眷口过台。 三月，成功以洪旭、祁辟等十人分管社事。”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台湾周千里，土地饶沃，招漳、泉、惠、潮四府民，辟草莱，兴屯聚，令诸将移家实之。水土恶，皆惮行，又以令严不敢请。”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 “于是寓兵于农，用屯田法，按镇分地、按地开荒，三年定其上、中、下则以立赋税；有警则荷戈以战，无事则负耒而耕，即日督兵开垦，用法颇严。马信以为言，成功曰:‘立法之初贵严，后之守者自易治耳。’ 既而闻黄梧迁界之策行，叹曰:‘使吾徇诸将意，不决东征得此一块土，英雄无用武之地矣!沿海幅员上下数万里，田庐坟墓无主、孤儿寡妇望哭天末；今当移我残民开辟东士，养精蓄锐，以图光复。’乃招漳、泉、惠、潮流民，辟污莱……” 为了维护台湾农民利益，他严令官兵垦辟荒土，不许混圈田地，违者重罚；还派员赴大陆招募漳、泉、惠、潮的沿海失业、失地之民到台湾垦荒，人数应有数万。 开辟阶段条件艰苦，对将士也应予以更多的关怀。但在推行家属迁台和屯垦问题上，郑成功面临紧迫的粮饷问题，不得不严加督责，却急于求成，立令过严，在许多方面一意孤行，造成严重恶果。 明末清初·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载： “以各社田土分水陆诸提镇，令各搬其家眷至东都居住，兵士俱令屯垦。初至，水土不服，瘴疠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众。加以用法严峻，果于诛杀；府尹杨朝栋以其用小斗散粮，杀其一家；又杀万年县祝敬，家属发配。于是人心惶惶，诸将解体。” “（康熙元年，永历十六年，1662年)正月，赐姓严谕搬眷，郑泰、洪旭、黄旭等皆不欲行。于是，不发一船至台湾；而差船来吊监纪洪初辟等十人分管番社，皆留住不遣。海上信息隔绝。” 【按：郑成功强令驻守大陆沿海岛屿将士把家属送到台湾，带有人质性质，意在防止诸将士叛投清方。这同明·太祖·朱元璋留诸将家属于京师、清廷命文武大员以子弟入宫为侍卫相似，是企图以亲属的安危来维系下级的忠贞。何况台湾那时的荒凉景况，还难以同明初南京、清初北京相比。】 鼓励通贩 为繁荣台湾经济，他鼓励文武官员从事渔业、经商，建造大船，通贩日本与南洋各国；又令金、厦、铜山、达濠诸镇，冲破清朝海禁，同内地商民通贩，购运各地货物，转贩海外各国。 宗教传播 明郑以前，台湾尚无很大影响力的宗教派别，民间信仰诸神较早有关圣帝君、妈祖、玄天大帝、广泽尊王等。郑芝龙踞台时，已笃信民间诸神，今高雄关帝庙内还保存当年郑芝龙供奉的古石香炉。 郑成功儿时就非常崇信妈祖，攻台时曾奉祀妈祖、保生大帝等神祗上船护航。复台后，郑成功在台南学甲镇仿建慈济宫1座，供奉保生大帝，这是台湾慈济宫的开基祖庙。又在台南鹿耳门大兴土木，建造圣母庙及天后宫。（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民间信仰·妈祖》、《泉州宗教·道教（宋）·吴夲》） 郑成功“首崇文庙，次葺祠宫。岁修禋祀，时奉坛祀。”（沈光文《台湾赋》） 郑成功《复台——即东都》诗 郑成功对建设和发展台湾充满信心，赋《复台——即东都》诗一首，抒发抱负 ，表达他为收复台湾而奔波的艰辛历程。诗曰： 郑成功与华侨 郑成功时期，海上贸易的范围从其父郑芝龙主要以日本为基地的中日贸易，扩大到东南亚各地的柬埔寨、暹罗（今泰国）、印尼、越南、马来亚、菲律宾，并自称为“巴达维亚、台湾和马六甲等地”这个广阔市场的“主人”，不准任何殖民者“侵犯我的地位”。 郑成功就是通过这个海上商贸网络和1支庞大的武装船队，与东西洋各个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华侨开展贸易往来。郑氏在频繁对外贸易活动中，内外商品交换的进行，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各地华侨的大量需求吸纳，并通过他们在市场上转手销售与当地居民，同时也为郑氏的商船采购一部分各种有利可图的物产。 