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南著述(9划) 泉山铭（唐·莆田林蕴）、泉南指谱重编（民初·林霁秋编）、泉州传统戏曲丛书（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唐末五代·泉州开元寺千佛院僧人省僜撰）、泉南杂志（明·嘉兴陈懋仁撰）
泉山铭 《泉山铭》，唐·莆田林蕴著。 欧阳詹、林蕴等一群青年奋志力学，在清源山泉山石室读书时，林蕴写了一篇《泉山铭》，说明他们的志向和取得的成绩。（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欧阳詹、林蕴》、《泉州山川·清源山》） 全文如下： “泉山，泉州之山也。山瞰巨浸，见于扶桑。人生其间，或明或哲，驰骋畋猎，学习为常。自大历纪年，犹未以文进学者，满门终安，豪富寂寞，我里曾无闻人。是以独孤及制李成公碑云：‘缦胡之缨，化为青衿，得非以我为异俗，而利于贞珉，不已甚欤 !’ 予仲兄藻，怀此耿耿，不怡十年。谓张令公(张九龄)出自韶阳，陈拾遗 (陈子昂)生于蜀郡，我以彼况，彼亦何人?遂首倡与欧阳詹结志攻文，同指此山，誓报山灵。不四五年，继踵登第，天下改观，大光州闾。美名馨香，鼓动群彦，三十年内文星在闽，东堂桂枝，折无虚岁。 呜呼!诗所谓‘维岳降神，生申及甫’，瞻彼泉山，实墟我土。封植未远，岂由乎人。苟知本知源，则张令公之位不难置；不懈不怠，则陈拾遗之文亦可为。敢告群彦，俱铭此山。 铭曰：山之秀耶，压彼沧溟。人亶生耶，蕴此至灵。展以群英，谁德不馨。” 泉南指谱重编 《泉南指谱重编》，全书共6册。林霁秋（林鸿）1911年编辑，1931年出版。（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文艺·南音》》） 概说 弦管本身的史料大多遗失，十分匮乏。历来的薪火传承，又都只靠口传心授和手抄曲簿传世。直到《泉南指谱重编》问世，才有1本文字资料。 《泉南指谱重编》是在泉州大量手抄指谱本的基础上加以整理编辑的。《重编·凡例四》云：“此词出自泉南，盖皆以晋江土音为主。”第1册同时辑录有“泉南指词四十二名概括”。编者将这42套“指”的名称（除《共君断》外）一并联缀起来，巧妙地编成1则十分生动有趣的爱情故事。曾连昭《近代南音“状元”陈武定》一文中记载有：“武定先在林霁秋编书期间，提供了不少重要资料，对《泉南指谱重编》一书，的确有很大贡献。” 《重编》的内容十分丰富，如有孟昶郎君像及考、御前清客考、凡例、乐器音位图，包括乐器考及演奏指法与演奏方法，还有故事介绍等。 《重编》对后世影响重大。《重编》共收入南音“指”45套，“谱”13套。后来各地编辑的南音指谱套数与称谓虽不尽相同，但模式与《重编》大同小异。 缺陷 但《重编》又有许多缺陷，造成误导。因为《重编》的误导，一方面造成了随后刊行的或油印的《指谱》，都沿袭他的《重编》以讹传讹；另方面，导致先后出版的一些音乐论著，都把“指谱”与“指套”混同起来，忽略了“大谱”在弦管中独特的重要地位和深远的历史价值。如上海新出版的插图本《中国古代音乐史》就认为“谱，即大谱，为曲牌的联缀的套曲”，便是一例。 《重编》的缺陷，在于“重编”。因为大改动，致使不少古曲失真。如： “指”方面： 《趁赏花灯》改为《趁赏灯》，《拙时无意》改为《这时意》，《亲人去》改为《情郎去》，《忍下得》改为《想忍去》……若与《文焕堂指谱》中的“指”作比较，被改动的就有17处之多。 “谱”方面： ①把13套谱比喻成“宫商角徵羽（五声相生）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繁会）”，又把它美其名为“五声八音共十三腔似取五色成文八风从律义为集乐音之大战”。这种把固有的中国民族调式称谓与中国民族乐器属性分类的两种完全不同含义的名称相加一起，混为一谈，有失严谨，知识性与逻辑性不足。 ②《重编》除增加一套缺乏个性、又难又长、现代艺人很少问津的谱《孔雀鸣》外，还对原来谱的称谓一概改为3个字。《文焕堂指谱》原来的第一、二、三套，分别名为《三面金钱经》、《五面金钱经》和《八面金钱经》，分明是佛教音乐的宝贵遗存，林氏却把它改为《三台令》、《五湖游》和《八展舞》。其他如《百鸟归巢》改为《百鸟归》，《走马》改为《八走马》，《阳关三叠》改为《阳关曲》，连同为3个字的《四静板》也被改为《四边静》，《起手板》改为《起手引》。这样的改动不仅不会比原来妥帖，反而让人感到生硬粗俗。 举二例论之： 1、《走马》是南音四大名谱之一，由八个章节组成，纯四度的跳进是它最大的音乐特点，全曲均以2502505255250的音乐动机发展变化而成。它们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重编》把《走马》八个章节比喻成具体的八匹马，改为《八走马》，后人再改为《八骏马》。而《走马》原本分为八节，以一节、二节至八节标示，朴实无华，林氏却分别加上所谓“骅骝开道”、“玉骢展足”、“赤兔嘶风”等8个小题。企图用8、9分钟的1首乐曲来表现八匹骏马奔走的形态。这当然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曲解了《走马》的音乐形象和乐曲内涵，违反了纯器乐曲的“反文字性”特点，也束缚了人们对该曲的思维空间。 2、《三面》、《五面》、《八面》系现在南音界经常演奏的“谱”，它们由于章节不一，有三章、五章、八章，故而得名《三面》、《五面》、《八面》。此3套谱第一章节的音乐完全相同，若一气呵成，三套合起来演奏，除《三面》必奏第一章节外，其《五面》、《八面》均予省略。若分别演奏，第一章节则必不可少。应该指出，此3套“金钱经”均属同一管门，同一宫调（即四空管，F宫）且具有浓郁的佛教音乐色彩。其曲式结构、过撩规律、音乐风格、旋法特点均互有关联。应该说，其他章节的音乐都是从第一章节的音乐主题加以延伸、发展、变化而成的。因此，疑此3套“金钱经”系出自同一名家之手，或是几个乐师共同研究、构思、布局、创作的结晶。《重编》把《三面》改为《三台令》，《五面》改为《五湖游》，《八面》改为《八展舞》，不仅使这3套金钱经的含义分离脱节，同时易造成它们与唐宋古曲牌混为一谈而闹成笑话。 再者，3套《金钱经》原来各小节的名目是〈大双清〉、〈喝哒句〉、〈番家语〉、〈折采茶〉、〈折双清〉等等。林氏也全部改掉，换上〔升平颂〕、〔簇御林〕、〔赏宫花〕、〔满江风〕、〔浪淘沙〕等曲牌名。被删去的这些名目，恰恰是佛教音乐的重要历史信息。其中的〈番家语〉，自然使人想起当年中原人对域外音乐和语言的称呼；而〈喝哒句〉该是〈哈达句〉的谐音，不言而喻与藏传佛教有关；至于那个乍看文理有点不通的〈折采茶〉、〈折双清〉中的“折”字，也许都是早期记录佛教音乐的语言或时值。这些魏晋至今的重要音乐历史信息，被《重编》者一笔抹煞，诚属可惜。 此外，《重编》对原来的传统“指骨”也作了大量修改，对此，泉州名老艺人苏彦芳对此也颇有微词。对《重编》有深入研究的荷兰籍汉学家龙彼得有一段评价值得一读：“林鸿改变了所有传统曲谱名称，也将许多闽南方言特有的语法用字加以‘修正’，例如，《做袂记》改为‘怎么忘记’，《卜送度伊》改为‘某送付伊’。幸好林鸿的创新并未广受采纳，他所新创的曲牌名在南音界亦多遭排斥……他对于曲词来源的许多看法往往只是臆测所得，并无确实根据足以佐证。” 泉州传统戏曲丛书 《泉州传统戏曲丛书》15卷，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纂。 把梨园戏、傀儡戏的传统剧目、音乐、表演和相关的南音曲词700多首汇编在一起，是1份不可多得的研究南音南戏的重要资料。 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 《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唐末五代·泉州开元寺千佛院僧人省僜撰。该书为元代的《温陵开元寺志》、《紫云开士传》和清·乾隆《泉州府志》所漏载。（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宗教·佛教·五代·省僜》） 《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序中称省僜为泉州千佛院僧，又称后招庆明觉大师，当撰于省僜后唐·天成年间（926~930年）在开元寺千佛院至南唐·保大四年（946年）住持后招庆院期间。 《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是敦煌藏经洞遗书，被英国人斯坦因盗去，现存大英博物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载：《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斯坦因劫经录1635号，（陕西）终南山僧慧观撰序，招庆省僜著。题记，沙州（敦煌）三界寺沙门道真记（录自五代·南唐·泉州招庆寺静、筠二禅师编的《祖堂集》）。 颂是当时流传的一种佛教文学体裁。《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的内容为省僜为西土二十八祖、东土六祖和神秀、怀让、行思、慧忠、石头、马祖作颂。诸祖始迦叶，终曹溪，凡三十三祖。迦叶即摩诃迦叶的略写，中国禅宗传说他是传承佛法的第一代祖师。曹溪慧能在韶州曹溪宝林寺说法三十余年，是中国禅宗第六祖，禅宗南宗创始人。 这部书比《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都要早。它不仅有文学价值，而且是研究佛教史，特别是禅宗史的珍贵资料。 泉南杂志 《泉南杂志》2卷，明·嘉兴陈懋仁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7·史部33·地理类存目6》：? “《泉南杂志》二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明·陈懋仁撰。 懋仁字无功，嘉兴人，官泉州府经历。《浙江通志》称其‘不以簿书废铅椠，记泉南事多故牒所未备’，即是书也。 其所载山川、古迹、禽鱼、花木以及郡县事实，颇为详具。中如‘淳化帖’、‘尼无著’等一两条，亦稍有考证。其‘官山’一条，破闽俗葬地之说，持论亦正。下卷则多记其在泉所施设之事，皆得诸身历者。 然如泉人之官嘉兴，及嘉兴人之官泉者，俱缕列姓名，即簿尉亦并载之，此非天下之通例。懋仁以嘉兴人而宦泉州，故两地互记耳。使修地志者人人皆援此例，则罄南山之竹不足供其私载矣。凡著一书，先存一厚其乡人之心，皆至薄之见也。” 《嘉兴旧家补遗·秀水陈懋仁家族》： “陈懋仁，字无功，李日华太仆引为上宾。满考授泉州府经历。辑《泉南杂志》1卷、《年号韵编》等二十余种。 杨维桢曰：‘予周览天下五十余年，仅得木隽李陈无功云。’” 陈懋仁的著述，除上述《泉南杂志》2卷、《年号韵编》外，尚有《析酲漫录》6卷、《续文章缘起》、《藕居士诗话》、《寿者传》3卷、《庶物异名疏》30卷等。 荔枝谱 《荔枝谱》1卷，分为7篇。宋·仙游人蔡襄知泉州期间，于嘉祐四年(1059年)著于州衙安静堂。 英国科学研究著作家李约瑟博士《中国古代科技史》，称《荔枝谱》是世界第1部果树分类学著作。 《荔枝谱》内容包括荔枝的产地、生态、功用、加工、运销以及有关荔枝的故事传说，记述了荔枝品种32个。 如：第一(原本始)（标目是后人加的），先概述荔枝史话及其产地，接着写道： “洛阳取于岭南，长安来于巴蜀，虽曰‘鲜献’，而传置之速，腐烂之余，色香味之存者亡几矣。是生荔枝中国(指“中原”)未始见也。九龄、居易虽见新实，验今之广南州郡与夔梓之间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仅比东闽之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夫真荔枝者也。 闽中唯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兴化军最为奇特，泉、漳时亦知名，列品虽高而寂寥无纪。将尤异之物，昔所未有乎，盖或有之而未始遇乎人也。 予家莆阳，再临泉郡，十年往返，道由乡国，每得其尤者，命工写生，萃集既多，因而题目以为倡始。 夫以一木之实，生于海滨岩险之远，而能名彻上京，外被夷狄，重于当世，是亦有足贵者。其于果品卓然第一。然性畏高寒，不堪移植，而又道里遥远，曾不得班于卢桔江橙之右，少发光彩，此其所以为之叹惜，而不可不述也。” 其它如：第二( 标尤异)，第三(志买鬻)，第四(明服食)，第五(慎护养)，第六（时法制），第七( 别种类)：陈紫、红绿、方家红、游家紫、小陈紫、宋公荔、蓝家红、何家红、法石白、圆丁香(以上按等第)。(以下二十品无等次)虎皮、牛心、玳理红、硫黄、蒲桃、蚶壳、龙牙、水荔枝、密荔枝、丁香荔枝、大丁香、真珠、十八娘、将军荔枝、钗头、中元红、火山等。 福建的荔枝以其得天独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品种最好，在各省之上。但它的闻名是在蔡襄著《荔枝谱》之后，才广为流传，为世所重。 《荔枝话》，明末清初安溪县赤岭乡林嗣环著，收入清·康熙卅四年（1695年）歙县张氏霞举堂刊本《檀几丛书·卷五十》。（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林嗣环》） 《荔枝话》是1篇记述闽南荔枝的科技小品文章，体裁新颖，材料丰富，行文严谨有序，亦诗亦文，具有较高的农业史料和经济史料价值。 描写荔枝品种时，用了一系列田园风味诗，形象地写出荔枝的色、香、味。用拟人手法，如“红襦半解”、“衣冠朴古”、“丰肉微骨”、“白晢单衣”、“颀身耸肩”、“旧赐绯袍”等，将各类荔枝写得活灵活现。 用白描手法，描写荔枝的经商活动，尤其是描写采摘荔枝时，树主恐雇工们在树上吃荔枝，要他们边采边唱歌，歌一停就不付工钱，将树主的刻薄刻画得淋漓尽致。 《荔镜传》，亦名《荔镜记》，著者不详。分二卷， 约 25000 字，是明·泉州传奇文言小说，讲述泉州书生陈必卿（陈三）与潮州富家小姐王碧琚（王五娘）、丫环益春的爱情故事。 《荔镜传》是泉州梨园戏《荔枝记》（后衍化为《荔镜记》、《陈三五娘》）的祖本。（详见泉州历史网《泉州文艺·梨园戏·成熟——明：《荔枝记》演出本·传奇文言小说《荔镜传》》）
