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州民系（史前—南北朝） 史前，泉州即有古人类活动 史前，泉州即有古人类活动 深沪旧石器时代遗迹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袁宝印，2002年5月在晋江深沪海边金屿村发现13块古人类生产石片后遗弃的石核——脉石英，其中部分已经过加工，呈刮削器形状的片石。脉石英为石英的一种，质地较脆，边沿锋利，古人类就利用硬物敲碎脉石英，从中挑选碎片，略为加工，作为切割动物肌肉、野兽皮的工具。 2002年8月份，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研究员，应邀到晋江深沪镇，进行现场考察。他发现这些奇特“石块”所处的地层保存完好，未受破坏；认为晋江深沪出土文物的地层，与广西百色旧石器遗址时代相当，其地质年龄也应距今80万年左右，但是由于晋江地处沿海，也许时代会偏年轻一些，从而确认地层的年代约为80万－50万年前，从而把原来认为的“距今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在今泉州土地上就有人类聚居生息”的考古发现向前大大推进。 黄慰文指出：“这是第一次在我国东部海岸的海边地层里发现旧石器，是早期人类活动留下的证据，这表明当时人类活动范围已拓展到海边。这对我们开拓古人类研究思路很有帮助，我们应该把视野从内陆，从河谷地带，从山洞逐渐转向海岸。” 2002年12月9日，由袁宝印、黄慰文、施建生组成的小组对深沪镇海岸开展进一步调查，在围头至石圳一带，又陆续发现了6处地层中埋藏有人工石制品的地点，采集标本36块。 2003年1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评审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晋江发现的这批石制品是经过人工加工的石制品，据此可以推断晋江海岸地带是古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场所，而且极有可能是东南沿海旧石器遗址。 2003年3月13日，他在该地考察时又从红土层中找到了第14块古人类生产石片后遗弃的石核——脉石英。该块脉石英呈不规则多边形，直径15cm，重达10多公斤。 东海、丰州、石湖旧石器时代遗迹 距今3－1万多年前，是地球冰川时期。当时台湾与亚洲大陆直接相连，古人类活动不受台湾海峡限制。 泉州市考古工作者刘志成从1998年开始，在丰泽区东海镇石壁村洛阳江西岸、南安丰州庙下村、石狮石湖塔南面山坡上等沿海地区的红土层，陆续发现了100多件距今1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晚期的燧石质刮削器。此发现，将泉州的人类开发史大约向前推进6000年。 袁宝印研究员指出，这些1万多年前旧石器，与2002年在晋江深沪湾出土的80－50万年前的旧石器，发现地点都在泉州沿海村庄的红土层中，必然存在一定的延续关系，都对研究旧石器时代东南沿海古人类活动有很大帮助。 新石器时代遗迹 泉州发现新石器时代遗迹多处，如金门富国墩遗址、惠安崇武大岞山、南安丰州凤母山、惠安涂岭蚁山遗址、丰泽北峰翠屏山、洛江双阳詹公山、南安仑苍寨仔箍遗址、南安仓苍运尾山遗址、南安仓苍竣下沽遗址。（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原始社会遗存·新石器文化遗存》）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丛书·泉州》载，泉州开拓较早，新石器时期，泉州先民（闽越族）已使用石器工具，掌握了种植水稻、纺织、陶器制作等技术。南安丰州镇的狮子山和葵山上，曾发现有他们生产的工具和生活的屋基。 春秋至秦汉，泉州生活着百越民族 青铜器时代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注“闽”一词说，闽是“东南越，蛇种。”即七闽是蛇图腾的氏族社会。 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今福建全省包括泉州均属越国地，其土著居民统称百越族。 战国时期，越族入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周赧王九年（公元前306年）前后，越与楚作战，越王战败被杀，国亡于楚。今泉州属楚地。“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大约就在这个时期，越王族航海入闽。《读史方舆纪要》引林諝《闽中记》云：越亡于楚后，其子孙徙居越迁山（今福建长乐县东北十五公里）。越族入闽之后与七闽土著发生融合，并在闽中传播吴越和中原文化，百越中独立一支——闽越族由此形成。 