郑成功船舶在海上的往来和贸易的不断发展，促使沿海居民一批批地移居国外，其中不少人乘坐了郑氏提供的船只移民东南亚各地，成为今天华侨的先辈。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关，清·顺治四年（1647年）郑成功起兵勤王，在转战于东南各地期间，他还派出船只帮助躲避战乱出走海外的沿海人民到明室宗族提供方便，使他们安全南渡定居海外各地。 在郑芝龙和郑成功发展海外贸易和称雄海上这个期间内，荷兰殖民者以其强盗武装船只，经常出没海面，袭击郑氏船队和华侨商船。殖民者的骚扰和劫掠，给郑氏和侨商的海上贸易，带来了极大损失，造成严重威胁。 为此，郑氏武装船队以牙还牙，一再打击荷兰的船舰，迫使其在海上的劫掠活动有所收敛，既为自己的船队扫除了通达大洋的障碍，也保护了华侨商人的海外贸易活动。同时，郑成功还对荷兰殖民者施加压力，于清·顺治十三～十七年（1656—1660年）曾2次表示今后不与荷兰商人通商，除非他们停止海上劫掠和改变对海外华商的劫夺。此外，郑成功为确保华侨商船海上航行安全，允许侨商领取郑府令牌和“国姓爷”旗号，当时不少侨商即采取此法，得以驾船出海，通贩各国。 郑成功保护海外华侨，最突出表现为严厉谴责和准备征讨菲律宾的西班牙统治者。 侨居菲律宾的中国商民在1603年（明·万历卅一年）和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遭到西班牙殖民者两次疯狂大屠杀，死难侨胞竟有50000余人。郑成功于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致函巴城一位华侨巴必丹，要求他停止与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贸易往来，以便采取共同的抵制行动。随后，郑成功对菲律宾华侨危难处境，曾多次表示关切，也提出要率师出征西班牙殖民者，“以雪我中国人之耻”。菲律宾侨胞在他的关心和激励下，“勃勃欲动”，“以报夙怨”。 郑成功驱荷复台后不久，决心以武力拯救孤立无援的菲律宾华侨，于1662年4月24日（清·康熙元年、南明·永历十六年三月七日）致书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曼利克·特·喇喇，遣使递交，正气凛然地谴责其杀戮掠夺的罪行，严令其改邪归正，俯首纳贡。这封信载于林金枝、韩振华的《谈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书》（《南洋问题》1982年第3期），2012年收入《延平二王遗集》。（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延平二王遗集》） 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书全文如下： “大明总统使国姓爷寄马尼拉总督曼利克·特·喇喇之宣谕 承天命而立之君，万邦咸宜效顺朝贡，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可恶荷夷不知天则，竟敢虐我百姓，劫夺商船，形同盗贼，本当早勒水师讨伐。然仰体天朝柔远之仁，故屡寄谕示以期彼悔罪过，而彼等愚顽成性，执迷不悟，邀予震怒，遂于辛丑四月率师亲讨，兵抵台湾捕杀不计其数，荷夷奔逃无路脱衣乞降，顷刻之间，城池库藏尽归我有，倘彼等早知负罪屈服，岂有如此之祸哉。 你小国与荷夷无别，凌迫我商船，开争乱之基。予今平定台湾，拥精兵数十万，战舰数千艘,原拟率师亲伐。况自台至你国,水路近捷,朝发暮至；惟念你等近来稍有悔意，遣使前来乞商贸易条款，是则较之荷夷已不可等视，决意姑赦尔等之罪，暂留师台湾，先遣神甫奉致宣谕。倘尔及早醒悟，每年俯首来朝纳贡，则交由神甫履命，予当示恩于尔，赦你旧罚，保你王位威严，并命我商民至你邦贸易；倘或你仍一味狡诈，则我舰立至，凡你城池库藏与金宝立焚无遗，彼时悔莫及矣。荷夷可为前车之鉴，而此时神甫亦无庸返台，福祸利害惟择其一，幸望慎思速决，毋迟延而后悔。 此谕。 永历十六年三月七日。