《荔镜记》是梨园戏最流行的传统剧目。明·嘉靖四十五年丙寅（1566年），泉州有人把当时“潮、泉二部”的《荔枝记》增加“颜臣勾栏诗词北曲”，改名《荔镜记》刊行。 这部《荔镜记》是海外孤本，国人一无所知。明·嘉靖丙寅 (1566年 〉余新安版，收藏在日本千叶书屋；万历 (1573~1619年) 版本，收藏在英国牛津大学；万历辛巳 (1581年) 版本，收藏在奥地利维也纳国立图书馆；清·顺治辛卯 (1651年) 刊本，为日本京都神田喜一郎收藏。 （详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文艺·梨园戏·成熟——明：《荔枝记》演出本·《荔镜记》） 《闽书》154 卷，明·泉州晋江何乔远纂，是其编纂众多志书中最著名的1部。（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何乔远》）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闽书》： “《闽书》一百五十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明·何乔远撰。 乔远字稚孝，号匪莪，晋江人。万历丙戌（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右侍郎，事迹附见《明史·兴文衡传》。 闽自唐·林胥《闽中记》（按：另有唐·许稷《闽中记》、宋·梁克家《三山志》），宋·庆历（1041—1048年）中林世程重修之，历南宋及元，皆无总志。明·成化（1465—1487年）间莆人黄仲昭始为《八闽通志》，王应山复为《闽大记》、《闽都记》、《全闽记略》，皆草创未备。 乔远乃荟萃郡、邑各志，参考前代载记，以成是书。 分二十二门：曰‘分野’，曰‘方域’，曰‘建置’，曰‘风俗’、曰‘版籍’，曰‘扦圉’，曰‘前帝’，曰‘君长’，曰‘文莅’，曰‘武军’，曰‘英旧’，曰‘方技’，曰‘宦寺’，曰‘方外’，曰‘闺阁’，曰‘岛夷’，早‘灵祀’，曰‘祥异’，曰‘萑苇’，曰‘南产’，曰‘蓄德’，曰‘我私’。 其标目诡异，多乖志例。 《扦圉志》载兵防及将弁兵士额数，而复有《武军志》以详其人； 《文莅志》则合职官、名宦而为一，分并均失其当。 《前帝志》载宋·端宗及少帝（赵昺）。端宗虽即位于福州，然正史已详，不宜复入志中。且少帝即位于粤之碙洲，尤与闽无涉。 《英旧志》载人物，而复分‘缙绅’、‘弁韐’、‘关柝’、‘韦布’、‘闾巷’、‘侨寓’、‘裔派’为七类，转觉淆杂。 《宦寺志》专载五代·林廷遇、明·张敏、萧敬三人，亦非志中所应有。 《蓄德志》杂载丛谈逸事，并及诗话文评，于名为不称。 《我私志》则乔远自志其宗族，虽仿古人自叙之例，而称名不典，语多鄙野。 其文辞亦好刊削，字句往往不可句读。盖不能出明人纤佻矫饰之习。《明史》本传亦称，所撰《闽书》一百五十卷（案：书实一百五十四卷，盖刊本误脱一‘四’字），颇行于世，然援据多舛云。” 考述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巡按御史陆梦祖倡修闽志，时值何乔远里居，邀何乔远主篡。何乔远有感于“终万历之世，闽事无足征者，且（黄仲昭《八闽通志》、王应山《闽大记》、《闽都记》、《全闽记略》）毁于藩司之火”，遂有志于修纂《闽书》。 《闽书》始修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初成，四十八年（1620年）又有增补。正文仿《水经注》体例，设22“门”（即22“志”），“门”（“志”）下按府、县依次记载，重要“门”（“志”）下又分细目若干。 何氏门徒郑之铉《闽书·序》说：《闽书》自万历四十年至四十八年（1612—1620年），何乔远共花了8年时间，荟集郡县各志，参考前代记载，一面刊刻付梓，一面修改增补而成，成为福建省第一部较完备的省志。【按：郑之铉，字道圭，号大白，一说字太白，号道圭，晋江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官至右春坊右赞善。崇祯（1628—1644年）初卒。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之铉》】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何氏好友、东阁大学士叶向高值辽东战事惨败，丧兵6万，继之开原、铁岭陷落，又被杀掠各数万，内阁忧心忡忡、公务繁杂之际，仍抽空花了数月时间读完《闽书 》书稿，应邀作《序》。 叶向高《序》称，《闽书》采用的材料，主要是来自福建各府、州、县的志书，何氏“遍阅之，自创体例，以纲统目”，记载福建的天文、地理、历史、 人物 、风俗、武备、岛屿、科技、特产、宗教、灾异等各方面情况。 叶向高赞曰：“何公之孜孜矻矻，竭数载之力，从事于此，其用意深，而其为闽虑远矣。”“善哉皇皇乎!非但一方之信史，亦千古之鸿裁也 !”比之历史上的著名史官毫不逊色。“昔春秋时，列国纷争，孟氏所举有史者，仅鲁与晋、楚耳。鲁有夫子、丘明，晋有董狐、史墨，楚有左史倚相，是以有史。吾闽有何公，故有兹书。夫何公，圣人之徒也，何论董狐、左史辈哉！于是乃益见闽之为邹鲁矣！”（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叶向高》） 【注： 崇祯四年（1631年）刊印时，福建右布政使、巡抚熊文灿又为《序》。（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熊文灿》） 特点 《闽书》有四大特点： 一、不沿用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例，而继承发展南宋·梁克家《三山志》和明·黄仲昭《八闽通志》的写法，统称为“志”，以求全书体例和历史的统一性，开创后世志书之先河。（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梁克家》） 二、强调时代的变化，为后世福建治政者之借鉴。 三、强调福建海外贸易的特点。除特设《岛夷志》记述与福建有贸易往来的主要国家与地区外，还着重记叙与海外贸易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等情况。 四、资料新颖。 如伊斯兰教之传入泉州的记述。《闽书·卷7·方域·灵山》条载，伊斯兰教创始人吗喊叭德(即穆罕默德)“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然则二人唐时人也。二人自葬此山，夜光显发，人异而灵之，名曰圣墓，曰西方圣人之墓也。”这是穆罕默德门徒最早来中国传教的记载。尽管有些学者对三贤、四贤来泉州传教存有疑问，但迄今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可以推翻这则史料。（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宗教·伊斯兰教》、《泉州山川·灵山》） 又如摩尼教传入福建。《闽书·卷7·方域·华表山》载，摩尼苏邻国人，其教徒当唐·高宗朝，行教中国，“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福清)，授侣三山( 福州)，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清源山)下。至道中，怀安士人李廷裕得佛像于京城卜肆，鬻以五十千钱，而瑞相遂传闽中。真宗朝， 闽士人林世长取其经以进，授守福州文学。”这则记载为后人研究摩尼教传入福建提供重要依据，或作为重要参正。（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宗教·摩尼教》） 其他一些人物事迹，如为宋未元初著名蕃商、福建提举市舶使蒲寿庚立传，这些都足以补正史缺漏。（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蒲寿庚》） 《明史》称《闽书》“颇行于世”。几百年来，中外史学家对《闽书》都很重视。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日本·桑原骘藏《蒲寿庚考》、法国·伯希和《摩尼教传入福建考》等名著，都引用《闽书》的有关资料来加以论证。 综览《闽书》资料宏富，虽未尽引出处，但凡有资料参正的，都证实所引无误。只是有些地方渗入一些迷信传说，保存了当时当地社会民俗的风貌，使人疑信猜度，不及正史之严肃。 版本 崇祯二年刊本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闽书》成而未刻，其后又增续至崇祯二年（1629年）的内容，遂首刊，称“崇祯二年刊本”、“崇祯刊本”。有郑之铉《序》、叶向高《序》。 现藏本：福建省图书馆（全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全本），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缺66卷，以抄本补足），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仅存108卷，缺46卷）。 崇祯四年“递修本” 《闽书》自崇祯二年（1629年）刊刻付梓，一面又不断修改增补，崇祯四年（1631年）再次刊印，时福建右布政使、巡抚熊文灿为《序》，称“重刊本”或“递修本”。 现藏本：福建省图书馆（缺3卷，以抄配全）。入编于《北京图书馆甲库丛书》者，除抄配12卷外，尚缺7卷。 “崇祯二年刊本”和崇祯四年“递修本”均为154卷，分装65册，约254万字；署名“陆梦祖修，何乔远纂”。 现代“八闽文献丛刊”本 现代，经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闽书》校点组校点，1994.6—1995.1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闽书》校点本1—5册（全5册），列为“八闽文献丛刊”。 《闽中理学渊源考》92卷，清·安溪李光地之孙李清馥撰。（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光地、李清馥》）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闽中理学渊源考》九十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国朝·李清馥撰。 清馥字根侯，安溪人，大学士光地之孙，以光地荫，授兵部员外郎，官至广平府知府。 宋儒讲学，盛于二程，其门人游、杨、吕、谢号为高足。而杨时一派，由罗从彦、李侗而及朱子，辗转授受，多在闽中。故清馥所述，断自杨时。而分别支流，下迄明末。凡某派传几人，某人又分为某派，四五百年之中，寻端竟委，若昭穆谱牒，秩然有序。其中家学相承，以及友而不师者，亦皆并列，以明其学所自来。 其例每人各为小传，传末各注所据之书，并以语录文集有关论学之语摘录於后，考据颇为详核。 其例于败名隳节、贻玷门墙者，则削除不载。间有纯驳互见者，则弃短录长。如《廖刚传》中删其初附和议一事。《胡寅传》中但叙不持生母服，为右正言章厦所劾，而不详载其由。是则门户之见犹未尽融，白璧微瑕，分别观之可也。” 该书在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之后才成书，即被收进当时正在编纂的《四库全书》中，亦可见此书的份量。 《闽中金石略》15卷，清·晋江人（今石狮永宁）陈棨仁著，是福建金石学的权威著作，为治金石学者必备。（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 《泉州人名录·陈棨仁》） 成书 陈棨仁素嗜金石，倾注毕生精力，经历20余年，“出无车马，步履为劳”，行遍八闽名山胜迹，访拓唐、宋、元碑刻，收录自古至元代福建境内的碑铭崖刻，并著录清末保存在福建的钟鼎、牺尊、镜脰、印信等商、周、秦、汉古物，皆募其形状，附以考订，广泛搜集资料，记述赅博，汇编成书，名《闽中金石略》。 在搜采、辨证金石文字的过程，陈棨仁得到同道好友钱塘魏稼孙、会稽何竟山、侯官杨雪沧、大兴傅节之及同里许征甫、龚咏樵相助，或结伴岩阿搜剔乐石，或邮寄相赠石刻椎拓，或书信往返相析疑义，颇有“与古人稽、与今人游”的乐趣。 陈棨仁生前，《闽中金石略》15卷4册成而未梓，仅钞本流传。吴兴沈寐叟得藏1部，嘉业堂主人刘承幹闻知，辄亟欲借览。（见冯登府《闽中金石志·刘承幹“序”：希古楼刊本） 民国廿四年（1935年），由龙溪林尔嘉出资，《闽中金石略》始交付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后附林尔嘉自撰《闽中金石略考证》5卷。 【按：林尔嘉（1874—1951年），字菽庄，祖籍漳州龙溪，台北板桥人。家赀，在厦门鼓浪屿造菽庄花园，设“菽庄吟社”，提倡风雅。为保护乡邦文献不遗余力，出资印行陈棨仁《闽中金石略》、吕世谊《古今文字通释》、《鹭江名胜诗钞》，俱列入《菽庄丛刻》。】 2019年8月，《闽中金石略 》15卷与林尔嘉著《闽中金石略考证》5卷合为1册，商务印书馆出版《泉州文库》丛书本。 体例 《闽中金石略 》收录唐至元代闽中（主要是泉州和福州）的金石器近500件 ，金少石多。金之属，有 商、周锺鼎，秦、汉铜鼓、铜镜、铜灯等器；石之属，有摩崖、碑刻、墓志、塔铭、经幢、造像、砖刻，兼及帖刻。 《闽中金石略》沿王昶《金石萃编》体例，以时代为次，首标器物题目，详载形制、尺寸、行字之数、额字书体、撰书作者、所在地；次录金石文字，篆、隶则摹其点画并注释文；再辑前人题跋语摘；最后加以考证按语。 全书15卷：唐和闽国2卷、宋代8卷、元代2卷、侨刻2卷、闽帖考1卷。其中“侨刻”指外地传人、清末仍保存的 商、周、秦、汉金石器皿文物的实物或有关记录，如牺尊、镜脰、钟鼎、印信等，成为省内金石学的名著。 林尔嘉《闽中金石略考证》5卷，对《闽中金石略》所收录的唐至元代资料中的记述内容或纪年有误的，分别加以考证和更正。 特点 重实物考察 陈棨仁重实地实物考察，所录金石文字均以亲见原件或拓本为据，手测笔记，极具史料价值。 其中洋洋大文如，黄璞撰《陈岩墓志》、于兢撰《王审知德政碑》、钱昱撰《重修忠懿王庙碑》、蔡襄撰《 刘奕墓志》、朱熹撰《黄中美神道碑》等碑文，对这几位人物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详实记述。碑文的记述与官书有详略甚至正误之异，有助于研究几位碑主及其所处历史背景。（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 ·王审知、蔡襄、朱熹》） 《闽中金石略》辑录宋代泉州九日山祈风石刻9段（现存10段），记录当时泉州郡守与提举市舶及僚属迎送中外海舶举行祈风仪式的情况，为后人研究宋代泉州海路交通贸易与市舶祈风制度提供重要的资料。另外3段提举市舶在九日山游宴题名，涉及泉州市舶司官员职衔与升迁调动的记载，亦为考史之旁证。（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山川·九日山》） 辑录九日山之旁莲花峰有南宋·咸淳六年(1270年)，朱熹与陈知柔《莲花峰倡和诗》崖刻，由南安令余士明 书刻于不老亭石崖。知柔倡诗：“一莲峰上几人攀，千古清风起懦顽。指点乾坤千里目，世途隘甚此中宽。”朱熹和诗： “八石天开势绝攀，算来未似此中顽。已吞缭白萦青外，依旧个中云梦宽。”（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山川·莲花峰》、《泉州人名录·朱熹、陈知柔》） 《闽中金石略·卷8》所载绍兴八年（1138年）立的莆田《祥应庙碑记》，记海商“冒风涛、历险阻，以侔利于他郡外蕃”。又记泉州商人往三佛齐国（今印尼苏门答腊东部）贸易：“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无有艰苦，往返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蕃者，未尝有是……”（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海丝之路》） 治学缜密谨严 陈棨仁在辑录金石文字之后，多附考释，每考一事、树一义，采摭各家金石著录、文集、笔记所载相关跋语， 对事物的起源、经历、现存状况，都有追索，辩论是非，语必有据，尤见缜密谨严的治学作风，足资学者参稽互覈。 每段录文，陈棨仁都加题跋，折衷诸说，详加辨析。跋语涉及人物、事迹、职官、兵制、税赋、盐法、城池、古迹以及文字训诂、古器形制、法帖版本源流、文章书法品鉴诸多方面，虽极广博，要以金石证史为归旨。 在“侨刻”卷中记有晋江县文昌庙，存有由广西贵州府融县传来的铜鼓1个，书中录有鼓面图纹，鼓径3尺 2寸半，高2尺余。在《考证卷》中，又引录《温陵诗纪》中晋江人陈征君的《铜鼓歌》全首及其序言，指出： “世皆知伏波（指伏波将军·马援）有铜鼓，不知卧龙（指诸葛亮 孔明）亦有铜鼓……乃孔明擒孟获时所制……旧传孔明散埋铜鼓（按：《一统志》载埋在融县）以镇獠人。后有人得于斯山者，故名铜鼓山。”并指出晋江县文庙的铜鼓，“殆即诸葛鼓也。”（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学校·晋江县学》） “闽贴考”卷中有北宋泉州《淳化阁帖》考。北宋《淳化阁帖》泉州刻本、版本流传历来纷为聚讼，盖囿于所见耳。泉帖北宋祖刻拓本自元代以来已稀如星凤，即所传南宋翻刻本亦难得一见，后世转相翻刻，遂有四十二泉之目，令鉴藏家如坠五里雾中。陈棨仁在前人考据的基础上，梳理泉帖一系祖刻、翻刻之别，纠正孙承泽 、周亮工、杨大瓢诸家指宋刻府学本为明刻且与马蹄本混为一本之误，并推测明代都穆（南京吴县人，历礼部主客郎中 ）家藏“泉州旧帖”或即南宋·庄夏复刻本。（都穆翻裱“泉州旧帖”时，揭出底纸为宋初公文纸，故此帖为宋拓，当相去不远。）（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版印刷·明·泉州本淳化阁帖》、《泉州人名录·庄夏》） 如蔡襄《茶录》拓石。