闽越族善于驾舟和水上船行，历史上以舟楫文化发达闻名，所谓“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各飘然，去则难从”（《越绝书》），过着渔猎农耕的生活。《汉书·严助传》曰：“(闽)越方外之地，断发文身之民也，以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 闽越人生活居住以船为家，这种房屋可称之为船屋。《太平寰宇记·泉州风俗》有载：“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日游艇子……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随徙，船式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破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乌船。” 先秦时整个闽越人口稀少，泉州亦然。《史记·南越尉陀列传》：“闽越千人。” 向大洋迁徙 从秦开始，中原汉人进入泉州 秦代中原汉人开始进入泉州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设置闽中郡，泉州为闽中郡地，中原汉人开始进入泉州。 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越叛，秦始皇派屠睢率50万大军进平岭南。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又有任嚣、赵佗击越，谪戍50万守之。秦始皇为巩固南越，还派军徙吏随带家眷奴婢迁往南岭。《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云，时“尉佗使人上书求无夫家者三万为士卒补衣”。林惠祥《中国民族史》说，秦始皇开五岭，随带妇女以去。《汉书·高帝纪·下》也记载曾移中原之民于南方：“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越）杂处……南海尉佗……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其中的一支，在福建地区“与越杂处”。 《史记·南越尉佗列传》云，秦末陈胜、吴广起义、项羽、刘邦逐鹿中原，时主帅任嚣、赵佗恐祸及自己，遂兴兵绝道，南方与中土于此无陆路可通，秦兵难以返乡，只好就地安居。 汉至三国中原汉民陆续迁入 秦开始的汉人迁入，在汉至三国得到延续，此时虽主要开辟福建北部地区，但也有一部分流入闽南。南安县的前身东安县即设置于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可知在此之前已有中原汉民陆续迁入。 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统治闽越的东越王·余善反汉，汉武帝派朱买臣兵出四路入闽，灭了闽越，杀余善，改封越繇王为东成侯，闽越国从此结束。《史记·东越列传》载，汉廷还采用秦代迁徙六国豪强的策略，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唐·林蕴《林氏两湘支谱·闽序·卷1》中也说：“汉武帝以闽数反，命迁其民于江淮，久空其地。”《汉书·严朱列传》亦云：“东越余善反汉，杀二千户，被迁四万人。”汉武帝徙闽越民于江淮一事，为汉民入泉提供了空间，而汉武帝派兵入闽平闽越人叛乱，这本身又是汉代一次较集中的中原人移民来闽入泉的活动。 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朝左翊将军许溁，字元亮，奉命来闽平定叛乱，镇守同安，世传此地称营城，封官许督，长期居住于同安县城葫芦山。传十五子，分镇福建各地，人称“先有许督，后有同安”。这是许氏首次入闽。 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遁逃山谷未迁的闽越民自立冶县。冶县建立之初，户口不及一万，主要集中在闽东和闽北山区，居民结构主要是闽越遗民，还有少数南下吴（汉）人。 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分散于闽中郡各地的先秦遗民，无不纷纷扫寻找安靖之处，相聚到此时已入烟稀少且又富庶的泉州一带，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开发泉州。如《惠安县志》载：“锦田黄氏，泉之世家著姓。始祖隆公，为东汉·会稽令。东汉末乱甚，于建安弃职避世入闽。” 东汉·建安元年（196年），东吴·孙策攻占会稽南部都尉，贺齐入闽。《三国志·吴书·贺齐传》记载，东吴第一次出兵闽中之时，福建豪强詹强、何雄的武装力量大到足以抵抗孙家军。其时福建居民结构已是汉越交融，以汉为主。 