国姓爷。” 然而马尼拉殖民统治当局对华侨进行第3次血腥大屠杀。郑成功获闻大怒，决意挥师征讨，惩治凶顽，为同胞报仇。他一面要妥善抚恤和安置从菲律宾逃到台湾的难侨，一方面组织战士舰队，并暗中派人与菲律宾侨众联络，一旦出兵即可里应外合。 不幸的是郑成功于1662年6月23日逝世，未能实现。但他的儿子郑经和部属继承了其事业，1670年和1671年郑经曾两次准备派舰队征讨马尼拉。 清·康熙元年南明·永历朝廷覆亡 三月陈豹叛逃 郑成功硬行推行各镇家属迁台和屯垦，在一部分将士，特别是镇守金门、厦门、南澳等大陆沿海岛屿的将士中引起抵触，讹言也随之兴起。 清·康熙元年壬寅（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年）三月，蜚语流传镇守南澳的忠勇侯·陈豹（即陈霸）因不愿送家眷入台，已同清朝建藩于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通款投降；郑成功没有弄清真相，就轻率地下手谕给郑经和洪旭，令周全斌、杜辉、黄昌等带领舟师去南澳平叛。陈豹无以自明，无奈之下遂率部卒乘船往虎门向清方投降。（按：“南澳”：今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泉州人名录·郑经》） 康熙二年（1663年）二月，清廷封陈豹为“慕化伯”。 《清圣祖实录·卷8》记：康熙二年（1663年）二月“戊午，授投诚伪侯陈豹为慕化伯”。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壬寅·清·康熙元年（明·永历十六年）》： “三月，成功遣周全斌击陈霸于南澳。 霸封忠勇侯，精悍雄壮，守南澳近二十年，许龙、苏和不敢犯，畏之如虎。但性傲，人多忌之。至是为飞语所中。成功命全斌攻之，霸仓卒不能自明，又不敢迎战，乃举家入粤投诚，封为慕化伯。”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2》： “（康熙元年壬寅，附永历十六年）三月……时台地初辟，水土不服，病者即死。故致各岛搬眷，俱迁延不前。 有伪言：‘南澳陈豹不遵令，已密通平南王投诚。’功信之，随手谕与经并洪旭等，令周全斌领大熕船五只过厦门，合杜辉、黄昌等师击豹。 豹闻之大惊，急集诸将议曰：‘必有大奸人反间，如之奈何？’ 诸将曰：‘请速遣人往辨。’ 豹曰：‘辨不及矣。’ 诸将曰：‘若不往辨，当整船御之。’ 豹曰：‘御之，则情真矣。两虎相斗，必有一伤。’ 诸将曰：‘不辨、不御，坐以就擒乎？’ 豹曰：‘本爵自从平公数十载（平公指芝龙），一片肝胆，惟天可表。今既信谗而来，辨之弗能及，御之非本心。此乃藩主相逼，自坏长城半面，非本爵背恩而去。尔等速收拾下船，舍此一块土，入粤投诚，何如？’ 诸将咸应曰：‘本爵所见极是。’ 豹遂率众踉跄下船，从虎头门投诚。平南王·尚可喜为之题请，封豹慕化伯。 不数月，豹双目俱瞑。 全斌领舟师到宫仔前，知豹已去，惟空城而已。急追之，获其子士鳌并家资，报捷于经。经令斌安插百姓，交护卫左镇杜辉守，然后班师。 经因私通陈氏有娠，生男子，跪报侍妾所出，并‘陈豹已遁，南澳业令杜辉暂守?之启。功大喜，颁赏台湾诸将士暨留守金、厦兄泰并洪旭、黄廷、王秀奇等币帛。而又加给其妻董氏金六锭、花红六疋；子经四锭、花红四疋；生母陈氏金二锭、花红二疋。孙赏亦如之。”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 “成功既得台湾，其将陈豹驻南澳，而令子锦（即“郑经”）居守思明。 康熙元年，成功听周全斌谗，遣击豹，豹举军入广州降。” 四月林英报告南明·永历帝被俘掳 清·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1658年），清军分三路入攻云南，云贵沦陷。 清·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朱由榔在李定国保护下，由昆明一路逃到缅甸曼德勒，被缅王·莽达收留。后吴三桂攻入缅境，莽达之弟莽白乘机发动政变，弑兄继位。 