“闽贴考”卷“蔡忠惠公茶录”（蔡襄字君谟，别称端明，谥忠惠）名目下记曰：“君谟《茶录》石闻在三山（福州）陈湖州家，余求之而不可得。有市于书肆者，遂以微直是之……铁函斋书跋。”这是引用清初鸿儒杨宾《铁函斋书跋》里的内容来阐述蔡襄《茶录》拓石被发现的经过，后面还有杨宾对蔡襄《茶录》书法的评判：“刘后村（刘克庄号后村居士）曰蔡端明小楷以《 茶录》为冠，今观其书舒徐刻画在虞、颜之间，可与小字麻姑坛并传千古。”陈棨仁随后补充曰：“案：《荔谱》、《茶录》原刻均佚，今惟宋珏所刻者尚存。”（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蔡襄、刘克庄》、《泉南著述·荔枝谱、茶录》） 《闽中金石录》中有1篇述及清·道光（1821—1850年）间在仙游保福院出土的五代闽国“铜鎏金狮子熏炉”。此炉是五代·闽国唯一刻有铭文的器物，弥足珍贵。陈棨仁将熏炉底部直接拓于纸上，而后将铭文、藏者、收藏经过、榻手本来历等详细记载于其中，图文并茂。内文还介绍，熏炉为闽·嗣主王延翰替父母祈福表孝心所用，后为清·翰林编修陈寿祺（字恭甫）所收藏。（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陈寿祺》） 对碑刻的书法，陈棨仁也随笔略作品评，三言二语，颇中肯綮。兹引2则：一跋朱熹撰并书《黄中美神道碑》云：“书法浑厚古穆，轨迹魏晋，凡重文皆不作两点，尤有作字甚敬之意。”二跋苍埜 朱子题名：“字径尺余，凝厚蕴藉，无一懈笔，贤者固无所作不用心也。” 反映文化地理版图 综览《闽中金石略》，可以看到撰文、赋诗、题记者有欧阳修、王禹偁、苏舜元（苏舜钦之兄）、叶梦得、李纲、张元幹、倪思、梁克家、刘克庄等，书碑者有李阳冰、苏轼、文天祥、王十朋、虞仲房诸家，撰并书者有蔡襄、朱熹、宋徽宗、宋孝宗等。这些名震海宇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帝王裦然集锦一巨帙，闽中衣冠文物之盛可见一斑。（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倪思、梁克家、刘克庄、王十朋、蔡襄、朱熹》） 就以上人物分布而言，一定程度上反映同一时期福建各郡的文化同中有异的特点，如： 福州作为一省首府，题刻者多显宦及流寓宗室 。 武夷留下朱熹与门生的书迹尤为丰富。 泉州的题刻既有蔡襄、朱熹、寓泉宗室族属，又有市舶司官员，此为它地所无。 莆田除本邑蔡襄、刘克庄之外，更有徽宗、孝宗二帝（莆田涵江尚存宋高宗题碣，未录入《闽中金石略》）及苏轼、文天祥等名流题碣，似与当时兴化藉入仕朝廷不乏位高权重之臣有关。 从这角度而观，《闽中金石略》犹如一卷福建文化地理之全景图。 补史志不足 《闽中金石略》采录藏之名山的纪游题名、诗刻数量甚多，其题名结衔，可以考证政区沿革、官署设置、官职年月、都邑流寓，据以辨史、志记载之误。 如留从愿造钟款识，结衔加一“前”字，陈棨仁由此着墨，略述五代、北宋之际泉州地方权柄屡易，留从愿、陈洪进皆权诈多施，相继篡取军政大权，由此推断留从愿造此钟，当是陈洪进废留绍钅兹（留从效次子）、留从愿失落闲住之时。并考留从愿为留从效之兄而《福建通志·董思安传》误记为弟之失。（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陈洪进、留从效》） 《泉州重建州学记》——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泉州重建州学，立有碑记，由张读撰文、李邴书，该书全文照录，使后人可以从中了解原有清源郡学，“广轮虽延袤，而基失庳下，时雨浸淫，坏屋壁者屡矣。”绍兴六年刘子羽任泉州太守时经营重建，“增庳而高二尺余，殿俨其中，螭蟠荤展。从祀脩以翼左右，为堂二以集讲论，斋十有二以分肆习，职事位亦如之。御书有阁，祭器有库。祠前燕堂、宾次、庖廪之属，一新轮奂。又赎庚门旧地，以揖紫帽之峰。横跨石桥，因溪支流入自巽方，遂凿长河，浚青草，池内潮汐于桥之下，则学宇告备矣。教宫廨舍在学之右，乃衿佩函丈之地，亦广而新之。阅十旬毕工，靡金钱五万余缗公帑，民力无丝毫扰……”末后并录有颂文。（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学校·泉州府文庙》、《泉州人名录·张读、李邴、刘子羽》） 书中又有《泉州路学大晟乐记》，记州（路）学在宋、元时期虽有春秋二祭孔夫子盛礼，以前没有大晟乐礼则是缺典。元·大德十年(1306年) 林坤考察行省学制来泉对，泉州路总管李贤翼请设大晟乐以全礼乐大典。此后历代传承不替。书中还收录大德十一年元王朝加封孔夫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诏书的碑刻。该碑立于至大三年（1310年），泉州路儒学教授林天泽识。 有的题刻记官员游山水之时犹念恤民瘼，祈求民康物阜。如：王之望（福州郡守）灵源洞题记：“余出郊观稼，劳田夫野老而访其疾苦，遂至鼓山烧香供茶……”又，李世安乌石山题名：“凡山川形胜，民物之殷庶，无不在心目间也……” 乌石山（位福州）有一段宋·太傅潘正夫的题刻，记靖康（1126—1127年）之变携妻带子（其妻为吴国长公主，宋哲宗第3女）从河南出逃辗转至福建的经历。 有的登览题记，点染山水，寥寥数笔，却颇引人入胜，如宋·詹乂民、元·焦德裕乌石山（位福州）题记，宋·程晋道于山（位福州）题记，宋·赵楷清源山紫泽洞会集记，宋·陈日华汀州苍玉洞题记，都可作山水小品阅读。（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山川·清源山》） 注意无足重轻之文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史料》有云：“注意于常人所认为无足重轻之文，与夫文中无足重轻之字句。”在《闽中金石略》碑文中，陈棨仁每每可于无足重轻之文、之字句中而有所发现。 上引《泉州路学大晟乐记》，陈棨仁注意到碑文中有“其钟之夷则中声、黄锺清者，得之故相留 公之家”句。陈棨仁跋云，故相留公乃五代节度泉、漳观察使留从效6世孙留正，历宋孝宗、光宗、宁宗3朝丞相。路学新置编钟，其中夷则、黄钟二律之钟得自留正之家。这看似一笔带过的文字，则可藉以寻绎出一段故实。在古代，编钟的使用仅限于宫廷庙堂或王公贵族，而演奏编钟还需要一个庞大的管弦乐队协奏。由此可见留正的地位之尊贵、门第之堂皇，也可想见当时泉州城市的经济情况和文化生活何等繁盛的景象。（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留正》） 《闽中金石略》还采录多方南宋·嘉定（1208—1224年）、宝祐（1253—1258年）间的修城砖，砖款有制砖时间，有的与方志所载修城时间相符，有的则补记载之阙。也有砖款标识南安、惠安、德化等邑所刻，是知当时郡城修建，城砖则为所辖7邑分制。有的印上窑户姓名，则沿“物勒工名”古制。这些看似“无足重轻”的宋砖，却是研究泉州古代城池建造最可信的实物史料，可惜这批城砖现已佚失，幸而保存在《闽中金石略》的记载之中。 载入本书的石刻文字100多年来损毁的何止这几方城砖，仅福州鼓山宋刻就有10多段佚失，重要的有：邵去华、黄轺、郑昭先等诗刻，苏才翁、邵去华、方宙等题名。乌石山李阳冰般若台题识为福建极为珍贵的唐代名家书刻，今亦佚！现在所见为文物部门据原刻拓片重镌。其它地区佚失的石刻文字则不知凡几，正赖《闽中金石略》的著录得以保存。 寄讽讬之意 《闽中金石略》在考证之余，时发议论，寓褒贬，别善恶，多寄讽讬之意。如： 跋《乌石山蒙古书法题名》 曰： “宏敞旷滉之地，反为异族所巢，登陟之余，未尝不愤胸侈气也。” 跋《坚牢塔记》 曰： “其于邀灵丐宠之事，斯巳勤矣。毋亦以干戈之际屠杀过多，欲资是以忏悔耶？曾几何时而三世五君遭夷杀，窣堵波之法力顾如斯耶？抑名德不昌，佛亦不能为地耶？” 又：“考是刻为永隆六年（？按纪年无永隆六年，或为永隆五年，即后晋·天福八年，943年）正月，而 曦 即以是年三月为朱文进、连重遇所杀，身僇国丧，宗族为赤。然当是时，与谋之凶牝。肆逆之贼臣固俨然在祈祷之列也。肘腋伏患，曾勿之悟，乃复倾帑烦众，乞灵于无益之浮屠，虽欲不亡，得乎？” 跋《祥应庙碑记》 曰：“宋自真宗以天书图黔首，迨道君而淫祀益多，玉简金龙，卒无救雪窖冰天之堕落，则邀福黩祀者，亦可以废然以返矣。” 跋《乌石山道山亭陈淳祖等题名》曰: “右题名三段，皆咸淳三年（1267年）江东西之宦闽者，履端团集，勒名以纪者也。彼时敌烽日逼，宋地区区如斗大，蜀远粤瘴，均视闽为极乐境。小朝廷、姪皇帝，方缩首锁金锅，半闲老人且以‘金笼蟋蜶当平章军国重事’，曾未转瞬，襄阳炮声已盈群耳，朝端如此，宜乎？” 《四库全书总目》载《春秋或问》20卷，附《春秋五论》1卷，南宋末·南安朴兜人吕大奎著。（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吕大奎》） “春秋”历来是作为品鉴人物、历史的代称，历史上盛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吕大奎处于南宋末期，倾注心血论述“春秋”，并不是一般的学术研究，而是为匡扶社稷、鼓励仁人志士奋起的举动。 所著《五论》，一曰论夫子作春秋，二曰辨日月褒贬之例，三曰特笔，四曰论三传所长所短，五曰世变。《四库全书总目》评曰：“大圭后于德祐初(1275~1276年)，由兴化迁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寿庚举城降，大奎抗节遇害。其立身本末皎然千古，可谓深知春秋之义。其书所谓明分义、正名实、著几微，为圣人之特笔者，侃侃推论，大义凛然，足以维纲常而卫名教。”（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蒲寿庚》） 大奎论曰，读《春秋》者，先明大义，其次观世变。又曰，天下无君，天子之权有道者有之。道非天子之道，而天之道也。以天之道而赏罚乎天之子与天子之臣，其理直，其辞顺。大奎认为，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无位而皆得以言。所以孔子借鲁国史以明是非赏罚。孔子鲁国人，所修者鲁国史，而其时仍尊周天子，故用周王年号，不越不僭，名位分明。 《春秋录疑》16卷，明·晋江赵恒撰。（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赵恒》）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春秋录疑》十六卷，明·赵恒撰。 恒字志贞，晋江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姚安府知府。 是书本胡氏《传》而敷衍其意，专为科举而设，故经文可为试题者，每条各于讲义之末，总括二语，如制艺之破题。其合题亦附于后，标所以互勘，对举之意。” 《赵注孙子兵法》，又名《孙子书校解引类》、《赵注孙子》、《赵注孙子兵法十三篇》、《孙子十三篇注解》，3卷，明·泉州赵本学著。（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赵本学》） 赵本学认为:“孙子十三篇，实权谋之万变也。儒者未尝一开其钥。”故作是书。 《孙子兵法》13篇，乃我国春秋时代齐国人孙武所著，是现存最早的军事理论经典著作。历代对《孙子》作注的有200多家 ，著名的有20多家 。赵本学所注孙子兵法，与三国·曹操，唐·太宗·李世民、李靖，宋·张预、孟氏，明·李贽等，列为10家之内的权威注本。（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贽》） 《赵注孙子》依《孙子》13篇编次，按其原文，然后以易理加以推衍，抒发己见。“凡例”中说明注释分校、解、引类三种，所谓校以订误，解以训义，引类以证实。“字句有解，解之使意显，引之使事核”，有理论有实际，虽玄而不奥。 每篇前有“解题”。如“始计第一”开篇就写道：“始计者，兴师起事之初，先当审已量敌，而计其胜负之情也。取胜于庙而后取胜于野，取胜于心然后取胜于兵。计之不熟，而以己之短当人之长者，则未战而先败矣，故孙子以始计为首。其所计者有五：君道也，天时也，地利也，两君之将也，两将之法也，此五者胜负所定之本也。内计五事皆无不利，然后乃择将吏以任其事；将吏既得，然后乃诡设形势以助之于外。本末兼尽，体例与运用俱全，师出有功，不待言矣。是则概而观之，虽得人和，而天时、地利二者或一失焉，不可也；虽得天时、地利，而节制、权谋二者或一失焉，则亦不可也。固非用兵之难乎!后世好兵者，以易言之，但曰我善为阵，我善为战，则其为不智也明矣。” 每1句原文，都有注有解，注解明白详尽。如原文“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注解：“达人之情，见事之微，诈不能惑，谗不能入，应变无常，转祸为福，此将之智也；进有重赏，退有重罚，赏不私亲，罚不避贵，此将之信也；知人饥渴，同人劳苦，问病戚容，抚伤出涕，此将之仁也；见机则发，遇敌则斗，陷阵必入，被围必出，虽危不惧，虽败不挫，此将之勇也；军政整齐，号令如一，三军畏将而不畏敌，奉命而不奉诏，可望而不可近，可杀而不可败，此将之严也；王德皆备，然后可以为大将。” 注解之后又有“引类”，即援引战例类比说明，据统计全书列举战例达180多个。如在“将孰有能”、“天地孰得”、 “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之后，各加注解，然后援引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例，如贾诩为魏文帝比较魏与蜀、吴之将，文帝不听，终有江陵之败；曹操东下伐吴，一失天时，又失地利而败；韦云起统突厥兵以讨契丹，法令行，终立功；马隆选兵，得三千五百名强弓手，而平凉州；李抱真练兵，三年皆精，李希烈、李纳先后叛乱，皆不敢犯；李光弼与史思明战，战者赏，退者斩等等。所引类极其丰富，而且都是经过赵氏选择整理，不像几家集注，把其注文辑录而已。通过这些类引，如读一部古代战争史。 赵本学之注《孙子》，不仅使《孙子》本意明白晓畅，而且纠正了后人编排之误。 《孙子》一书，原先是竹简由韦索串联。时间一久，韦索忽断，再串或即差误。前人以《孙子》是武经，不敢异议或改动，虽历代注家如许之多，陈陈相因，明明行文不顺，也牵强敷衍。赵本学极其严肃认真，多次反复，直至查证到差错之由，并为之更正。 如“军争第七”与“九变第八”，旧本有参差，九变也多有脱误牵强之文。赵本学为“截其上篇‘高陵勿问，背兵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缺，穷寇勿追’八句，以合于‘绝地勿留’一句为九变，始为全文。”更把“九变”篇的“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9字，归“军争”篇，下4句归“九地”篇。他欣慰地说，这样一来，“则《孙子》之书，无一言之不足，亦无一言之有余矣。” 《赵注孙子》和他以后的著作《韬钤内外篇》有密切的关系。《韬钤》中的许多理论和事例，已经在注《孙子》中阐释和引用了。（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续武经总要》） 《赵注孙子》现存版本有： 明·隆庆二年(1568年)蓟辽总督谭纶刊本，3册，书前有赵本学序，卷末有隆庆二年（1568年）王朝相跋。 明·万历七年(1579年)梁梦龙保定刊本，3卷6册。 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年)湖广巡抚梁见孟刊本。 《孙子兵法》唐代就传到日本，后代各种版本也陆续流传于日本；明代后期，在日本最流行的《孙子兵法》却是赵本学注本。自德川幕府时代至今，日本注译本就是以赵注本为底本的。1928年上海石印出版了由日本·窪四清音校刻的《赵注孙子兵法》。 明·泉州晋江人俞大猷著，是我国最早的海战史著作。（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俞大猷》） 本书没有正式出版，只收入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手抄本，没有合刊于清·道光年间重刻的《正气堂集》中，知之者少，流传不广。 著作背景 明中后期，我国武装海商进行反“海禁”斗争，要求海上民间贸易合法化，是正义的进步行动。