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东吴·孙权第四次进军福建，吴军号称20万，一部分吴军留下占领开发。如《惠安县志》载：“黄兴，吴·孙权将也，与妻曹氏入闽，居邑之凤山。” 东汉时期，闽越人已经开始汉化。东汉·王充《论衡》云：“越在九夷，罽衣关头。今皆夏服，褒衣履舄。” 《三国志·吴书·贺齐传》记载，东吴第一次出兵闽中之时，福建豪强詹强、何雄的武装力量大到足以抵抗孙家军。其时福建居民结构已是汉、越交融，以汉为主。 西晋·武帝·太康（280—289年）时，中原汉人来泉比较多了。 林宗鸿等《南安丰州西晋太康五年墓》详细记载了1984年元月3日南安丰州旭日乡庙下村发现的一座西晋初冢墓。其墓砖均有模印“大（太）康五年（284年）立”字祥。（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古墓·丰州六朝古墓群》） 太康中，今泉州城内建白云观（即玄妙观），丰州九日山下建延福寺。（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寺庙·玄妙观、延福寺》） 这些都说明永嘉之前中州人民入闽，还带来了所信仰的道教和佛教。 中原士民徙居泉州的因素 泉州在秦汉时代及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会成为中原士民的徙居地，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 首先，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从西汉设冶县到东汉末年，历时300多年，泉州长期安靖，与外界少有战事纷争，没有遭遇过中原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黄巾之乱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及三国纷争的破坏。 其次，从地理环境看，泉州位于福建东南沿海，依山傍水，北有戴云山横贯东西，为北面屏障，南面为浩翰的大海，东为莆仙平原，西则丘陵起伏，中有晋江流域，造成近400平方公里的泉州平原，既便于农耕，也便于渔牧，为劳动生息的理想地盘。 第三，闽越土著势力不断被削弱，中央政府大规模的迁徙政策，加上通过设置行政机构强化控制，使泉州一带的闽越土著遭到沉重打击，数量大大减少，已无法形成强大的力量，对南来的中州士民构不成严重的威胁。 第四，道路早已相通。汉文帝时，南海王·织叛乱，闽越王·余善出兵助汉攻打南越，兵至揭阳。由此可知当时水陆交通早已不成问题。 这些因素的资互作用，不仅使秦汉时已入居泉州的汉人得到相对独立的发展，而且也继续吸引着中原和北方地区的汉人不断地进入泉州。 中原人不断南迁泉州的过程，也是泉州土著文明逐渐衰亡，中原文明在泉州逐渐扩展的过程。在泉州土著被消灭，被迁徙和流窜山间的同时，由中原地区不断迁徙定居于泉州的外来居民，自然而然地成为泉州的新主人。 中原汉民批量地迁入泉州平原，大致始于晋室南渡 西晋末年，泉州仍较为安定，而北方中原却爆发了大动乱，导致大批中原士人南渡。 八王之乱 西晋时，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历时十六年（291～306年）之久的战乱。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史称“八王之乱”。 晋·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临终时命弘农大姓出身的车骑将军、杨皇后的父亲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继立的晋惠帝是个白痴，即位后，皇后贾南风（贾后）为让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权，于元康元年（291年）与楚王·司马玮合谋， 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手中。 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司马玮杀司马亮，然后反诬司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司马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于元康九年（299年）废太子司马遹，次年杀之。 从此，诸王为争夺统治权，展开极其凶残的内战。 先是，统领禁军的赵王·司马伦联合齐王·司马冏起兵杀贾后。永宁元年（301年），司马伦废惠帝自立。司马伦篡位后，镇许昌的司马冏起兵讨伐司马伦，镇邺的成都王·司马颖与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举兵响应。