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八月十二日，莽白发动咒水之难，杀尽永历帝侍从近卫。 清·康熙元年（1662年）元月廿二日，莽白将永历帝献与吴三桂（按：六月永历帝在昆明被吴国贵绞杀）。 清·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林英从云南逃回，报告了永历帝在缅甸被清军俘虏，西南抗清武装只剩下李定国率领的残部退往边境地区的消息。这意味着东、西遥相呼应的局势已告结束，清廷将集中力量对付郑军。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2》： “（康熙元年壬寅，附永历十六年）四月，兵部司务林英削发为僧，从云南逃至厦，过台见成功。 功问：‘云南皇上恢复如何？’ 英曰： ‘当时败军之际，李定国请皇上入峒乌。峒乌之车里、里角诸蛮杂处，不相统辖。我今临之，必无所拒。安顿主于峒内，我诸将设御于峒口。胜则六诏复为我用，不胜则境接交趾，召暹罗诸船入海，航船来厦寻藩主，合师进取。 沐天波坚请：「当入缅甸。缅甸昔宣力于本朝，而本朝待之甚厚，素怀忠义。患难相投，必倾心相待。且窜处荒外，吴三桂未必相逼。」 马吉祥、李国泰咸助天波之议，皇上意决。 定国跪泣奏曰：「臣不能挽陛下之驾，罪该万死！请留太子、督臣等以牵制缅甸；则皇上可安寝于内。」上犹豫不忍。 定国拜辞，谓天波曰：「明朝存亡，全担在公，公其努力！愿无生后悔，而追忆余言也。」 于是皇上入缅甸。马吉祥又请旨撤去戈殳，恐惊百姓。天波请留太子，入茶山调度兵马，庶皇上在缅甸，外有盘罗之固、内有泰山之安。帝与后商，不允请。英见朝政出于奸辅马吉祥、逆戚李国泰，故削发为僧，逃回。甫至粤西，闻吴三桂师攻缅甸。吉祥等酬唱御营，出入无惮。缅人见君臣无礼，遂炽战心；密通吴三桂，云已受辱。’ 成功顿足曰：‘皇上何如此执迷，不从李定国之议？’ 马信请曰：‘皇上既然被难，理应挂孝，去朔。’ 功曰：‘不可。路途遥远，英亦耳闻，事迹涉疑。今若以讹传妄举，倘后来圣驾若在，则将奈何？仍尊朔号。候有日西向询其的确，然后布告中外，推有德者立之。’ 信、英等咸曰：‘藩主所见甚远。’” 郑成功弄巧成拙，内心的悔恨可想而知。他的实力既不足以公开以隆武帝的继承人同清廷逐鹿中原，只好继续挂着没有永历帝的永历招牌，僻处一隅。 不少史籍把郑成功说成是明朝的纯臣，对他和他的继承人存明朝“正朔”30余年津津乐道。这种见解是比较肤浅的。对复明志士而言，永历朝廷覆亡即已心灰意冷，极少数随郑成功赴台的官绅、宗藩不过借此保住先世衣冠，几乎没有人把仍奉永历年号的郑氏集团作为复兴明朝的希望。 郑成功一贯的思想是“东南之事我为政”，不奉近在咫尺的鲁监国而遥奉永历，并不是由于朱由榔在血统上近于帝室，而是欣赏“天高皇帝远”，可以恩威自操。清·江日升《台湾外纪》记载郑“经承父例，总兵以下皆自委任，如公、侯、伯及提督，必修表请封，然后出印谕”。 自然，郑成功除了尊帝虚礼以外，也真心实意地希望永历朝廷能够存在下去，这样既可以借朝廷名义吸引东南复明势力的支持，又可以利用永历朝廷支撑于西南牵制清军相当一部分主力。结果事与愿违，使自己陷于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导致郑成功晚年心理失衡、举动乖张。 郑成功之死 清·康熙元年五月初八日卒 清·康熙元年壬寅(1662年)五月初八日（公历6月23日），郑成功卒，年39岁。子郑经嗣延平王位。（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经》）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辛丑（？），以疾卒，子锦嗣。”[按：此记中“辛丑”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有误，应为“壬寅”（清·康熙元年，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年）。]