但他们成份复杂，动机不一，以后大量蜕变为海盗，乘当时政治昏暗腐败、海防废弛之机，仗恃贪官墨吏、土豪劣绅支持，勾结日本统治者支持的倭寇，公然登陆，明火执仗，杀人越货，奸淫妇女，毁废田宅，攻占城邑，建立巢穴，东南沿海人民深受毒害，这就变为非正义的破坏行动了。只有消灭海盗，才能安民保国，征剿海盗的战争，也就成为抗倭战争的组成部分。 嘉靖卅九年（1560年），广东海盗吴平“倡乱海上”。平死，余魁曾一本“合党集妖，戕人夺舶，海上莫敢谁何。”粤东潮州和闽南漳州一带人民“岁苦毒蠹”。贼威浸淫至于粤西南的高州（今广东高州县、茂名县）、雷州（今广东雷州半岛）、廉州（今广西合浦县、灵山县）、琼州（今海南省琼山县）之间。承平日久，“将不知兵，兵不服习”，广兵腐弱无能，广船脆薄，难充战舰。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官兵讨伐曾一本惨败，战舰被焚，参将被俘，守备、知县被杀，“毒焰益炽”。隆庆二年（1568年），曾一本直犯广东省邑广州，“杀略无算”，“居民大恐”，“城门闭者七日”。（《洗海近事·李义壮、稚大甫序、张瀚荐疏》） 为此，两广总督张瀚上疏朝廷，檄调广西总兵官、征蛮将军、署都督同知俞大猷入粤，会合闽省官兵，夹剿曾一本。 隆庆二年（1568年）正月至隆庆三年（1569年）闰六月，在前后任两广总督张瀚、吴桂芳，广东巡抚熊镜湖，福建巡抚涂泽民等人的支持下，俞大猷和先前入粤的福建总兵李锡，排除各种干扰，招募福兵，驾用福船，配合广东总兵郭成的广兵、广船，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通过铜山（今福建东山县）、南澳（时属福建，后隶广东）等地小战，及玄锺（在今福建诏安东南梅岭南）、柘林（属今广东饶平）、莲澳（今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广东境内）三大决战，终于消灭曾一本海盗团伙，“贼尽为擒矣”，“积氛于是荡涤”，闽粤海疆“为之清明”（《洗海近事·李义壮、稚大甫序》）。“摧其坚，挫其锐，沉其舰，虏其袅獍，则尽俞公也”，论功“独首”（《洗海近事·卢梦阳序》）。 为使朝廷、上司、同僚、战友及时了解敌我双方情况，存在的困难与问题，表白自己的态度与决心，提出的正确战略主张与建议，“以告天下心志之相同者”，争取多方支持，达到剿灭海盗的彻底胜利；总结经验，使后人“睹往而镜来者”，战争期间，俞大猷就频繁地和上述诸方人士通讯，写下许多书信、揭帖、手本和少量专论，近180篇，10万言。胜利后，他迅即按时间顺序编排，并附军令、阵图、上级荐疏、友人序文，辑成《洗海近事》上、下两卷以存世。（《洗海近事·俞大猷序、李义壮、稚大甫序、卢梦阳序》。 主要论题 廖渊泉、张吉昌《俞大猷的海战兵书《洗海近事》述评》（泉州学林，2006.1）归纳本书中论述的重大海战论题有10大方面（详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俞大猷》）： （一）将帅应有忠贞爱国的思想，敢负重任的精神，光明磊落的胸襟，淡泊功利的态度，才能始终坚持正确的战略战术指挥战争，夺取胜利。 （二）掌握敌情，分化瓦解敌人，集中兵力，对付顽匪。 （三）调派英勇善战的福兵，制造与驾用坚固高大的福船，以之为主，会合广兵广船，夹剿海盗。 （四）海战军械更要精良，兵粮更需充裕，才能打败海匪。 （五）打有准备和有胜利把握的，以多胜少、以大胜小、以强胜弱的持久战争。 （六）严格训练官兵，练胆习技艺，铸造海上劲旅。 （七）严明军纪，临阵有制，获取人民与友军的拥护。 （八）两军会师作战，要相互尊重忍让，才能协力歼敌。 （九）不拘资历，不计小过，擢用熟知海情的海军将才。 （十）要善于藉助港澳有利的海洋地理形势和气候风汛，占据上方，打击海盗。 学术价值 《洗海近事》是研究俞大猷忠君爱国崇高思想、灭盗保民光辉业绩的珍贵原始资料，也是研究明代海盗史、倭患史、海战史、造舰史的珍贵原始资料，尤以海战史的研究价值最大。 《洗海近事·卢梦阳序》说，我国古代兵书很多，但都是北方人写的专讲陆战的兵书，没有海战兵书。俞大猷的《洗海近事》堪称我国第1部由南方人写的专讲海战的兵书，足以补古代兵法“之所未备”。也可以说，它是世界最早的海战兵书之一。100多年后，才有泉州人施琅的平台海战兵书《靖海纪事》。（详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施琅》）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洗海近事》二卷，明·俞大猷撰。 大猷字志辅，晋江人。嘉靖中举进士，累官至都督同知，兼征蛮将军，进右都督、谥武襄。 考《明史·大猷传》，称海贼曾一本者，吴平党也。既降复叛，执澄海县知县，败官军，守备李茂材中炮死。诏大猷暂督广兵协讨。隆庆二年，一本犯广东（原作“广州”，据殿本改），寻犯福建。大猷合郭成、李锡军擒灭之。 是书乃大猷集辑用兵之时奏疏、公牍、书札，始于隆庆二年正月，终于三年闰六月。前载谭纶、张瀚、朱炳如荐疏，后附操法及兵部覆本，并录成功后友人贺赠之文，而终以剿林道乾诸议。卷首有大猷自序。 是书论用兵委曲，较史为详。而不先叙其事之始末，编纪年月以为提纲。虽诸篇以次编排，而端绪不一（体例不规范，没有目录，有的文章缺漏题目、时间或前后文部分），阅之猝不能了了。 盖大猷虽通晓文翰，而于著书叙事之法则尚未习，故不能使经纬灿然，首尾该贯也。 ” 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附近）韩偓（字致尧，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 韩偓》）著，成集于泉州，是我国古代诗人别集中的第一部爱情诗专集，千余年来，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 《香奁集自序》 韩偓《香奁集序》（《全唐文》收录）曰： “余溺于句章，信有年矣。诚知非士大夫所为，不能忘情，天所赋也。自庚辰（咸通元年，860年）、辛巳（咸通二年，861年）之际，迄已亥（乾符六年，889年）、庚子（广明元年，880年）之间，所著歌诗，不啻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者，亦数百篇，往往在士大夫口，或乐官配入声律；粉墙椒壁，斜行小字，窃咏者不可胜纪。 大盗入关，缃帙都坠。迁徙流转，不常阙居。求生草莽之中，岂复以吟咏为意？或天涯逢旧识，或避地遇故人，醉咏之暇，时及拙唱。自尔鸠集，复得百篇。不忍弃捐，随即编录。 遐思宫体，未敢称庾信工文；却诮（徐陵）《玉台》（《玉台新咏》），何必倩徐陵作序？粗得（西施）捧心之态，幸无（雨意云情）折齿（蒙耻）之惭。柳巷青楼，未尝糠秕；金闺绣户，始预风流。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壁立万仞的三危山）之瑞露，春动七情。如有责其不经，亦望以功掩过。 玉山樵人·韩致尧序。 ” 成集于泉州 《香奁集》中的诗，是韩偓早期作品。据《自序》，这些诗歌作于“庚辰（咸通元年，860年）、辛巳（咸通二年，861年）之际，迄已亥（乾符六年，889年）、庚子（广明元年，880年）之间”，当时诗人尚未参预政局。 《香奁集》的诗虽不作于泉州，但却成集于泉州。天祐三年丙寅(906年)，他在南安寓上整理诗稿结集。《自序》所谓“丙寅岁(906年)在福建寓上，有前东都度支院苏韦（左“日”字旁）端公挈余沦落诗稿见授”，因鸠集整理。 《全唐诗》卷680至683收韩偓诗四卷，末一卷是《香奁集》，所以《香奁集》仅为韩诗的四分之一，而《香奁集》原收诗数百首，今之《香奁集》存诗只有一百多首。 香奁体 《香奁集》所代表的一种诗风，又名艳体。“香奁”是妇女带有脂粉气味的梳妆镜匣，顾名思义，《香奁集》所收的作品，主要描写妇女生活，如服饰容态、男女恋情、离别相思、闺房愁怨、定情密约等，风格绮丽纤巧，且多以女子的口吻来抒写。 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香奁体，韩偓之诗，皆裾裙脂粉之语，有《香奁集》。”据上引《香奁集序》所说，这类作品在当时极负声名。 香奁体渊源于六朝宫体。故韩偓《香奁集序》自称：“遐思宫体，未降称庾信攻文；却诮《玉台》，何必倩徐陵作序？初得捧心之态，幸无折齿之惭。柳巷青楼，未尝糠粃；金闺绣户，始预风流。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春动七情。” 《香奁集》以七言近体为多，诗风受李商隐影响较大，但创作方法没有李商隐的朦胧隐晦。 韩偓的香奁体诗歌描写范围，除多写宫廷贵族生活和对皇帝恩宠的感激之情之外，也扩大到反映晚唐战乱时代上层士大夫沉湎于享乐生活的情调和狭邪生活，轻薄香艳，格调轻快流畅，绮丽纤巧。严羽虽把《香奁集》等同于“香奁体”，但并无甚贬义。 香奁体诗对后世诗歌影响甚大。 宋·叶茵《顺适堂吟稿》中有几首写闺情的七绝，就题名《香奁体》。晚明·王彦泓（字次回）《疑雨集》、清·袁树（字豆村，号香亭）《红豆村人诗稿》，亦多刻意模仿《香奁集》之作。 韩偓诗对宋代女诗人李清照也颇多影响。如李清照的《点绛唇·蹴罢秋千》，即是对韩偓《偶见》诗的隐括；她的其他一些描写早期生活的作品，亦不难见出“香奁”诗的明显印痕。 由于《香奁集》所收大都是描写女色和男女偷期密约的艳情诗，它在后世产生许多不良影响。明、清两代的色情诗人，都喜欢做这种诗，可以清·王次回《疑云集》、《疑雨集》为代表。才子隹人小说中的“有诗为证”，也都是这一派的诗，如清末的《花月痕》，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小说《玉梨魂》和《雪鸿泪史》，都是。 评价 对韩偓《香奁集》，历来褒贬不一，颇多争议。 （一）政治比兴说 此说历来占主流地位，以为韩偓“借言情影射时事，寄托忠君之思”。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说：“冶游情篇，艳夺温、李。”又说：“读其诗，当知其意中别有一事在。” 清《四库全书总目》中说：“其诗局于风气，浑厚不及前，而忠愤之气时时溢于语外，性情自挚，风骨自遒，慷慨激昂，迥异当时扉扉之响，其在晚唐，亦可谓文笔之鸣凤矣。” 《关中丛书·韩翰林集·原跋》认为香奁诗乃是“美人香草之遗”。《关中丛书·韩翰林集·跋》亦云：“其诗骨格极高，香奁亦多寄托之辞，不足为病。” 吴乔《围炉诗话》也持此说。 最有代表性的是清·震钧《香奁集发微》。震钧认为，《香奁集》之诗，表面上看虽然赋咏的是男女私情，但骨子里却是暗写他和昭宗的君臣际遇，正如李商隐有些艳情诗是暗写他和令狐绹的关系一样。以为：“一卷《香奁集》，全属旧君故国之思。”他就运用这个观点给集中所有的诗作了笺释。 震钧的主要依据是韩偓《香奁集自序》和诗题下所注写作年月不合。 《香奁集自序》云：《香奁集》的创作年代，是“自庚辰（大中十四年，咸通元年，860年）、辛巳（咸通二年，861年）之际，迄已亥（乾符六年，889年）、庚子（广明元年，880年）之间。”又说在这一期间，“ 所著歌诗，不啻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者，亦数百篇，往往在士大夫口，或乐官配入声律；粉墙椒壁，斜行小字，窃咏者不可胜纪。” 庚辰是懿宗·大中十四年（860年），韩偓才十七岁。庚子是僖宗· 广明元年（880年）， 韩偓三十七岁。 但是，集中有《无题》四首，小序云 ：“余辛酉年戏作无题十四韵……” 辛酉是昭宗·光化四年，也是天复元年（901年）。正是因诛刘季述有功，任翰林学士的时候。 又有《袅娜》七律一首，题下注云：“丁卯年作。”丁卯是天祐四年（907年），正是昭 宗被弑，朱全忠篡位的时候。 又有《深院》七绝一首，题下注云：“辛未年（后梁·开平五年，911年）在南安县作。”《闺情》七绝一首，注云：“辛未年（后梁·开平五年，911年）在南安县作。”《闺恨》七绝一首，注云：“壬申年（后梁·乾化二年，912年）在南安县作。”这三首显然都是晚年在福建的作品。 为什么序文中说这一集诗是未登进士的早年新作，而实际并不如此?为什么还要在诗题下注明实际的创作年代? 震钧说： “序中所书甲子，大都迷谬其词，未可尽信也。其谓庚辰、辛巳迄己丑、庚子之间者，考其时在僖宗之代，致尧方居翰林也。而一卷《香囊》，全属旧君故国之恩，彼时安所用此?此未可信也。又所谓‘大盗入关’者，似指黄巢矣，而云‘迁徒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岂复以吟咏为意’，则益可疑。考巢贼乱后，致尧始贵，并无避地之举，直至梁移唐祚，致尧始‘不常厥居’，所谓‘天涯逢故旧，避地遇故人’者，正此时也。然则‘大盗’盖指 朱温，而避地则贬濮州，贬荣懿，徙邓州，南依王审知，均是也。故《无题》诗序云：‘丙寅年（唐·天祐三年，906年）在福建寓止’，可徵《香奁》一集，编于晚年梁氏既禅以后，故不得不迷谬其词以求自全云尔。” 又说：“今集中诗凡有年之可考者，均在贬官以后，即《翰林集》亦始于及第之年，未及第前，无一诗之在，抑又何也?以此见《香奁集序》乃故为迷谬之词，用以避文字之祸，都非正言也。” 但《香奁集》中的诗，大多是韩偓早期作品，当时韩偓尚未参预政局，以之比附后来发生的史实，显属无据。 二、诲淫说 诋毁者，如：宋·许凯《彦周诗话》引高秀实的说法，以为“丽而无骨”；宋·严羽《沧浪诗话》说，“皆裙裾脂粉之语”；元·方回《瀛奎律髓》，谓之“诲淫之言”。有些文学史也完全抹煞《香奁集》诗。 不可否认，《香奁集》并非清一色高雅之作，其中也有《席上有赠》、《咏手》、《咏浴》、《屐子》一类的等下品，明写士大夫的狎邪生活，感情浮薄，作风轻靡，李东阳《麓堂诗话》称其为“鄙亵者”，但这是其中的极少数。 《香奁集》诗流传千余年仍有许多读者，就说明她有存在和流传的价值。陈曾寿《苍虬夜课》曾感慨说：“为爱冬郎绝妙辞，平生不薄晚唐诗。” 三、天赋不能忘情说 这是韩偓自己说的。其《自序》云：“余溺于章句，信有年矣，诚知非士大夫所为，不能忘情，天所赋也。自庚辰、辛已之际迄己亥、庚子之间，所着歌诗不啻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者亦数百篇。” 《香奁集》所收诗歌，绝大多数是从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年）开始，到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止的，总共二十年光阴。这二十年，正是韩偓青春年少时期，除了读经读史之外，他也不能置身于晚唐绮靡风气之外，于是便有了若多的香奁体的早期创作。这些诗歌，“ 往往在士大夫口，或乐官配入声律 ”，几近于后来词的形态和传播。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说：韩偓《香奁集》“词多侧艳情巧”。韩偓在历史上绝对是一个忠臣和贤者，但在少年时又是多情风流的，这成为后世研读《玉山樵人集》的学士们非常不可理解的，一味要为之翻案。 其实，《香奁集》并无继承美人香草之意。清·沉德潜《唐诗别裁》曰：“少岁喜为香奁诗，后一归节义，得风雅之正焉。”这个论断应该是接近事实的。 韩偓《自序》中说：“大盗入关，缃帙都坠。迁徙流转，不常阙居。求生草莽之中，岂复以吟咏为意？或天涯逢旧识，或避地遇故人，醉咏之暇，时及拙唱。自尔鸠集，复得百篇。不忍弃捐，随即编录。 …… 柳巷青楼，未尝糠秕；金闺绣户，始预风流。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春动七情。如有责其不经，亦望以功掩过。”“不忍弃捐”是《香奁集》编录的原因，而其中所写确实是柳巷青楼，金闺绣户的事情，所以文末“望以功掩过”。 艺术特色 现存《香奁集》的一百来首诗，不少篇目是摹写青春期女子对异性爱的追求向往，清丽含蓄，描绘精致，在艺术上达到相当的高度，给人以美的感受。这类诗如： 《袅娜》：“袅娜腰肢澹薄妆，六朝宫样窄衣裳。著词暂见樱桃破，飞盏遥闻豆蔻香。春恼情怀身觉瘦，酒添颜色粉生光。此时不敢分明道，风月应知暗断肠。” 《幽窗》：“刺绣非无暇，幽窗自鲜欢。手香江橘嫩，齿软越梅酸。密约临行怯，私书欲报难。无凭谙鹊语，犹得暂心宽。” 《新上头》：“学梳蝉鬓试新裙，消息佳期在此春。为要好多心转惑，遍将宜称问傍人。” 