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与泉州

　　背景
　　泉州的鸦片走私
　　鸦片战争期间的泉州
　　鸦片战争后的泉州

背景

　　18世纪后期，清朝在广州重新开放海禁之后，英国才获得在中国开发市场的机会。然而，在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过程中，英国在财务上出现大幅度的逆差。由于来自中国的茶叶深受英国市场的欢迎，而中国国内对于来自英国的货物毫无兴趣，因此英国不得已以国内的白银和黄金来换取中国茶叶，这就给英国的对外贸易造成很大问题。

　　英国本以为可以通过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来倾销本国及殖民地的工农业产品（如印度生产的棉花），不料中国这个能够自给自足、在产品上自我更新的大国，只对出口本国生产的茶叶等有兴趣，自以为“天朝特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就使英国政府和商人在对中国的贸易中需要重新采取新的策略。

　　为打开“天朝”大门，英国只好采取“非常”手段，鸦片贸易作为了英国对中国贸易的主要策略。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形成了对鸦片贸易贸易的垄断。至嘉庆二年（1797年），它把这种垄断权扩张的鸦片的生产领域。为了对中国形成贸易攻势，英国把印度殖民地生产的鸦片，经过海上走私贩运到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港口，收买当地的贪官污吏及非法商人团体进一步走私到内地诸省。尽管鸦片贸易是非法的，但它的成本低，利润高。经过几十年的贸易战，中国终于抵挡不住英国的力量。

泉州的鸦片走私

　　福建等地的鸦片走私问题，明末就已有记载。明《曾羽王日记》云：“余幼年闻有鸦片之名，然未见有吸者，止福建人吸之。”

　　清·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云：“闽、粤旧通番舶”，而“闽、粤一带与西、南洋各国交通最早，故鸦片输入亦为最早”。“请纵言福建泉州，诸河滥急，皆潮至通舟，退潮浅搁，则一潮不能直达，故贼大艘不敢闯入，所守者唯厦门。”

　　雍正七年（1729年），漳州抓一走私鸦片十七公斤，是做成精饼到广东贩卖的。

　　嘉庆十至十一年（1805—1806年） ，悬挂西班牙国旗的鸦片走私船“安那·菲利克斯”号在晋江奸人的带引下，多次驶进泉州港贩售鸦片。

　　嘉庆十四年（1809年），闽浙总督奏书中，有“泉州海盗蔡牵，素食鸦片”之说。

　　当时，泉州府属的厦门、马巷、惠安、南安、同安、金门等地，共有海口84处，村村皆有小船通海。所以，贩卖烟土，莫甚于漳、泉之民。故《清史稿·卷39·陈化成传》云：“嘉庆十九年（1814年）以前，闽洋从无外船游驶。其后，鸦片渐行，漳、泉奸民勾引，遂公然驶至，文武员弁庸懦者不敢攻击番舶，阳收持重之名。”

　　道光（1821—1850年）初，英国鸦片走私船经常停泊今石狮梅林、大坠海面，贩卖鸦片，西岑、西偏、水头、莲埭、岑兜、永宁、高厝等乡深受其害。

　　道光三年（1823年），英国鸦片贩子詹姆士·仔地臣派一艘200吨位的帆船到泉州贩卖鸦片。

　　道光十二年（1832年），晋江林因等串通已正法之王略等，勾结夹板夷船，运载烟土，由广东而至泉州外洋游弋。同年，英国鸦片商分别驾“约翰·比加尔”号和“詹姆西亚”号船到泉州湾和福州销售鸦片，以每箱高过广州市价100银元的价格售出，装回价值数十万银元的现金。此后，英国烟贩头子查顿决定，增加到福建沿海贩烟的船只，每年送泉州官员2万银元，鸦片走私贸易猖獗。

　　泉州贩卖鸦片之盛，数倍于漳州，情形非常严重。泉州鸦片贸易主要是由英商和当地走私者合作进行的。英船停泊在泉州外港（如海林、大坠），走私者把鸦片运入泉州。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月，走私的英船竟有三艘。道光十九年（1839年），一艘英舰到大坠洋面游弋，被驻扎蚶江、石湖的清军开炮击退。

　　道光十九年（1839年），上谕云：“朕因盛京为根本重地，现当查禁鸦片之际，其沿海一带无业闽人，私行潜往，自当妥为驱逐。如有违禁贩卖情事，必应派员查拿。”派到福建调查鸦片走私情况的是刑部右侍郎黄爵滋。