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壬寅·清·康熙元年（明·永历十六年）》： “五月庚辰，明·招讨大将军、延平王晋封潮王、国姓成功殂于东都。 五月朔（“朔日”：初一日），成功感冒风寒，文武官入谒，尚坐胡床谈论，人莫知其病。及疾革，都督洪秉诚调药以进。成功投之于地，叹曰：‘自国家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有七年，进退无据，罪案日增。今又屏迹遐荒，遽捐（“捐”：舍去）人世，忠孝两亏，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于此极也？’顿足抚膺（“膺”：胸部），大呼而殂。时三十有九，为五月八日也。”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2》： “（康熙元年壬寅，附永历十六年）五月朔日（“朔日”：初一日），成功偶感风寒。但日强起登将台，持千里镜，望澎湖有舟来否。 初八日，又登台观望。回书室冠带，请太祖祖训出。礼毕，坐胡床，命左右进酒。折阅一帙，辄饮一杯。至第三帙，叹曰：‘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也！’以两手抓其面而逝。 左右报其弟袭暨黄安、马信入视，信令出红缎盖之，然后通知各文武，祭奠举哀！袭始治丧，差人往金、厦报讣。”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40·封爵·国朝·郑克塽》：“圣祖元年，成功卒台湾，年三十九；子经袭其爵。”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73•祥异•纪兵附》（同治补刊本）：“康熙元年五月，成功死，子经袭。”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未几病革（“病革”：病势危急，病危），台人共见戴金冠骑鲸鱼从海道而逝。年三十有九，五月八日也。” 死因三说 “积劳成疾，一病不起”说 一般认为，郑成功长期征战驰骋，精殚积虑，复台后又百废待兴，政务繁杂，致一病而绝。 持此说者如： 清·江日升《台湾外志》：“（成功）积劳成疾，一病不起。” 清·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载：“马信（清将，后降郑，成功之亲信）荐一医生以为中暑，投以凉剂，是晚而殂。” 清·夏琳《闽海纪闻》：“（成功）顿足抚膺，大呼而殂。” 清·林时对《荷闸丛谈》：“（成功）骤发颠狂，咬尽手指死。” 但此说似与当时情况不合。郑成功在复台过程中，虽战事频仍，但其自幼身健，临终前5天还“登将台，持千里镜”，巡视海域，得疾而终似不可能。 近代学者王芸生《台湾史话》记载了郑成功于1661年初率军攻台时，盘踞在台湾的荷兰侵略者拒降，郑成功“率部围城七日”，仍“面无倦色，指挥如常”，台湾收复后，郑成功立即着手台湾的建设和开发，短短1年中，台湾“军民足食，台湾从此日益兴旺”，“众皆信服”。倘若没有健康的体魄，过人的精力，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建树的。 “中毒谋杀”说 或说清庭为翦除郑成功，重金收买郑成功的亲信，“用一种慢性毒药投放到郑成功的饮食中去”，最后毒性发作，“郑成功中毒身亡”。 首先根据的是郑成功临终前情状。夏琳《闽海纪闻》说，郑成功弥留之际，都督洪秉诚调药以进，为郑成功投掷于地，由此推断，郑成功对有人谋害自己，已有觉察，但为时已晚。 其次，马信神秘死去也是一大疑点。郑成功临死前1天，马信推荐一医师投药1帖，当晚郑成功便死去。郑成功死后5天，马信也无病而终。认为这很可能是马信为人收买投毒，事成后遭灭口。 “中毒谋杀”虽无实证，但事出有因，清军早就有阴谋毒杀郑成功的实例，事发南明·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厦门保卫战期间。（参见上文“清·顺治十七年厦门保卫战·三月清部会军”） “家族不睦，其子乱伦”说 此前的康熙元年壬寅（南明•永历十六年）三月，留镇厦门的世子郑经曾向郑成功禀告侍妾陈氏生一男子，郑成功还因添孙高兴，加以赏赐。