《香奁集》中，也有不少具有较高启迪意义的作品。如： 《宫词》：“绣裙斜立正销魂，宫女移灯掩殿门。燕子不归花著雨，春风应是怨黄昏。” 《咏灯》写被弃宫女的怅恨。诗曰：“高在酒楼明锦幕，远随渔艇泊烟江。古来函怨皆销骨，休向长门背雨窗。” 《五更》就其主旨看，很像白居易《新乐府》中的《井底引银瓶》一诗，韩诗虽然不是写的私奔，但也是一种背人的幽期密约，诗的最后两句“光景旋消惆怅在，一生赢得是凄凉”，亦与白诗结句的“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相类似，都是对“始乱终弃”者的鞭笞。 其他像《新秋》写“弃扇”之愁：“桃花脸里汪汪泪，忽到更深枕上流。” 从这类诗中看出，韩偓对当时存在的妇女被狎玩和厌弃的社会问题，是有所关注并予以深切同情的。这些诗绝不是那种“丽而无骨”（《彦周诗话》）的香艳体。 此外，如《绕廊》、《闻雨》、《欲去》、《天凉》诸作，抒写爱情受阻隔时的怅恨、追录、忆念、想望等心理活动，情深语挚，委婉动人。《已凉》、《夜深》之类绝句，纯然借助环境景物来烘托人的情思，亦复笔意深曲，兴味隽永。 真伪辩 宋代，有人既把“香奁体”与“艳体”、“香艳”相提并论，又觉得韩偓其人“凛然有烈丈夫之风”，而“香奁体”“过于纤巧，淫靡特甚，不类其所为”。（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引语） 于是，有人便在《香奁集》的归属问题上加以杜撰，把它说成是年轻时专写浮艳小词的五代词人和凝的作品。并附会说：和凝是政府官员，为避议论，讳其名，又想使其作为人所知，便嫁名于韩偓。 对此沈括《梦溪笔谈·艺文》有所记载：“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偓。今世传韩偓《香奁集》，乃凝所为也。” 但是范正敏和葛立方不信此说，他们分别在《遁斋闲览》和《韵语阳秋·卷5》中有所辨证，以为《香奁集》确为韩偓所作。范、葛二家其说有据，可从。 版本 《香奁集》的版本，较重要的有： 元刊3卷本。 明·汲古阁刻本1卷。 《四部丛刊》影印旧抄本《玉山樵人集》中附《香奁集》（馆藏）。《香奁集》按诗体编排，有四言古、七言古、长短句、五言律、七言律、六言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以七绝和七律为最多。 清·震钧《香奁集发微》，后附《韩承旨年谱》。 《关中丛书》收入《香奁集》3卷。《香奁集》之所以有3卷之多，是增入了韩偓的《黄蜀葵赋》和《红芭蕉赋》。 《香奁集》里收录长短句13阕，经王国维辑为《香奁词》1卷，载入《唐五代二十一家词》。 中华书局《全唐诗》第十册收录《香奁集》3卷。 《皇宋百家诗选》五十卷、《皇宋百家诗续选》二十卷，宋·晋江人曾慥于绍兴十七年（ 1147 年）编纂。 《皇宋百家诗选》和《续选》收录自寇准至叶梦得的诗二百家，其选录标准与去取，一任己见。有些名不见经传的俗人，甚至俚语也入选；而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黄庭坚等大家 的诗却未收入。 对《皇宋百家诗选》的评价两端。有的读者“每得所闻 ，则拊髀雀跃”，认为足备一代之掌故，补乙部之阙文。有人则认为“鉴识不高，去取无法”。前人比较公允的评价是 ：“其亦大名之下，不容有所铨释。” 皇明文徵 《皇明文徵》，74卷，入清改称《明文徵》，明·晋江何乔远（号“匪莪”）编。（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何乔远》） 《皇明文徵》所收诗文，上自洪武（1368—1398年），下迄崇祯（1628—1644年）初年，几乎囊括整个明代，是第一部比较完整记录整个明代的诗文总集。 编纂背景 明代，诗文创作衰落，但文人对诗文的狂热却空前高涨，理论兴盛，流派繁多，结社创作数不胜数，从最初编选前人诗文集以供学习，过渡到关注明人自身的创作，开始编选只收有明一代的诗文总集。 文集方面，如程敏政《皇明文衡》（100卷，有正德五年刻本）、汪宗元《皇明文选》、张时彻《皇明文苑》、《皇明文范》（96卷，有嘉靖四十三年刻本）、张士沦《国朝文纂》等，但多阙遗疏漏，未能囊括一代之文。 诗文两体皆选的最少，如程敏政《皇明文衡》等。 编纂动机 到何乔远时，明人诗、文总集已甚为可观，但何乔远立意继程敏政《皇明文衡》之后再编一部囊括诗、文的总集，其动机： 何乔远《与徐奕开书》曰：“西山（南宋·真德秀号“西山”）《正宗昭明文选》（疑即《文章正宗》），尚是文耳。鄙意欲采掇菁华，为大文字，昭代故实，亦兼见之。班氏所谓汉家文章，炳乎与三人同风者，是其意也。本朝奏疏、论策，无一可观，间第一二耳；表札、四六、杂说，亦或有可观者；诗歌，则本朝名公多所擅，技不可废也。”（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真德秀》） 何乔远《与门人韩雨公书》曰：“近日又选《皇明文徵》一书，极其苛刻，意欲为我明传之后世。盖孔圣一生尊周，讲述《周礼》、《春秋》一书，有丘明（左丘明）为之素臣，以致当时士大夫不费废，则孔圣为之先耳。若我朝诸公，侭有佳文，要以作者之难，百乃得一二，不广收精择之，猥云世无人，殊可叹也。” 编纂过程 何乔远《皇明文徵》的编纂，实际分为2个时期。 万历廿三年始编于里居镜山期间 明·万历廿三年（1595年），何乔远妻温氏卒，何乔远假归泉州，从此里居26年，结茅镜山讲学，并着手广搜资料，构思编纂《皇明文徵》。 韩如璜《先师何镜山先生行略》：“又自昔岁林居以来，取列圣鸿藻贤士大夫所称说者，择其词之雅驯近古者，汇为一部。下及于方外、闺秀、外夷之作，无不兼收。欲令一代事功文章，巍然焕然，长存天地之间。” 后何乔远虽于明·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召入朝，历光禄少卿、太仆少卿、左通政、光禄卿、通政使，又于天启三年（1623年）致仕里居。 崇祯四年定稿于南京 明·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何乔远起南京工部尚书，时《皇明文徵》初稿已经完成。 崇祯三年庚午（1630年）四月，何乔远抵南京任。 时晋江乡人、大藏书家黄居中侨寓金陵（南京），建有“千顷斋”藏书楼，藏书至6万余卷，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为何乔远编定《皇明文徵》提供了大量未见之书。 【黄居中（1562—1644年），字明立、坤吾，号海鹤，明·晋江县安海镇朝天境人，著名藏书家。万历十三年（1585年）举人，授上海教谕，迁南国子监丞，侨寓金陵（今江苏南京）。晚年在南京寓所特建“千顷斋”藏书楼，用来珍藏典籍，毕生所收书籍积至6万余卷。著《千顷斋藏书目录》６卷（已佚）。（详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黄居中》）】 在门生韩如璜、梁稷的协助下，《皇明文徵》补充了许多文章。 韩如璜《先师何镜山先生行略》： “公余之暇，则遍借未见书读之，或靠壁循檐，据梧趺席，必尽其卷而止。所选《皇明文徵》至是多所增入。” “至是，逐日较研，名其集曰《文徵》，以卷计者七十四。” 黄宗羲《思旧录·梁稷》：“庚午（崇祯三年），何匪莪选《皇明文徵》，非馨（梁稷）主其事。” 黄宗羲《南雷诗历·卷4·次族侄俞邰太史见赠韵》：“南都词人号为极盛，余与明立先生（黄居中字明立）无不与。会姬命（韩如璜）、非馨（梁稷）同选《皇明文徵》……” 崇祯三年（1630年）春，《皇明文徵》在南京定稿。 崇祯四年刊印 《皇明文徵》定稿后，一开始何乔远打算借助友人的力量刊刻。 何乔远《再答朱相国（朱国祯）书》： “远又遍读诸名公集，选为文选，其名曰《皇明文徵》。所见差以为广，然天下之家集，终苦未得尽见。我朝诸名公侭有大制作、大学问、诗之大力，不让古人，所恨无披抄索金、入山采宝之人耳。 远今承老先生有借书云，已召能书者书成一部奉寄。倘贵地有欲刻者，为远行之，此不待避忌，不必掩讳者也。” 现代钱茂伟《晚明史家何乔远著述考》曰： “这封信当写于崇祯三年。当时，朱国祯在家乡湖州南浔修订《皇明史概》。何乔远应朱氏要求，曾抄写一部寄上，同时请朱国祯帮助在湖州寻找出版商。 不过，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朱国祯并没有帮上忙。” 崇祯四年（1631年），何乔远最终,还是自出俸薪刊刻，并得友好资助。 何乔远《复朱平涵文》：“远山中选有本朝之文，名《皇明文徵》，南都同好见而属梓，候完，当寄上请教。” 韩如璜《先师何镜山先生行略》：“而先是所选《文徵》，师自出俸薪一百五十余金刻之以传。文雅好事者竞来助刻，盛行东南间。” 《皇明文徵》刊刻精美，9行，行18子，注文小字双行，字数同；左右双栏，版心白口，单白鱼尾，上方记书名。 黄居中为校刊。 体例、内容 《皇明文徵》书前有《序》，正文74卷。全书分体编次，各体之中，又复分类（目）。 《序》（靳于中《序》，自序，韩如璜《序》） 卷1～5《赋》，分“地舆”、“天文时令”、“感怀、征旅、形体、伤叹、器物”、“物畜、卉木”诸目。 卷6《乐章、琴操》。 卷7《古乐府、乐府变》。 卷8《三言古诗、四言古诗》。 卷9～12《五言古诗》。 卷13～14《七言古诗》。 卷15～16《五言律诗、二六言律诗》。 卷17～18《七言律诗》。 卷19《五言排律、七言排律》。 卷20《五言绝句、六言绝句》。 卷21《七言绝句》。 卷22《诗余》。 卷23《册文、诏制、诰敕、谕檄、策问》。 卷24《表》，分“贺表”、“进表”、“谢表”、“陈情”、“露布”诸目。 卷25～27《疏》，分“典礼”、“忠恳”、“匡拂”、“敷陈”、“经理”、“求贤”、“自劾”、“求退”、“龥冤”诸目。 卷28《举业》，分“制义”、“制策”诸目。 卷29《颂》，分“君臣”、“武功”、“休祥”、“名臣”、“贤哲”、“镇器”诸目。 卷30《赞》，分“天象”、“古贤”、“名臣”、“先辈”、“笃行”、“精艺”、“器物”、“物汇”诸目。 卷31《箴》，分“修证”、“政治”诸目。 卷32《铭》，分“自靖”、“自警”、“形胜”、“宫室”、“器物”、“夷狄”诸目。 卷33《文》，分“诘让”、“身体”、“凭吊”、“物类”诸目。 卷34《辞》，分“祭祀”、“哀悼”、“物类”诸目。 卷35《枚乘体、连珠》。 卷36～37“考、辩、解”，有“‘子史文集’考”、“‘律历圣系’辩”、“‘天文经文宴饮物类’解”等。 卷38《问、对（杂对）》。 卷39～40《论》，分“论经子史”、“论治、论边、感时、数学”诸目。 卷41《议》。 卷42～43《说》，分“天道”、“地理”、“人生”、“道术”、“政治”、“字号”、“人事”、“谥法”、“山川”、“器物”、“物类”诸目。 卷44～49《序》，分“典则”、“经籍”、“古集”、“诗篇”、“诗集”、“文编”、“政学”、“称号”、“史乘”、“书籍”、“纪录”、“汇考”、“书学”、“音律”、“藏书”、“试录”、“奏疏”、“称号”、“图绘”、“志书”、“边备”、“赠送”、“贺最”、“赠送”、“贺寿”、“贺生”、“记事”、“赠夷”、“赠内”诸目。 卷50～51《题、引、跋》。《题》“纪载书画宫室”；《引》分“论学”、“论文”；《跋》有“颂圣纪载行谊，墨迹图画告身杂跋考古诗卷”诸目。 卷52～55《记》，分“楼殿”、“名迹”、“御赐”、“学宫”、“官署”、“祠庙”、“昔贤祠庙”、“今贤祠庙”、“贞女斋舍”、“画像”、“考载”、“会聚”、“游览”诸目。 卷56《书事、疏、上梁文、启》。 卷57～61《书》，分“体国论政”、“论边”、“论学”、“论史”、“论文字书”、“标持”、“契赏”、“赞颂”、“荐引”、“讼白”、“规切”、“自述”、“自荐”、“求退”、“风俗”、“述游”、“游戏”、“永诀”诸目。 卷62～65《传》，分“古贤”、“名臣”、“道德”、“文章”、“孝烈”、“节烈”、“义烈”、“奇节”、“独行”、“笃行”、“厚德”、“清德”、“自述”、“闺德”、“艺术”、“支离”、“贤阉”、“物类”诸目。 卷66《述、杂纪》。 卷67～68《碑》，分“勑建”、“典礼”、“题名”、“吊古”、“占贤”、“名臣”、“忠烈”、“忠义”、“义烈”、“贤能”、“贞姜”、“象教”、“边功”诸目。 卷69《神道碑》，分“功勋”、“名臣”、“忠勇”、“名秩”、“高道”、“艺能”、“款夷”诸目。 卷71《祭文》，分“明神”、“前贤”、“名硕”、“节槩”、“英旧”、“忠勇”诸目。 卷72《诔》。 卷73《墓表》，分“道行”、“清德”、“名宦”、“忠谏”、“死难”、“齿德”诸目。 卷74《墓志铭》，分“名哲”、“节槩”、“文词”、“仕宦”、“隐逸”、“闺阁”、“释衲”诸目。 靳于中《皇眀文徵序》 明·崇祯四年辛未（1631年）季春，南京工部尚书、山东中州靳于中为作《皇眀文徵序》。曰： “温陵（泉州古称）何穉孝先生（何乔远字穉孝）选《文徵》成，舁以示余，□帙□□，宏愽玮丽，受之。旬月乃竟读，击案而叹曰：‘猗欤！古文词之系世道，而国朝人文之盛也。’ 谈古文者，大率谓宋不逮（“逮”：及，赶上）唐，唐不逮两汉，两汉不逮先秦，然乎哉？ 夫文者，人心之精神，犹玄穹之有星日、岳阜之有云物也。星日无时不暐（“暐”：古同“炜”，形容光很盛）瞱（“瞱”：眼睛转动貌），云物无刻不湛泽，人之精神无瞬息不抽变，而光华谓世降，而曰‘不逮’，然否？ 且国朝人才实倍于昔代，何也？ 汉之疏策，唐之词赋，皆以先资之言为垂世之章，绝利一源，为功自易；若夫国朝束之，以不得为古文词之势，廹之以必为古文词之题，则又有挺然杰出、实能为古文词之人。 葢国家悬制义取士，士当髫华茂盛时，率冥思竭精于数行，一或眀珠按剑，虽识迈荀（战国·荀子）、杨（西汉·杨雄），才侔班（东汉·班固）、马（西汉·司马迁），无所用之幸，而筮仕多为簿书钱谷之所累，既不能穷搜博览于丘典填索之富，又无暇放然于名山、大川、龙门、积石之奇，其制作不能追古人也亦宜。 而有不能无作、作不能无传者，岂惟二祖列宗天章神授，片词只字敻绝百王，即台阁之名儒、草茅之奇士，如宋金华而下数十百家，或擅典雅之坛，或辟高骞之调，或剙奇奥之宗，卓然各成一家言，斐然共成一代言，其标目之关綮与词藻之磅礴，皆必传而无疑。昔以全力，今以余力；昔以独营，今以兼摄；谓才不倍于异代，岂定论哉。 虽然，窃窥何先生微旨，不徒作文字观，试展韵语二十二卷、文笔五十二卷，三百年来大典礼、大建置、大议论、大匡拂，以至贤奸之进退，利弊之兴革，治乱之倚伏，边防、吏治之得失，兵甲、器械、刑名、钱赋之琐细，靡不犁然具备。论象纬则天官，胪山川则地志，谈风俗、形胜则平凖河渠，而名德、高行、儒林、文苑、循良、节侠、山林、方伎之士，无不赅（通“该”，具备）也，无不晰（明白清晰）也，勒为碑版；即世家、列传之分门，播为声歌，具颂媺（“媺”：同“美”）剌回之奥义。 葢先生抱良史才大尺，家舍香之署，淡于炎进，虽阶陟清华，志抗云壑，三十余年著书满架，最后复成兹选，俾天禄石渠秉如椂（“椂”：一种树）者，有所考核引据，功不伟与异日眀史，炜煌与麟璧二经共昭云汉，以先生之文足征，尤以先生之献足征也。 湏余同官留都日，与先生平亭，千古鸿章杰制，洞心駴（“駴”：同“骇”）目，直欲衙官屈（战国·楚国·诗人屈原）、宋（战国·楚国·辞赋家宋玉）、鞭策右谷，即先生一人之才，竟其所至，可驾周、秦而上，曷论东、西京哉！ 峕（“峕”：“时”的讹字）崇祯辛未季春吉旦，赐进士第、资善大夫、南京工部尚书、前廵抚保定学、山东中州靳于中撰并书。” 何乔远《自序》 明·崇祯四年（1631年）春仲，何乔远《自序》。曰： “孔子作《春秋》，而丘明为之素臣，则周家之典章、文物，与列国诸侯及其贤大夫士行事，烂然于记载矣。司马迁废明圣盛德不载，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则以为罪莫大焉。而班固欲汉家之文章，炳乎与三代同风，古之君子，其嘉意于本朝如此其厚也。 远山居有年，过不自量，择其词之雅驯而近古者，汇为一部，以卷计者七十有奇，而国家之施设建立、贤士大夫之经营论著，具悉其中，下及于方外、闺秀、外夷之作，无不兼采并录，所以示明德之大、明文之盛，足以昭布于无穷。所恨僻居一隅，见闻有限，未能尽窥海内之大全，尚望博雅君子补我未备云。 崇祯四年春仲，晋江何乔远序。” 韩如璜《皇眀文徵序》 明·崇祯三年庚午（1630年），门徒、罗浮（今广东惠州市博罗县罗浮山）韩如璜（字姬命）为作《皇眀文徵序》，曰： “《皇明文徵》者，吾师少司空何公所以黼黻熙朝者也。（“黼黻”：原意指衣服上“黑白”、“黑青”相间的精致纹路，象征文章好、才华横溢。） 