洛阳城中的禁军将领王舆也起兵反司马伦，迎惠帝复位，杀死司马伦。司马冏以大司马入京辅政。 太安元年（302年）底，司马颙又从关中起兵讨司马冏，洛阳城中的长沙王·司马乂也举兵入宫杀司马冏，政权落入司马乂手。 太安二年（303年），司马颙、司马颖合兵讨司马乂。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精兵7万，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大军20余万，也渡河南向洛阳。二王联军屡次为司马冏所败。次年正月，洛阳城里的东海王·司马越与部分禁军合谋，擒司马冏，将其交给司马颙的部将张方，被张方烧死。司马颖入洛阳为丞相，但仍回根据地邺城，以皇太弟身分专政，政治中心一时移到邺城。 司马越对司马颖的专政不满，率领禁军挟惠帝北上进攻邺城。荡阴（今河南汤阴）一战，被司马颖击败，惠帝被俘入邺，司马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今山东郯城北）。与此同时，司马颙派张方率军占领洛阳，接着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越弟)与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司马颖与惠帝投奔洛阳，转赴长安。 永兴二年（305年），司马越又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司马颙。光熙元年（306年），司马越迎惠帝回洛阳，司马颖、司马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司马越手中，八王之乱到此终结。 16年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便迅速爆发，招致“永嘉之乱”。 西晋永嘉之乱 西晋·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逐步控制并州部分地区，自称汉王。 光熙元年(306年)，晋惠帝死，司马炽嗣位，是为怀帝，改元永嘉（307年）。 永嘉二年（308年），刘渊正式称帝。永嘉四年（310年），刘渊死，其子刘聪继立。 永嘉五年（311年），刘聪遣石勒歼晋军十余万人于苦县宁平城（在今河南鹿邑西南），并俘杀太尉王衍及诸王公。又遣刘曜破洛阳，掳走晋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兵三万余。史称“永嘉之乱”。 衣冠南渡 《晋书·王导传》云：“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为逃避战祸，中原一部分士族、大地主携眷南逃，随同的有他们的宗族、部曲（私人武装）、宾客等，同乡里的大批劳动人民也往往随大户南逃。南渡人口大多按宗族、乡里侨置聚居于同一州县。 安定的福建，是南迁汉人的主要地区之一，由此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汉人入闽事件，史称“衣冠南渡”或“八姓入闽”。当然，当时入闽的不止“八姓”，应是“诸姓”。所谓“八姓”者，应是举其大族概言之。 唐·林蕴《林氏两湘支谱·闽序·卷1》载：“汉武帝以闽数反，命迁其民于江淮，久空其地。今诸姓入闽，自永嘉始也。” 唐·林諝《闽中记》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 乾隆《福州府志·卷75·外纪》引路振《九国志》云：“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 清·陈云程《闽中摭闻》载：“晋·永嘉（307—312年）时，中州板荡，衣冠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仕宦名绩，鲜有闻者。” 民国《建瓯县志·卷19·礼俗志》》云：“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携家辟乱入闽，建为闽上游，大率流寓者居多。时危京剌建州，亦率其乡族来避兵，遂以占籍。” 南迁汉人的其中一部分，进入泉州。《泉州府志》云：“晋江在县南一里许，以晋南渡时，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故名。”这个时期，北方汉民入迁之初，主要分布在晋江下游的南安、晋江县一带，也 有一部分沿晋江水溯游而上，到现在永春境内的桃溪两岸定居。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屡屡发现南安及晋江流域的东晋墓葬，可以想象魏晋南北朝之时，晋江流域的汉人聚居点已初具规模。 