实则，陈氏是郑经四弟的奶妈，与郑经私通。（参见上文“清·康熙元年南明·永历朝廷覆亡·三月陈豹叛逃”） 郑经之妻唐氏，是原兵部尚书唐显悦的孙女，虽“端庄静正，而不相得”。唐显悦为孙女鸣不平，写信给郑成功大加非难。郑成功正因复国无望，积愤于心，登时气塞胸膛，立差都事黄毓持令箭过金门会兄郑泰同到厦门，欲以治家不严之罪斩杀郑成功之妻董氏，并其子经与所生孙、乳母陈氏。（董友，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董友》） 金、厦诸将接令后大为震惊，力图大事化小，经商议后采取折衷办法，仅杀陈氏与所生婴儿，将头颅交黄毓带回台湾报命，并联名上启代董氏及郑经请罪求恕。 郑成功仍不依不饶，解所佩剑交黄毓，派其再来金门见郑泰，必当照令而行。郑泰无奈，只好把黄毓送到厦门向郑经说明事处两难。郑经立即把黄毓拘禁起来，和金、厦文武官员商议对策。 正在这时，蔡鸣雷从台湾来搬家眷，郑经等向他探问消息，蔡鸣雷因为在台湾有过失，怕受成功处罚，故意夸大其词，说藩主发誓要除掉董夫人和郑经，如果金、厦诸官拒不遵命就全部处斩，而且已有密谕给往南澳征陈豹的周全斌命他相机行事。 经郑泰同意，趁周全斌征南澳回厦门之机，将其拘捕，交援剿左镇黄昌监守。同时给郑成功送去诸将公启，启本中有“报恩有日，候阙无期”的话，明确地表达了金、厦诸将联合拒命的意思。 性格刚毅、崇尚礼教的郑成功阅信后，大恚忿。五月初一日，他已感不适，仍每天登将台手持望远镜眺望澎湖方向有没有船来。直到五月初八日(农历)，完全绝望，气噎而死。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2》： “（康熙元年壬寅，附永历十六年）四月……忽经差赍谢启暨诸王、乡绅贺启至。功阅及尚书唐显悦内有‘三父八母，乳母亦居其一。令郎狎而生子，不闻饬责，反加赍赏。此治家不正，安治国乎？’功登时气塞胸膛。立差都事黄毓，持令箭并昼龙桶三、漆红头桶一，过金门与兄泰，同到厦门斩其妻董氏治家不严之罪，并其子经与所生孙、乳母陈氏。 黄廷、洪旭、陈辉、王秀奇等，接令骇然。泰与毓、旭等相议曰：‘主母、小主其可杀乎？然藩令到，又不得不遵。以我愚意，可将陈氏并孙杀以复命。至主母、小主，我等共出启代为请罪。不知列位以为何如？’ 明末清初·夏琳《闽海纪要·壬寅·清·康熙元年（明·永历十六年）》： “夏四月，成功遣官至思明州杀其子经及其妻董氏，不果。 成功治家严肃。世子经居思明州，与乳媪通，生子。成功闻之大怒，命黄昱至岛，谕郑泰监杀世子经及经母夫人董氏，以教子不严也。诸部大惊，忠振伯·洪旭不肯用命。”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认为郑成功之死与其子郑锦私通乳媪并由此引起的兵变有关，云：“（郑成功）恶锦（郑经）与乳媪通，生子，遣泰就杀锦及其母董。会有讹言成功将尽杀诸将留厦门者，值全斌自南澳还，执而囚之，拥锦，用芝龙初封，称平国公，举兵拒命。成功方病，闻之，狂怒咬指，五月朔，尚据胡床受诸将谒，数日遽卒，年三十九。”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也采此说，曰： “世子经聘尚书唐显悦之女孙为妻，不相能，通于四弟之乳母陈氏，生男，诡报侍妾所生。成功赍经母董氏暨生子者金锭花红，颁赏台湾诸将士。显悦发其奸，成功大怒，令黄毓持令箭谕兄泰监斩经、陈氏与其所生孙并董氏，以教儿不谨也。 洪旭等接令大惊曰:‘主母、小主，其可杀乎?’乃议杀陈氏及所生男复命。部将蔡鸣雷构之曰:‘藩主誓必尽诛，否且及监斩诸公，已密谕南澳周全斌以兵来矣。’旭等益骇。既闻成功有疾，谓此乱命也，谋曰:‘世子，子也，不可以拒父；诸将，臣也，不可以拒君。泰于藩主为兄，拒之可也。’调兵守大担，诱全斌执之。 成功知金、厦拒命，大恚，疾遂革，犹日强起，登将台望澎湖诸岛。时康熙元年也，仍称永历十六年。 五月庚辰，登将台，罢冠带，请太祖祖训出;坐胡床，进酒，读至第三帙，叹曰:‘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也!’