夫文，而犹然一技尔也，嘈囋靓丽，徒类俳优；绮合棻铺，何益殿最？嗟弥文之丧质，致末俗之效尤，先正葢恒芡之奚、黼黻之有藉为，而君子不谓技也。 顾吾稽是选，上自二祖列宗，下逮诸王、缙绅、勋戚、藩裔、韐弁、韦布，以及释衲、羽衣、狄褕、綦缟，即外夷之航海观光而至，莫不赜搜而幽探兼采，而并裒（“裒”：聚集）矣。 吾槩（“槩”：通“慨”）诬其能不以技视文也，故收之吾徒为此舌本，闲强聊自欺其脏神。吾宁污乃及此，而吾从采裒既成，卒业回环，则絮苫藤角间萃为熊熊魂魂光气，苟非赭衣不灵英玄如豆必不作雕虫小技观，又安所俟（“俟”：等待、等候）。吾之污者，则吾尤连类而詧（“詧”：察）之，今夫合浦采珠，讵（“讵”：怎）滥鱼目而耀夜之景复难，多索于旁唐之中林邑飞金，每如萤火而阳迈之精，更非多获于坌然之内，则索而获之，有不易言者矣。 计是选，御制而下所收，若而人，若而首，巳不啻（“啻”：只，仅）奢；然而上下二百七十□所收，若而人，若而首，又不啻俭。即累朝圣明首出，不若晋、魏以降之君矜虫鬪（“鬪”：同“斗”，战斗，争斗）鹤，而又非曰英华，刊落空鞹（“鞹”：同“鞟”，去毛的皮革）氋氃（“氋氃”：毛貌），乃犹一朝之制不数体，一体之选不数篇，况所谓若而人、若而首，忱（“忱”：诚，信）更非徒出族之尤而举，皆出尤之尤者，抑刘邵（“刘邵”：刘劭，三国·魏国·大臣，历任尚书郎、陈留太守、骑都尉、散骑常侍）又云众人，但知贵其出巳之尤，而不知出尤之尤。 吾复得陆机（“陆机”：西晋著名诗人，官至后将军、河北大都督）二言以笺之矣，曰：‘形过镜则照穷，物胜权则衡殆。’ 故吾揣人之读是选也，举所为烂若云霞、响若宫商、沛若河汉、骤若风雨，无不种种具矣，而亦有貌乎尔尔，流艺苑而膻者，枚而举其目，每有所未具焉；举所为内根理学、外明政治、前昭典故、后关世教，无不种种具矣，而亦有质乎尔尔，播史传而轰者，枚而举其目，又每有所未具焉。钊必以为闻见之所逸，必以为鉴赏之或遗，而不知锱铢以考之毫芒、以辨之貌乎？尔尔而其立干之质，有不尔尔矣；质乎尔尔，而其垂条之文有不尔尔矣。 葢所徵者文也，则未有贵其不文者，而又贵有所以文，君子所以不谓技也。 梁·昭明（“昭明”：南朝·梁太子萧统的谥号。主持编撰《文选》，史称《昭明文选》）非必能不谓技者，而两都二京甘泉羽猎，犹有规讽之遗焉。 左思（西晋文学家，官至秘书郎）以魏比唐、虞（“唐、虞”：上古唐尧与虞舜的并称）固甚非伦，然独重本实，而诋马、班（“马、班”：指汉·司马迁和汉·班固，一著《史记》，一著《汉书》）称引之虚张，犹有任土作贡、居方辨物之遗焉。 至于玄晏（晋·皇甫谧号“玄晏”）则曰：‘纽之王章，本乎劝戒，而陈思论文，又能独标仲尼（孔子字仲尼），则昭明意亦可窥。’ 选所以传，谌斯之故。借使选皆浮藻，未必至今传矣；又使选皆枯杨，更未必至今传矣。 况先生处则洙泗（“洙泗”：山东曲阜北的洙水和泗水，指孔子故乡），出则禹、皋（“禹、皋”：指“大禹”、“皋陶”），本其所以为人者，而声之为文；复本其所以为文者，而衷之为选。故其选也，名理巨论以扶其质，贯串渊塞以摅其文，遂使秦、汉让精醇，六朝让典则，唐让实而宋让华，而大明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其所以黼黻熙朝，岂不休乎，有烈光哉。 故吾恒言先生所选文，直比尼父（孔子字仲尼，文人尊称“尼父”）之述书；所选诗，直比尼父之删三百；而所以征皇明也，直比尼父之从周，从周之文文之所以在兹也。 先生间亦贻璜以诗曰：‘禹皋洙泗含灵文，吾子于此探清芬。’吾师徒聚乐，动以禹、皋、洙泗相劝勉；而士林想望《文徵》之出，往往窥之文字之间，吾为此惧滋甚。夫《文徵》，犹愿学洙泗之一班也。 先生为一家之言，则有诸集；为一乡之言，则有《闽书》；为一朝之言，则有《文徵》；又有明书，曰《名山藏》，分纪传编年二体，皆久处镜山时所学于洙泗者，今诸集、《闽书》咸寿诸梓矣。春秋之作，游夏不能措一辞，《名山藏》是也，删述之余，序之以卜商说之以端木，吾于《文徵》竭驽焉。若夫禹、皋事业，正在遭逢尧、舜之日乎；正在遭逢尧、舜之日乎！ 先生毋浩然作镜山之思、用行之道，璜虽不敏，请有以为先生质。 崇祯三年岁在庚午腊有八日，罗浮门人韩如璜谨序。”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93·集部46·明文徵》收存入目，记曰： “《明文徵》七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何乔远编。 乔远有《闽书》，已著录。（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闽书》） 是集以明代诗文分体编次，各体之中又复分类，自洪武（1368—1395年）迄崇祯（1628—1644年）初年。 自序云：‘国家之施设建立，士大夫之经营论著，悉具其中。下及于方外、闺秀，无不兼收并录。’然其稍伤冗滥，亦由于此。 其附时艺数篇，则《宋文鉴》例也。” 选录标准与偏重 求全尚博 自正德程敏政《皇明文衡》之后100余年，收诗又收文的的总集并不多见。何乔远在前人总集的基础上加以扩充，使成基本反映有明一代文学创作的总集。 靳于中《皇眀文徵序》所谓：“三百年来大典礼、大建置、大议论、大匡拂，以至贤奸之进退，利弊之兴革，治乱之倚伏，边防、吏治之得失，兵甲、器械、刑名、钱赋之琐细，靡不犁然具备。论象纬则天官，胪山川则地志，谈风俗、形胜则平凖河渠，而名德、高行、儒林、文苑、循良、节侠、山林、方伎之士，无不赅（通“该”，具备）也，无不晰（明白清初）也，勒为碑版；即世家、列传之分门，播为声歌，具颂媺（“媺”：同“美”）剌回之奥义。”（见上文） 推崇复古派 复古是明代的主旋律，具体到文学领域，影响也是最深远的。因而《皇眀文徵》所选录，无论入选的文人数量，还是作品总量，复古派都占据主要位置，约占三分之一强。 不以人废言 如严嵩是历史上著名的佞臣和贪官，生前即罢官徙死，遭时人唾弃，但其诗文仍有独到之处。时人何良俊就赞曰：“严介老（严嵩号“介溪”）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雅严重，乌可以人废之。” 《皇明文衡》选严嵩诗7首、文1篇，虽入选篇数不是很多，但确能反映严嵩诗文的创作特色。 如严嵩五言律诗《郊行》： “沙路平如掌，郊行吟望赊。山围四野碧，河抱一村斜。 重官爵名望 《皇明文衡》共录选200余文人，其中大部分为高官名显者。 重乡邦文人 何乔远是福建泉州晋江人。 福建自明初林鸿、高棅等人为代表的“闽中十才子”崛起文坛，代不乏才人，泉州更是昌盛，有“海滨邹鲁”之称。 《皇眀文徵》选录作家、作品时，何乔远把目光自然而然更多投向泉州。复古派主将、名列“七子”之一的王慎中，泰州学派一代宗师李贽，为明代文人翘楚，入选自不必说，名列“温陵五子”的黄克晦、杨道宾也有多首诗文入选。（详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慎中、李贽、黄克晦、杨道宾》） 对黄宗羲的影响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州先生”，明末清初余姚黄竹浦人（今明伟）。 交游甚密 明·崇祯三年庚午（1630年）四月，何乔远抵南京任工部右侍郎，署户、工二部。古称工部首长为“司空”，时人称之为“何司空”。 时何乔远与黄宗羲交游甚密，常相与诗酒酬唱。 黄宗羲《思旧录·黄居中》：“庚午，何匪莪（何乔远号“匪莪”）举诗社，余与明立（黄居中字明立）无会不与。”[按：崇祯三年庚午（1630年）正是《皇眀文徵》编纂之时。] 黄宗羲《红叶本事诗》（《南雷诗历》）：“昔年曾上凤凰台，红叶纷纷扑面擢。多少名流齐作赋，司空品始归来。” 诗学理念的影响 诗学上，何乔远反对复古派的尊唐黜宋，认为宋诗也有其存在价值。 何乔远《郑道圭诗序》云：“今世称诗者，云唐诗唐诗云尔，余恨不宋，又乌唐也。且乎一唐矣，自分初、盛、中、晚，而何独宇宙之间，不容有一宋也？凡前辈今日不喜宋诗者，目皆未尝见宋。” 何乔远《吴可观诗草序》云：“子瞻（北宋·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诗出于陶（东晋·陶渊明）、白（唐·白居易），鲁直（北宋·黄庭坚字“鲁直”）诗出于杜（唐·杜甫），世之人谓宋之不好焉，甚哉，耳食也！” 此两文收入《明文海》，可见黄宗羲的认同和接受。 黄宗羲自己的论诗文字不多，但观点鲜明，主性情反模拟，主个性反家数，主学问反技巧，都体现了反对尊唐黜宋、为宋诗辩护的意识。 黄宗羲《天岳禅师诗集序》曰；“诗自齐、楚分途以后，学诗者以此为先河，不能纠宋、元诸大家之论，才晓断章，争唐争宋，特以一时为轻重高下，未尝毫发出于性情，年来遂有乡愿之诗。” 黄宗羲《南雷诗历题辞》： “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古今志士学人之心思愿力，千变万化，各有至处，不必出于一途。 今于上下数千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唐；于唐数百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盛唐。盛唐之诗，岂其不佳，然盛唐之平奇浓淡，亦未尝归一，将又复所从耶？ 是故论诗者但当辩其真伪，不当拘以家数。” 《皇眀文徵》对黄宗羲《明文海》的影响 《明文海》的编选，前后费时26年，意在发掘“埋没于应酬讹杂之内”的“情至之语”。 清·康熙七年（1668年），黄宗羲着手编选《明文案》，康熙十四年（1675年）稿成，217卷，收录360余家诗文。继而广搜，至康熙卅二年（1693年），参考明朝各家文集2千多种，增辑为《明文海》482卷；时黄宗羲84岁。 《明文海》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明文总集。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文海》云：“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著作者，当必以是编为极备矣。” 《明文海》未刊行，现存写本十余种。 【编纂体例】 在《明文海》的编纂中，也可窥见何乔远《皇眀文徵》的影子。 《明文海》全书凡分28类，即赋、奏疏、诏表、碑、议、论、说、辨、考、颂、赞、铭、箴、戒、解、原、述、读、问答、文、诸体、书、序、记、传、墓文、哀文、稗文。每体之中，又各为子目，如“赋”之目至16，“书”之目至27，“序”之目至5，“记”之目至17，“传”之目至20，“墓文”之目至13。这种按文体编次，每种文体之下再行分类的方式，与何乔远《皇眀文徵》一致。 【选录趋向】 由于黄宗羲的文学观念受何乔远影响很深，因之在选录作品的趋向上也往往出现一致。这在传记类文章体现得尤其明显。 《皇眀文徵》卷62～65《传》分为“古贤”、“名臣”、“道德”、“文章”、“孝烈”、“节烈”、“义烈”、“奇节”、“独行”、“笃行”、“厚德”、“清德”、“自述”、“闺德”、“艺术”、“支离”、“贤阉”、“物类”18目。 而《明文海》卷387～428《传》分为“名臣”、“功臣”、“能臣”、“文苑”、“儒林”、“忠烈”、“义士”、“奇士”、“名将”、“名士”、“隐逸”、“气节”、“独行”、“循吏”、“孝子”、“烈女”、“方技”、“仙释”、“诡异”、“物类”、“杂传”。 不难看出，传主身份的趋俗尚奇是其共同的选录特点。如《皇眀文徵》卷64“独行”目，收录李东阳《都城古老传》、《王古直传》，郑晓《杜生传》，周思廉《胶东二高士传》等；《明文海》卷409“独行”类收录方孝孺《王进德传》、王直《贫竖子传》、杨士奇《疾退子传》。 《类说》50卷（后世刻本60卷），宋·晋江曾慥编纂。（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曾慥》） 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十月，曾慥罢江西转运判官，侨寓银峰，选汉、魏、六朝、唐、宋各代杂记、小说，编纂《类说》50卷，绍兴六年（1136年）四月成。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类说》六十卷，宋·曾慥编。慥字端伯，晋江人，孝宽曾孙（按：应为曾公定曾孙），丞相怀之从兄也。官至尚书郎，直宝文阁，奉祠家居，撰述甚富。（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曾孝宽、曾会》） 此乃其侨寓银峰时所作，成于绍兴六年（1136年）。取自汉以来百家小说，采掇事实，编纂成书。其二十五卷以前为前集，二十六卷以后为后集。其或摘录稍繁，卷帙太巨者，则又分析子卷，以便检阅。 书初出时，麻沙书坊尝有刊本，后其版亡佚。宝庆丙戌（宝庆二年，1226年），叶时为建安守，为重锓置于郡斋，今亦不可复见。世所传本，则又明人所重刻也。 其书体例略仿马总《意林》，每一书各删削原文，而取其奇丽之语，仍存原目于条首。但总所取者甚简，此所取者差宽，为稍不同耳。 南宋之初，古籍多存，慥又精于裁鉴，故所甄录大都遗文僻典，可以裨助多闻。又每书虽经节录，其存于今者以原本相校，未尝改窜一词。如李繁《邺侯家传》下有注云：‘繁于泌皆称先公，今改作泌’云云。即一字之际，犹详慎不苟如此。可见宋时风俗相古，非明人逞臆妄改者所可同日语矣。” 该书内容丰富，旁征博引。明•天启六年（1626年）的《类说》刻本保留下了曾慥“序”，曰：“余侨寓银峰，居多暇日。因集百家之说，采摭事实，编纂成书，分五十卷，名曰《类说》。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如嗜常珍，不废异馔，下箸之处，水陆俱陈矣。览者其详择焉。绍兴六年（1136年）四月望日，温陵曾慥引。” 《类说》“择类极精，珠汇璧萃”，为后世保存了不少宝贵的资料。该书不仅收有小说、笔记、传记等，还有生物类著作如《茶谱》、《相马经》、《相鹤经》等，有怡情玩物艺术类著作如《书薮》、《画品》、《文房四谱》等，还有养生、地理堪舆等方面的著作；对系历也多所记述，并选录原文，加以阐述其原意。书中还有相当份量的内容言及神仙、灵异之事，如卷3的《列仙传》、《神仙传》、《续仙传》、《五氏神仙传》、《高道传》，卷7的《搜神论》，卷10的《幽怪录》，卷12的《稽神录》，卷33的《真诰》，卷37的《黄庭经》，卷49的《修真秘诀》等，这表明此时甚至更早曾慥就已经关注道教了。有些宋以前的笔记小说虽历久散佚，但也可在该书中得窥大略。 清·法式善《陶庐杂录》云：“考丛书古无刻者，宋·温陵曾慥始集《类说》，自《穆天子传》以下，共250种，并录原文及撰人系历，是为丛书之祖。” 济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山东古典文学学会理事张兵认为：“《类说》是继《太平广记》之后的又一部极为重要的小说类书。” 2011年，在《泉州文库》第一批完成点校正式出版的10部著作中，就有曾慥的《类说》。 一卷，明·泉州晋江俞大猷著，辑入《续武经总要》和《正气堂集》。 《剑经》是中国第一部武术专著。在《剑经》之前，中国武术虽然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已经成熟，但因缺乏整理总结，停止在口手相授，理论零散。《剑经》以棍技为研究对象，对武术的基本原理、原则及其体例与运用，作了精确宏肆的论述，在中国武术特别是少林武术的发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纠正歧讹、维护真传的作用。《剑经》又是一部临战指导性很强的兵书，在明代内忧外患时期用于训练战士，捍边疆平倭寇，受到当代练兵者戚继光等人的大力赞许。 俞大猷身任武职以后，明王朝战备废弛，将帅选自世胄，纨绔习气很深，英雄气少，甚至连跑马射箭也不能。老百姓得不到保障，沿海军民死于倭患的有几十万人。为了强兵练武，杀敌保民，大猷特把平生所学，以长棍为主，写成《剑经》。 《剑经·自序》云： “猷学荆楚长剑，颇得其要法。 吾师虚舟 赵先生（赵本学）见而笑曰：‘若知敌一人之法矣，讵知敌百万人之法本于是乎？’ 猷退而思，思而学，学而又思，思而又学，乃知天下之理，原于约者未尝不散于繁，散于繁者未尝不原于约。 复以质之先师，师曰： ‘得之矣! 夫首之大，嘴牙之小，不相称焉，两不相为用也；手足之大，指爪之小，不相称焉，两不相为用也；身之大，手足之小，不相称焉，两不相为用也。