在发现的丰州古墓群中，共有东晋墓1座、南朝墓18座等。 晋墓出土文物有：纪年墓砖有 “太康五年（284）”、“咸康元年（335年）十月十六日作此”、“咸安二年（372年）”、“宁康三年（375年）”、“太元三年（378年）” 。在东晋· 咸康元年古墓中，发现一 枚铜质“部曲将印”。“部曲”是士族地主私人武装。可证明东晋时，确有中原士族地主合族南下泉州一带。南朝墓出土纪年墓砖有“元嘉四年（427年）”反文残砖、“天监十三年（514年）”等。（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古墓·丰州古墓群》） 1977年，晋江地区文物普查队在永春城南牛头寨发现的东晋墓砖，印有“太元十五年”（390年）字样。 泉州民间的不少族谱，记载着其家族祖先就是在这个时期从中原南渡入泉的。 黄姓： 明·黄凤翥《金墩黄氏族谱序》言：“晋永嘉中，中州板荡，衣冠入闽，而我黄迁自光州之固始，居于侯官(今福州)。” 《参山二房黄氏族谱》载：今安溪参内乡黄氏入闽始祖为黄元方，晋代入闽为晋安太守，其后裔由侯官(今福州)入泉州在紫云寺一带发展，又称“紫云衍派”，其四支在“四安”(南安、惠安、同安、安溪)发展，称“四安黄”。 泉州《紫云黄氏族谱·序》载：黄元方的后裔至唐初有黄岸、黄崖兄弟，分传二支，黄岸居莆田，黄崖迁泉州。崖子黄守恭于唐·垂拱二年（686年）放弃自宅捐建泉州名刹开元寺，寺成，据传常常见紫云盖顶的灵异，后代便以“紫云”作为该族的堂号。守恭生子四，长黄经分居南安，次黄纶分居惠安，三黄纲分居安溪，四黄纪分居同安（参见《泉州人名录·黄守恭》）。可互相印证。 郑姓： 唐·欧阳詹为晋江县郑氏季实撰写墓志铭时云：“公讳晚，字季实，其先宅荥阳。永嘉之迁，远祖自江上更徙于闽，今为清源晋江人”（陈国仕辑录：《丰州集稿·卷一四·欧阳詹<有唐君子郑公墓志铭>》）。 今永春仙夹乡夹涤村郑氏，为郑樵之后裔，并以郑樵之号“夹漈”而为地名。为晋·永嘉之乱时由河南荥阳入闽的中原八大姓之一，初居侯官(今福州)，后又分居莆田、泉州等地（《三修永春夹涤村郑氏族谱》）。 杨姓：泉州《杨氏族谱》称“其先弘农人，永嘉过江，迁于闽越。祖某漳州长史，父某泉州南安县丞。”（转引自《台湾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 梁姓：《梁氏族谱》称其祖先于“晋室乱离，梁芳以族随晋渡江，大衍于钱塘、合浦间，孙遐仕安帝，恒玄篡，逃闽。……因家南安。”（转引自《台湾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 陈姓： 陈实，字仲弓，号文范，颍川人，与钟浩、荀淑、韩韶誉称“颍川四长”。故凡陈实派下皆以“颍川”为堂号。 邱夷（伯高），邱腾次子，河南光州固始人。为晋·参军给事中。永嘉之时中原板荡，邱夷同林、黄、陈、郑、詹、何、胡入闽，是开闽八族之一，为闽南邱氏之开基始祖。邱夷生五子，第五子邱元之居温陵清源，后裔分居于泉州郡城文锦、后城、浯渡、富美等地。 南朝候景之乱 “候景之乱”是南朝·萧梁末年北齐降将侯景发动的叛乱。 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八月，北齐降将侯景暗中勾结野心篡位的梁武帝之侄萧正德作内应，发动叛乱，领兵南下，直抵长江。梁武帝完全没有防范，命萧正德保卫京师，而萧正德却派船接侯景叛军过江，迎进建康，包围“台城”（宫城）。侯景纵兵抢掠。太清三年（549年）三月，侯景攻陷台城。城破之时，尸骸堆积，血汁漂流，惨不忍睹。 侯景得势后，杀萧正德，梁武帝被软禁后不久饿死，景立萧纲为帝，又废杀萧纲立萧栋。天正元年（551年），侯景废萧栋而称帝，国号汉。次年，梁将陈霸先、王僧辩大败侯景军，攻下建康。侯景乘船出逃，被部下杀死。此后不久，南朝·梁也灭亡了。 侯景之乱历时长达五年，在此期间，各方势力连年混战不止。侯景东略三吴，三吴沦为战场，富庶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兵祸连结，建康（南京）、江陵、广陵（扬州）、江州（九江）等繁华的城市都变成荒凉之地。《南史·侯景传》说：“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 这个时期，大批难民从长江中下游辗转入闽。因此后来才有天嘉六年（566年）之诏。《陈书·世祖本记》载：“天嘉六年（565年）三月乙未诏：候景以来，遭乱移至建安、晋安、义安（潮州）郡者，并许还本土（实际上相当部分人却留了下来生息繁衍），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从这个诏书可知，侯景之乱中三吴难民足迹遍及福建（建安、晋安）和广东潮州（义安）。 南北朝·至德三年（583年），丰州刺史（治所在今福州市区）章大宝谋反，吴惠觉平叛有功，授丰州刺史，后择居清源山朋山岭（旧称屏山）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