两手掩面而逝。自隆武丙戌起兵，凡十有七年，年三十有九。 墓葬 初葬台南州仔尾 郑成功逝后，葬台湾省台南市州仔尾。 清·康熙卅八年移葬南安石井 郑成功死后，子郑经嗣位，继志抗清。至郑经子郑克塽主政，于康熙廿二年（南明·永历卅七年，1683年），方被清将施琅引兵攻破侵入；八月十八日郑克塽降。（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经、郑克塽、施琅》） 郑克塽《郑氏附葬祖父墓志》载，清·康熙卅八年（1699年），帝赐郑成功迁葬归故里石井郑氏祖坟。郑克塽随即接送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尸骨回福建南安县水头镇康店村覆船山安葬。在迁葬过程中，康熙皇帝赐御笔挽联：“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五月廿二日卯时，郑成功骨骸入土归葬石井附近复船山郑氏祖坟乐齐公墓内，且举行了隆重迁葬仪式，御林军于周围护灵，故今郑陵周围山地仍被称作“御踏青”。该墓葬1982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古墓·郑成功墓》）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孙克塽》：“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诏曰：‘郑成功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敕遣官护送成功及子经两柩归葬南安，如田横故事；置守冢，建祠祀之。” 1929年，郑陵被盗，即时抢救出石质墓志铭两块，一为郑经1674年回乡修祖坟时所立的《橄榄山墓志》。另一是迁葬时郑克塽之《郑氏归墓祖文墓志》。郑成功灵柩用棺廓两层，里面一层油漆朱红鲜泽，棺内布满水银，骨骼完好，取出将盔1项，龙袍1件，腰围玉带镶玉17块，靴鞋各1双，还有头发等珍贵一级文物，由南安石井郑成功纪念馆收藏。 金门衣冠坟 郑成功曾以金门、厦门两岛为根据地，整顿军务，训练水师，东渡收复台湾，300多艘战船就是从金门料罗湾出发的。因此，郑成功逝世后，后人在金门岛建立郑成功的衣冠坟，供后人缅怀祭奠。 河南固始“郑成功墓” 廿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时在河南固始汪棚乡邓庙村“莽牛地”处挖出了“郑成功墓”。 1970年正月初一，固始县要求各乡镇平整坟地，扩大增种面积。邓庙大队就选了这个古墓。开挖中发现，最外层是1层用石灰、糯米和瓷粉混合在一起建造的石灰壳，20多厘米厚，非常坚硬。 外层用炸药炸开后，第2层是青石板。四四方方的石板镶在坟墓上，中间的缝隙连接得很细致，每块石板都有10多厘米厚。第3层是用1米多长、15厘米宽、15厘米厚的木板铺就的木板层，再下去才见到棺材。棺材由红木做成，棺材两边各有1对与棺材差不多齐高的木制龙虎牌。 棺中的尸体用白绫裹着。尸体面目还可辨清，戴着金属头盔，穿着黄色丝绸衣袍，胸口有一块白色圆形的护心镜。在护心镜的位置，还有1块四方形的布写着“土部丰府郑成功”字样。见了空气，本来完整的尸体的面目立刻就变了形，衣服也开始成碎片掉落下来。尸体已经从头部、腰部被分成3段，手腕的地方则用白布做成的手套连在一起，以保证尸体的完整。尸体的下面铺着一床丝棉褥子，还压着许多带有血迹的棉被、衣服。棺底的木板上，则呈北斗状雕刻着7颗星。 当时参与掘墓的人没人知道郑成功是谁，就草草将尸骨重新安葬了。据称，当时还出土了1块刻有“郑成功之墓”的青石碑，但已经不知去向。那块护心镜则被村里人拿到附近的地方换了粉条。 据说，过去这个坟墓很气派，占地60多平方米，六七尺高。坟墓还有神道，石人、石马等则分立两旁。代代相传的说法，这是老郑家的祖坟，埋葬的是个反朝人物。每年，郑氏后人都得来上坟。 现在的“郑成功墓”是个普通的土堆，有一人多高，除了坟前3个墓碑上刻着“郑成功”的字样外，与其他乡间土坟并无特殊之处。