凫以掌大而不能栖，鹜以嘴大而不能啄，鸢以翼大而不能击，狼以尾大而不能掉；鹿以角长而困，豕以肉多而喘，驽以鬣浓而钝，虎以颈短而力，兔以前短而狡，鸡以爪细肩广而善斗，犬以毛浅尾锐而善猎；疾病之人，手足臃肿者懒，脐腹彭亨者倦，头项瘿瘤者偏，腰膂薄弱者痪，前急后曳者踬，无不有势存焉。 圣人制兵师之阵，必有奇有正，必有从有伏，必有扬有备，必有前有后、有中央有左右，必有握奇，必有游阙，其阵不一，各用轻重、饶减、盈缩、远近、疏数之权。度大以称小，小以称大，人以称地，地以称人，无不胜也。 然则舍万物之情以求行阵之法者远矣。 一人之斗有五体焉，一身居中，二手二足为之前后左右。有防有击，有立有踢，一体偏废不能为也。唯伍法具于一人，故起伍之数必五人，两之数必五；伍队之数必五十，卒之数必四辆一车，车之数必五乘。偏之数必五队，军之数必五偏，阵之数必五军，自一人以至百千万人同一法也。 一人之斗，身体手足皆有屈伸之节，屈于后者伸之于前，屈于右者伸之于左；使皆屈而无伸，与皆伸而无屈，僵人而已耳，虽具五体不能为也。故伍必以三人为正二为奇，什必七人为正三为奇，八阵必四隅为正四方为奇，五军必三军为正游阙二广为奇，自一人以至百千万人同一法也。 人之善斗者，一身四肢，屈伸变化有无穷尽之形。故前正而后奇，忽焉正后而奇前，正聚而奇散，忽焉正散而奇聚，忽焉骑正而车奇，自一人至百千万人同一法也；万人之变化犹一人之伸缩，万人之从令犹五体之从心，无不胜也。然则舍一人之身以求行阵之法者远矣。 上古圣人观之于天，察之于物，验之于易，推之于度，取之于身，证之于物，曲尽其理，而立为伍法以教人，可谓明且尽矣。忠臣义士，志可以矢效公忠，而学必求乎实用；气可以远量宇宙，而说又贵于有成；彼览影偶质，岂能改独独，指迹慕远，何救于迟也耶。’ 猷谨将所得要法，著为《剑法》，以告后人。世有真丈夫，当亮予志。” 《剑经》主要阐述剑、射、阵三法。 剑法即棍法，是以棍为主包括各种利器之法。第一条开章明义：“用棍如读《四书》，钩、刀、枪、钯如各为一经。《四书》既明，六经之理亦明矣。若能棍，则各利器之法从此得矣。” 剑法共180条，分为总诀、步法、技击法三部分。总诀包括刚柔、阴阳、攻守、动静、审势、功力、手足动作的运用原则。步法有习步法和总步法。习步法分钯习步法和棍习步法。总步法目计三十五，即直破、打剃、大剪、小剪、揭等。技击法是实际应用，是适应实战的需要，有170条。 射法16 条。主要记述量力调弓法、量弓制矢法、马上把箭法、练射方法等。 阵法四形，即驻阵二形（圆形、方式） 、战阵二形（三叠势、夺前蛟势）。 并强调驻阵 要表里相应，首尾相救，阵队相容，形名相制，冲之不乱，撼之不动； 战阵则强调进退整齐，止以齐之，节而制之，千古之法，尽在于此。 《剑经》是一部记兵器的斗法和阵法的战术书。从教练一人到军伍编制、战术思想。行兵接敌，主后发制人，制人而不制于人。还强调教习技艺的重要性，一再指出：“练兵必先练胆，练胆须习技艺，艺高则胆自雄。” 戚继光赞曰，千古奇秘尽在于此，近用此法教长枪收明效，极妙!极妙! 俞大猷在结束语云：“倘得数万之兵，教阅经年，东倭何能逞? 今之为大将者，莅事欲求满千之人而教阅之亦不可得，临事则与之以乌合之众，望之以旦夕之效，责之以寡胜众、以弱胜强、以疏胜精之能，夫安有是理耶!忠于谋国者愿加之意。” 《重订易学说海》8卷，明·晋江郭宗磐撰。原名《易学说海》，后自加厘正，更名。（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郭宗磐》） “《重订易学说海》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明·郭宗磐撰。 宗磐号鹏海，晋江人。
其曰‘重订’者，盖此书先经付梓，后觉其未善，复自加厘正云。”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昭代典则》二十八卷，明·黄光昇撰。 光昇字明举，晋江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黄光昇》） 是书起元·至正壬辰（至正十二年，1352年）明太祖起兵，至（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而止。编年纪事，每条皆提纲列目。 其前四卷，自（元）至正壬辰迄洪武建元（洪武元年，1368年）以前，以明纪年，而元事则随年附见。虽当时臣子之词，然（元）顺帝北行以后，以明纪年可也。若至正戊申（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以前，非惟元祚未移，俨然共主，即韩林儿龙凤纪年，明主亦自奉其朔。乃于其初起兵时即削元号，究非万世之公论也。” 《欧阳行周集》，又名《欧阳行周文集》、《欧阳四门集》、《欧阳助教集》，10卷，是唐·泉州欧阳詹（字行周，官四门助教）撰著的1部诗文别集。唐·大中六年（852年），福州团练副使、佥部员外郎、司勋员外郎李贻孙为编次并作《序》。（详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欧阳詹》）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67·人物·泉州府·儒林·唐·欧阳詹》：“有集十卷。” 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45·人物3·泉州府·唐·欧阳詹》：“著有文集十卷。”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7·人物志·名臣1·唐·欧阳詹》：“有文集十卷，刻在郡斋，李贻孙序之。” 民国《南安县志·卷45·艺文志1·著述书目·唐·欧阳詹《四门文集》》：“欧阳詹《四门文集》十卷，见《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作“一卷”。”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述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欧阳行周集》： “《欧阳行周集》十卷（福建巡抚采进本），唐·欧阳詹撰。 詹字行周，泉州人，举进士，官至四门助教，事迹具《新唐书·文艺传》。 其集有（唐）大中六年（852年）李贻孙序，称‘韩侍郎愈，李校书观洎君，并数百岁杰出’。今观詹之文，与李观相上下，去愈甚远。盖此三人同年举进士，皆出陆贽之门，并有名声，其优劣未经论定，故贻孙之言如此。然詹之文实有古格，在当时纂组排偶者上。韩愈为《欧阳生哀辞》，称许甚至，亦非过情也。 《太原赠妓》一诗，陈振孙《书录解题》力辩函髻之诬。考《闽川名士传》载詹游太原，始末甚详。所载孟简一诗，乃同时之所作，亦必无舛误。又考邵博《闻见后录》载：‘妓家至宋犹隶书籍，珍藏詹之手迹，博尝见之。’则不可谓竞无其事。盖唐、宋官妓，士大夫往往狎游，不以为讶，见于诸家诗集者甚多，亦其时风气使然，固不必奖其风流，亦不必讳为瑕垢也。 惟王士祯《池北偶谈》摘其《自诚明论》，‘尹喜自明诚而长生，公孙弘自明诚而为卿，张子房（张良）自明诚而铺刘（刘邦），公孙鞅（商鞅）自明诚而佐赢（赢秦）’诸句，以为离经畔道，则其说信然。然宋儒未出以前，学者论多驳杂，难以尽纠，亦存而不论可矣。” 版本 《欧阳行周集》自唐开始，历代镌刻版本甚多，不可尽述。如：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欧阳詹集》10卷，系唐·李贻孙编次，名《欧阳行周文集》，其中卷1“赋”，卷2～3“诗”，卷4～10为文，有“记传”、“铭颂箴论”、“述文”、“序启”等，共142篇。有宋·蜀刻本和明·弘治、正德刻本；清《四库全书》亦加收录。 明·徐坳编次《唐·欧阳先生文集》8卷，凡赋1卷、诗2卷（古今体分编）、文5卷，附录1卷，所收篇章较10卷本完备，有万历刻本。民国《南安县志·卷45·艺文志1·著述书目·唐·欧阳詹《四门文集》》：“明·叶向高等重订刻本作‘八卷，附录一卷’。” 清·乾隆秦恿复抄本有补遗1卷。 清·嘉庆《王氏汇刻唐人集》所收《欧阳四门集》，亦8卷。 《全唐诗》收欧阳詹诗1卷。 旧抄本《欧阳行周集》6卷、附录1卷，藏台湾“中央图书馆”。 近代缪荃孙辑《三唐人集》本有校记1卷。 《四部丛刊》则据明·正德本影印。 单收诗歌的，有《欧阳助教诗集》1卷，清·席启寓辑《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又《中唐欧阳詹诗》1卷，龚贤辑《中晚唐诗纪》本。 等等。 唐·大中六年李贻孙《序》 唐·大中六年（852年），福建等州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正议大夫、使持节都督福州诸军事、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贻孙为《欧阳行周文集》编次并作“序”。文曰： “李贻孙《欧阳行周文集序》 欧阳君生于闽之里，幼为儿孩时，即不与众童亲狎，行止多自处，年十许岁，里中无爱者；每见河滨山畔有片景可采，心独娱之，常执卷一编，忘归于其间。逮风月清晖，或暮而尚留，窅（“窅”：怅惘）不能释，不自知所由，盖其性所多也。未甚识文字，随人而问章句，忽有一言契于心，移日自得，长吟高啸，不知其所止也。 父母不识其志，每尝谓里人曰：‘此男子未知其指何如，要恐不为汨没之饥氓也。未知其为吉凶邪？’乡人有览事多而熟于闻见者，皆贺之曰：‘此若家之宝也。奈何虑之过欤？’ 自此遂日日知书，伏圣人之教，慕恺悌之化，达君臣父子之节，忠孝之际，惟恐不及。操笔属词，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容易，由是振发于乡里之间。 建中（780—783年）、贞元（785—805年）时，文词崛兴，遂大振耀，瓯闽之乡，不知有他人也。 会故相常衮来为福之观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颇嗜诱进后生，推拔于寒素中，惟恐不及。至之日，比君为芝英，每有一作，屡加赏进；游娱燕飨，必召同席。君加以谦德，动不逾节，常公之知，日又加深矣。君之声渐腾于江淮，且达于京师矣。时人谓常公能识真。 寻而陆相贽知贡举，搜罗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无伦比，故君名在榜中。常与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韩侍郎愈、李校书观，洎君并数百岁杰出，人到于今伏之。 君之文新无所袭，才未尝困。精于理，故言多周详；切于情，故叙事重复；宜其司当代文柄，以变风雅。一命而卒，天其绝邪！ 君于贻孙言故旧之分，于外氏为一家。故其属文之内多为予伯舅所著者，有《南阳孝子传》，有《韩城县尉厅壁记》，有《与郑居方书》，皆可征于集。故予冲幼之岁，即拜君于外家之门。 大和（827—835年）中，予为福建团练副使日，其子价自南安抵福州，进君之旧文共十编，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请序。已诺其命矣，而词竟未就。价微有文，又早死。 大中六年（852年），予又为观察使，令访其裔，因获其孙曰澥。 不可使欧阳氏之文遂绝其所传也，为题其序，亦以卒后嗣之愿云。” 南宋·嘉定十二年真德秀《题跋》 南宋·嘉定十二年己卯（1219年），泉州太守真德秀为重刊《欧阳四门集》题跋。（详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真德秀》） 民国《南安县志·卷47·艺文志3·表疏策启跋考等·跋·《欧阳四门集》题跋》： “《欧阳四门集》题跋（宋·真德秀?西山，谥文忠） 《欧阳四门集》锓版（“锓版”：刻书）郡斋有年矣。 嘉定己卯，郡士林彬之为余言：‘四门之文、之行，昌黎?韩文公（韩愈）盖亟称之。至黄璞为《闽中名士传》乃记太原妓一节，观者疑焉。近岁黄君介、喻君良能，尝为文以辨，谓宜登载编末，以澡千载之诬。’ 余曰： ‘四门之行获称于昌黎（韩愈），而见毁于黄璞，后之君子将惟昌黎是信乎？抑惟璞之惑乎？二君虽无言可也，不载之编末亦可也。虽然，有一焉。 自世之学者离道而为文，于是以文自命者，知黼黻（“黼黻”：泛指礼服上所绣的华美花纹）其言而不知金玉其行。工骚者有登墙之丑，能赋者之污，而世之寡识者，反矜诧（“矜诧”：夸耀）而慕望焉，曰：夫所谓学者，文而已矣。 【按： ①“工骚者有登墙之丑”：“工骚者”指战国·楚·宋玉。“登墙”即攀爬墙头。典出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东家之子……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后世即以“登墙”代指男女越礼相悦。 ②“能赋者有涤器之污”：“能赋者”指汉·司马相如。“涤器”即洗涤杯盘碗碟。典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文君久之不乐……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 华藻患不缛，何以修敕（“修敕”：谨慎不逾矩）为？笔力患不雄，何以细谨（“细谨”：拘泥细微末节）文者，特饰奸之具尔，岂曰贯道（“贯道”：犹载道）之器哉？彼宋玉寓言以讽，未必真有是。若相如之事，则君子盖羞道之。服儒衣冠，诵先王言，不惟颜（颜回）、冉（冉求）是学，而曰吾以学相如也，抑何其陋耶？四门之谤不白，于四门乎何伤？’ 余惧夫士之苟焉自恣者将曰：‘四门，唐名士也，而有此，吾为之奚尤？’则璞之一言不独以厚诬四门，且将祸学者于无穷也。乃刊二君之文，如彬之请。又附其说如此，庶几有补于万一云。 九月庚子，建安真德秀谨书。” 明·弘治蔡清《序》 明·弘治（1488—1505年）间，《欧阳行周先生文集》自内阁录出，在泉州刻梓印刷，蔡清为之《序》。（详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蔡清》） 民国《南安县志·卷46·艺文志2·序·《欧阳行周先生文集》序》： “《欧阳行周先生文集》序（从祀庙庭蔡清?虚斋，晋江） 闽人登进士第自欧阳詹起始，次昌黎?韩公（韩愈）之言也。 夫以一第倡一方，此其人物似未足多者，何至动韩公之纪录也？盖闽自汉武帝徙其民于江淮间而墟其地，至唐之中世，民之生聚犹且无几，而况于人物乎？犹欧阳先生秀出凡民，早知从事于周公、孔子之道，文行蔚然，观察使常公深奖异之。 至京师，受荐陆宣公（陆贽字敬舆），与韩公（韩愈）及李观、李绛、崔群诸公与联第，皆天下之选，时称‘龙虎榜’焉，则其视寻常一第者，固有间矣，谓非一时之豪杰不可也。 自是闽士始知所向慕，儒风日以振起，相师不绝。迤逦至于杨龟山、李延平辈，分河、洛之派，授之朱子，而正学大明，道统有归，吾闽遂称‘海滨邹鲁’矣。 是殆有类于瓜瓞之势，其蔓不绝，至末而益大者，谓非先生实为之根柢，不可也。 先生手著文集，前辈称其精于理而切于情，可谓其非止工于辞者。今冢宰、福郡林先生自内阁录出，以传吾师信丰尹庄世平、王先生，因刻之于梓。力未克成，郡守、弋阳吴公克明[吴晟字克明，弋阳进士，弘治十六年（1503年）以户部郎中任泉州知府]闻之，曰：‘是闽中文献也，吾当有以表章之。’遂捐俸以毕其工，而属清一言。 顾先生家世、履历、行业，详载《唐书》本传及李公贻孙之序者，已刻其卷端，无庸清小子之赘矣。兹特揭其所系于斯文一脉者如此，使后之人知先生之功在吾闽者，不止为进士第破天荒而已也。” 清·康熙陈迁鹤《序》 清·康熙（1662—1722年）间，欧阳詹裔孙欧阳晄捐资授梓《欧阳行周公集》，陈迁鹤为之《序》。（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陈迁鹤》） 民国《南安县志·卷46·艺文志2·序·《欧阳行周公集》序》： “《欧阳行周公集》序（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陈迁鹤?介石，寓贤） 江以南山水，惟吾闽得其完气。山自嶓岷分，南条盘庾岭，越金陵，抵广信，东尽于会稽，面皆西北向，不得自立城廓。而闽则霞峤披幔千余里，南抱八州，屹然独成关轴。水自沱漾而下，荆山之流过汇豫章，豫章之流同归淮扬。在蜀楚，有水注诸他邦；在三吴，有水受诸别境。而闽则上游诸溪会剑津，直趋沧海；下游诸水独力赴海，无他注，无别受，盖天地所钟萃而气特完于是也。