　　黄爵滋奏称：泉州乡村地区如晋江、惠安等地，“均属大姓，多以通夷贩烟为业，其奸首之最著者，除该御史指逸犯施淑宝、施全外，臣邓廷祯昨自漳、泉一带来省，留心访闽，人数甚多。”除晋江县衙口施姓、深沪陈姓、陈埭丁姓外，还列举晋江、惠安各县诸大姓共21村庄74人。（《黄少司寇奏疏·卷13》）

　　黄爵滋还奏称：对于鸦片走私，官吏既然不敢开罪劣绅土豪，更大开方便之门，致使鸦片由泉州沿海，一直转销到本省、外省各地。其推销情形发展很快，“分销则在安溪、南安、永春、兴化各烟馆，并省城南台行店。又由省城各行店分销上游各府。其转运情形……或由泉郡小路，从仙游之胡岭，取道永福赴省。大约舟载十之七八，陆运十之二三。至漏透台湾，并乍浦、宁波、上海、山东、天津之土，皆晋、惠二县本地商渔舯只，在沿海各省经商贸易，多系挂验出口后，在外洋地面泊向夷船贩卖，扬帆径去。此泉郡烟土来去踪迹及囤积分销情形。”（《黄少司寇奏疏·卷13》）

　　鸦片走私的后果是：十九世纪初期，原来在贸易上以茶叶的外销占有绝对优势的中国，逐步出现贸易上的逆转。到十九世纪30年代，则出现大幅度贸易逆差。大量鸦片流入，大量白银流出，贸易逆差的后果不仅局限于对外贸易，而且也对清政府的税收和农民生活造成极端不良影响。

　　如清末泉州人柯淳庵记录柯氏一家从晋江到厦门谋生一事。柯家到厦门做生意，主要是在泉州不易生活。他说：“豪强横噬，胥役蠹害，城狐社鼠……三者不除，虽有善政，民不实受其益”（柯淳庵《柯辂诗文集·卷6》）。“余去乡里一十三年，今日海东归，亲邻都贫穷离散，屋宇萧条，恻然有感”（柯淳庵《柯辂诗文集·卷8》）。

　　当时，福建林则徐、陈化成、陈庆镛（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 陈化成、陈庆镛》）等人，纷纷起来反对鸦片走私，他们把泉州府晋江、惠安、南安三县的走私者，包括21个村庄、74名罪犯呈报朝廷。道光皇帝觉得情形非常严重，下令“认真查拿”。但当时各省官吏得到大批贿赂，竟放私入口，成为鸦片走私的庇护者，任其自由泛滥，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鸦片战争期间的泉州

　　道光二十年（1840年），林则徐再奏曰：“鸦片流毒于己于人天下，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皇帝感到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不得不采取林则徐的建议，严禁鸦片。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去查办鸦片。

　　道光廿年(1840年)，英军入侵厦门，石狮沿海各村举办团练，加紧备战；三月，英舰四艘入侵梅林洋面，提督程恩高率舟师击退之。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三月，闽浙总督邓廷桢奉命暂驻泉州办理海防。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丁丑，林则徐等奏：击毁载烟洋艇。庚辰，英船入浙洋，围定海城。甲申，英人陷定海县。”又云：“秋七月，英师犯福建厦门炮台，参将陈胜元等击之。甲辰，英船泊天津口外。乙卯，英船至山海关等处。八月丙子，英人复犯福建厦门，提督陈阶平击走之。”（《清史稿·卷18·宣宗本纪二》）

　　广东、福建的官吏采取一致行动，福建派人到广东商议抗英事宜，准备迎击敌人进攻，其防御中心为泉州府同安县的厦门岛。

　　厦门是新兴港口。在清朝前期，厦门已成为清朝的军事基地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康熙十五年（167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来厦门贸易，1678年在厦门开设工厂、商馆。据《同安县志》，道光二十年（1840年），“洋船到闽洋图销鸦片，总督饬沿海员弁分路攻击，洋人落水无算，生擒二人，截汉奸船，人船俱获。”这是1840年厦门人民抗击英人的开始。当时，闽浙总督邓廷桢的态度和林则徐一样，强调沿海防御。

　　道光二十年（1840年）5月22日，英军窜入厦门。6月，英船40艘进攻厦门，窜入内港，厦兵打中英船5艘，取得第一次胜利。后颜伯熹继任，主动对英作战，厦门有大炮100门，鼓浪屿有70门。

　　8月（即农历“秋七月”），英兵舰36艘窜进青屿、大担，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攻陷白石炮台。颜伯熹仓惶逃至同安，厦门被占领。