3个墓碑有一个是固始县人民政府2004年立的，书面直接认定了它是郑成功的坟墓；另外2个墓碑，则是2004年清明时郑氏后人立上的。 固始研究学者认为，施琅攻占台湾后，郑成功的灵柩曾被作为战利品俘献北京。后郑克塽为能使郑成功安眠地下，一面偷运到祖籍河南固始安葬，一面派其弟郑克举到郑成功祖籍地地——福建南安石井乡建了衣冠冢，并对外声称，郑成功已归葬在南安。但因为当时出土的文物至今已难找到，这段历史只是从参与挖掘的老人口中讲出，因此无法定论。 评价 清·同治十三年祠祀，谥“忠节”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福建将军文煜、总督李鹤年、巡抚王凱泰、南洋大臣沈葆祯等合疏题奏，请在台湾建郑成功祠；光绪元年（1875年）台湾始有延平郡王祠，至今祭祀不绝。同时，清廷赐谥“忠节”。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1•郑成功•孙克塽》：“同治十三年，南洋大臣沈葆桢巡台湾。奏请追谥郑成功，并在台郡敕建专祠。报可，予谥‘忠节’。”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光绪初，德宗允船政大臣沈葆桢疏请，为成功立祠台湾。” 史评 黄宗羲评 明末清初·黄宗羲《行朝录·卷11·赐姓始末》： “史臣曰：‘成功不出台湾，徒经营自为立国之计。’张司马作诗诮之曰：‘中原方逐鹿，何暇问虹梁？’又曰：‘只恐幼安肥遁老，杖藜皂帽亦徒然。’即当世之尊乎成功者，不过比之田横、徐市之间而已。 某以为不然。自缅甸蒙尘之后，中原之统绝矣。而成功以一旅存故国衣冠于海外，称其正朔。在昔有周厉王失国，宣王未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系于厉王，下不系于宣王，后之君子未尝谓周之统绝也。以此例之，成功不可谓徒然矣。独怪吾君之子，匿于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义于天下！某闻海外尚多人物，当必有说以处此。” 夏琳评 清初·夏琳《闽海纪要》： “初，成功倡义时，无兵将又无粮饷，徒以忠贞自矢，众遂日附。治军严整，临阵身先士卒，赏罚必信。北将或归，推心置腹，故一时知勇咸效死，乐为之用。 虽位极人臣，犹以未能恢复境土为恨，终其世不敢称王。将卒之年，遥传明主遇害，有劝其改年者，答曰：‘皇上西狩，存亡未卜，何忍改年？’终身奉尊正朔。 以两岛抗天下全力，威振海内，从古未有也。” 江日升评 清初·江日升《台湾外记·卷12》： “成功于戊寅岁（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年十五，补南安学弟子员。屡试极等，而两赴乡闱。 至乙酉（清•顺治二年，1645年），年二十二，父芝龙引见隆武，赐姓名。 丙戌（清•顺治三年，1646年），年二十三。秋九月，不从父投诚，潜匿金门。 丁亥（清•顺治四年，1647年），年二十四。以只身而奉故朔，海岛群雄，拱手听其约束；五省移徙，避其锋锐。且当败军喘息，又能镇定强战。 继而，开辟海外乾坤。至壬寅岁（清•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初八日逝，年三十九岁。 屈指统众共计一十六载，以忠义自誓，严治军旅，推心置腹，临阵身先。计策己决，赏罚无私，仇亲兼用。噫！亦可谓人杰哉。” 民国《南安县志》评 民国《南安县志·卷25·人物志2·明忠节·郑成功》： “赞曰： ‘郑延平以一旅一成图复明祚（“祚”：君主的位置），起闽粤，抵金陵，义旗一麾，天下响应。至以全师取台湾，为中国开数百里版图，即为有明延数十年正朔。忠肝义胆，始终不渝。较之黄道周、史可法，其才节不更高哉！ 光绪三年（1877年），沈宝桢奏请，赐谥‘忠节’，建专祠。迄今声灵日震，香火日盛，台民皆以神尸祝之。殆所谓忠义之声，万古不敝者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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