而是地又不产珠玑之宝、犀象之雄、异木怪石之奇，以供玩好，是山川完气无分于物而专孕在斯人也。 然自汉武开疆后至唐·贞元八年（792年），欧阳行周公始举进士，为八闽开科首。岂天地之气郁之久始开之宏耶？抑初倡之人必间千年乃生，与命世同耶？窃观韩子（韩愈）所称，合诸《新唐书》所纪，公初倡之功大矣。 公未生，闽人虽有长材秀民通文书吏事，亦不肯出仕。夫所通在文书吏事，亦不肯出仕，则六艺之旨未畅。谁精于立言，不出仕则经济之业不章；谁骏于立功，于焉望圣贤之宫而未涉其陈；谁纯于立德言之敛功、之韬德、之隐山川，浑朴尚閟，闽之为风，犹太古耳。 从公之起，而闽人始大文章之规，始恢作宾之志，始励富有日新之养。嗣是以来，华国之士踵相接也，节义之贤、勋名之彦肩相比也。绵衍至南宋，真儒勃兴。及今日，闽学大行海内，缝掖（缝掖：亦作“缝腋”。大袖单衣，古儒者所服，代指儒者）之徒舍闽学无由学也，可谓盛矣！ 夫龟山（北宋·杨时，字中立，号龟山）、考亭（南宋·朱熹，称考亭先生）诸大儒，实绍道统之传。然‘其菑其翳，屏之何年？其压其拓，剔者何氏？’（语出《诗经·大雅·皇矣》）由是言之，闽之山得天地完气，公则剜其隙而为之启宇者乎？闽之水得天地完气，公则浚其源而为之导使深广者乎？韩昌黎（韩愈字昌黎）诗云：‘想当施手处，巨刃摩天扬。’公之于吾闽，殆昌黎所云‘崖岸划崩豁，乾坤摆雷硠’者乎？ 集自唐迄今，流传日久，藏本散失。兹公之裔孙晄捐资授梓，而问序于鹤。 今鹤，弇鄙人也，不能窥公津涘（“津涘”：比喻途径），重歉不敢。已而思之，公为闽文祖，后起者皆其属孙；扬公为闽文师，后起者皆其弟子。矧公发祥在武荣高盖山，相沿以诗名乡。鹤读书高盖山下二十余年，高山仰止，匪伊朝夕。孙颂祖，弟赞师，文过质无害。又因是得抒生平之企慕，有大惬于志者，遂不辞而附微言于后。” 二十卷 ，初名《古今诸法法要》，五代·泉州招庆寺僧静、筠二禅师（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静、筠》）编撰于南唐·保大十年(952年)泉州福先招庆院，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禅宗史料总集”。 现存《祖堂集》刻本，系高丽海印寺于高宗三十二年(1245年)所刻。 主要内容 《祖堂集》是禅宗现存最古的灯录，是研究初期禅宗史的珍贵资料。 《祖堂集》收集了从形成禅宗渊源的过去的七佛、西土28祖和东土6祖到编者时代的禅宗祖师的法系、传记和代表各自家风的问答语录。高丽本目录后说载有二百五十三人，实有二百五十七人，附传不载目录者十余人，如牛头六祖只有慧融(法融)，神秀、普寂等都仅附见于牛头山智威法师四世鸟窠传中，大抵只录南宗一系，其余一概从略。这257人中 ，最近的一位就是编撰者的师父“福先文僜 (省僜)”。 《祖堂集》以雪峰（义存）一系为基本线索，从印度第一祖摩诃迦叶，到中国第六祖慧能及其门下传灯祖师们的传记，末尾都附有省僜亲笔题词 ，并为写“序”。所录祖师慧能下有行思等八人，荷泽下至宗密止。马祖下有大珠等三十二人，雪峰下有二十一人，这些人的卒年有仅见本书的。（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义存、省僜》） 大颠与韩愈的交涉，本书为唯一文献。 《祖堂集》详载海东（朝鲜）宗师之传承，收录海东禅师道义、慧禅师、洪直禅师、玄昱禅师、通晓、无染、双峰、顺之、玄讷等，保存了朝鲜禅史最古的史料，是研究禅宗在朝鲜传播的珍贵资料。其后的《景德传灯录》中，新罗、高丽禅师见于目录者有三十余人，而列传的仅十二人，每人又只有几十个字，本书则比较详尽。 《祖堂集》所记泉州禅僧有雪峰、涌泉、化度、招庆等寺13人，为研究禅宗在泉州的发展提供参考资料。 传法要一层也编得很好，特别是保存了好些歌行偈颂。举其大者：如懒忄赞和尚《乐道歌》，腾腾和尚《乐道歌》，开南和尚《乐道歌》，丹霞和尚《弄珠吟》等，都可和《景德传灯录》对勘；另外如《孤寂吟》、《重义颂》等，则为《景德传灯录》所无。 本书未列西天二十八祖与震旦六祖之名，只从迦叶到慧能列了三十三代，这与敦煌本《坛经》连过去七佛到慧能三十九祖对照看，可见已用《宝林传》二十八祖之说，与后来灯录一致。 《祖堂集》是用唐五代的俗语写成的，夹杂很多俗体、异体、简化体、变体的文字，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风俗、语言文字、语法的珍贵资料。 此书以宗旨的弘传为主，关于史实，多有缺失。例如省僜之师保福从展在此书编撰之前二十五年(天成三年，928年)就已死了，而本书却未载明。 省僜《序》 “泉州招庆寺主净修禅师文僜（即省僜，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省僜》、《泉州寺庙·招庆寺》）述： 夫诸圣兴来，曲收迷子。最上根器，悟密旨于锋芒未兆之前；中下品流，省玄枢于机句已施之后。根有利钝，法无浅深。矧乎圣人虽利生而匪生，圣人虽兴化而宁化。苟或能所斯在，焉为利济之方？然遗半偈一言，盖不得已而已。言教甚布于寰海，条贯未位于师承。常虑水涸易生，乌马难辩。 今则招庆有静、筠二禅德，袖出近编古今诸方法要，集为一卷，目之《祖堂集》。可谓珠玉联环，卷舒浩瀚。既得奉味，但觉神清。仍命余为序，坚让不获，遂援毫直书。庶同道高仁，勿以讥诮。 《祖堂集》的传播和重新发现 “《祖堂集》大约直到北宋初还在流行”。北宋·日本禅学大家佛日契嵩（1007—1075年）在自撰自注的《夹注辅教编》中说他看过《祖堂集》，北宋·皇家图书馆目录《崇文总目》也有《祖堂集》。 《祖堂集》以后就“逐渐在中国本土失传”。其原因直到现在都还在研究之中。有一种说法是可能与宋·景德元年(1004年)出现的三十卷本的《景德传灯录》有关。《传灯录》以其机遇，被编入《大藏经》。由于木版印刷术的普及，竟在出家人和士大夫中广为流传 ，并长期作为禅宗史书的权威；而《祖堂集》没有被编入《大藏经》，逐渐失去读者，最后被凐没。 更奇怪的是，在韩国和日本都完整地保存有好几套古本高丽版《大藏经》副版，而《祖堂集》传本却一本也没有传下来。 《祖堂集》后来流入高丽（朝鲜），流入年代不详，只知道高丽高宗三十二年（1245年）分司大藏都监匡隽开凿《祖堂集》二十卷的完整版本。朝鲜海印寺所藏《祖堂集》说：“已上序文，并《祖堂集》一卷，先行此土（即朝鲜），尔后一卷齐到。谨依具本，爰欲新开印版，广施流传，分为二十卷……今以沙门释匡隽所冀，中华集者，永祛惜法之痕”。 《祖堂集》在朝鲜雕刻后，在远离京城的伽耶山海印寺保管起来，其他地方是否有《祖堂集》的传本，也不知道，在朝鲜的古代禅宗史书中没有人提到这部书。对照一下历史，高丽·高宗三十二年正是蒙古骑兵奔驰在这个国土上的时间，高宗逃离京城到江华岛，《大藏经》版本全部搬到海印寺保管起来。 《祖堂集》的重新出现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年。“日本·大正初年（1912年），日本学者关野贞、小野玄妙等对韩国庆尚南道陕川郡伽耶山海印寺所藏高丽版《大藏经》（高丽·高宗三十二年，南宋·淳祐五年 ，公元1245年编印）的版本进行调查，从其藏外版的补版中发现了《祖堂集》二十卷的完整覆刻版本木板……据说现在此版已被韩国政府指定为国宝，禁止覆印”。 1945年以后，日本花园大学复印了《祖堂集》本文普及本，为研究《祖堂集》提供了资料。 1965年，韩国东国大学出版《晓城赵明基博士华甲纪念佛教史学论丛》，附录海印寺《祖堂集》原本的全卷影印本，为国际学术界研究带来很大方便。 《祖堂集》的重新发现，也引起世界许多国家学者的重视，翻译成日文、英文、法文等多国文字，多方面展开调查研究。 1989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者孙立川特地来泉州寻找《祖堂集》作者静、筠二禅师所在寺院招庆寺的遗迹，并影印《祖堂集》20卷赠送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祖堂集》终于由日本传回泉州。 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高丽覆刻本《祖堂集》。 1996年，岳麓书社出版标点本《祖堂集》，为中国大陆学者研究《祖堂集》提供了方便条件。 2003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原装线装书《祖堂集》，由著名学者饶宗颐题签，泉州副市长周焜民撰序、孙立川撰出版说明、秦岭雪作跋。 周焜民《重刊<祖堂集>序》 “庚午夏，余游琉球，京都邮《祖堂集》一函至，盖花园大学庋藏高丽雕版之影箨，禅宗鼎鼐之典也。沧海遗珠，异代重睹，欣喜何似！ 此书出泉州五代名刹招庆寺。寺在北山阳，唐·天佑三年（906年）轫创，王延彬迎慧稜主之。慧稜迁长庆，道匡接席。南唐·保大三年（945年），省僜继后招庆和尚住山，是皆雪峰义存法脉也。是年，留从效讨朱文进，战于北郊，寺燬。从效据泉，舍南园建南禅院即今之承天寺，招庆旧业并焉。省僜开堂，成大法席。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年），寺僧静、筠编《祖堂集》竟，省僜六秩晋一，为之序，开灯录之先河。出五十年，始有《景德传灯录》问世焉。《景德灯录》敕丽梵夹，赖以风行，而《祖堂》一集宋初佚，人无复见矣。（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延彬、省僜、招庆和尚、义存、留从效、静、筠》、《泉州寺庙·招庆寺、承天寺》） 今幸获海东新开之版，宁无孔壁古文重见之慨乎？余负而归，付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倏忽十有二载，涩于梓行之金。辛巳岁，过香江，邂逅曾君文解，俱告始末，诺玉成之。吾泉洎花开五叶，高僧世出，香象渡河，南禅之学渊渊乎其若海，绝版重椠，玉韫而辉，抑亦胜缘乎？ 昔尝为泉南少林寺之重建倡，既蒇，禅拳且盛，乃请以寺刊布之，藉资供养。 邮《祖堂集》者谁？吾乡之才俊孙君立川也，时适游学东瀛，治版本学，攻博士科。且付梨枣，爰叙颠末如次。 岁次壬午嘉平温陵执节周焜民序于郡东丰泽诎庐。” 对《祖堂集》的研究 《祖堂集》被发现后，日本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 1926年大屋德城的《朝鲜海印寺经版考》（《东洋学报》15—3），对海印寺所藏藏外补版及杂版的调查成果进行报道，其中包括《祖堂集》。 1943年宇井伯寿《第三禅宗史研究》，对《祖堂集》全文进行研究而新编中国禅宗史。 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的柳田圣山对《祖堂集》研究花费精力最大，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誊写刻印《祖堂集》和抄写语汇卡片。1980年至1984年将抄录的卡片整理为《祖堂集索引》出版。他为《索引》第一册写的《绪言》、为第二册写的《祖堂集解题》，对《祖堂集》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他1953年发表《祖堂集的资料价值》（《禅学研究》第44号）；1964年发表《祖堂集本文研究（一）》（《禅学研究》第54号）；1969至1976年发表《祖堂集的故事1—22》（《禅文化》第51—82号），对《祖堂集》的内容和语言进行较全面系统的研究。 1979年驹泽大学椎名宏雄的《祖堂集的编成》（《宗学研究》第21号），依据佛教史书和中国地方志的资料对《祖堂集》的编撰及其在朝鲜的刊印作了论证。 1987年石井修道所著《宋代禅宗史的研究》中对《祖堂集》的作者、编撰问题作了细致的考察。 太田辰夫的《中国历代语文》（1957年，江南书院）和入矢义高的《祖堂集口语语汇索引》（1962年），从俗语方面对《祖堂集》进行研究。 欧美学者对《祖堂集》也发表一些研究成果。如1970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发表《祖堂集的成立史研究》。 《祖堂集》已引起中国大陆研究者的重视。我国的一些学者在利用《祖堂集》对唐、五代的语言、语法的研究中取得可贵的成绩。如孙锡仁《祖堂集中的疑问代词》（《语文论丛》1983年第二期），蒋绍愚《祖堂集词语试释》（《中国语文》1985年第二期），广顺《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看”》（《中国语文》1986年第3期），陈宝勤《祖堂集总括副词研究》（《学术研究》2004年第2期），《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从《祖堂集》中辑出唐、五代和尚偈颂220多首，陈耀东、周静敏《祖堂集及其辑佚》（《文献》2001年第1期）又从《祖堂集》中掇拾佚侍22首，移正2首，作者17人，新增7人。 但是，在对《祖堂集》的研究中，结合唐、五代的社会和佛教、禅宗的历史对其形成、结构内容、特色的研究，还较为薄弱。 16世纪，泉州的航海者写了一本航海针路的书，书名《顺风相送》（作者佚名），书中载15条航线，从泉州启航的占10条，太武山启航3条，福州启航2条。 《顺风相送》的开篇《地罗经下针神文》，是一篇开航前举行祭祀祷祝的告文，文中罗列奉请的道教神仙从四值功曹使者、历代御制指南针祖师、通阴阳仙师，历代过洋知山、知沙、知浅、知深、知屿、知礁祖师、罗经二十四向位尊神、罗经坐向守护尊神、鲁班师父部下仙师神兵将使、天妃及千里眼、顺风耳部下神兵等等，数十种道教神仙。 《顺风相送》开篇的祷告文曰：祝“扯起风帆遇顺风，海道平安往回大吉，金珠财宝满船盈荣”；“朝暮使船长应护，往复过洋行正路，人船安乐，过洋平善，暗礁而不遇，双篷高挂永无忧”。 而其中航海线路“浯屿大泥吉兰丹”记载如下：浯屿（金门）开船碇内开。用丁未（113度）及单丁（105度）针七更船平南澳坪山外（广东饶平海上南澎列岛）。针路一直往西南方向，直至用坤申（142度）及庚西（172度）针三十更，船取吉兰丹（今马来西亚）港口。是泥地抛船。用单申针七更船六坤，坤身尾有浅，过西边入港是大泥（北大年，在泰国南部）。这说明古代泉州金门出了，经越南、马来半岛到泰国的航线，是借道教八卦方位来计算航程和航向的。 《顺风相送》的作者是航海的行家，又精通道教八卦术，所以能够操作罗盘诸细节，且把航海技术常识神化，这就不是一般道士所能做到的。 宋·福建欧宁（建瓯）人叶廷珪编著。（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叶廷珪》） 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叶廷珪以左朝请大夫知泉州军州兼泉州市舶司提举，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编《南蕃香录》于泉州。 《适园丛书》中《新纂香谱》叶廷珪序云：“余于泉州职事，实兼舶司，因蕃商之至，讯究本末，录之以广见闻，亦君子耻物一物不知之意。” 原书已不存，但在南宋末年陈敬编的《香谱》中保存了它的内容，是研究海外交通史的参考资料。 二卷，北宋·仙游人蔡襄（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蔡襄》）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试茶”著作。 我国是世界上种茶最早的国家。晋·张华《博物志》己记载“真茶令人不寐”。唐·陆羽著有《茶经》，裴文有《茶述》，宋·丁谓有《茶图》。蔡襄任福建转运使时，以上品龙茶纳贡，仁宗面谕“卿所进龙茶甚精”。襄因而记其烹试之法上献。治平元年(1064年)，加以正定，名《茶录》，书之于石以传世。 全书分上下二篇，加前后序。 前序说明进上品龙茶受赞赏，因历代未曾有烹试著述，故撰述上闻，以便观采。 上篇论茶。分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 下篇论茶器。分茶焙、砧椎、茶铲、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 后序记述书稿失而复得，加以正定，书石以永其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