　　不久英舰5艘在厦门战败，遂计划在泉州开辟新战场。据现存于泉州洛阳桥蔡襄祠东廊的一块《重修万安桥记》碑刻云：“岁庚子（1840年），余再莅是郡，桥渐攲，方议修，值英夷犯厦门，溃卒以民悉趋郡，米顿缺……又团练海口一千三百七乡，丁十万人，各自为守，夷船有游弋窥伺晋（晋江）、惠（惠安）间者，皆遁去，全郡仍安。”

　　英国的目的，是使清政府屈服，所以在南方战事不顺时，即北上浙江、上海、天津，威胁清政府的核心地带。道光皇帝抗英心意不坚，“九月乙未，褫林则徐、邓廷祯职，命赴广东候查问”（《清史稿·卷18·宣宗本纪二》）。起用琦善与英国议和，用意割让香港。不久，道光皇帝突又下令宣战，把战争扩大。

　　1842年8月，英军溯长江深入南京，对清政府加以威胁，清政府张惶失措，决计投降，最后与英国签定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历史转折。

鸦片战争后的泉州

　　《南京条约》的签定，标志着中国被迫进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开端。不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中英双方又签定《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清朝又相继被迫与美国和法国订立《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英国割取了香港，勒索了2100万银元的巨额赔款，英、美、法各国获得了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侵略性权益。

　　此外，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尤其《黄埔条约》），还迫使清朝初步承认外国传教团体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播西方宗教信仰的权利。这一权利，后来又连同领土的割让等项目，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签定的一系列条约中，被明确地界定为外国人享有的“便利”。这就使西方传教团体从此能够自由地在中国大地上扩张文化势力。（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宗教·基督教、天主教》）

　　尽管清政府采取投降主义政策，但是泉州民间的抗击斗争一直没有停止。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国军舰进犯泉州湾，至晋江、惠安交界的洛阳桥下，泉州民众英勇抗击，将英舰轰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英舰4艘入侵晋江县梅林海面，被提督程恩高率水师击退。然而，这种抗击，在整个投降主义体制下，注定是无效的。

　　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强行嵌入了一种为外国势力扩张服务的新兴都市中心，这些中心对中国原有的区位体系造成巨大破坏，从而导致传统经济核心区位的彻底式微。

　　作为区域性经济核心区位的泉州城区，在唐以前的地方性商品交易网络的构成基础上，于宋、元时期成为当地以至沟通中外关系的核心地带。在明、清时期经济高压政策的压制下，泉州逐步蜕变为行政核心区位，其对外经济联系的核心地位让位于官方有限的开放港口漳州。（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海丝之路》）

　　“五口通商”后，帝国主义势力选择在泉州府下属的厦门港设立通商口岸，在这个本来属于泉州边陲的地点上扩建通商城市。在这样一种外来的经济扩张策略的影响下，厦门在经济上逐步取代了泉州和漳州的地位。
在旧有经济中心以外建立服务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商城，给泉州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影响。帝国主义势力利用通商口岸的有利地位向区域的腹地倾销商品，造成区域经济殖民化后果。

　　英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大力向中国倾销洋纱、洋布。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国输入的洋纱，从5000磅增至621万磅。短短23年中，竟增加1000多倍。从道光十年（1830年）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的15年中，输入棉布由20万码增到1.1亿码，增加近500倍。洋纱、洋布的价格，非常低廉，只是土布的三分之一。土布的销路被夺去，泉州沿海的农村经济受到很大打击。

　　通商口岸的成立，为进一步的鸦片贸易打开绿灯，成为毒品贸易的集散地，致使整个区域成为鸦片流行的领域，甚至把一些乡村地区改造为鸦片的产地。例如，当时泉州晋江县的张林村（今属晋江市磁灶镇），就是名闻全省的走私鸦片的大本营。石狮一带，也有烟毒惨况。

　　关于泉州鸦片走私路线，据沈汝翰《戎马风涛集》云：“内销之路：或由惠安、洛阳（今属惠安县）、陈三坝（今属洛江区）、晋江河市（今属洛江区）等地，送至仙游地面发卖。或由南安埔头、小罗溪等处，送至永春、尤溪交界地面，再由大船载至延、建地方销卖。建溪船户多系南安人，鸦片搬运既便，兴贩尤多。”

　　鸦片战争以后，泉州的社会经济更处于低落状态，一些泉州人不得已移居通商口岸谋生，使通商口岸成为泉州地区新兴的经济核心区位。清末吴鲁（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吴鲁》）《正气研斋文集·卷4》云：“迩事先大父，时值家道中落，岁如不足自赡……咸丰（1851—1861年）初，土匪窜兴化，货殖仓储，劫掠殆尽……先府君，遂悉弃莆阳旧叶，旅食鹭江（厦门），重谋生计。”